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知假买假”王海现象的认识
------对“消费者”的认识和认定
1993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1+1”赔偿制度。正是因为这种“1+1”赔偿制度的存在，才引发了以王海为代表的一些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赔，获得收入，新闻媒介称为“王海现象”。显然，“王海现象”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遏制制假货蔓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王海现象”引出的法律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王海现象”在最初的时候得到了舆论界和司法界的支持，其诉讼也都被法院判为胜诉，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王海等人的诉讼行为在在法院中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有的甚至同一家法院对同一个原告、同一个标的物、同一种诉讼理由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华中某市某区法院同时作出3例关于购假索赔案的一审判决，原告的索赔请求全部予以驳回。判决书里一致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新颖的“本院认为”：“原告在×天内购买大批量×××，其行为不具备直接消费的目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者，其实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滥用，因而不具有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故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一判决意味着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他一次或几次购买了若干数量的同类商品便提出索赔之后，他也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不是消费者。
对于“王海现象”在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人持支持的态度，有的人则对这种行为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可能导致一种欺诈，对经营者也是不利的，不应当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与支持。对于这两种态度，其根本分歧在于王海等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消费者”，知假买假的人是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规定的“消费者”，如果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则知假买假的王海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就应当在法院中得到支持，如果不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则其诉讼请求就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因此，这就涉及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进行理解和认识，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认定
关于消概费者的念，在各国法律中，以及一国各部门法中不尽相同。按不同的确认标准，大体分为三种：
1、以经济领域为主要标准。认为凡是在消费领域中，为生产或生活目的消耗物质资料的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不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不论是生活资料类消费者还是生产资料消费者，都属于消费者之列。
2、以消费目的为主要标准。消费者仅指因非商业性目的而购买商品、使用商品的人。所谓非商业性目的就是仅限于购买者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用于转卖或营业。
3、以自然人为主要标准。这种划分不以或不惟一以消费目的为标准，而特别强调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消费者是那些购买、使用、持有、处理产品或服务的个人。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前，对消费者的定义，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各地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条例等也对消费者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如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规定：消费者是“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
用于生活需要的社会成员”，江苏省《保护消费者权益条例》把消费者定义为“有偿获得商品和服务用于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收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从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者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一、消费者应当是购买、使用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
二、消费者应当是购买、使用由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接受由经营者提供的服务的人。在这里，经营者是与消费者相对应的主体，是指通过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的人，对消费者的认定应当与一定商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即经营者结合起来进行，因此，凡是为了满足自己活着他人个人需求而购买或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使用商品、接受服务的人均属于消费者的范畴。
三、消费者应当是进行生活性消费的人。生活性消费的内容包括：其一、为了生活需要而使用商品；其二、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其三、为了生活需要接受他人提供的服务，消费者必须是为了个人生活需要而购买或者使用商品与接受服务的人。
在对“消费者”进行认定时，在理论界存有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生活消费需要”的鉴定，应从内心动机进行鉴别，知假买假，明知商家欺诈而进行购买的，不应认为是消费者。上面提到的判决中“法院认为”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法律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调整社会关系的，而人的内心世界是难以调整，无法规范的。法院的审判不能以消费者的事后索赔而推出其先前的购买具有不正当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保护弱者的法律，不应使消费者在请求保护时产生这样的困境。对于上面判决中的“法院认为”，其实际上就是一种“司法权的扩张”
综合上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解和怎样认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知假买假的王海等人应当属于“消费者”的范围，应当被认为是消费者，其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功能角度看，知假买假索赔行为应当受到该法的支持与保护；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应将知假买假索赔行为纳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从立法的角度看，应当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将知假买假索赔直接规定在该法之中，使这种对造假活动的监督行为合法化。
