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行政法十大典型案例（六）——乔占祥诉铁道部案
作者 : 未法
【案情简介】
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依据铁道部报送的《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铁财函〖２０００〗２５３号），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下发了《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９６０号），批准对铁路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允许客流较大线路和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期间，客运繁忙线路的铁路旅客列车票价适当上浮；允许部分与高速公路平行、竞争激烈及其他客流较少线路列车票价常年下浮，对团体购票旅客、提前购票旅客等实行下浮，同时规定了浮动幅度、审批权限等。并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同意由铁道部颁发铁路旅客票价表，作为旅客列车实行浮动票价的中准价（计办价格〖２０００〗９３１号）。
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上述《批复》，发出《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通知规定：节前（１月１３日至２２日）自广州（集团）公司、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始发、节后（１月２６日至２月１７日）为成都、郑州、南昌、上海铁路局始发的部分直通客车票价上浮，其中新型空调列车上浮２０％，其他列车上浮３０％。除夕、正月初一、初二不上浮。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
河北省石家庄市居民乔占祥[1]购买了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７日２０６９次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２日２０６９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第一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５元票价，第二张车票比涨价前多支出了４元票价。据此，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关于２００１年部分旅客列车涨价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就不服铁道部的《通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2]尔后，在铁道部作出维持涨价通知的复议决定后，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此案，并作出判决；乔占祥对一审判决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判决。
【复议诉讼过程】[3]
一、复议及复议申请情况[4]
（一）复议当事人
１、复议申请人：乔占祥，系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３、第三人：北京铁路局、广州铁路局、上海铁路局。
（二）复议请求
１、撤销被申请人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公布的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
２、审查被申请人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并予以撤销。[5]
（三）主要理由[6]
１、火车票价不是市场调节价，而是政府定价，被申请人没有权力上浮票价；
２、依照《价格法》第１８条的规定，火车票价是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和重要的公益服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的范围。[7]依据《价格法》第２０条的规定，火车票价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未经国务院批准，被申请人擅自上浮票价是违法的；[8][9]
３、依据《价格法》第２３条的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公用事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被申请人没有依法举行听证会。
二、复议决定情况[10]
（一）事实与理由
１、申请人没有提供在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乘坐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票价上浮列车的证据；
２、国家计委已报请国务院同意，才下发了批复；
３、铁道部按《价格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作了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听取了社会各界和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11]
（二）复议决定内容
维持铁道部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三、诉讼情况[12]
（一）诉讼当事人
１、原告：乔占祥，系河北三河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３、第三人：北京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二）诉讼请求
１、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铁复议〖２０００〗１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第２６条规定的审查及转送的法定职责；
２、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三）原告理由
１、被告向第三人等有关铁路局发出的通知侵犯了我及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
２、被告的通知缺乏法律依据，不仅内容失当，而且程序违法：第一，依据铁路法第２５条、价格法第２０条的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当经国务院批准，但被告决定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未经国务院批准，只是有国家计委的批复；第二，依据价格法第２３条的规定，国家计委应当召开火车票价上浮的价格听证会，但被告未提供此次票价上浮举行听证会的有关文件、资料及事实根据。
３、在申请复议时，一并提出了国家计委批复的不合法性，请求予以审查，但复议决定书却未予审查，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四）被告答辩意见
１、请求裁定驳回对《通知》的起诉。理由为《通知》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发布的，且是可以反复适用的抽象行政行为，故依法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２、请求裁定驳回对《复议决定》的起诉。理由为《复议决定》是维持《通知》的行为，依据《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原告不能对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行为诉讼。
（３）请求依法支持《通知》行为。理由为计委的《批复》是经过国务院审判的，其批复内容未超越权限，不符合转送条件。被告依据该批复作出的《通知》是合法的，未侵害原告的权益，且该通知与原告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五）第三人陈述意见
北京铁路局以被诉行为没有强制力、是抽象行政行为，且乔占祥不具有原告资格、没有诉权等为由，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上海铁路局以《通知》合法合理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按照《通知》实施涨价的行为属于铁路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其合法权益应予法律保护。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以《通知》合法为由请求判决维持；第三人的铁路运输经营行为合法，应予保护。
【诉讼争点】
本案中主要争论的法律问题是：
一、铁道部涨价通知的性质。即铁道部的涨价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属于抽
象行政行为的范畴，则它并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如果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则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这是本案的根本性争议。
二、申请人资格和原告资格。即铁道部的涨价通知并不是针对某个个人作出的，在本案中并不是针对乔占祥作出的，其是否具有行政复议中的申请人资格和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思考讨论题】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除上述诉讼中的争点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
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对象。即本案涉及为什么涨价、怎么涨价和涨价的法律程序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否都是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
二、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转送问题。即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如果认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合法的，能否不进行转送？
三、法院判决的类型。即在本案中，法院应当作出何种类型的判决，是维持具体行政行为，还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抑或是其他类型的判决？
【法理分析】
一、本案发生的社会背景
“乔占祥诉铁道部２００１年春运涨价案”正逢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13]并由于涉及面非常广泛，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影响，甚至轰动。新闻媒体以职业的敏感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充分的报道。目前在国内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和引导作用的《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作了充分、详细的跟踪报道。乘坐火车的旅客在火车上也极其兴奋地谈论着这一与自己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案件，并预测着这一案件的发展。
这一案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学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为“铁老大”的老大的铁道部能够如此慎重地处理此事，我认为，其社会背景主要是；
第一，这一案件的涉及面极其广泛。在具有农耕文明传统、浓厚儒教文化背景、特别讲究人情世故、注重亲情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心目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是挥之不去的情结。而在诸多佳节中，“春节”又是佳节中的“佳节”，是与父母、亲人、朋友、同学等等与一切和自己有感情的人相逢的最佳时节。在春节期间，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与父母及其他亲人身处异地，一定会尽最大可能、克服一切困难，长途奔袭，日夜兼程，与父母、亲人、朋友团聚哪怕是短短数日，也心甘情愿。因此，在春节期间，中国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次人口大转移，在东西南北中工作的人无不奔赴其他四面八方。而在这种人口大转移过程中，虽然交通工具形式多样，包括飞机、汽车、轮船、火车，等等，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虽然中国火车的速度比其他国家要慢的多，但因为火车更适宜于长途运输，因此，绝大多数人出行选择的仍然是乘坐火车。据统计，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乘坐火车的旅客达到数千万人；一节车厢定员为１０８人，而有的车厢乘坐旅客居然达到４４７人。可见，火车票涨价涉及到数千万的利益，并通过这数千万人又影响到他们的亲人、朋友的认识和情感。
第二，喜气洋洋的心情受到一定影响。春节是所有中国人的节日，是全民最喜气洋洋、最放松、最兴奋的日子，象“过年”一样或者象“过大年”一样是中国人形容喜悦心情的最好、最恰当的表述。而恰是在人们最高兴、心情最好的时候，却传来火车票涨价的“坏消息”。两者反差巨大，无异于在人们极端兴奋的心情上浇了一盆凉水。同时，人们感觉铁路部门似乎又是在利用大家回家省亲的机会大捞一把。
第三，对垄断行业的服务普遍存在的极端不满心理。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或者因历史原因，或者因资源，或者因必要，还存在着一些垄断行业、垄断企业。这些垄断行业、垄断企业，利用自己居于垄断地位的优势，或者不断提高价格，或者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收取极不合理的费用，而在服务质量上却不见提高，服务态度上丝毫不见改善，反而态度无礼、粗暴，时时、处处表现出强势，到了令国人极其反感程度。电信行业屡屡被诉，而消费者在强大的电信行业面前却基本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如今，铁路行业也利用人们回家省亲的机会，提高价格，同时，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
有让“铁老大”放下架子，提高服务质量，寻找出路走出困境，而只是通过在节假日涨价的手段来解除自己面临的困境。
第四，铁路行业不思进取，而连续涨价。[14]自１９９３年开始经国务院批准，节前出广东省、节后进广东省的旅客，以及春运期间在广东省内旅行的旅客，每票上浮３０元开始，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连续涨价，并且扩大涨价范围。[15]只是因为１９９５年涨价幅度和范围过大，造成铁路客流大幅下降，而在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三年的春运期间，没有再涨价。而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又连续三年涨价。[16]面对春运期间旅客人数大幅度上涨，本来是铁路系统求之不得的“发财”机会，但却没有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只会一味地涨价。[17]
第五，铁路票价上涨的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工。城市开放以后，大批的农民到城市谋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１）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２）农民工得到一定数量的金钱，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３）农民工大部分属于青年人，这些人到城市以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城市文明，对他们的精神文明和人的素质整体的提高也有着积极意义；（４）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剪刀差”的政策，中国社会实际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我国的城乡差别巨大，并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城乡矛盾突出，而农民工进城务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别，稳定了我国的社会秩序。但另一方面，农民工毕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里，这些人已经处处受到城里人的不公平对待，而在经历了千辛万苦，挣到一点有限的金钱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又要被铁路行业“宰”上一刀，莫不唤起人们的万分同情。[18]
我认为，这一案件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反思之处甚多。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研究、思考许多问题。作为法律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这一案件研究相关的法律问题。许多学者也对这一案件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据了解，铁道部为处理此案曾召开了若干次讨论会，探讨其中的有关法律问题。但是，学者对这一案件中的许多问题，目前还没有比较统一的看法。因此，探讨这一案件中所蕴涵的法律问题，我认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着实践意义。
二、铁道部《通知》的性质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铁道部《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这一争议也是其他争议的基础。这一争议的意义在于：如果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即具有存在的前提；反之，如果铁道部的《通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那么，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该复议及其诉讼即不具有存在的前提。
（一）对铁道部《通知》性质的不同见解
关于铁道部《通知》的性质，即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主要有：
第一，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抽象行政行为。大多数行政法学者及铁道部持这种观点。其主要理由是：（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其特点是针对不特定对象、能反复适用的行为。[19]而铁道部的《通知》，并不针对特定的对象，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因而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因此，申请人乔占祥提出的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６条的规定。[20]（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４条规定：“行政机关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原告乔占祥就铁道部春运客票涨价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需要通知几千万乘坐涨价列车的旅客参加诉讼，不合情理和法理。（３）铁道部的《通知》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旅客作出的，而是针对所有的乘坐列车的不特定的旅客作出的，对不同的乘坐涨价列车的旅客都予以适用。[21]
