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原因综述
田文婷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转型时期的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与转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本文在总结大量前人的基础上，从家庭与自身原因、体制与结构原因、城市化与全球化原因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以期对中国城市贫困原因做一全面的概述，及从现有研究的不足中找寻此领域研究的突破点。
【关键词】城市贫困；家庭因素；体制改革；城市化；全球化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贫困是一个被忽视的现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施的计划经济采取对全体劳动者实行统包安排，保障性就业的政策，导致了高就业、低工资的现象。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收入差距不大，那时的中国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这种计划体制使城市的贫困问题显得并不突出。
随着中国开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动，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人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是也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按劳计酬”等的分配制度。同时为适应市场机制，国有企业改革也逐步深入。为提高效益，企业中隐性失业现象被显性化，一部分人往往由于自身或客观的一些原因，失去了原有的岗位，而且难以重新就业。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本来就过剩，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和大量的下岗待业人员长期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也造成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加剧。另一方面，体制剧变导致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也使一部分人落入贫困的境地。总之，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凸显；专家学者对此也纷纷开展了研究。
一、家庭、自身原因
（１）家庭原因。从贫困家庭的微观角度，李实分析，户主的教育水平与总体贫困发生率高度相关，户主失业或下岗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明显偏高（李实，２００２）。张问敏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收入分配家计调查数据通过计算指出，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超过汉族，城镇居民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规模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贫困的性别差异较小（张问敏，魏众，１９９９）。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贫困也呈现出一定的家族贫困现象，即贫困家庭的父辈和祖父辈大多生活在社会一般生活水平之下，他们的职业大多是工人、农民及无职业者，其中多数人的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小学。父辈的受教育和职业水平与下一代的贫困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尹志刚，２００２）。城镇中某些特殊类型的家庭也易于产生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农转非”家庭、“半边户”家庭及“有缺陷”家庭，（邱松，２００５）。可见，从家庭的角度来考察贫困问题，贫困的发生多与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家庭规模、家族传统及家庭类型呈相
关关系。（２）自身原因。尹海洁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总结到：“导致城市贫困的个人因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身体原因。在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身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贫困人口的收入低，消费水准低，营养不良普遍，加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患病率高，因病致贫，因贫致病，使他们陷入恶性循环。二是文化素质原因。城市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素质也偏差。而一般地说，贫困发生的概率与个人的文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文化程度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三是年龄偏大给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带来困难。四是择业观念陈旧，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尹海洁，２００６）
二、体制、结构原因
主要是指，在经济体制转轨大背景下，不同群体获益程度不同；社会分配体制转换加剧社会分层；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法规、制度存在真空地带，这些原因导致的城市贫困的产生和加剧。具体来说则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国企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的改变、及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是构成新城镇贫困的体制和结构原因。（１）国企制度的改革。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加快，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其中部分人员成为贫困袭击的新对象（杨宜勇２００３、王有捐２００３、尹世洪１９９８）。同时，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原本占有的政策优势丧失，部分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造成职工收入和福利下降，很多职工生活陷入困境（杨宜勇，２００３；贺巧知、慈勤英，２００３）。（２）产业结构的调整。华迎放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非市场的行政垄断因素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尤其是市场竞争导致一批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职工生活困难。另外，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国有企业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生活陷入困境，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贫困现象（华迎放，２００４）。杨宜勇对产业结构调整对贫困的影响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他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导致一些行业中的众多厂家转产、关闭，一部分职工失去饭碗而生活困苦；同时由于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产生机器排斥人的现象，这在我国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本来就存在大量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导致了数量众多的工人下岗失业。（杨宜勇，２００３）。
政经视点
13
企业导报2012年第07期
（３）分配制度的改变。张艳萍指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导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从而也加重了城镇的贫困。目前在我国既适合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又有利于稳定社会的分配格局还没有形成，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还比较紊乱。一方面，普遍存在着的行业垄断人为地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税制改革严重滞后，偷税漏税严重，非法收入屡禁不止，使本应在强者和弱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收入在很多场合被强者所独占，加剧了弱者的贫困。（张艳萍，２００４）。李兰英也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分配不公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李兰英，２００３）。（４）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有专家们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是造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充分导致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容易沦落为贫困人口（王成新，２００３；贺巧知、慈勤英，２００３）。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失业、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是很大的。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且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退休职工面临不能获得退休金的问题。在医疗保险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突发的或长期慢性疾病的患者往往因医药费过高而致贫（莫荣，２００３）。周群英、杨金刚则认为福利政策还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目前各项社会保险基本上是按职务分配，职务越高福利越高，反之越低。由于社会福利政策没有向贫困户倾斜，因而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周群英、杨金刚，２００４）。