对知假买假案的法律思考 杨琳琳指导教师：苏雅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由于利益问题不同的市场主体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年来，各地涌现的知假买假案件引起了学术界的探讨和司法实务界的热烈争议。在本文，笔者首先对知假买假案件的案例进行说明，简单描述了“知假买假”的定义和该现象的分类。然后分析了知假买假的争议，进而深入地讨论争议的焦点。接着由知假买假说起，引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保护消费者制度的诸多不完善之处，最后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尝试着提出一些浅陋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知假买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欺诈;公益诉讼 我国已有20年，争论已持续假冒代收王海现象。监管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买知道的情况下直辖市也假的，因为相关的诉讼，并决定另一个围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制定了地方法规。假的就是合法的和负面的评级，知道问题假买，他们可以得到双倍赔偿理论，再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所以买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上海“正确是否。然而，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这种现象是不是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只买不知道假调控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混乱直接市场正确的，有效的一部分，“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国的报价，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然而，今天，在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冲动。成本，适当的，不法生产者负担得起的技术进步，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多，简单的价格来赚取很多非法获利数额巨大。非法经营，是假的，他们抓住了巨额利润训练 那么，面临如此混乱的市场秩序，面对打假英雄，该如何对知假买假行为和知假买假者定性呢？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信仰法律,坚信“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势必是最为有效的，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知假买假行为的概念及主要争议，探讨我国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完善,提出对知假买假行为的客观定性以及对假冒伪劣活动的合理规制。 一、案件回顾 1995年,山东小伙王海在去北京出差时,在书店买了一本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书,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吸引,出于好奇心，他到商场买了一副“索尼”耳机。他怀 。
王海打假纪事 2005-01-05 00:00:00 ■1995年 3月，王海在北京第一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尝试购假索赔，但受挫（8个月后获赔）。 10月，王海再次进京尝试购假索赔，一周之内获赔8000元。 11月，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主持下，社会上开始了对“王海现象”的讨论，致使《消法》深入人心，并促使有关单位开展了“百城万店无假货”等系列活动，大型商场的假货普遍明显减少。 12月，因为在消费者打假中起了带头作用，王海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奖金5000元）的获得者。 ■1996年 3月，王海化装后粉墨登场，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讨论“谁来保护消费者？” 12月，接受希望集团刘永行先生10万元赞助后，王海与中国青年报社合作，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大海公司）。 ■1997年 9月，王海在报纸上首次开办《王海忠告》专栏，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警示信息和消费维权知识，帮助消费者避免权益受损和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 ■1998年 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此间在上海举行的“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王海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7月—11月，打击性病游医，王海派人在合肥、长沙、成都、太原、重庆等地调查、揭露了性病游医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王海亦向国家卫生部举报了这些违法行为。年末，卫生部下文对各地游医进行取缔，。 12月，王海在中央电视台《20年，20人》、《东方时空，流金岁月》节目里公开亮相。 ■1999年 3月，王海状告天津伊势丹厕所乱收费胜诉。 6-11月，在大连、西安、太原、天津、任丘等地调查、检举、揭露津成公司制售伪劣电线的违法行为。 ■2000年 9月，王海在西安发现津成销售伪劣电线的线索：“试飞院”在职工住宅建设中，购买并使用津成电线，因质量问题，从而拆装换线受到18万多元经济损失，2000年“3·15”前后，“试飞院”与津成达成协议，津成退还全部货款并赔偿“试飞院”10万元，总计17 万多元。 ■2002年 协助北京大兴工商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约2000万元假酒。 在西安协助60多位消费者退掉了有质量问题的房子。 ■2003年 代理北京水清木华园的业主反败为胜打赢了业主延期支付物业管理费交纳违约金 的案子，将霸王合同约定的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降到日万分之二。
法硕案例分析之知假买假的行为定性 王海打假打出了名，但同时也打出了一系列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诸如某工商部门在处理一些商家涉嫌欺诈事件时，因投诉人有知假买假、敲诈嫌疑，故对此类索赔不予支持的报道时有见诸报端，甚至有些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也持此观点。在看来，此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知假买假与知假卖假的行为性质如何？买卖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列出了民事行为无效的七种情形，其中第七种情形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知假买假是否属这种情形，认为，不能仅因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索赔获利而认定其有非法谋利的目的。知假买假的矛头指向为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经营行为，认为这是一种借“打假”而从中获取报酬的行为。“打假”本身是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其依据是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知假买假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打假”行为，通过双倍索赔的方式惩罚和扼制商家制售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其索赔的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公民，“法无禁止即可行”，既然没有法律禁止公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打假”，那幺，他就享有这种权利。因此，认为知假买假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其次，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行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里注明“为生活消费需要”是为了与“为经营需要”相区别，只要购买者不是为了转售经营，不管是自用、送人，甚至是扔弃，都应该算作“为生活消费需要”，知假买假者显然不是为了转售经营，应该属于消费行为，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权利。第三，知假买假索赔是否涉嫌敲诈?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敲诈勒索罪的通说解释为“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非法取得财产性利益为目的对被害人以暴力或者其他损害相