第二，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少部分学者持这一观点。主要理由是：（１）铁道部的
《通知》直接发生了执行效力，即导致了客票涨价的行为后果；（２）铁道部的《通知》只适用于２００１年春节前后特定时期；（３）铁道部的《通知》通过铁路局就得到了实施，没有中间环节；（４）铁道部明确规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围、时间和幅度。[22]
（二）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第１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２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行政诉讼法第２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５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可见，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对象，抽象行政行为并不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对象。因此，就一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言，其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决定其是否属于行政复议机关和法院受理范围的决定性因素。[23]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在学理上相对比较容易说清楚。
通说认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对象，就特定的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相比，具有特定性和直接性，对于特定对象的权利义务直接发生影响。[24]最高法院１９９１年对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即１１５条）中的第１条曾经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如下定义：“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可以分解如下：（１）进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按照最高法院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主体有五个：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个人。
行政机关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机关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同时，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以后，继续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不恰当的。
《行政诉讼法》第２条的规定也存在这一问题。第２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其诉讼。”其中也认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这是不确切的。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其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其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
行政机关委托的个人也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其也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同时，行政机关能否将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个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是不能够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个人的，在行政处罚以外的其他领域中，行政机关是否能够将自己的行政职权委托给个人呢？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我认为，从行政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看，行政机关是不能够将自己的行政管理职权委托给个人的。因此，无论从什么方面说，行政机关委托的个人都不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
（２）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行使行政职权。这一表述方法将超越职权、无权限的情况排除在外，而恰巧它们是司法审查的重要内容。[25]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表述方法应当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行为。”
（３）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包括了两个两个特定性：即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为：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和特定的事项。
（４）具体行政行为是单方行为。在行政行为的分类中，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多方行为是根据一
类标准进行的分类，而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是根据一类标准进行的分类。因此，能否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仅限于单方行为？双方行为或者多方行为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所谓单方行为，即行政机关单方意思表示体现的行为，双方行为是行政机关与对方共同意思表示体现的行为，而多方行为是多方主体意思表示体现的行为。如前所述，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是指针对一类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那么，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能否是针对一类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认为完全是可能的。
最高法院新司法解释（即９８条）没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下明确的定义，回避了这一敏感的问题。其第２条第１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抽象行政行为，通说认为，是指行政机关制订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新的司法解释将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见，抽象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对象的不特定性”、“反复适用性”、“规范性”。[26]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通说认为有以下四个：[27]
第一，调整范围不同。抽象行政行为一般调整不特定的多数人以及多件事项，但是，具体行政行为仅仅针对特定的人和事。
第二，能否反复适用不同。抽象行政行为一般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执行规范性文件不仅适用一次，在有同样条件的情况下，会反复适用，即规范性文件在其效力期间内，一直有调整和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仅仅对于本次事项的处理有效，对于其他事项则不适用。
第三，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方式不同。具体行政行为对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作出决定，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抽象行政行为一般表现为规范，并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变化，只有通过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活动，才能实现抽象行政行为的目标和作用。
第四，行为程序不同。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遵循不同的程序和规则，受不同程序规则的影响。抽象行政行为程序接近于立法程序，一般要求有征求意见程序以及公布程序；具体行政行为则强调调查程序以及听证程序。
如前所述，在理论上，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作出区分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要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作出明确的区分则是比较困难的。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我认为，在实践中，区分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对象的特定性与不特定性问题。[28]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都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作出的，而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有特定的对象，抽象行政行为没有特定的对象，事实上，两者都有特定的对象。它们区别在于，利益的联系性是否是直接的。如果某人与行政机关作出的某个行为有直接的利益上的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行为无论是针对谁作出的，该行为均是具体行政行为，而如果没有人与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有直接的利益上的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行为就是抽象行政行为。可见，针对一个法律关系作出的行为即是具体行政行为，针对一类法律关系作出的行为即是抽象行政行为。
第二，相对人的范围问题。相对人是行政法学上的概念，而非行政法规范上的概念。在行政法学上讨论相对人的概念，就存在两个范围的相对人概念：一个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另一个就是虽不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但其合法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对象。就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而论，属于第一个范围的相对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这是不言而喻的；属于第二个范围的相对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呢？根据行政复议法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规定，以及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个范围的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间形式上表现为一种间接的关系，而实际上表现一种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有的学者比较多地考虑到，第二个范围的相对人与行政行为之间的间接性，往往认为行政行为并非直接针对这一部分相对人作出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并不是考虑行政行为与相对人的直接性，而是考虑利益上的
直接性，即是否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三，反复适用性问题。规范性是反复适用的前提，而是否具有“反复适用性”是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主要标志。因为抽象行政行为是为调整一类社会关系而制定的规则，符合这类社会关系的行为均依据该规则进行处理，因此，具有“反复适用性”的特征；而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某一个社会关系作出的处理，只适用于这一个社会关系，因此，不具有“反复适用性”的特征。
（三）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我认为，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也就属于行政复议的对象和行政诉讼的对象。
第一，铁路运输企业的性质及铁路运输价格的确定。铁路运输企业的性质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而不是福利性质的机构，也不是铁路运输管理机关。因此，其与铁路主管部门（铁道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行政机关内部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铁路运输企业处于相对垄断的状况，其虽然与汽车运输企业、航空运输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是，无论是在货运方面，还是在客运方面，铁路运输企业无可争议地处于“老大”的地位。同时，在铁路运输内部，目前还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例如，还不允许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或者合资经济、外国独资经济的介入。这样，铁路运输企业事实上处于垄断的地位。由于这种垄断的地位，就可能形成垄断价格，因而损害消费者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正当的经济利益，需要对垄断者其中包括铁路运输企业的价格进行限制，或者说由政府去确定这些垄断企业的价格。
垄断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为不存在垄断的情形，完全由市场通过竞争决定产品的价格，也就不需要由政府去加以确定产品的价格，定价权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对产品的定价而发生的争议，属于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般民事争议。企业的定价要充分考虑到产品的质量，以及消费者的选择；而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完全本着自愿的原则，既可以选择这一产品，也可以不选择这一产品。在没有其他情况下，消费者如果选择了这一价格的产品，是消费者自己的行为。
但是，垄断企业的产品的定价属于例外，因而需要由政府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定价。政府的定价就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１、垄断企业认为政府的定价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成本而偏低，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政府所确定的价格表示不满，或者允许一部分垄断企业涨价，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涨价，没有被允许涨价企业的则可能对政府的定价表示不满。
２、消费者认为政府的定价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片面地考虑到了垄断企业的成本或者不正当的成本，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对政府的定价表示不满。
在本案中，铁道部的《通知》就是允许一部分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涨价，实际上是对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的定价行为。换言之，铁道部的《通知》是针对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的客票价格的定价行为，而不是直接针对旅客乘坐火车的行为作出的规定。因此，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１）《通知》对象的特定性。如前所述，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都具有特定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它们的对象都是特定的，都具有“对象特定性”的特征。但是，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一类社会关系作出的规定，对象是一类性质的社会关系而非特定的人，这个不特定人的范围是难以确定的；而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一个社会关系作出的处理决定，对象是一个社会关系而特定的人，这个特定的人可能可以举出他的姓名，也可能不能举出他的姓名，但它们的范围是能够确定的。在本案中，铁道部的《通知》是针对铁路运输企业作出的，即《通知》的对象是铁路运输企业，因此，其对象是特定的。
（２）《通知》不具有反复适用性。《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特定的铁路运输企业在特定的期间里的特定列车的涨价幅度。《通知》中规定允许涨价的铁路运输企业只能在特定的期间里特定的列车涨价。没有允许涨价的铁路运输企业不得涨价；特定的期间以外的时间里不得涨价；非指定的列车不得涨价。特别是《通知》指明了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的涨价，其他年份就不得按照这一《通知》的规定涨价。
（３）《通知》不具有规范性。《通知》不是就一类社会关系作出的规定，因此，它的规定非常具体、明确。
有学者将《通知》理解为抽象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通知》是针对广大旅客的，而旅客又是不确定的范围，《通知》对所有的旅客均予以适用，具有反复适用性。我认为，通知》的对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针对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的列车价格进行的定价行为。[29]
（三）申请人资格和原告资格
根据上面的分析，铁道部的《通知》属具体行政行为，又涉及财产权的损害问题，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理范围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根据《通知》可能侵犯的主体的利益，具有申请人资格和原告资格者有以下四个：