三、城市化、全球化原因
（１）城市化影响。对于城市化问题对贫困成因的影响，专家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一类专家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主要是由于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就业和住房紧张，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关信平２００１）。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给城镇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下岗职工增多。造成失业或半失业（周群英、杨金刚，２００４）。林毅夫、蔡昉则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城市化道路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城市化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影响。他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此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唯一的方式是大量地减少农民。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就业。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就产生失业问题。另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必然替代了部分城市劳动力，增加了城市失业人口（林毅夫、蔡昉，２００３）。这就是李实所说的农民进城是一个贫困的传递问题，导致农村的贫困在缓解而城市的贫困在扩大（李实，２００３）。（２）经济全球化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来自经济全球化对就业、收入分配与政府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王绍光认为，不管开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仅仅通过市场运作，初次分配的收益不可能会自动分配给社会的贫穷群体。只有政府才可以通过再分配职能纠正这种不断增加的不平等。而如果政府忽略对外开放的分配性后果，对它的严重性掉以轻心，加人ＷＴＯ可能激化阶级冲突，最终导致改革和开放进程的中断（王绍光，２００１）。关信平则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可能对国内贫困问题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一，进入ＷＴＯ以后，我国经济将面临新的制度转化和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受益者和受害者的不一致将导致在局部地区发生更严重的贫困问题。第二，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将面临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其后果将是国内的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及相对贫困的长期存在。第三，加入ＷＴＯ后，国际经济竞争将延伸到社会福利政策领域，由于全球性竞争压力的存在，各国难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第四，经济全球化对贫困问题及社会政策的影响将将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发生影响。（关信平，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１）纵观中国近些年来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研究最多的还是产生贫困的原因。对于城市贫困的原因，学者们形成的共识是：社会转型、国企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等造成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是我国现代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策，主要是增加就业机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近几年的研究基本上在这样的内容和水平上徘徊，而且重复性的研究和阐释比较多，尚没有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贫困研究的理论。（２）就贫困产生的社会性因素，我国学者则主要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等社会变迁的角度来阐述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很少有从文化与制度的层面来探讨贫困产生的根源，事实上，社会转型只是使潜在的贫困问题暴露出来而已，它并不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因素。（３）已有的研究中除了对个人和家庭原因的分析较为深入之外，对其他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的讨论仍处于一般的描述阶段，缺乏较深入的、有理论依据和说服力的研究。（４）就社会福利方面的城市贫困原因的分析，现有研究多是从社会福利实施过程中的不公正和不彻底问题来解释的，很少有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以及９０年代以来“社会福利社会化”趋势，这些深层次的方面去分析社会福利政策对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
[2]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
[3]李兰英．城市贫困：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人口与经济．2003
[4]邱松．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现状分析．人口学刊．2005
[5]张艳萍．体制转轨中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其救助的政策措施．工业技术经济．2004
[6]尹志刚，焦永刚，马小红等．北京城市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7]尹海洁．城市贫困人口的经济支持网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05
[8]张问敏，魏众．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9]秦燕．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企业导报．2010（9）
[10]周群英，杨金刚．解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贫困．嘉应学院学报．2004-10-28
[11]华迎放．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保障.经济研究参考．2004-01-12
政经视点
14
企业导报2012年第07期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 吴波（1982—）男，四川遂宁人，博士研究生，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信息工程师。电邮：bobby0506_cn@https://www.doczj.com/doc/ea14795956.html,]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生的原因、现象、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应分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二是避免贫困人群陷入贫困陷阱；三是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进行政策制订。 关键词：城市贫困；反贫困 urban poverty and policy in china wu bo abstract:urban poverty is a new emerg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y growth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actors involved in urban poverty incidence, phenomena of it and problems remaining in current policies. then suggestions proposed when making anti-poverty polic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a well-defined safety-n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second, poverty trap ought to be avoid, and the last, rural-urban co-ordin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urban poverty; anti-poverty 城市贫困在传统意义上指城市里的三无人员，即无生活来源、