知假买假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商品市场鱼目混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及社会经济秩序，不仅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对市场进行监督，还要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受利益机制制约的打假力量也不容忽视。然而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问题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本文将从1.打假人是否为消费者；2.经营者对“知假买假”者是否构成欺诈；3.“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这三个方面评议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 关键词：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欺诈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商品市场鱼目混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及社会经济秩序，不仅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对市场进行监督，还要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受利益机制制约的打假力量也不容忽视。然而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这一问题一直以来颇受争议。笔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以下是众学者对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法》争议最大的几个问题：1.打假人是否为消费者；2,。经营者对“知假买假”者是否构成欺诈；3.“知假买假”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一种观点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不适用《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因为打假人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不是消费者；且由于其是“知假买假”，经营者对其不构成欺诈，因此知假买假行为亦不适用《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条款。 笔者不认同上述观点。首先，《消法》对消费者的规定为“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而消费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他或她便是消费者。①“知假买假”者虽然是为私利而进行打假行为，但在其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并没有像经营者一样售卖其购买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进而盈利，其与商人及经营者是不同的、对立的。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再次将其投入市场交易，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②至于购买者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涉及法律问题。①因而笔者认为，消费者应该包括“知假买假”者。 关于经营者对“知假买假”者如何才算构成欺诈，由于《消法》没有对“欺诈行为”下定义，因而只有按民法上的欺诈行为来进行解释。但《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欺诈的法律效果，而并没有规定什么是欺诈，其第58条仅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事欺诈的涵义也只作了简单的规定，但却是民事欺诈见诸法律文件中的唯一定义，其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可这一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实施欺诈者的欺诈行为与受欺诈者的上当受骗之间有因果关系为要件，只是对实施欺诈者单方行为的规定。③因此，笔者认为《消法》中所称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即经营者以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即使该消费者怀疑该商品或服务有假，甚至明知该商品或服务有假），其构成并不以消费者因受欺诈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为必要。正确理解欺诈行为的涵义，
对“王海现象”的再思考 “王海现象”一词源于山东人士王海在各地频繁地买假索赔活动，是指人们知假买假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要求经营者双倍赔偿其损失。该现象的产生使一直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有机会向经营者“报复”，着实大快人心。加之，新闻媒体频频报道知假买假索赔成功的案例，并授予知假买假者以“打假英雄”的称号，使“王海现象”盛极一时。司法在对待“王海现象”上，态度也不尽统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2004年3月15日，媒体披露某地人民法院明确表示对于知假买假进行索赔的“王海现象”不予支持[①]。这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于“王海现象”的关注和探讨。本文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宗旨出发，再次分析“王海现象”的利与弊。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宗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消费者向经营者支付价金购买商品或服务，经营者收取价金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服务，在买卖过程中所体现的似乎是自愿、公平、平等的关系，完全可以由民法中的债法进行调整，无需国家公权利的介入。但事实上，消费者和经营者在买卖关系中,由于经营者处于强势,两者难于做到平等相待,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干预。 在市场中，经营者进行营业活动，对其所从事的行业拥有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而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凭的仅仅是日常的生活经验。经营者掌握着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质量、功效的重要信息，而消费者在购买时仅能从外观、包装、广告等间接方面推定商品或服务优劣。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显然处于弱势地位，经营者为了营利，常常会故意向消费者传递虚假信息或隐瞒真实信息，将假冒伪劣商品出售给消费者，使消费者蒙受损失。如过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经营者的各种欺诈行为,长此以往，将导致消费者对经营者的不信任，导致消费者不敢在市场上消费，从而削弱国民的购买力，最后还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社会总供给过剩。根据供求关系的规律,企业由于需求的减少,企业产品的库存就会增加,企业将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停产待业，使得整个市场处于疲软状态, 减缓社会再生产的运行过程，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公权力介入，调整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规定经营者要为其欺诈行为对消费者负赔偿责任。立法者考虑到仅采用传统民法对损失采取的“补偿”原则，对经营者的惩戒作用不大，因此，采用了各国通用的惩罚性原则,即双倍返还。 可以说这一原则是通过加重了消费者一方的砝码，来迫使经营者诚实经营，减少和杜绝欺诈，以实现在供求平等的基础上，加速社会再生产良性运行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二、对知假买假者的合理定位 推进和保障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共同任务，一般说来，维护社会再生产的良性运行，即打击那些危害市场次序的制假、售假违法活动的的主体是政
