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张康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德治
近几年来，法治与德治的问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社会主义则是德治社会，法治与德治之间能否兼容，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是怎样的，却尚未见到认真的分析。所以，实现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的社会理想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也还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实践和理论遗产中去发现法治与德治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大致确定建立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这项社会工程应当从何处着手。
一、西方关于法治与德治的思想遗产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法治的还是德治的，这是社会制度设计师们长期思考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设计师们总是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一个统一的相互补充和协调的体系。我们知道，柏拉图属于推崇德治的治国论者。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对德治的推崇只是他早期的思想，而到了晚期，则推翻了自己的德治思想，代之以法治的思想。所以，即使在柏拉图那里，早期与晚期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在早期，当柏拉图持
德治论思想的时候，他把城邦中的人分成三个等级，认为这三个等级身上具有三种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是治国的才能，是统治者必备的品质。如果治国者是有智慧的，整个国家便会有智慧；如果治国者无智慧，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愚昧。勇敢是军人必备的品质，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节制是农民和工匠的品质，是控制自己欲望，用高尚的品质抑制低劣品质。统治者是最高的、决定性的等级，他们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担当。他说：“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Ｐ173)但是，这一时期的柏拉图也强调了法律的意义，只不过他是针对于一般人的，而不是针对哲学王的。因为，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哲学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杜绝偏私和拒绝腐蚀的品性，与智慧相比，法律显得蹩脚。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智慧受制于死板和教条的法律，就等于使真实的知识服从于大家的“意见”，使人类的智慧屈从于习惯和偏见。而法律不是为智者创设的，是针对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设立的，哲学家没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学家的统治就是知识或智慧的统治，是理想的治国方式。
到了晚年，柏拉图转而变成了激进的法治论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不要让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从人类的主子(虽然这样的服从是我的学说)，而要服从法律。服从对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对他们本身、对他们子孙后代统统是不利的。”[2](Ｐ97)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不仅主张恢复法律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构想一个“第二等好的理想国”，即法治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法律是上帝藉以传达其命令的声音，任何城邦都应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某一统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存在，无论是对权力者还是权力的服从者都只能带来祸患。这时，他不再依据人的德性，而是从人性出发，认为没有法律，人类就和“野蛮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法律应当凌驾于国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当遵从法律。他强调“在一切科学中，最能使人完善并且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法律科学”
[3](Ｐ151)。而统治者和公民服从法律的国家，必将得到神的拯救和赐福。
柏拉图后期的法治思想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从而为西方国家的法治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者也和常人一样，有意志和情欲。所以，他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 和理智的体现”[4](Ｐ16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的优越性在于：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了多数人的智慧。因而，他提出：“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4](Ｐ276)结果，德治理论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法治理念的弘扬而失去了被加以认真思考的机会。这种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的代价牺牲了德治这一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向度。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早期的思想明显地具有伦理学与政治学一体化
的特征，伦理学说也同时就是政治学说；或者说，政治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权力的存在和行使的伦理学。这种学科的一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早期思想中，德治与法治的思想尚未完全分化，只是在不同的人那里，或在同一个人那里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而已。近代以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虽然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在伦理学研究方面从来也未中断过，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规范，但可以说，在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一直是思想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思想家们总是谋求把自己的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法律思想结合起来。但是，就总体而言，西方国家近代的整个思想体系则是属于法治的理论和学说。