1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及特征 1.1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从传统意义上讲，城镇的贫困人口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救助对象， 即“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中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 城市新贫困人口可以界定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既有的经济秩序受到冲击，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 影响，导致城市中一部分适应能力较弱的人群陷入贫困，城市中部分居 民的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城市综合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扬，造成他们的 生活相对或者绝对贫困，成为新的贫困群体。当前我国城市新贫困人 口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1）城镇贫困职工。因体制性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的失业职工、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在职职工，这三种人员中的贫困人口以及他们的 赡养人口，统称为“城镇贫困职工”。这部分群体由于失业，丧失了获 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资生产条件，没有自我支配的任何生产要 素，也就无法独自摆脱贫困的处境。 （2）失地农民。这是近几年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在城市化 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 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 工人身份。然而，随着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 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
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又由于其自身素质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庭负担较重，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仍较困难，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凸 显出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庞大的特殊 人群，与城市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新贫困人口组成部分。（3）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 或半失业状态，贫困农民工除农村户口外，具备了城市贫困居民的一切特征，是最地道的城市贫民。伴随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发展，民工潮由过去单身外出向接家眷定居发展，由离土不离乡向离乡弃土、 离家带口发展，各城市出现“富人区”的同时，城郊接合部“贫民区”即“棚户区”大量出现。 1．2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市新贫困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地区性差异显著。1997 年的城市贫困入口中，有 85.5%约 997 万人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贫富收入差距过大。1997 年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4.2 倍，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仍呈扩大的趋势；三是行业性特点明显。纺织、煤炭、机械等传统行业中的职工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2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困，主 要是资产分配不均等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贫困问 题所表现出来明显的行业性就与此有关。这里所说的行业性贫困，主要指一些传统的行业，如纺织、煤炭等受需求结构影响走向滑坡，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温晓琼 周亚雄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学术界、改革者和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贫困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进行了综述,如贫困含义的演进、贫困研究的层次论、贫困成因的分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贫困;前沿问题;综述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问题,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今后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有关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困含义的演进 对于贫困的含义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贫困的含义经过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不断扩散的过程。早期对贫困含义的研究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贫困含义的研究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1989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994年,林闽钢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1997年,曹洪民认为,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状态,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在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同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2000年,陆小华指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一般意义上,前者称为相对贫困,后者即指绝对贫困(丁谦, 2003)。2002年,刘尧认为,阿玛蒂亚·森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在他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由此可见,关于贫困的含义的研究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二、贫困研究的层次论 学术界一般将贫困研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次,但是随着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难以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简单的解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贫困层次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目前中国城乡贫困问题难以用“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加以笼统概括的,因为它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动态特征的明显表现是贫困群体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上下浮沉。而借助于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则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实际状况。因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人口,正处于满足或维持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阶段,用莫泰基所谓的“基本性的贫困”对这种贫困进行描述则更显得贴切。存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一特殊的贫困群体,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表现,他们才是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反贫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王大超、张远军, 2002)。 另一种观点是,贫困研究因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家层次上的贫困应该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和解释成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制度变革上。地区层次上的贫困则应该主要从资源和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成因,扩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来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将是贫困地区进行贫困治理的主要战略选择。微观层次上的贫困主要应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种能力包含甚广,主要有: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能力等。“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应成为微观层次贫困治理的首要选择(刘纯阳、蔡铨,2004)。 三、贫困成因的分析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胡鞍钢,2001)。