知假买假的行为如何划分 知假买假有如下形式： 第一种是消费者和销售者都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消费者出于商品廉价的 目的而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如明明知道是假冒的名牌产品，为了追求名牌而 购买，明明知道是不纯正的羊毛衫，但看好它的廉价而购买; 第二种是只有消费者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销售者并不知道的，消费者 出于对商品生产厂家和商品的销售者的不法目的而有意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如出于购买假货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的规定获得双 倍赔偿的目的，再如出于敲诈目的; 第三种是消费者明知即将购买的商品是可能是假冒伪劣商品，但认为非假 冒伪劣商品的可能性大而执意购买商品的行为。 其中前两种是消费者具备主观故意的买假行为，第三种是消费者的过失买 假行为。 另外，判断知假买假索赔者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要看索赔额度是 否有法可依;其次要看法律之外是否有基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即从社会的公序良俗等方面考虑索赔要求是否正当;再次要看索赔数额和受到损害的程度是否相符。 判定知假买假者的索赔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的前提是确定其所购商品是 否的确为“假”。如果经过有关部门确定该商品为假，根据新《消法》“退一 赔三”和《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的相关规定，知假买假者要求依法获得 相应赔偿，这就是正常且合法的维权行为，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商品本身不假，索赔人故意用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商品之后恶意调包顶替，或购买前先将 有问题的商品藏在商家某处，事后花钱购买，以此索赔，这类行为就涉嫌敲诈 勒索。
教学案例：王海打假案 【案情】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幅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予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海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做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初，王海到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但王海的诉讼行为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胜利，有些地方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有些地方则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问题】 消费者知假买假，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为什么王海打假的同类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会做出完
“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定性 旨在打假的“知假买假”现象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可谓屡见不鲜，但法律上对其如何定性，至今仍无统一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既有利于打假的规范化和市场的秩序化，又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有探讨的必要。归纳学术界乃至普通消费者对“知假买假”的态度和看法，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1）应受法律保护说。认为在当前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市场秩序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单靠几个职能部门来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依法监督经营者，“知假买假”式消费者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假货蔓延，同时有利于降低社会打假的经济成本，“知假买假”行为蕴涵着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应受到立法保护。 （2）不应受法律保护说。一方面，“知假买假”式的消费者在买卖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卖方商品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其道德显得不够高尚而表现出一种逐利倾向为人们所唾弃！这种打假方式本身就与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法定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而以打假为目的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者行为，故“知假买假”行为不受该法支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就将“知假买假”彻底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以上两种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但究竟该如何定性“知假买假”行为呢？笔者认为，应以“知假买假”者的动机或目的为突破点进行研究。“知假买假”用于个人消费，该现象似乎不多见，即便存在的话，或是“民不告”，“官不理”；或是在造成严重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可作为有关职能部门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线索。这里着重探讨意在打假的“知假买假”行为。 显而易见，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买卖行为与打假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根据民法有关原理，民事行为都追求一定的法律后果，为实现该法律后果又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方为有效：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的物确定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形式合法。若假设“知假买假”行为合法的话，它无疑应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但“知
知假买假案 〔案情〕1998年3月5日，张某在日光商厦购买了TL~200型电话台灯３个，拿回来后发现电话没有入网标志，使用时觉得效果很差，于是到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发现标志、外部线路及连接方式、内部线路、耐热项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张某的朋友李某知道这件事后，觉得非常气愤，认为应当给日光商厦一个教训，以维护消费者的尊严。 1998年６月11日，李某在日光商厦购买TL~200型电话台灯４０个，每个单价５０６元，总价款为20240元，该电话台灯电话话部分无入网标志，李某购灯当日即持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报告，要求日光商厦双倍赔偿其经济损失。日光商厦提出：李某购买电话台灯十分钟后即手持检测报告及发票来索赔，其行为不是为了生活消费。李某提供的检测报告只说明该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不符合双倍返还的有关规定，故不同意李某之诉讼请求，只同意退货还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日光商厦所售无入网标志的电话台灯具有几项指标不符合产品的质量标准，对此日光商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判决：（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３日内，被告北京日光商厦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李某人民币20240元，原告李某同时将其所购的TL~200型电话台灯40个退还给北京日光商厦有限公司。