１、《通知》允许三个铁路局属下的列车在春运期间进行涨价，而不允许其他铁路局属下的列车在春运期间涨价。这样，铁道部《通知》不允许涨价的铁路运输企业的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在法律上这些企业对铁道部的《通知》不服，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２、《通知》允许三个铁路局属下的列车在春运期间涨价，就可能损害乘坐这三个铁路局属下列车的旅客的利益，乘坐这些涨价列车的旅客如果对铁道部的《通知》不服，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３、如果《通知》中允许涨价的铁路局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所允许的涨价幅度不够而损害它们的合法利益，它们也有资格获得法律救济。
４、如果《通知》要求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降价，则可能损害铁路运输企业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应当为这些企业提供救济措施。当然，这种情况在本案中没有出现。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在本案中，不被允许涨价的铁路运输企业没有对铁道部的《通知》表示不服，被允许涨价的铁路运输企业没有对铁道部的《通知》所允许的涨价幅度表示不服，而是乘坐被允许涨价的列车的旅客对允许涨价的行为不服。
如前所述，铁道部的《通知》是针对铁路运输企业在春运期间的票价作出的定价行为，而不是直接针对广大旅客乘坐列车作出的处理决定。那么，旅客与铁道部《通知》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通过什么因素而得到衔接的呢？或者说，旅客是如何获得申请人资格或者原告资格的呢？
铁道部的《通知》影响到所有可能乘坐被允许涨价的列车的人的利益。但是，这些人在此时并不具备申请人资格或者原告资格，因为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当某人在购买了被允许涨价的列车的车票，实际支付了比涨价前多的票价时，他的实际利益才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当某人实际成为旅客时，铁道部的《通知》才对他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旅客从铁路运输企业购买车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他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若铁路运输企业是非垄断性企业，具有定价权，那么，旅客购买涨价的车票，是自己的选择，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是一种民事纠纷，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
从一个方面说，旅客在实际知道春运期间部分列车要涨价，而仍在汽车、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中选择了火车，也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的买卖合同是自愿接受的，铁路运输企业并没有强迫的含义。因此，对铁路运输企业的涨价行为不服，虽然可以提起诉讼，但只能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因是自愿接受的行为，他的诉讼请求也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在春运的特定时期，在中国幅原辽阔的情况下，在目前的初级阶段，乘坐火车只能是大多数人出行的第一选择或者唯一选择。对于火车票的涨价，人们只能忍痛接受。同时，乘坐涨价火车的旅客当然也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火车票涨价是否合法？
在本案中，乔占祥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购买了三个铁路局春运期间的涨价车票，从而证明其与《通知》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人在申请复议时，应当提供事实根据。[30]而乔占祥在申请复议时，并没有提供事实根据。因此，复议机关可以不符合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为由，不予受理。但在本案中，铁道部为慎重起见，一再要求乔占祥提供事实根据。乔占祥提供了两张北京铁路局的涨价车票：一张是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７日２０６９次从石家庄到磁
县的车票；另一张是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２日２０６９次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
乔占祥在没有举出乘坐广州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局涨价列车的情况下，在复议申请书和行政起诉状中，将它们也列为第三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铁道部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也将这两个铁路局列为第三人同样也是错误的。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内容
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的规定，铁道部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决定列车的价格。对铁道部的《通知》人们主要质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在春运期间列车应不应该涨价？二是铁道部的《通知》是否合法？
关于在春运期间，部分列车应不应该涨价的问题，铁道部提出了诸多理由证明应该涨价；[31]乔占祥在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起诉状中则提出了一些不应该涨价的理由，并认为这是任意行政行为。我认为，在春运期间列车是否应该涨价，在平时列车是否应该降价，都是铁路运输企业和铁路主管部门的判断，这是《铁路法》赋予铁路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认为涨价不合理，有权申请行政复议。[32]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认为涨价不合理，则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铁道部《通知》的合法性问题，由于《通知》的内容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而只存在合理性问题，法院不能进行审查，那么，法院所能够进行审查的只是《通知》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２、铁道部《通知》的合法性问题
我认为，铁道部的《通知》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理由是：
第一，没有按照《铁路法》规定，由国务院进行批准。《铁路法》第２５条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和货物、包裹、行李的运价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在本案中，铁道部关于春运期间的涨价《通知》是根据国家计委的批复作出的，而没有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铁道部认为，其《通知》在批准程序上是合法的，主要理由是：
根据国务院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６日国阅【１９９６】４３号文关于“为了适应目前市场多元化及全国铁路网建设、运营条件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请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贸委、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尽快研究提出较为灵活的铁路运价管理新体制，赋予铁道部在局部范围内运价上下浮动的权力”的指示，铁道部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０日报送了《关于请求下放铁路客票价格定价权限的函》（铁财函【１９９８】３０５号），１９９９年国家计委征得国家经贸委、财政部、铁道部同意并会签后，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请示》（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８６２号）。经过国务院批准和授权，国家计委依据铁道部报送的《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铁财函【２０００】２５３号），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下发了《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９６０号），批准对铁路部分旅客列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允许客流较大线路和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期间，客运繁忙线路的铁路旅客列车票价适当上浮；因素部分与高速公路平行、竞争激烈及其他客流较少线路列车票价常年下浮，对团体购票旅客、提前购票旅客等实行下浮，同时规定了浮动幅度、审批权限等。并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同意由铁道部颁布铁路旅客票价表，作为旅客列车实行浮动票价的中准价（计办价格【２０００】９３１号）。在此基础上，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复》，发出了有关在春运期间部分列车客票涨价的《通知》。[33]问题一：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请示》（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８６２号）有无获得国务院的批准？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批准”。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经国务院总理授权，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可以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因此，这一批准必须是国务院总理作出的，或者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作出的。同时，由于旅客列车涨价涉及到几千万旅客的利益问题，而旅客列车降价又涉及到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可以说属于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应当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先进行讨论，然后再由总理或者副总理、国务委员作出。在本案中，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问题，国务院没有举行
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甚至没有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明确批示。可见，不能说，国家计委的请示已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所谓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的批准而作出的批复的效力也就不存在。
问题二：国务院能否下放批准权？如前所述，《铁路法》第２５条明确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和货物、包裹、行李的运价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订，报国务院批准。”我认为，拟订票价的机关与批准票价的机关分离，是《铁路法》第２５条的核心。之所以要作出这种分离式的规定，其原因也在于，旅客列车票价涉及到社会比较多的人的利益，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果任由铁路主管部门自己拟订票价，又由自己作最终的决定，旅客的经济利益就可能受到侵犯。《铁路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该法律明确规定国务院的职责是批准铁路主管部门拟订的票价。那么，国务院能否将法律规定的职责授权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授权利害关系机关履行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即使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授权国家计委或者铁道部决定部分旅客列车的政府指导价，国务院的决定也是与《铁路法》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是无效的。
２、关于《价格法》中的听证会问题。《价格法》第２３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乔占祥认为，铁道部没有举行听证会而涨价在程序上是违法的。
乔占祥在复议申请书中认为，“被申请人决定票价上浮方案没有依法实行听证会制度，其涨价没有必要性”。在起诉书中也认为，“但被告未提供此次票价上浮举行价格听证会的有关文件、资料及事实根据。因此，被告通知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在程序上是违法的。”
而铁道部认为，它们在这次涨价过程中的做法是符合《价格法》第２３条的规定的。[34]
第一，对于铁路运价调整是否属于听证范围，《价格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建立听证会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涉及问题十分复杂。因此，《价格法》第３２条规定的是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而不是应当召开听证会。《价格法》实施两年多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进行研究和探讨，但迄今尚未制定颁布有关听证会具体实施办法，对于听证范围如何确定，参加听证的人选特别是消费者代表如何产生，以及听证程序、听证会效力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
第三，为了既体现依法治国精神，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落实《铁路法》、《价格法》的具体规定，国家计委和铁道部组织召开了具有听证会作用的论证会，听取运输企业和一定程度上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方物价部门的意见。另外，铁道部还组织各铁路局广泛开展客流调查，听取广大旅客对春运票价上浮的意见和要求。
关于《价格法》第２３条所规定的听证会的问题，我认为：
第一，按照《价格法》第２３条的规定，举行听证会的法律责任在于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在本案中，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是国家计委，即国家计委负有举行关于旅客列车票价上浮的听证会。而国家计委并没有举行听证会，即擅自批准铁道部关于在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的方案，因此，是国家计委的行为违法，而不是铁道部违法。乔占祥认为铁道部没有举行听证会而导致程序违法的说法是错误的。
《价格法》第２３条规定由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举行听证会，但是对于听证会举行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我认为，在就价格问题需要举行听证会问题上，应当先由认为需要作价格变化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举行听证会。在本案中，铁道部向国家计委提出了要求在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报告，国家计委应当举行听证会，以确定是否需要涨价，即铁道部方案的合理性。但是，国家计委没有举行听证会，这是其失职的表现。
第二，铁道部认为，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并不属于《价格法》所规定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因此不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按照铁道部的看法，《价格法》因为没有明确规定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的定价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因而不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铁道部的这一理解是不正确的。对一个法律规范含义的理解，应当侧重于对其内涵的认识，只要是“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
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都应当属于举行听证会的范围。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涉及几千万旅客的经济利益，其社会影响可以说巨大。同时，《价格法》中还有“等”字的表述，也是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应当举行听证会的法律根据。
第三，既然称之为“听证会”，就具有特定的含义和特定的形式。[35]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在一定范围内由一定范围的人参加的“论证会”，与听证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举行听证会是一项法律义务，而论证会则不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征求意见的形式；其次，在听证会的形式上，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主持下，申请改变价格的企业为一方，消费者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为另一方，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各持己见，进行申辩和争论；再其次，在听证会的程序和双方程序性权利上，与论证会都有所不同；最后，经过听证会的，政府价格部门在确定价格时，应当以听证会的笔录为依据。可见，国家计委、铁道部举行的论证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属于听证会。
国家计委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即批准了铁道部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涨价的请示，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因此，国家计委的批准行为在这个意义说，也是无效的。当然，没有举行听证会，并不是铁道部的过错，因为铁道部并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法定职责。