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日见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四、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导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格局,在给城市注入生动活力的同时也导致城市社会不断分化,新城市贫困问题迅速出现和扩大。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占绝大比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与传统的城市“三无”贫困人口有本质的区别。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凸现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对城市的内在发展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苏勤,2003)。新城市贫困问题以其丰富的地理和社会意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五、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表示,2003年中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贫困人口反弹问题一出现,便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现有扶贫机制和政策进行反思。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2004)。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蔡方华,2004)。由此可见,对扶贫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贫困研究的又一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研究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或比较分析的层面,而应该逐步把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与此相适应,对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将相映转化,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参考文献: ①林闽钢.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2).. ②曹洪民.关于贫困的标准.中国贫困地区,1997,(5). ③丁谦.关于贫困的界定.开发研究,2003,(6). ④刘尧.农村知识贫困与农村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5). ⑤王大超,张远军.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经济纵横,2002,(5). ⑥(美)西奥多·W·舒尔茨(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⑦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论.经济问题,2004,(10). ⑧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3). ⑨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2,(2). ⑽李伟.教育与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项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5). ⑾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⑿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3). ⒀黄文平,卢新波.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8). ⒁苏勤,林炳耀.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进展.中国软科学,2003,(7). ⒂苏勤,林炳耀.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人文地理,2003,(5). ⒃我国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反思:新贫困人口从何而来.南方周末,2004,7,29. ⒄蔡方华.反弹彰显扶贫难局.中国乡镇企业,2004,(8). ⒅叶普万.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人文杂志,2003,(2). ⒆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经济评论,2001,(4). ⒇应宏锋,白丽娜.西部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与人力资本积累.人文杂志,2004,(6). (21)徐万坪,杨能良.贫困度量指标.经济师,2004,(11). (22)刘俊文.超越贫困陷阱———国际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23)杨宏.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理论学刊,2004,(10). (24)曹芳等.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25)尹海洁、关士续.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4,(8). (26)毛学峰、辛贤.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12). (2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3). — 57 —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a14795956.html, 中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作者：施依莹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4期 摘要：城市贫困既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社会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使得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群体。我国尚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而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分配不均等众多复杂因素都造成了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而为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找出致贫原因，对症下药。 关键词：城市新贫困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一、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特征 1、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较大 若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统计城市贫困群体，根据我国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保障对象为1701.1万人，2016年为 1480.2万人，2017年为1261.0万人。从总体上看，近四年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贫困规模在逐年递减，但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开始，进入这一范围的人数不超过200万人。与此同时，当前城市低收入群体普遍为农民工，且这一群体进城务工的规模在逐年递增，但目前进城务工农民暂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畴，因此真实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将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2、社会服务的不对等 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社会公益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投入，但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本身基础较为薄弱，在公共资源方面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兴起使得城市新贫困群体的人数急剧增加，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进一步导致了城市贫困群体丧失其应有和正当权利。 3、再就业难度大 城市贫困群体一般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在当下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企业生产技术革新的新经济发展时代，这一群体会成为企业裁减人力资源的首要对象，而且一旦面临失业待业，他们再就业的门槛和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4、出现代际传递趋势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前城市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甚至不及城镇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两级分化，这个差距将会继续扩大。收入水平的低下即意味着