(2)驳回原告李某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李某不服，以日光商厦之行为已构成欺诈为由上诉到二审法院，要求撤销原判。 〔思考方向〕知假买假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分析这类案件要注意思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条“关于消费者”含义的规定和第４９条关于双倍赔偿的规定，从而确定对知假买假行为的正确调整。 〔分析〕问题一，知假买假的商品购买者不是消费者，其购买行为是否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第３条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末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可见，只有消费者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本案中，李某是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呢？ 从案情来看，李某购买４０个电话如灯的目的是因为对其朋友买到假货，上当受骗的事情而感到气愤，想要教训一下日光商厦，以维护消费者的尊严，而不是“生活消费”因而，其行为不应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 问题二，知假买假是否应当得到商品价格的双倍返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对于欺诈的行为，一般认为其构成要件有四个：（１）欺诈一方存在期诈的故意。（２）欺诈一方为欺诈的行为，包括故意虚假告知情况和有意隐瞒真实情况；（３）受欺诈一方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即欺诈中的因果关系。（４）受欺诈一方因错误判断而行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知假买假的情况下，经营者满足了条件中的一、二条，但买假者的行为却不满足条件三、四，因此，经营者不构成欺诈，知假买假者不能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４９条的规定获得双倍返还。 二审法院认为，日光商厦作为商品销售者，应依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返还价款等其他民事责任，，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２条和第３条规定的“其他法律、法规”来对此进行调整。李某是在得知有关部门对电话台灯的检测结果后，即其明知该产品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情况下而购买，随后要求日光商厦双倍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913330307.html, 关于知假买假的赔偿问题探究 作者：王思婷王丽肖爱华周征洁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07期 【摘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买卖交易的日渐频繁，如何趋利避害，就衍生出了一群“打假者”。2013年修改后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比原来的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中争论较大的就是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问题。从中国目前产品质量的现实情况出发，并基于利益平衡角度考虑，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知假买假; 赔偿; 消费者权益; 假冒商品 一、对“知假买假”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何为"知假买假" 知假买假，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是说一个人在购买商品时已经知晓其为假货却仍然购买的情形。大多消费者出于合理利用，具有符合合法的正当目的才会进行购买的，大多数人消费的时候肯定不希望自己买到的是假货，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乏一些投机取巧者知假买假借此向商家索赔。下面我们将列举“知假买假”的三种形式，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知假买假”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第一类：消费者和商家双方都明知是假冒商品，往往消费者是因为假冒伪劣商品具有低 廉的价格所以购买该商品，由于假冒伪劣商品具有价格的欺诈性，误导消费者把假货与正品比价，欺骗，诱导消费者与其交易;第二类：消费者明确知道商品是假冒的，但商家并不知情。消費者因为对产品生产商家和销售者抱有非法目的而去购买那些假货。因为消法第49条规定能让出于敲诈目的的消费者通过索赔满足自己非法目的，从而获得一些不正当利益;第三类是消费者知道购买的商品可能是假冒伪劣的，却认为是正规产品的可能性大从而购买这类商品，上述三种类型，前面两类是消费者具有主观的、故意的知假买假行为，而第三类则是商品消费者存在过失的知假买假行为。 关于"知假买假"这一行为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肯定"知假买假"对于打击假冒产品，促进立法完善有积极作用。也有否定这一行为，认为"知假买假"的赔偿吸引职业打假人，会容易扰乱市场秩序。 二、浅析知假买假现象 （一）知假买假的成因探析
知假买假的说法为什么不能成立? - 在生活实践中，知假买假的现象是存在的。比如在假货一条街买假香烟，或是在电脑店里买盗版光盘，这都是知假买假，消费者明知是假货还是要买。然而这种知假买假买卖双方一般不会发生纠纷，因为卖方并没有说自己卖的是真货，而且价格也与真货相差甚远。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知假买假显然不是指上述情况，而是指明知假货而去买，然后再去找商家索赔的行为。据说上海要出台一个法规，不保护这样的行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因为即便在事实上有这样的情况，但在法律上却无法成立。因为这与上面讲的知假买假不同。前者是商家把假货就当做假卖的，所以可以说消费者是知假买假；而这里说的是商家把假货当成真货卖，价格也是真货的价；如果消费者问，商家也一定是信誓旦旦地说保证是货真价实。那么消费者怎能么会知道是假的呢？如果消费者硬说是假的，商家会同意吗？这不是侵犯了它的名誉权了吗？打个比方，商家说是真货，而一个人硬说是假货，并对大家说：这是假货啊，我买是为了打假索赔的，你们大家千万别买啊！商家会容忍吗？所以消费者一定是在商家肯定是真货，如假包赔的情况下购买的，根本就不存在知假买假的问题。即使真的有人明知是假货而来借机条假索赔，在法律上也无法证明。上海人聪明，想出三个办法来证明，一是购买达到一定数量，又没有确实理由证明直接用于消费行为。这真是废话！你管人家买了干什么用？我买了收藏，送人，丢到河里听响玩，你管得着吗？文革时也没
这样管过人吧？再说现在到大超市谁不是成箱成堆地买？什么叫一定的数量？现在私人买汽还搞“团购”呢！二是出现重复多次购买行为，真是笑话，如果真是有心打假，干嘛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去购买？不能多找几个人吗？以为人家智商也和你一样？再说重复多次购买怎么就一定是知假买假？家庭主妇天天到同一地方去买同一种商品就不行吗？三是知情者购买行为。又是自作聪明，你怎么证明人家是知情者？你进假货时告诉人家了，还是你出售时事先声明了？ 这个鸟规定，说穿了，就是屁股坐歪了，把三个代表放到脑后去了，是代表和保护奸商的利益，有故意制造混乱之嫌。