总之，铁道部的《通知》在内容上是否适当、合理，行政复议机关可以进行审查，但它不是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人民法院所能够进行审查的，只是《通知》在作出的程序上是否合法。铁道部的《通知》应当由国务院批准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国务院没有进行批准，因而，铁道部的《通知》是无效的；同时，铁道部的《通知》应当在国家计委举行听证会后，才能由国务院批准，而国家计委并没有举行听证会，因而也由于违反法定程序而违法。铁道部在举行听证会和批准涨价上均没有过错，但《通知》是以铁道部的名义下发的，该《通知》的效力取决于是否举行了听证会和是否经过了国务院批准。因此，铁道部的《通知》违反了法律程序。
（五）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转送问题
乔占祥在复议申请书中，在就铁道部的《通知》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认为国家计委的《批复》不合法，一并提出了作为该《通知》依据的国家计委的《批复》的审查请求。
１、国家计委的《批复》属国家计委的文件，还是属国务院的文件？从该发布的机关、署名及文件的标号看，《批复》属于国家计委的文件是确定无疑的。国家计委发布的《批复》即使是国务院授权，因为是以国家计委的名义作出的，只能作为是国家计委的文件来认识，而不能看作是国务院的文件。这一认识的意义在于，如果《批复》的国务院的文件，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它就不在行政复议申请权的范围，即相对人即使认为《批复》不合法，也无权向复议机关提出审查请求。
２、国家计委的《批复》是否在行政复议申请权的排除范围之内？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了行政复议申请权的范围，而只是一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复议申请权的范围。作为排除的部分包括三种抽象行政行为：（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２）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外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即国务院制定的除称之为“条例”、“规定”、“办法”的规范性文件；（３）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因此，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有一定的程序和名称，没有按照规章制定程序和名称称谓的就是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这一部分规范性文件就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在本案中，国家计委的《批复》是否是规章？很显然，无论从它的制定程序，还是从它的名称上看，《批复》都不是规章。因此，它属于相对人可以一并申请行政复议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
３、《行政复议法》在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态度上与《行政复议条例》相同点在于，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都可以对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行政复议条例》不允许申请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对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复议，即没有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申请人的申请权的范围，行政复议机关对在复议过程中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也只是依职权进行，《行政复议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申请人的申请权范围，即行政复议机关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既可能是依职权进行，也可能是依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如同申请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只要其符合法律规定
的条件，复议机关就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一样，属于行政复议申请权范围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申请权既然提出了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就必须进行审查，并在复议决定中作出判断。
铁道部认为，乔占祥在复议申请中认为国家计委的《批复》是不合法的，而事实上该《批复》是合法的，因此，就不需要对该《批复》的合法性送请有权处理的机关进行处理。同时，在行政复议决定的主文部分，也没有对乔占祥的这一复议请求进行答复。这是铁道部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两点不足之处。
我认为，铁道部在行政复议时，应当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将国家计委的《批复》转送有权处理的机关先进行处理，然后再根据有权处理的机关的处理，对铁道部的《通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计委作出的《批复》，谁是有权处理的机关呢？对于有权处理的机关，《行政复议法》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按照一般的逻辑，应当是它的上级机关，就国家计委而言，有权处理的机关应当是国务院。因此，铁道部应当将国家计委的《批复》转送国务院，由国务院判断该《批复》是否合法。
（六）关于法院的判决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一审原告乔占祥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的判决。两审法院的判决说明，它们对该案件事实、性质及法律适用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
法院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的依据是：
１、《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法院认为，《通知》是针对有关的铁路企业作出并设定和影响有关铁路企业经营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故应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提起的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作为购票乘客，虽不是该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相对人，但因有关铁路企业与执行《通知》而实施的经营行为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使其与该行为间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有权就，通知》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和第三人提《通知》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及乔占祥不具备原告资格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２、被告所作的《复议决定》，因其认定的事实，适用的依据，论述的理由及复议的结论均与原行政行为相一致，没有改变或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故应认定该《复议决定》是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为。原告对其不服，应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坚持对《通知》和《复议决定》同时提起行政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确认被告在复议期间未根据其一并提起的审查申请，将《通知》所依据的计委《批复》转送有关机关审查的行为属于不当履行复议职责的行为的请求，因复议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该请求法院不予审理。
３、根据《铁路法》第２５条、２０条，《价格法》第５条等的规定，被告有对全国铁路客运价格调查拟定和管理实施的法定职责。由于铁路客运价格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属于国家重要的服务价格，为保证其统一和规范，保证国家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客运价格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范畴，其制定和实施均应当经过法定程序申报和批准。被告作出的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的《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通知》握经国务院批准，被告未能提供已组织价格听证会的证据，因而应判决定被诉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依据《价格法》第２３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责，故该诉并不涉及价格听证及其相关问题。原告据认为被告所作《通知》程序违法，要求予以撤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在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在一审法院判决理由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理由，即虽然《价格法》第２３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我认为，法院的上述判决结论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第一，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与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适用的条件是相互矛盾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在原来的行政诉讼法中并不存在，而是由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新增加的判决类型。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第５６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本案并不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所例举的前三种情形，是否属于第四种情形即所谓的“兜底”条款呢？这就需要分析最高法院增加这一判决类型的用意。
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又不存在其他瑕疵，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显然完全可以适用“维持判决”，即维持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我认为，之所以增加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主要是考虑到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形：行政机关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但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而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并不是法院所有权审理的，或者法院在本案中所能够审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能判决维持，而如果判决维持，实际上就是肯定了该行政行为所存在的瑕疵。这就使法院陷入一种两难的处境之中。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就使法院能够摆脱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而又不存在瑕疵，法院判决维持；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瑕疵，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认定铁道部在作出《通知》“是在经过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又召开了价格咨询会，在向有权机关上报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得到了批准的情况下作出的，应视为履行了必要的正当程序。虽然《价格法》第２３条规定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但由于在铁道部制定《通知》时，国家尚未建立和制定规范的价格听证制度，要求铁道部申请价格听证缺乏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二审法院判决书语）。按照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认定，既然铁道部的《通知》是合法的，同时也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36]法院就应当适用维持判决，而不应当是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
第二，如前所分析，《价格法》和《铁路法》都要求铁道部在客运价格上涨时，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而国务院并不能将这种批准权授予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计委。两审法院认定国务院的答复就是授权，国家计委根据这种所谓的“授权”所作才批复，就是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批准，在法理上是无法解释的。
第三，《价格法》对几类价格的确定规定了听证制度，要求在确定之前必须举行听证会，而国家计委并没有举行听证，虽然没有举行听证并不是铁道部的责任，但举行听证是铁道部调整价格的一个必经程序和前置阶段。法院认定《价格法》虽然规定了听证但由于实际没有制定听证制度，所以，国家计委没有举行听证、铁道部在没有举行听证的前提下制定《通知》并不构成违法。法院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在机械地理解法律规范，并不是根据法律规范的本意和精神去予以适用。既然法律要求应当举行听证之后才能调整价格，而铁道部在没有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即调整了票价，程序上显然存在着重大违法。
这一程序上的重大违法，虽然在主体上并不是铁道部，但它直接涉及到铁道部《通知》的合法性。铁道部自身在制定《通知》的程序上虽然是合法的，但铁道部《通知》的最终的合法性除取决于其自身的程序上的合法外，还取决于其前置程序的合法。在本案中，铁道部《通知》的前置程序没有经过，显然是违法的。这就必然影响到铁道部《通知》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由于铁道部《通知》的前置程序的违法性，所以决定了铁道部《通知》的违法性，在通常情况下，法院应当适用撤消判决。但又由于铁道部《通知》的内容已经实施，属于不可撤消的行政行为，法院只能适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５８条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消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采用确认判决，即确认铁道部《通知》违法，而不能撤消铁道部的《通知》。
【注释】
[1] 河北三河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2] 截止到目前，包括乔占祥在内共有５人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其他４人因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
铁道部只对乔占祥的复议申请作出了复议决定。
[3] １、关于乔占祥的复议请求
乔占祥的复议请求有两个：（１）撤销被申请人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公布的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２）审查被申请人作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国家计委关于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有关的问题的批复不合法，并予以撤销。
关于乔占祥的第一个复议请求，如后面要分析的，铁道部的《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乔占祥购买了根据该《通知》而涨价的车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与该《通知》之间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有权要求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铁道部撤销由铁道部下发的《通知》。
与第一个复议请求相关联的是，作为第三人的北京铁路局根据铁道部的《通知》而对部分旅客列车的票价作了上浮，由于铁道部的《通知》被撤销，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就失去了依据，乔占祥有权向第三人提出返还多支出的价款。因为第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乔占祥只能在该诉讼之后，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关于乔占祥的第二个复议请求，国家计委的《批复》是铁道部《通知》的依据，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如果认为国家计委的《批复》不合法，有权在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审查该《批复》的请求，因此，乔占祥在复议中提出第二个复议请求，是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的。
２、关于乔占祥的诉讼请求
乔占祥的诉讼请求也是两个：（１）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铁复议〖２０００〗１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履行行政复议法第２６条规定的审查及转送的法定职责；（２）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关于２００１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