二、中国关于法治与德治的思想遗产
在中国古代，“德”的概念和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论题被提出来，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朝因消灭商纣暴政而兴起。商朝之亡和周朝之兴，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商朝统治者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们是受天保佑的，他们的统治也是万世不变的，并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天的授意。然而，结果却是“天命改降在周”。商纣王的力量本来比周武王强大得多，然而他最终落为孤家寡人，而周武王却得到各方“欣戴”，正如周武王在伐纣宣言中所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尚书?泰誓中》)，原因皆在于民心的向背。
周武王死后，接替武王执政的周公旦更为明确地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这就是说，“天”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商朝所受的“天命”之所以改降在周，是因为商已经没有德而只有周才是有德的。“德”在周公旦那里首次被看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要求担负社会治理使命的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可考的德治思想。所以，学术界在探讨“德治”思想的渊源时，往往追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认为孔子是继承了周公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的创始人的。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全面阐发德治思想的思想家。他提出来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成了历代必学的德治教育范本。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说，担负社会治理职责的人们，只要拥有道德，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若是本身的行为不端正，纵是三令五申，被治理者也不会信从。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各种论著和官箴书中，都反复告诫
作为统治型治理体系中的各级官吏如何正己、修身、爱民、待人、清廉、勤政、秉公、尽职等等。他们认为，只要“正百官”，“以民为先”，就能施行德治，施教化，美风俗，甚至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对治理者的道德功能的非常形象的描述，即把治理者的道德作风比作风，把被治理者比作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
可见，在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德”与“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孔子这里，“德治”已经被作为一种政治方略而被提了出来。所以说，无论是中西方，都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就是把政治看作是德治，或者说要求政治是德治。
当然，在较为仔细的考察中，也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一直保留着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理想。比如，孔子就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里的“宽”显然可以理解成德治，而“猛”则可以看作是法治，这实际上已经可以被作为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原型。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说，只有道德，不能藉此治理好国政；只有法律，也不能自动施行。他的理想是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但是，就思想实质来说，应当把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看作为一种德治学说，因为它在谈论法的时候，是把法放在德的从属地位，是一种“德主刑辅”的思想。所以，这些思想遗产对于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只能起到启示的作用，并不能够直接地加以借鉴。对于现代社会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有着直接借鉴意义的是从法治走向德治的历史实践。
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几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根据法治的精神来进行建构的。社会秩序的获得、生产与生活的正常化、交换与交往的可持续性等等，都来源于法治。法治，法治，无法不治。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特征。法治是法制的实现方式，法治以法制为前提。所以，近代社会的全部社会运动，都可以看作是法制建设的进程。通过法制建设，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结构，然后根据这个社会结构把一切社会生活的要素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使其各安其序，结果，就实现了法治。
所谓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是指法律制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过程。从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是一种较高形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与那种片面的以权力为基础的权治相比，法治在社会秩序的获得方面更为有效。因为，法治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它不是把社会矛盾积
累起来，而是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为具体的、日常的矛盾和冲突。法治甚至基于人类社会矛盾的客观必然性而把矛盾冲突法制化，设定了许许多多法律允许的矛盾冲突途径，即通过合法化的矛盾冲突途径来暴露社会矛盾和化解社会矛盾，以避免任何社会矛盾被积累为造成大规模冲突的因素。
法治的目标追求是把社会生活的一切层面都纳入到依法规范的轨道上来，用法律意志的确定性取代权力意志和个人情感因素的不确定性。所以，就法治的本意来看，是排斥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因素的，法治的本质就在于限权，即对国家的、政府的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权力加以限制。但是，法治又深深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法律的贯彻又必须借助于权力因素，正是权力因素使法治成为现实，离开了权力，有法也难得治。所以，在法治的社会治理中，权力与法律又是相互依存的。
毕竟，法治具有客观性的特征，至少在形式上表现为不是根据某些人的意志而作出的秩序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法律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5](Ｐ183)“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6](Ｐ122)。这种客观性恰恰是权力行使中的主观性的调节因素，所以，法律能够起到校正权力的种种恶的表现的作用。