谈谈你对“知假买假”王海现象的认识 ------对“消费者”的认识和认定 1993年10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1+1”赔偿制度。正是因为这种“1+1”赔偿制度的存在，才引发了以王海为代表的一些人，知假买假，通过诉讼索赔，获得收入，新闻媒介称为“王海现象”。显然，“王海现象”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遏制制假货蔓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王海现象”引出的法律问题却更值得我们深思。 “王海现象”在最初的时候得到了舆论界和司法界的支持，其诉讼也都被法院判为胜诉，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王海等人的诉讼行为在在法院中得到了不同的结果，有的甚至同一家法院对同一个原告、同一个标的物、同一种诉讼理由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华中某市某区法院同时作出3例关于购假索赔案的一审判决，原告的索赔请求全部予以驳回。判决书里一致出现了这样一种颇为新颖的“本院认为”：“原告在×天内购买大批量×××，其行为不具备直接消费的目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消费者，其实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滥用，因而不具有消费者的法律地位，故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一判决意味着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他一次或几次购买了若干数量的同类商品便提出索赔之后，他也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不是消费者。 对于“王海现象”在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人持支持的态度，有的人则对这种行为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可能导致一种欺诈，对经营者也是不利的，不应当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与支持。对于这两种态度，其根本分歧在于王海等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消费者”，知假买假的人是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规定的“消费者”，如果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则知假买假的王海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就应当在法院中得到支持，如果不应当认定为消费者，则其诉讼请求就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因此，这就涉及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进行理解和认识，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认定 关于消概费者的念，在各国法律中，以及一国各部门法中不尽相同。按不同的确认标准，大体分为三种： 1、以经济领域为主要标准。认为凡是在消费领域中，为生产或生活目的消耗物质资料的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不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不论是生活资料类消费者还是生产资料消费者，都属于消费者之列。 2、以消费目的为主要标准。消费者仅指因非商业性目的而购买商品、使用商品的人。所谓非商业性目的就是仅限于购买者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用于转卖或营业。 3、以自然人为主要标准。这种划分不以或不惟一以消费目的为标准，而特别强调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消费者是那些购买、使用、持有、处理产品或服务的个人。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前，对消费者的定义，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各地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条例等也对消费者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如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规定：消费者是“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我方观点是，知假买假之人算消费者。 开篇名义，概念现行。知假买假是指消费者在知道商品或服务是假的情况下，仍然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行为，是消费者基于实际需求、消费心理以及购买力等理性考虑的结果。法理学界研究表面，“消费者”一词的概念目前在法律上仍没有明确界定，消法第二条指出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只是表明消法的调整对象，这是专门法的特定管辖关系，并不是对消费者下定义。今天，我方理解的消费者是指买卖合同关系中除了经营者、销售者等出卖人以外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买受人。 在开始论证我方观点时，我们应先界定以下前提： 第一：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算不算”的问题，不是“是不是”的问题，两者有本质区别，正因为消费者一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本辩题才成立得以有讨论的空间和意义，“算不算”只能从广义的大众的经验的思维去理解。 第二：知假买假是理性经济人自主选择的消费行为，知假买假之人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限于购买力、为满足个人生活需求而为的普通购买行为；二是从打假正义出发，不论是公益打假还是牟利打假，他们的行为都是建立在法律框架下的合法的维权行动，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需要应值得肯定，且现实表明，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之人并不多，我们不能揪着个别案例以偏盖全。 在明确以上前提后，我将用以下三点来论证我方观点。 第一：从买卖合同关系上看，合同成立的要件是买卖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且符合公平交易等法律原则。而消费动机分为生活消费、生产消费和经营消费。当知假之人购买物品或者服务、履行给付义务时，已表明买卖合同成立，形成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既然知假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是用于生产消费或经营消费，那么他就应算是为生活而消费的消费者。 第二，从市场经济现实来看，第一，出于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有的人只能通过买假货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完全符合消费者购物的自我选择权。第二，从产品属性来看，一分钱一分货，假货也有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所以它也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就从消费的主观情况和产品的客观现实证明，知假买假具有主客观现实需要、切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符合国情民情，所以知假买假当算消费者。 第三：从社会打假意义上看。承认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能保证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拿起法律武器对抗假货生产经营，维护消费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样能鼓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打假，以规范买卖行为，净化市场。从立法的价值上来看，知假买假之人算消费者有利于实现法律公平和秩序。如果我们将知假买假之人拒之消费者门外，会从客观上包庇制造假货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将知假买假者纳入到消费者的行列，符合立法宗旨，即保护弱者。 最后，我方并没有否认知假买假的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不能因此就否定知假买假之人算消费者的主体地位。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知假买假之人算消费者。