关于乔占祥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相对人不服向法院起诉，诉讼的对象是原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铁道部既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同时又是复议机关，作出决定的机关与作为复议机关，两者虽然是同一个机关，但身份是不同的。在复议过程中，铁道部维持了由自己作出的《通知》，乔占祥应当要求撤销铁道部作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即《通知》，而不是复议决定，即维持《通知》的复议决定。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乔占祥的这一复议请求是不能成立的。
乔占祥第一个诉讼请求中的后一个问题，即铁道部作为复议机关没有将国家计委的“批复”转送有权处理的机关进行处理，因而构成失职，要求法院责令铁道部履行法定职责。这一诉讼请求的对象是作为复议机关的铁道部，而不是作为发出《通知》的铁道部。因此，在铁道部维持由其自己发出的《通知》的复议决定情况下，第一个诉讼请求的前半部分，只能以发出《通知》的铁道部为被告；而第一个诉讼请求的后半部分，只能以作出复议决定的铁道部为被告，因而，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而不可能在一个诉讼中解决。乔占祥将两个不同的诉讼对象，合作一个诉讼中的被告，在诉讼原理上是说不通的。虽然作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铁道部，进行行政复议的机关也是铁道部，但如前所述，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份。
乔占祥的第二个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已如前述。实际上，乔占祥的第一个诉讼请求的前半部分，与第二个诉讼请求是有联系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新的司法解释，如果在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在诉讼中，原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予以撤销，复议决定也自然无效。
可见，乔占祥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中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多余的；第一个诉讼请求的后半部分的被告确定错误；第二个诉讼请求是可以成立的。
[4] 乔占祥的复议申请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１）在复议当事人部分，将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广州铁路运输集团公司、上海铁路局列为第三人；（２）在事实部分，没有列举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３）复议申请书文字粗糙，缺乏“法言法语”。
[5] １９９９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第７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
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１）国务院部门的规定；（２）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３）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乔占祥依据这一规定，在对铁道部的通知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就通知依据的国家计委的批复的合法性问题，请求审查。
[6] 乔占祥的复议申请书中所述的复议理由共有７条，其中一些理由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在目前的行政诉讼中，还不存在公益诉讼，因此，所能够成立的主要是３条。这一诉讼主要可以理解为公益诉讼，因为就乔占祥的个人损失而论，区区只有９元。而据乔自己说，为进行这一诉讼，其除付出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还付出了一万余元的费用。当然，无须讳言，乔个人在其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其他利益，如乔原来仅仅是石家庄市的一名律师，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说是默默无闻，而在诉讼之后，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律师，目前也已经到北京发展。
[7] 价格法第１８条规定，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１）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２）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３）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４）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５）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8] 价格法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其中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
[9] 铁路法第２５条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和货物、包裹、行李的运价率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定，报国务院批准。
[10] 铁道部在复议过程及复议决定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１）乔占祥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没有同时提供证据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了铁道部《通知》侵害的事实，铁道部可以以乔占祥不符合《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的规定为由，对乔占祥的复议申请不予受理；（２）铁道部在受理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要求乔占祥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而乔占祥一直没有举证，在此情况下，铁道部可以予以驳回乔占祥的复议申请；（３）行政复议的对象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和适当，因此，整个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但铁道部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铁道部的《通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论证不够，包括从内容上和程序上的论证；（４）铁道部一方面要求乔占祥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其提供的证据没有予以认定；（５）铁道部的复议决定书没有对乔占祥在复议申请书提出的作为其涨价通知依据的国家计委《批复》不合法性的问题作出答复。
[11] 价格法第２２条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12] 铁道部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９日作出了复议决定书，乔占祥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６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予以受理。乔占祥的《行政起诉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１）与其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将上海铁路局和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一样，在诉讼中也将它们列为第三人，这是错误的；（２）在铁道部维持原《通知》的情况下，在诉讼请求中要求撤销铁道部的复议决定；（３）乔占祥是对铁道部的复议决定不服，而他的复议申请的时间是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乔占祥所提交的证据有两个，一个是１月１７日的火车票，一个是１月２２日的火车票，显然，１月２２日的火车票不能作为不服复议决定的证据，而只能通过另一个复议申请予以解决；（４）在理由部分，涉及论证春运期间运输价格的上浮的《通知》的违法性的部分不充分，而有一些为民请命的理由。
[13] ２００１年的春运从１月１３日开始至２月１７日结束。乔占祥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８日向铁道部申请行政复议。
[14] 铁道部认为，在铁路运价改革过程中，铁路运价上涨幅度远远低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根据统计年鉴资料，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７８年为３４３?４元，１９９９年上升到５８５４元，增长１６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１９７８年为１３３?６元，１９９９年上升到２２１０?３元，增长１５?５倍；而铁路客票硬座人公里基本票价，１９７８年是０?０１７５５元，１９９
９年是０?０５８６１元，仅增长２?３倍。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假如人均收入上升１０％，那么，所有的服务价格都要上升１０％才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与收入上升不相适应或者不相称。假如人们的收入上升了１０％，铁路运输价格上涨１０％，已经将人们收入的上升部分取走，其他行业也要将价格上升１０％，那么，人们拿什么去支付上涨的部分，人们的生活的提高的标志是什么？
[15] 当年客流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如民工如果回家，春节回来后将不予录用等。
[16] ９０年代以来，铁路客运的“龙头”地位实际上逐步让位于公路运输，长途软卧席则面临民航的激烈竞争。铁路客运市场份额由１９８０年的６０?５％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５?８％，下降了２４?７个百分点；而公路客运市场份额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１?９７％，上升到５４?８６％，上升了２２?８９个百分点，铁路丢失的市场份额几乎都被公路争夺过去。原因是说明呢？铁路部门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公路的运价已经完全放开，由公路运输企业自己决定，而铁路则是由国家决定。因此，国家应当将铁路运输的价格也予以放开或者基本放开。实际上，公路运输在运输市场的份额之所以上升，与公路运输在短途运输中的优势、在时间上的灵活优势，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与价格的上升并没有绝对的关系。相反，公路运输份额的上升，与公路运输价格同铁路运输的价格相比较，更为合算更有关系，而不是依靠价格上涨来提高竞争能力。
[17] 铁路运输企业包括铁路主管部门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利用难得的机遇，来获取最大的利润，二是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获得较高利润。在两个选择中，第一个选择会付出更多的劳动，而第二个选择则非常简单。因此，虽然多年来，都遇到了火车拥挤、铁路运力不足的老问题，但铁路主管部门及铁路运输企业并没有采用更多的积极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
[18]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价格的上涨最早是在广东省实行。９０年代初，广东省公路率先放开客运价格，由于汽车运输价格上浮，铁路客运价格不动，导致大批旅客涌向铁路，春运期间铁路客车严重超员，而公路汽车却坐不满旅客。因而，１９９３年经国务院批准，春运期间在广东省上浮。随着民工跨地区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仅在广东一地实行春运浮动价已经远远不够。１９９４年春运６０天中，南方各主要车站全部旅客爆满，特别是成都、重庆、贵阳、郑州、武昌、广州等上百个车站，日积压旅客近万人到数万人，列车上更是普遍严重超员。１９９５年春运客票价格浮动范围扩大到上海、北京、成都、郑州、济南、柳州、广州７个铁路局。这一年春运铁路客流总量同比减少１５３９万人次。
我认为，春运期间列车旅客票价上浮的基本考虑无非是：（１）因为这一期间乘坐火车的人多，即使涨价也不愁没有人坐；（２）运力有限，希望选择其他运输方式；（３）希望不要出行。铁路运输企业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首先希望出行的人越多越好，而肯定不希望人们都不要出行；其次，如前所述，其他运输方式与铁路运输企业有着竞争关系，铁路的“龙头”已经被公路夺去了，铁路运输企业并不是已经“富得流油”而不需要再挣钱了，因此，希望旅客去选择其他运输方式，甚至是逼着旅客去选择其他运输方式，显然并不是铁路运输企业的本意；可见，只能是第一个理由了。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３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１２条第（１）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0] 行政复议法第６条规定了作为行政复议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型，共列举了１１类具体行政行为。
[21] 参见铁道部关于《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及行政复议处理的简要情况》第９页；《北京青年报》记者对铁道部有关领导的采访报道。
[22] 参见铁道部关于《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及行政复议处理的简要情况》第９页。
[23]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也只限于因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
[24]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２０００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４页；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第２版，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25] 甘文著：《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５月第１版，第１２页。
[26] 参见前引应松年教授和张树义教授主编书。
[27] 参见前引应松年教授和张树义教授主编书。
[28] 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在于，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实际上，任何行政行为都具有特定的对象，没有特定的对象，该行政行为就没有了调整的对象，也就意味着该行政行为没有存在的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特定的对象指的什么？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特定的一个社会关系中的特定的相对人；抽象行政行为指向特定的一类社会关系中的不特定的相对人。
[29] 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在于，铁路局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属于政企不分的状况，作为行政管理机关，它与铁道部之间属于上下级关系，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之间的关系；作为铁路运输企业，它与铁道部之间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铁道部允许各铁路局涨价这一问题上，各铁路局是什么法律地位？我认为，各铁路局在这一问题上是铁路运输企业的地位。
一方面，铁道部的《通知》是下发给各铁路局的，即《通知》的对象是铁路局。铁道部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发给所有的铁路局的，而不仅仅是发给可以涨价的铁路局的。实际上，《通知》的含义不仅仅是涨价，它包括了涨价的期间、涨价的幅度、涨价线路和车次，同时包括了不在此期间、线路和车次、幅度内的旅客列车不得涨价的含义。即在春运期间，有的可以涨，有的不可以涨，可以涨的，其涨价幅度是什么。
[30] 根据学者的一般认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１）符合申请人资格；（２）有明确的被申请人；（３）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及相应的事实根据；（４）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的范围及复议机关管辖；（５）其他法律规定的条件。
[31] 参见铁道部关于《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及行政复议处理的简要情况》第１～７页。
[32]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即在于，由于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其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可以行使法律规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有权作出判断；而法院是司法机关，其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因而，法院不能对行政机关的合理性作出判断。铁道部应当在复议决定书中，就涨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
[33] 参见铁道部关于《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及行政复议处理的简要情况》第１０～１３页。
[34] 参见铁道部关于《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浮及行政复议处理的简要情况》第１２页。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之第４２条、第４３条比较详细地规定了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同时，我国各地主要是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对听证程序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在乔占祥诉铁道部案发生时，我国共有两个法律规定了听证程序，一是《价格法》，二是《行政处罚法》；目前，则已有多个法律规定了听证程序。
[36] 两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均未指出铁道部的《通知》所存在的瑕疵。