关于法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于社会分群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多元利益并存的状况。为了满足多元利益的要求，通过法律的手段在多元利益要求中建立起统一的秩序，从而在历史演进中客观地形成了法治。然而，法治的理念一经提出，就成了人们的普遍信念，这种信念是法治得以广泛地遵守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这是就法治的自然生成过程而言的。在现代社会的一些后发展国家，当它们确立法律秩序的时候，却有着更多的主观选择特征，往往是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是在最高权力阶层积极推动下而出现的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即使是由最高权力阶层积极推动的，如果这个社会还没有较为充分的社会分群作基础的话，那么法治也不可能被最终确立起来，无论权力阶层在推行法治方面表现得多么积极，所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也是一种并不稳定的秩序。而且，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积极推动法治的权力阶层，最终会成为一群专事破坏法治的人，他们从倡导法治开始，走向了建立起与法治正好相反的权力关系秩序。所以说，法治的客观前提是社会的分群化，这种分群化越是充分，法治作为一种法律的秩序也就越是稳定。相反，在社会分群化不甚充分的条件下，任何确立法治的愿望都带有空想的性质，现实表现只会是用超强化的集权秩序取代法治秩序。因为，在社会分群不甚充分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最为基本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法律关
系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而法治在根本上是法律关系在法治模式上的反映。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往往把法治与市场经济看作为一体的，因为，法治即使作为一种主观选择，也需要通过市场经济来促进社会分群，从而为它提供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谋求法治的努力，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为它提供支持。所以，自觉地确立法治的努力如果能够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是需要通过社会的合理分群来为其提供基础的，而市场经济正是这种合理分群的有效途径。如果市场经济是畸形的，在其中存在着许多权力因素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迅速地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在整体上的两极对立，而不是平等多元的社会群体的出现。结果，社会整体上的两极对立必然会重新提出集权统治的要求。因为，两极对立的状况显然是不适宜于确立法治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后发展国家在起初有着强烈的法治要求，而在法治过程中却走向了军政府上台的结果，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在最初选择了法治之后，并没有继之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而是任由权力因素过多地介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因而，在这个社会中并没有出现多元的社会群体，反而出现了贫富两极对立。这样一来，就只能是一个结局，那就是暴力冲突的出现并迅速加剧，进而必然呼唤出军政府。
因此，我们看到，法治是以社会分群为前提的，而市场经济则是社会分群的有效途径，如果市场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分群，从而为法治奠定基础。如果市场经济受到了权力因素的破坏而变成了畸形的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群，反而会导致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这样一来，法治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代之而起的就只能是集权统治。
四、从法治走向德治
从法治生成的历史来看，它是在权力关系体系松动的条件下出现的。在权力关系极其严密的条件下，法治是很难生成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走进法治的社会，那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一直没有建立起严密的权力关系体系，它的权力关系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缝隙。特别是在近代社会早期，农村与城市的分离，使城市成了权力关系的空场，这就为法治在这一空场中的出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古代社会则不同，它在极早的时期就建立起了以宗法关系为特征的严密的权力关系体系，这个权力关系几乎是没有任何缝隙的，它没有为法律关系的出现提供一块空间。可见，法治的确立首先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调整，只有权力关系变得弱化了，变得不是那样完整严密了，法治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法治的确立是一个政治发展过程，法治一词主要是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但是，在现代社会，法治的精神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在政治领域之外，人们也努力按照法治的原则去铸造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公共管理这一社会治理模式中，法治概念的政治内涵会变得更加弱化。
法律的本性在于规范，从逻辑上讲，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规范如果能够有着更好的替代形式的话，法律自身是不会加以排斥的。但是，在法治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法治神圣化和绝对化，在法律规范的简单可操作性的诱惑下放弃了更高的追求，甚至开始蔑视道德的功能。当一个社会普遍地蔑视道德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开始在潜意识中包含着敌视法律的倾向，并会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出对法律的挑战。这时，法治也会变得越来越远离其理想的状况。因此，法治与德治是互助的，法治是德治的可操作化，德治是法治的升华。法治只有包含着对德治的追求时，才是健全的法治，德治只有以法治为前提和手段时，才能得以实现。