试论知假买假是否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近年来，随着市场上假货的泛滥，有些人为了惩治不法商贩同时从中牟取利益，从事“知假买假”的打假行为。本文从“消费者的认定”与“欺诈的认定”这两个问题入手讨论知假买假者究竟是否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知假买假打假行为惩罚性赔偿一、司法审判叫停“知假买假”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经济日趋繁荣。但是，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的欺诈行为也时有发生，为广大老百姓所深恶痛绝。于是便出现了消费者买假索赔的案件，近年来甚至出现了“职业打假者”、“打假公司”。 我国的司法实践对知假买假案件的态度经历了由支持到否定的转变。2004年4月，上海市法院就审理“知假买假”或“诱假买假”赔偿案件作出判决：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对“知假买假”或“诱假买假”的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消保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承担“退一赔一”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将不予支持。但是，如果经营者不能证明消费者存在“知假买假”或“诱假买假”行为的，则应认定经营者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可以适用“退一赔一”。 “知假买假”的行为究竟是否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一问题引起了消费者和法学界学者的热烈讨论。 二、关于“知假买假”以及“惩罚性赔偿”概念的界定 “知假买假”顾名思义是指行为人明知商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瑕疵或并不来源于正规渠道（也就是商品与描述不符，涉嫌欺诈）而购买，以期获得赔偿而取得额外的收益。理解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明知”，这就意味着不是被动受欺诈而是主动地自愿地承受购买到不合格产品的后果。正是这一主观因素引起了关于行为人身份是否是需要被保护的消费者的争议。 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国会对其目的作了明确界定：有关惩罚性的判决是由于被告无视原告的权利，因他的不法行为而得到的赔偿数额将可能超过原告的实际损失。这一制度的产生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慰藉，另一方面是对侵权者的惩戒。 我国借鉴了美国的这一制度，在《消保法》中设立了有关“惩罚性赔偿”的条文。其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打击制造、销售伪劣产品的商家。这一制度的设立可以被看作是对“补偿性赔偿”的补充，因而必须建立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前者相比后者更进一步，正因其“惩罚性”的性质，它的适用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切忌滥用，这样才能很好地维护法律的公平与严谨。从《消保法》四十九条来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的前提是商家的欺诈行为，由此对于欺诈行为的认定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知假买假不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这里涉及的焦点是对《消保法》第二条以及第四十九条的不同理解。《消保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里，知假买假者是否是消费者成为争议焦点；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其中，对于商家欺诈行为的认定是另一争议点。
“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定性旨在打假的“知假买假”现象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可谓屡见不鲜，但法律上对其如何定性，至今仍无统一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既有利于打假的规范化和市场的秩序化，又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有探讨的必要。归纳学术界乃至普通消费者对“知假买假”的态度和看法，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1）应受法律保护说。认为在当前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市场秩序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单靠几个职能部门来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依法监督经营者，“知假买假”式消费者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假货蔓延，同时有利于降低社会打假的经济成本，“知假买假”行为蕴涵着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应受到立法保护。（2）不应受法律保护说。一方面，“知假买假”式的消费者在买卖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卖方商品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其道德显得不够高尚而表现出一种逐利倾向为人们所唾弃！这种打假方式本身就与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法定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而以打假为目的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者行为，故“知假买假”行为不受该法支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就将“知假买假”彻底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以上两种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但究竟该如何定性“知假买假”行为呢？笔者认为，应以“知假买假”者的动机或目的为突破点进行研究。“知假买假”用于个人消费，该现象似乎不多见，即便存在的话，或是“民不告”，“官不理”；或是在造成严重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可作为有关职能部门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线索。这里着重探讨意在打假的“知假买假”行为。显而易见，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买卖行为与打假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根据民法有关原理，民事行为都追求一定的法律后果，为实现该法律后果又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方为有效：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的物确定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形式合法。若假设“知假买假”行为合法的话，它无疑应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但“知假买假”表明买方明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存在瑕疵，且其购买行为不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明显违背了买卖合同的本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以无效的民事行为去实现打假的崇高目的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不符合法治要求。有目共睹，制假售假严重危及着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打击假冒伪劣已成为各级政府包括广大消费者共同努力的事情。必须明确，我们不能以牺牲法治的代价去换取市场的“风平浪静”，那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要依法打假！“知假买假”自身存在的效力瑕疵决定了它难以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提倡。同时，它是否像“应受法律保护说”提到的它更“有利于降低社会打假的经济成本”？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主张“知假报假而不买假”，因为这可以省去消费者与经营者间具体的产品质量纠纷过程而又能达到打假的目的。[!--empirenews.page--] 立法上对“知假买假”行为该如何进行规定呢？笔者认为这涉及到立法者对“知假买假”行为本身的理解问题。有人建议“消费者”应作扩大化解释，将“知假买假”规定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使其合法化。笔者认为，“不应受法律保护说”有关“消费者”的定义比较科学，意在打假的“知假买假”行为根本不属消费行为，且该行为的无效性决定了它不应合法化。这是否意味着“知假买假”存在法律上的“盲区”？不是的。根据民法原理，无效民事行为并非意味着它不产生法律后果。当事人因民事行为无效可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追缴财产等法律后果。“知假买假”对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完全可以得到法律救济，该行为完全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不存在牟取私利的动机或目的，宜认定为无过错，其支付给经营者的价金应得到返还。当然，其持有的假冒伪劣商品或购物发票又可成为消费者举报、行政执法部门或司法机关对经营者进行查处的有力证据。可见，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经营者与行政执法部门或司法机关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分别解决，不能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宜认定该行为的合法性而忽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和该