典型案例分析 1.海口市陈某驾驶货轮在我国内海航运时，被上海市海关缉私队查获，货轮上载有我国禁止进口的货物。上海市海关对该货轮做出处罚决定：该货轮载有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无合法证明，认定该货物为走私货物，依海关法给予该货轮罚款2万元，拘留10日，并没收上述走私货物。陈某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请求海关总署撤销该处罚决定。海关总署经复议，决定除没收走私物品予以维持外，罚款改为 1.5万元，并决定对陈某处以8日的拘留。请问： (1)陈某仍然对复议不服。陈某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应向哪个法院提起？理由是什么？ (2)如果陈某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3)陈某是否可以不经过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 (4)陈某如果不经过复议，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应由谁管辖，谁是被告？为什么？ 答：(1)陈某可以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何一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一，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海关处理的案件不服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三，行政诉讼法还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和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海关总署所在地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地。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被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
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 一、张恩琪诉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行政不作为案 （一）基本案情 张恩琪于2013年3月13日、10月16日向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9月25日向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社保基金中心）邮寄信函，主要内容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对其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偏低和少缴、漏缴问题进行强制征缴。市社保局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信函后，认为其所述问题不属于该局职责，属于市社保基金中心职责，遂将信件转至该中心办理。该中心于2013年11月29日向张恩琪出具《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其已经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均由其参保所在区的社保局审批确定，且在审批之前已经本人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事项进行了确认，该中心作为社保经办机构，负责依据区县社保局审批结果及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退休待遇。张思琪先是针对市社保局、市社保基金中心分别提起诉讼，因各自答辩不具备相应职责而申请撤诉，后将两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市社保局向市社保基金中心转交信件行为违法，撤销市社保基金中心上述答复，判令二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对其诉求予以答复。 （二）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市社保局具有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职能，其于2011年10月19日向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市社保基金中心下达文件《关于社会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受理查处职责分工的通知》，第二项明确规定“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查处，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请有管辖权的劳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具体程序由市劳动监察机构与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制定”。故市社保局将信件转至市社保基金中心办理并无不当。市社保基金中心应对原告信函要求事宜作出明确处理，但其未在60天内作出答复，且在此前原告起诉该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中，隐瞒了市社保局下达上述文件的情况，在答辩状中否认其具备相应职责，导致原告认为起诉被告主体有误而申请撤诉，系未履行法定职责并进行推诿。其给原告出具的《关于张恩琪信访反映问题的答复》，在未对原告提出的请求作出明确处理的情况下，直接以信访形式答复显系不妥。遂判决：一、市社保基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原告请求作出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的，从期满之日起按日处70元罚款；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以行政裁判方式明确了行政主体在社保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基于行政管理复杂性和法律规定不明确，
劳动争议案件败诉之法律分析 （4类23种情形＋10个典型案例） 一、劳动关系建立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1 .用人单位恶意规避法律不签订劳动合同并否认事实劳动关系，加大了法院查证事实的难度，但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法院通过工资支付记录、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考勤记录甚至工作成果等多种凭证，依然可以综合进行判断，确认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可能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 02 .雇佣停薪留职、内退、下岗待岗，以及因经营性停产放长假待岗等情形等四类人员，误以为建立的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导致在诉讼中败诉。 03 .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予签订，从而导致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赔偿。儒思HR人力资源网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4 .对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认识错误，一些人员：诸如全日制在校大学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未取得就业证的外国人等均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因此也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 05 .一些公司高管、人力资源经理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如果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高管的工作职责，则即使劳动者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也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06 .劳动者提供虚假信息订立劳动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二、劳动合同履行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07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未向劳动者履行合法公示或者送达，从而导致该规章制度对劳动者不具有合法约束力。
08 .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未安排劳动者工作为由拒付工资，如果是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那么用人单位依然有义务向劳动者支付生活费，否则即为违反法律规定，存在败诉风险。 09 .用人单位违法规避工龄连续计算，例如在劳动者工作岗位、工作地点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干脆“逆向派遣”，迫使劳动者“工作年限清零”，但此种手段被法律所禁止，从而带来败诉隐患。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0 .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尽管未采取书面形式，但已实际履行超过一个月的，劳动者又主张变更无效的，依据司法解释四的规定，法院不能予以支持。 11 .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加班事实的基础举证责任由劳动者一方负担，但许多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注意留存、收集证据，导致诉讼中因为证据不足而主张难获支持。 12 .劳动者未经用人单位同意，擅自请他人代为履行劳动合同，因此给单位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三、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阶段 用人单位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3 .用人单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法定义务的情形而迫使劳动者提出辞职，在此情形下，不能免除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义务。 14 .用人单位未举证证明辞退劳动者解除事实充分、解聘程序合法，导致败诉。 15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时未能依法履行终止劳动合同手续，导致付出败诉代价，有的是支付违法终止的赔偿金，有的甚至付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代价。 劳动者方面的典型败诉情形 16 .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被用人单位开除或者辞退。
经典劳动争议案例分析 案例一法定代表人主用人单位拖欠巨额薪资，应全面提举相应证据 【裁判要义】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职权有别于一般劳动者。企业法定代表人仅持加盖公司公章的巨额欠薪证明，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相应证明力。 【案情概要】 青云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21日，某自公司成立时起便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任总经理职务。某主青云公司2013年2月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长期拖欠其薪酬共计234万元。经协商无果后，某通过诉讼程序要求青云公司支付其2005年1月至2013年2月期间工资差额共计234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青云公司经法院公告传唤，无法定理由未到庭应诉。某为证明其请求，向法院提供了加盖有青云公司公章的《证明》。该《证明》的容为“兹证明先生自2005年1月21日起到现在为青云公司工作，月工资肆万元人民币整。中间除个别月份外没有支付其工资，未发工资数为贰佰叁拾肆万元”，除此之外，某未就欠薪事宜向法院提举其他证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身份有别于一般职工，其劳动报酬和解聘事项均应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如未设立董事会的，则应由股东会决定或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某提交的《证明》中涉及到公司对拖欠某劳动报酬的自认，并且数额巨大。上述文件中虽加盖有青云公司的公章，但基于某职务与职权的特殊性，其对公司印章的使用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因此，上述证据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某针对于拖欠工资及解聘事宜，并未提交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来佐证《证明》的真实性，故法院判决驳回了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事，通常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掌握与管理公司公章。司法实践中，公司“易主”时，前任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易发生纠纷。鉴于法定代表人上述身份的特定性、职权的特殊性，针对法定代表人向公司主权利时提举的证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进行审核，根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对于存有疑点的证据，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案例二高管营私舞弊，用人单位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案例分析题 （一）惠州市辖下龙门县化工厂未经批准擅自向本县一河流内设置排污口，排放大量工业废水，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县环保局责令化工厂迅速纠正违法行为，并报经市环保局批准，对该化工厂处以9万元的罚款；县化工厂认为，省政府颁布的《防治水污染条例》规定：“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决定的罚款以不超过1万元为限；超过1万元的，应当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县环保局却对化工厂处以9万元的处罚，明显违法，欲申请行政复议。 问题：龙门县化工厂可以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 1.本案的行政复议机关是龙门县人民政府或县环保局的上一级部门机关即惠州市环保局；2.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2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选择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别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二）A县发生旱灾，从外地运到一批救灾物资，该县B乡民政所委托各村发放救灾物 资，C村在发放救灾物资时把李某遗漏，李某不服想提起行政诉讼。 问题：李某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1.李某应以乡政府为被告，因乡政府是具 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实施者，C村只是被委托的组织； 2.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被 委托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以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三）在2003年10月15日，A县政府根据《发展A县经济的实施规划》，以红头文 件形式作出了一项《关于对A县几家工业企业进行调整的措施》的决定，其中决定将属于集 体所有制的A县机床附件厂与属于国有企业的A县机械厂合并为A县机械总厂；A县机床附 件厂不服县政府的这一决定，认为合并决定实现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侵犯了企业的自营自主 权，遂向A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县政府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告诉县法院，这一 合并决定是为了改革和发展A县经济、解决县机械厂的经济困难作出的，县机床附件厂应当 顾全大局，服从县政府的决定，同时，县政府要求县法院应与县政府态度一致，维持县政府 的改革措施，对县机床附件厂的起诉不予以受理。问题：1.A县法院是否有权受理此案，并说明理由？答：A县法院有权受理此案，因为A县政府的红头文件面向企业的对象特定，是具体行政行为，且该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企业县机床附件厂经营自主权，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A县法院是否必须服从县政府的意见，并说明理由？答：A县法院无须服从 县政府的意见，以为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县法院，独立行使行政案件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其他组织及公民的干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四川省法院2015年9月21日发布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典型案例主要是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制度有深刻的认识、对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有深入的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一、李永奎诉西充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西充县公安局作出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处罚人李永奎因与西充县实验驾校存在经济纠纷，于2013年9月28日下午15时30分许，邀约吕宗峻等人进入实验驾校。李永奎关闭实验驾校综合楼电源并将驾校学员从楼中赶出。纠纷中，李永奎等人还多次与他人拉扯造成多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实验驾校的正常秩序。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的违法行为，在听取其陈述及辩解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对李永奎处以治安拘留13日。