法治的涵义可以被理解成社会治理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并不是一种僵化了的秩序。法治绝不是要把一切被纳入治理体系中的人变成纯粹的守法机器，它在要求人们遵守法律的同时理性地对待法律，而不是把他们训练成惟法是从的奴隶。法律在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意蕴是，鼓励人们对权利的尊重，对责任的承当。这也就是人作为人的良知和正义感，因而也就是对道德生活的追求。这样一来，法治的目标就应当是德治了，法治是通向德治的桥梁，在人类社会较为高级的治理方式中，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的，任何试图把法治与德治区分开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法治就是依靠法律的治理，同样，德治则是依靠道德的治理。在国家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而在社会则是依法和以德治事、管理。但是，法律与道德这两个概念，在哲学的层面上是有着统一性的，是可以作为有着许多共同内涵的两个概念。这一点从黑格尔高度抽象的思维习惯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思考现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人们不能满足于这两个概念在哲学层面上的统一性，人们需要根据现实的社会治理模式来为法律和道德定位，即通过法律和道德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作用而把社会治理模式判定为法治的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样一来，法治就与德治相分离甚至是对立了。
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拥有道德的人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纪律。无论是在何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法律都是一种外在性的规范，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及对不遵循法律的主体的处罚而促使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从而达到其预定的目标。所以法律不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因此具有了不完整的性质，因而需要有一种更高的社会治理模式来取
代它。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法治与德治有机统一起来的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就属于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不过，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是通过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内部形成秩序和提高效率。在价值层面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相容的，它们都为了秩序和效率而发挥各自的功能。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着力于从理论上证明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性。但是，法治与德治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是理论证明所能解决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形态，言下之意就是指社会主义能够继承以往社会发展的积极成就，并超越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并健全了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在继承这一点的同时，需要用德治的模式实现对法治的超越。真正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就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总之，社会主义在社会治理上是以德治为特征的。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
法治离不开德治，它需要道德基础；德治离不开法治，它的实现需要依靠法律。
可见，纯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纯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没有德治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法治是不可实现、不可维持的空想；而没有法治及其所设定的外部制约，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德治是建立自觉基础上的，它不讲究责任和利益，只讲究义务，也没有强制性约束；而法治则是建立在责任和利益基础之上的，它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比如：银行就是只讲“法治”而不讲“德治”的机构，任何人，从储户到银行行长，都必须按银行的“法制规则”办事，至于储户、银行出纳或银行行长，是“活雷锋”还是“南霸天”，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储户提供的银行账户和密码是否有效；银行行长想利用职务贪污钱财、造假账，也将移交法办；但德治就没这些问题，“为人民服务”能得到人们的赞赏，“不为人民服务”顶多被人骂成缺德，是不可能被移交法办的，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中法治是根本，是根基，是对越过道德的最低表现形式的反制，换句话说，法治所针对的是一切越过道德的最低门槛的不轨行为。道德是不能脱离实际的社会生活而独存的，社会生活的顺利运转依赖于人们尊重遵守约定俗成的各种道德规范，各种道德规范其实就是法治的最初雏形，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高，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就产生了对社会最低的道德规范明文界定的需求，即所谓的法律条文——越过道德规范的最低门槛即违法，而违法必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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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v1 v( R买房,购房,装修论坛,房产论坛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兽类，是因为人类有思想，有情感，思想和情感产生道德观念，道德纯洁人的心灵，涤荡人的魂魄，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产生过程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人类有“不道德”的另一面，而且从阴阳理论，辩证关系来说，有“好”，就有“不好”；有“高”，就必定有“不高”......与之对应，“不道德”与“道德”同样形影相随，“夫唱妇随”，单纯的相信道德“法力”如佛祖之手无边无界，其结果必然是无数人曾经幻想的乐土——乌托邦，不但不能乐在其中，到头来反而是满腹猛醒后的幻灭与酸楚。
2009年7月4日至5日，石河子大学举办每年一度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龙宗智、张千帆、尹田和陶景洲等知名法学专家齐聚天山脚下的这座兵团城市，研讨法治建设的路径。会上，宪法学家张千帆教授还专门从宪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利弊得失，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论坛结束后，邻近的昌吉州玛纳斯县政法系统的朋友宴请与会嘉宾，宾主相谈甚欢。大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一个灾难的时刻正在迫近。宴会未散，几位主要负责人的手机不约而同地响起，接通后神色遽变。放下电话，他们说乌鲁木齐出事了，抱歉必须先走。
第二天，我们才获悉，前一夜，乌鲁木齐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杀戮！那是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族群冲突事件。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在与本地朋友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多么可怕的阴影：上班了，以前相知有素的同事，眼神却不敢对视；一些汉族人愈发坚定了在内地城市买房的决心；报考内地大学的汉族子弟更多了；石河子——这座汉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攀高。