知假、卖假、买后要求索 赔的行为 假冒伪劣商品的日益增多，使广大消费者深恶痛绝。那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北京的真实故事。 有一个人叫王海，有一次他在北京一个商厦买了两副耳机，当时售货员告诉他那是名牌的。可经过鉴定发现是假的。他想到“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得到的损失。意识到他得到的费用会超出这两副耳机的价值，于是他就又去买了10副。然后要求赔偿。结果当然是如愿以偿了。 后来他又去了很多城市，在那里的各大百货市场进行打假。他想通过索赔这个办法，在不损害自已利益的情况下，为社会做一点点事情。那他的行为是不是假呢？ 对于王海的行为，有个人认为他不是消费者，就是利用消法来进行获利的一种职业化行为。简单地说，他是个商人。他不是在打假，而是以索赔为目的去商店买商品，不是正确的消费。可从法律上来看，没有办法认定他不是消费者，所以他在钻法律的空子。为什么呢？
甭管怎么说？打假就是应该依靠政府，不应该发动一些人利用不那么高尚的动机来进行。如果人们都像王海一样买了东西不是找到政府去把这种假货根除，而是一个一对一地就某个商品要求赔偿，那假货的根源断不了。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这个现代社会，打假是件危险的事情，曾经有人因此被人打了。所以武松打虎是英雄，王海打假也是英雄。虽然以索赔为目的去商店买商品，也钻法律的空子。可以买假的一个条件是商店在卖假。他没有偷没有骗，他是在买。不管商家是知卖假还是不知假卖假，商家都有责任。王海没有违法，不违法就是合法，所以他是合法的。可话又说回来了，王海的行为起码让大家对“消法”有了一定的认识。说全面一点打假既要靠整个制度，同时也要靠在这个制度中生活的每一个人。 但是依我看，市场经济完害的基本条件是消费者的成熟。王海作为一个20 多岁的年经人，能够有意识地学习“消法”，包括学习有关的商品知识，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王海的行为不违法，可是打假应该依靠政府，不应该发动一些人利用不那么高尚的动机来进行。根据所提供的数据：前三年，中国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总额为104亿元，查出的案件有37万多起，据估计不到实际存在量的1/20。 如果说大家希望像王海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以便对打假有好处，那我们该向他学习什么呢？是学他知假买假，还是
旨在打假的“知假买假”现象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可谓屡见不鲜，但法律上对其如何定性，至今仍无统一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既有利于打假的规范化和市场的秩序化，又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故有探讨的必要。归纳学术界乃至普通消费者对“知假买假”的态度和看法，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1)应受法律保护说。认为在当前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市场秩序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单靠几个职能部门来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权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依法监督经营者，“知假买假”式消费者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假货蔓延，同时有利于降低社会打假的经济成本，“知假买假”行为蕴涵着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应受到立法保护。 (2)不应受法律保护说。一方面，“知假买假”式的消费者在买卖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卖方商品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其道德显得不够高尚而表现出一种逐利倾向为人们所唾弃!这种打假方式本身就与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法定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而以打假为目的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者行为，故“知假买假”行为不受该法支持。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就将“知假买假”彻底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以上两种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但究竟该如何定性“知假买假”行为呢?笔者认为，应以“知假买假”者的动机或目的为突破点进行研究。“知假买假”用于个人消费，该现象似乎不多见，即便存在的话，或是“民不告”，“官不理”;或是在造成严重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可作为有关职能部门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线索。这里着重探讨意在打假的“知假买假”行为。 显而易见，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买卖行为与打假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根据民法有关原理，民事行为都追求一定的法律后果，为实现该法律后果又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方为有效：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标的物确定合法;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形式合法。若假设“知假买假”行为合法的话，它无疑应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但“知假买假”表明买方明知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存在瑕疵，且其购买行为不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明显违背了买卖合同的本意，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以无效的民事行为去实现打假的崇高目的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不符合法治要求。 有目共睹，制假售假严重危及着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打击假冒伪劣已成为各级政府包括广大消费者共同努力的事情。必须明确，我们不能以牺牲法治的代价去换取市场的“风平浪静”，那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要依法打假!“知假买假”自身存在的效力瑕疵决定了它难以得到社会的公认和提倡。同时，它是否像“应受法律保护说”提到的它更“有利于降低社会打假的经济成本”?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主张“知假报假而不买假”，因为这可以省去消费者与经营者间具体的产品质量纠纷过程而又能达到打假的目的。 立法上对“知假买假”行为该如何进行规定呢?笔者认为这涉及到立法者对“知假买假”行为本身的理解问题。有人建议“消费者”应作扩大化解释，将“知假买假”规定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使其合法化。 笔者认为，“不应受法律保护说”有关“消费者”的定义比较科学，意在打假的“知假买假”行为根本不属消费行为，且该行为的无效性决定了它不应合法化。这是否意味着“知假买假”存在法律上的“盲区”?不是的。根据民法原理，无效民事行为并非意味着它不产生法律后果。当事人因民事行为无效可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追缴财产等法律后果。“知假买假”对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完全可以得到法律救济，该行为完全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