李永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西充县公安局认定李永奎的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其提交的证据，除何德蓉、何春华有相关陈述外，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西充县公安局向法院提交的10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的签名经鉴定均不是本人亲笔；同时，有5份询问笔录的调查人员，在同一时间内又在另行进行询问活动，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条“在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的要求。西充县公安局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作出治安处罚决定，但对李永奎具体违法行为的定性不明，其情形属适用法律不当。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2013）西充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西充县公安局作出的西公（晋新）行罚决字（2013）10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中，西充县公安局对李永奎作出的治安处罚，在认定事实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如认定李永奎违法行为造成多人受伤，但没有具体的受伤人员姓名及伤情等事实；对证人进行询问取证，没有按要求由被询问人对笔录内容进行审核并签名确认，也没有按要求由两名公安干警进行。西充县公安局调查取证活动未依法进行，其法律后果就是收集的证据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治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本案的典型意义就在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正确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调查取证方式和手段收集证据，必须注意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并根据证据认定事实，切实纠正主观随意性。 二、李修文诉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撤销案 【基本案情】 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乐山市人社局）根据燕岗建筑公司职工李修文的工伤确认申请，于2012年5月1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李修文的受伤情形属于工伤。2012年9月17日，该局又作出乐人社办〔2012〕577号《关于撤销<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乐人社工伤认定字[2012]221号（峨眉山市）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关于李修文受伤情形属于工伤的认定。李修文对此不服，于2013年1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乐山市人社局作出的乐人社办〔2012〕577号决定。乐山市人社局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材料后，既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材料，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同时，第三人燕岗建筑公司也没有向法院提供与被诉行政决定相关的证据。 【裁判结果】
第一部分劳动关系 案例：刘某与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非全日制用工解除劳动关系案 【焦点问题】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非全日制劳动关系如何界定？ 【适用要旨】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非全日制用工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可随时通知终止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但是否符合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应予证明。 【案情简要】 年月日，刘某入职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双方口头约定刘某在公司承包维护的某水库工作，职位为清洁工，负责水库外围的清洁和绿化工作，每月工资元。入职后，刘某上下班时间单位未作考勤管理。年月日，单位以与某水库的维护承包合同到期为由，通知刘某终止劳动关系，不支付经济补偿。但单位念及刘某家庭困难，额外多支付了刘某个月的工资元。后刘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差额元。对此，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抗辩其与刘某为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可随时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不予经济补偿。 【裁判结果】 仲裁委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应对刘某非全日制劳动关系负举证责任，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作为管理者，掌握管理刘某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出勤记录等管理信息，因其未提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刘某之间为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最终，仲裁委裁决某设施维护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差额元。
【评析】 非全日制劳动用工是灵活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也适应企业降低人工成本、推进灵活用工的客观需要，因此，有不少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采用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在内的一些灵活用工形式。但实践中，很多用人单位在非全日制用工时，未能完全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仅认为只要双方口头约定是非全日制用工即可。法律上，《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作出了与全日制用工不同的特别规定，其中第条、第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因此，用人单位要充分证明劳动者属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应当提供以下证据：一、用人单位的考勤记录，以此证明劳动者的用工时间平均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二、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凭证，证明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是按法律规定的支付周期，最长不超过十五日。据此，建议用人单位在录用劳动者时，应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为非全日制用工，让劳动者对录用相关情况进行书面签字确认。此外，用人单位一方面还应做好以下方面管理：一是规范公司的用工管理制度，让非全日制劳动者在法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工作，保障劳动者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小时，不能单方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并在平时日常工作中对非全日制的员工进行一定的考勤管理，可以使用书面、电子打卡或指纹录入等考勤形式，保留记录；二是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支付周期做好工资发放工作，不能以任何理由拖欠或克扣工资，不能私自延长工资发放周期，不得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三是用人单位如果确有事由需要与劳动者终止非全日制用工关系时，应耐心和劳动者进行沟通，阐明解除缘由，得到劳动者的理解，避免双方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引致矛盾的发生。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第六十九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第七十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七十一条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七十二条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
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分析
家庭组成了国家，家庭和谐了，国家才能和谐，当下，家庭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是层出不穷：家庭暴力，彩礼问题，孩子问题都很多，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起来看看这是个典型的婚姻家庭案例吧，也许能帮到你。 一、结婚未领证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
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虽然孙丽接受法院应予支持。习俗给付的彩礼， 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 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
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 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 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
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二、否认儿子亲生坚决拒绝鉴定 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判决： 【案情】 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
典型案例分析 1．市某驾驶货轮在我国海航运时，被市海关缉私队查获，货轮上载有我国禁止进口的货物。市海关对该货轮做出处罚决定：该货轮载有国家禁止进口的货物，无合法证明，认定该货物为走私货物，依海关法给予该货轮罚款2万元，拘留10日，并没收上述走私货物。某以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请求海关总署撤销该处罚决定。海关总署经复议，决定除没收走私物品予以维持外，罚款改为1.5万元，并决定对某处以8日的拘留。请问： (1)某仍然对复议不服。某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应向哪个法院提起？理由是什么？ (2)如果某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谁为被告？为什么？ (3)某是否可以不经过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 (4)某如果不经过复议，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应由谁管辖，谁是被告？为什么？ 答：（1）某可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何一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一，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海关处理的案件不服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行政诉讼法》还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三，行政诉讼法还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和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海关总署所在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地。行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既对人身又对财产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被扣押或者被没收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上述行为均不服的，既可以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诉人民法院可一并管辖。故市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2）某应以海关总署为被告。因为《行政复议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3）某可以不经过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为海关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海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先向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或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4）某可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某应以市海关为被告。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是被告。 2．甲与乙在定县的火车站候车时发生争执，甲将乙打伤。定县的铁路公安分局处理了该案，对甲罚款500元，甲对此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将罚款改为400元，甲仍然不服，便向市公安局所在地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铁路法院受理了该案，市公安局认为该法院没有管辖权，以口头方式提起管辖权异议。请问：（1）该法院对此是否有管辖权？（2）市公安局以口头方式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做法是否正确？ 答：（1）没有，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因此，铁路运输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2）错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之日起10日以书面形式提出。所以，市公安局口头提出异议的做法是错误的。
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正当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国公民为什么有状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 1）行政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同时也表明中国已选择了依法治国的道路，一切国家机关、一切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活动。 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理所当然的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什么是行政诉讼？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宪法和行政诉讼法。 目的：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典型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近日开庭审理“贵州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停止磷石膏尾矿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须于今年3月31日前消除对环境的影响。庭审结束后，被告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立即停止新增磷石膏的排放，并立即治理原已存在的磷石膏尾矿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治理工作。 2007年12月10日，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位于安顺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天峰化工公司停止排污侵权。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其生产厂区位于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投入使用以来，每年产生20至30万吨的磷石膏废渣，所堆放的磷石膏废渣总量已有200至300万吨。但该公司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措施，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均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红枫湖上游的羊昌河。2007年10月27日，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监测显示，该企业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对羊昌河水质影响较大。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负有依法管理红枫湖水资源的社会公共职责的政府职能部门。红枫湖是贵阳市百万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在不特定的人群遭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情况下，为维护民众利益，原告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法院认为，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堆放的磷石膏废渣通过渗滤对红枫湖上游羊昌河造成重大污染，进而直接影响红枫湖的水质。贵州省人民政府曾下发通知，明确要求被告限期整改。被告亦不予否认，并表示将