乌鲁木齐的一位维族学者跟我说：过去阶级斗争的年代，甚至“文革”期间的武斗，都不是以民族划界。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他困惑的眼神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说来也是常识，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杂处的国度里，不同族群之间发生某种冲突算不得稀罕事；近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从某个侧面说，也是在一个不同族群日益杂处和频繁交往的时代里，寻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那些以往常常诉诸暴力的族群矛盾的过程。
由此观之，新疆新政以法治为号召可谓抓住了龙头。作为一个刚刚结束新疆两年支教的学者，我愿意在这里略陈管见，以为野芹之献。
建立公正司法体系
新疆推行法治一个可能的方面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司法体系。从比较的视野观察，在族群格局复杂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使冲突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保障便是良好的司法制度。
法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程序正义有某种超文化的性质。裁判者的权威与中立，对立双方享有平等的申辩机会，律师不受干预的全力代理，证据规则的严谨合宜，审理过程的透明公开，司法决策的精细说理，以及特别重要的司法独立，凡此种种，不仅有助于解纷止争，而且也确属可以为各种文化所接受之普适规范。
在过去的20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改革的大致方向也是朝向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的，虽然近年来有些停滞。
司法制度和内部管理改革
追求法治新疆，决策者大可在司法改革领域作出更具力度的尝试。
支教期间，我自己也有机会考察一些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并与不少律师有密切的交往。新疆虽地处西北边陲，但法律职业者却不像一般内地人想象的那样素质不够。在一些州县和兵团司法机关里，都有不少接受过完整法律教育的法律人在勤勉地工作着。在民众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方面，我也亲自感受到一些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的人士对于一种正义的司法制度的渴望。
在财政人事制度上确保司法机关独立于同级党政，在体制上减少政法委对于司法机关决策过程的干预，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待遇，加强对他们的身份保障，这是自治区党政和人大以及兵团权限内可以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新疆的司法机关也应该通过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升法官的独立性，确保人们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尤其是在涉及到族群冲突的案件中，无所偏私，公正司法，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让正义的光芒普照这片美丽的土地。如此，则会逐渐培育人们对于司法的信心，在大街上舞棍弄枪、砍砍杀杀的情况虽不能彻底消除，大大减少却完全可以期待。甚至，这种改革让新疆在司法公正的制度建设上成为全国的领头羊也未可知。
宗教信仰与反歧视
新疆法治要面临的一个特殊困难是宗教信仰。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就有十多个，因此宗教问题的合理对待和处理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是，这样的规定本身已略显笼统（特别是怎样定义“正常的宗教活动”），同一条中又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究竟怎样的行为属于此类活动，特别需要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更仔细和确切的界定，以免其成为一个“麻袋条款”。
最后，就业方面的反歧视也应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项。一位名叫努斯拉提的女法官曾跟我说起，在参与某些机关或企业的就业竞争方面，维吾尔族的年轻人遭遇不公平对待，一些大学毕业生也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虽然内地大学生的就业同样不容易，但她所指出的某些明显的族群歧视却不能回避。在眼下内地企业纷纷进入新疆的情况下，明确出台一些反歧视规范，让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都能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无疑是法治建设中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更好的自治
需要仔细考量的，还有已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个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凸显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以昭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体特色。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隐含的一些缺陷也日益为人们所感受。
比如，自治区的法律，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制度，与其他省份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官员的产生也多由上一层级的党委任命或决定，或者名义上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在国家法律之下，自治区本应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没有完全到位。原因在于自治区在立法管辖范围上的界限并不清楚。
与之相关，在自治区之下的各种不同名目的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等，其行政首脑往往由所谓民族人士出任（《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七条）。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强化相关民族的故土意识，但是它也固化了特定区域与特定民族的关联，派生出某种土著与客籍的意识，妨碍了人口的自然流动和不同族群的融合。固化的权力分配格局也不符合民主原则。
自汉朝以降，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以建立在公民平等和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现代型法律去治理新疆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法治社会的形成绝非朝夕之功，不过，方向正确，具体环节与宏大目标之间的配合，锲而不舍的韧性，以及每一个新疆人的主人翁精神——这是最宝贵的——终会成为推动新疆走向美好明天的强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