2018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一、工作履历造假，用人单位试用期内解除获支持 案情简介：陈某于2017年1月5日入职北京某电子公司，双方订立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其担任品牌营销经理，月工资3.3万元，试用期为6个月。入职2个月后，电子公司向陈某发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陈某不认可电子公司的解除理由，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电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电子公司提交了《求职登记表》、《入职承诺书》及一份民事判决书，佐证陈某伪造重要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及工作表现与其工作履历严重不符。陈某填写的《求职登记表》显示，其2012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担任某广告传媒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月工资为3万元。在《入职承诺书》中，陈某承诺，在应聘时提供虚假材料或没有如实说明与应聘岗位相关情况的，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电子公司无需任何理由即有权解雇本人。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显示，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陈某担任某外地股份公司的经理助理，月工资为4千元，其提出诉求要求该股份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休息日加班费、未休年休假工资补偿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陈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声称其在外地股份公司的工作是兼职，故没有写入工作履历中去，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陈某在入职时虚构重要工作履历，所填报的工资收入与实际收入差别巨大，其所表现出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与工作履历不符，电子公司在试用期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 评析：劳动者入职时应当履行如实说明义务。
昨天浏览一专业网站，上有许多精彩劳动争议案例，且每案均有案例分析/律师评点/裁决判决，特费时费力进行编辑处理，在沙龙转载供参考 案例1 —不服调配，能否辞退？ 原告：王桂，男，35岁，某安装工程（国有性质）公司职工。 被告：某安装工程（国有性质）。 原告于2004年6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1996年，因我父身边无子女，被告照顾将我从其下属单位天津分公司调入父母居住地的被告下属单位机电厂 工作，2002年3月又调至被告下属单位安装公司，但未安置工作。2002年4月我曾申请调出，因未成，而于2004年4月又撤回申请，但未安排工作。2003年12月3日，被告劳人部通知我到天津分公司工作，我即向劳人部讲明，父已离休，行走不便；母亲有病，没有照顾不行；孩子幼小，要求仍安排在被告在廊坊的下属单位工作。依据国家劳人部劳人老（１９８３）３４号文件第１７条“离休干部身边无子女的，按照在职干部的规定，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调一名外地工作的子女到离休干部安置居住地工作”的规定，被告应将我安置在父母身边即廊坊工作。但当时有关人员非让我去天津，否则辞退。2003年12月14日，被告给我送来一份“辞退证明书”，将我辞退。我不服，经申请仲裁，仲裁机构维持了被告的错误决定，故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被告的辞退决定。 被告辩称：原告原在本公司的天津工程处工作，1996年为照顾解决原告的婚姻问题，将原告借调回当地。2002年2月，由于原告不服从调动造成处分。2002年4月4日，原告以孩子小、多病，不适应安装公司工作为理由，申请调出本公司，一年以后又申请撤回请调报告，并承诺服从安排，但仍不下工地工作。本公司劳人部为此曾多次对原告劝导应服从公司安排，但原告均以其父是离休干部，身边无子女为理由拒绝。据此，本公司于2003年12月3日对原告下达了调动通知，安排原告去天津分公司工作，但原告拒绝去天津分公司工作。为此，本公司根据《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征得本公司工会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了辞退原告的决定。请求法院维护企业的自主权。 本期问题： 该公司能否辞退王桂，理由是什么？程序上是否合法？ 专家点评本案所涉及的辞退，是指用人单位依法对违反劳动纪律，但又不够开除或除名条件的职工，实施的强行终止劳动关系的一种劳动纪律制度。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应适用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２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根据该《暂行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被辞退职工必须具有该条规定的７种违纪行为之一，本案原告被辞退是因其有７种违纪行为中的第４种“不服从正常调动的”违纪行为。二是辞退违纪职工，在处理程序上必须经过“教育或行政处分仍然无效”的环节。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企业决定辞退的，还应征求本企业工会的意见，待本企业工会签署意见后，向被辞退职工发给辞退证明书。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原告确有不服从正常调动的违纪行为，但被告却未按上述处理程序办理，即被告辞退原告，在程序上不合法。所以公司不能辞退王桂。 案例2 —合同未办终止手续，劳动关系是否终止？
最高法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支持环境资源保护 2015-12-29 10:25:00 来源：央广网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央广网北京12月2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上午10点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0331件，其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595件。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贵州、山东、江苏、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5件。 最高法今天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有三起是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包括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
诉讼案；还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其余七起是公民诉环境污染企业环境侵权案，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粉尘污染。 典型案例包括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理和审理等问题，还包括在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界定环境侵权案件范围、适用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把握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合理准确界定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以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方法等问题，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正确认定侵权责任，运用科学手段固定证据，及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实践中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误区。 典型案例显示，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
行政法-案例分析举例 分析
行政法 案例分析 1994年9月田某考入北京某大学，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田某在参加一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该课程公式的经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监考老师虽未发现田某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某的考试。同时，北京某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该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之规定，决定对田某按退学处理。田某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北京某大学退学处理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意义上的行政？ 分析 本案中北京某大学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一种公共组织，其对田某退学处理的行为是基于法律授予其学籍管理权而作出的，因而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案例分析（一） 1988年6月至1989年6月，航天工业部某省管理局所属某厂，以“经当地电力主管部门的授权，维护高压电线路”为由，未经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在某县无证砍伐高压线路下林木达12.3亩。据此，某县林业局根据《森林法》之规定，对某厂接到决定后，以“在其管辖的高压输电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砍伐或修剪危及线路安全的林木、竹子属于正常的线路维修工作，对线路的管理经当地电力主管部门的授权，并按上级部门的指令进行。根据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砍伐危及电力线路安全而不受法律保护的林木，是合法行为，不是滥伐森林的行为”为由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本案中涉及哪些行政法法源，它们的效力位阶如何，当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解决？ 分析 在案中所涉及的法律《森林法》和行政法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一定的冲突，在制定法法源序列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的位阶次之，法规的位阶又次之。据此，本案应适用《森林法》而不是《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案例分析（二）“会议纪要”的效力该如何认定 原告：河南省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省开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原告诉称：原告是响应开封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来汴投资设立企业，并决定在开封市金明广场南侧开发建设高档住宅小区“浪漫之都”。开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落实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形成了“关于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合开发项目的会议纪要”，包括人防费在内的全部税费以150万元总包干。而被告却作出了要求原告交纳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2225464元的行政处理决定，其数额高出上述会议纪要中的150万元的包干数额。认为被告作出的汴防处字（2004）02号处理决定书显失公正，请求判决变更。 被告辩称：1.开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综合开发项目的会议纪要”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效的。2.其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不存在显失公正、法院可以判决变更的问题。3.其作出的汴防处字（2004）02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判决维持其作出的处理决定。
劳动纠纷12大经典案例及解析（招聘入职篇）
目录【招聘篇】 招聘广告中的风险防范 对应聘人员审查时的风险防范 【录用篇】 录用通知的法律风险知多少？ 【入职篇】 未签订劳动合同，谁之过？ 劳动合同，签还是不签 只有三句话的协议也叫劳动合同吗？ 劳务协议还是劳动合同 试用期要制定并公示考核标准 试用期不合格怀孕可被辞 随意设置试用期双倍补偿没商议 试用期满不胜任，解聘不用给补偿？ 入职培训很迫切，制度告知莫忽略
招聘篇 时下正值用人单位招聘新员工的高峰时期，而招聘又是HR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在一般人眼里招聘中不存在什么法律风险，只有在签订合同时或者劳动用工管理中才存在法律风险。其实不然，任何事情包括劳动争议，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劳动合同签订后产生的劳动争议，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招聘时埋下的“祸根”所致。因此，预防劳动争议，就要将关口前移，从防范招聘时的风险做起。 招聘广告中的风险防范 一、典型案例 某公司招聘李先生为中国某大区的营销总监，并与其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约定试用期为4个月。3个月后，公司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原因是李先生没有达到公司的季度营销目标。为此，李先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诉，仲裁的结果是公司败诉。原因是公司在招聘广告中并没有列明录用条件，而且劳动合同签订后，公司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职务说明书，也没有书面告知小李该职务的工作内容以及岗位要求。因此当被质询时，公司无法出具当初双方认可的职务要求，既然没有约定要求，公司又怎么能证明其不符合录用条件呢？当然败诉也是在预料之中的。 二、本案件适用相关法律条款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三、案例点评 或许您会认为，招聘广告只是招聘人员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会有什么法律风险吗？其
2016年11月16日，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评选颁奖活动在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证大财富“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案例获选“2016上海十大信用典型案例”之“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且是获奖单位中唯一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 本年度信用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以“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为主题。广泛征集信用典型案例，并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推选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最终评选出“十大守信联合激励案例”、“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例”和“十大优秀案例报送单位”。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信用规划、法制建设和信用信息整合等方面敢于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他强调了此次评选活动“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主题，“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步步难行”的理念。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项复杂长期的任务，他呼吁大家齐心协力，锲而不舍持续推进，营造更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基于当下互联网金融行业现状，信用的价值体现尤为突出。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而信用体系的完善，不仅有赖于行业监管和信用建设工作，企业也应当不断进行金融服务创新，完善风控管理体系。证大财富基于长期数据积累，研发“个人行为属性”信用识别体系，通过借款人的“消费行为+个人特质”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价值，在业内率先推出网购达人贷、保单贷等产品。相对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物”的价值评估，证大财富运用
“个人行为属性”价值评估的新金融服务模式，形成差异化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地为得不到或不能充分得到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人群提供补充性金融服务，助力个人释放信用价值。5年来，证大财富为全国80多个城市近百万人群提供借款咨询服务，其中有20多万信用优质者凭借其信用价值成功获得金融服务，总额达170亿元。2016年3月25日起，证大财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民银行征信记录空白的客户提供服务，截止目前借款咨询服务人数近1700位，金额近1.1亿元。 此外，作为首批实现与央行征信中心旗下上海资信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直接系统级别对接的企业，证大财富持续深耕征信行业，目前已经携手算话征信、鹏元征信等多个征信机构不断优化信贷风险管理能力，且通过自身的风控经验和数据为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及知名院校提供调研机会和课题研究参考。同时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首批会员单位，证大财富积极配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关于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以及互联网金融数据统计方面的工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发挥表率作用，引导企业树立诚信精神，营造公平诚信的氛围，助力中国征信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