国内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摘要］国外城镇贫困研究一直是贫困研究的中心，研究的手段和阐述的范式不断演进。时至今日，城镇贫困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并未形成某种一致的阐述范式。国内城镇贫困研究主要是顺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关键词］城镇贫困人口；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李钒，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国贸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陕西西安，710055；侯远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与经济，陕西西安，710055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723（2008）04-0042-0003 一、国外城镇贫困人口问题研究述评 （一）国外城镇贫困的主要研究范式 1．结构主义范式 从贫困的归因来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把贫困原因归结为贫困者个人的因素，这种观念认为社会给
成员提供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某个成员处于贫困地位，那么受责备的应该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解释贫困：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基因、道德品质和家庭环境。第二种思路就是把贫困归结为社会因素，这种观念认为，贫困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只要原来的结构、制度维持不变，贫困现象就不会消失。结构主义范式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讨贫困，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论”。二是从福利制度角度探讨贫困，认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维系社会安定，但是那些号称高福利的国家贫困并没有消除，反而出现了福利依赖和道德陷阱。三是从制度角度探讨贫困问题，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2．功能主义范式 功能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系统，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不同的人占据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援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城市贫困进行分析，他认为，现代社会异质性很强，很少有某种事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发挥功能或者只发挥反功能，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于某些群体有利而对于另一些群体不利。贫困和穷人在美国社会中对那些非穷人来说扮演了许多功能，甘斯指出了15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功
城市贫困的基本状况 识别城市贫困人口、判断城市贫困状况和确定贫困救助水平，需要依次考虑三个方面的：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该地区贫困线是多少；然后识别该地区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数量；最后将该地区估算的贫困线与实际的救助线之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救助状况。 （一）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 城市人口的范围是按照户口性质划分的，这和国际上通行的根据人口密度和生计来源等常用的标准不同，使得城乡人口的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居住在而持有非农户口的居民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另外一些居住在城镇而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却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比如，１９９９年的４３０００万“非农业人口”（正式城镇人口）中，３７．２％（１６０００万）是农村居民，他们并不住在城市。而城市常住居民中３８．６％（１０１００万）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则被认为是农业人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与农业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农村劳动力中约有３０％全职从业于非农产业，而且城市周围许多县的农村居民收入中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均来自于非农产业。 因此，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在考虑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时候需要增加两个群体：一是长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镇的流动人口，一是农村县的人口中符合通常“城镇人口”标准的人口。据此的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要高于官方数字３６％。 （二）贫困线确定的思路 根据用途，可将贫困线分为两种：诊断性贫困线和贫困救助线。诊断性贫困线是为了确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通常称之为贫困线；贫困救助线可用于确定潜在的社会救助对象和救助力度，通常称之为救助线。 “诊断性贫困线”的计算涉及下列几个问题：地域覆盖范围、家庭大小及其构成的以及采用哪种贫困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特点各异的国家来说，地域覆盖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地区消费结构、物价和生活水准（或人均收入）差异很大，因此，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线可能会扭曲地区的贫困格局。尽管省级贫困线也有同样的缺陷，但比全国贫困线要可靠一些。同时，由于个人的生活水准取决于其家庭的规模和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因此，贫困线的确定还需要根据家庭的规模和构成进行调整。关于在何处划定贫困线的问题，本文主张采用几条而不是一条贫困线。这是因为：第一，贫困的确定不是绝对的。第二，选定的贫困指标的测量值总是有一点的误差。 计算贫困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绝对”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做出选择。本文所谈及的贫困线均指绝对贫困线，它以基本需求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这些贫困线在省与省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大体上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三）城市贫困线的估算结果 估算贫困线一般需要首先估计食品贫困线，因为减贫的首要目标是为贫困阶层提供足够的营养。在食品贫困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出人均基本的“非食品开支”，就可以得到一般贫困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困线。 根据１９９８年城镇家庭调查的数据，我们计算得到了各省及全国的食品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见表。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省际贫困线的差异很大。沿海省份的贫困线要高于全国平均数，内陆省份的贫困线要低于全国平均数，只有三个省份例外，这三个省份是：云南（内陆省份，其贫困线是全国平均数的１０２％）、辽宁和江苏（沿海省份，其贫困线分别是全国平均数的９５．４％和９６．５％）。这说明全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余培源 南方论刊·2008年第9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0） 【摘要】城市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比较突出的社会难题。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该文分析了我国当前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与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剖析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目前我国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贫困；现状；原因；对策 近些年来，城市贫困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比较关心的社会难题。据国际劳工组织分析，到2000年，全球城市贫困居民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全球因失业造成的城市贫困人口达到10亿。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中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由于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均衡和分配不公，社会调节不力，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使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目前，随着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迅速上涨，城市贫困问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因此，及早深入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于我国社会长久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与规模
1.1 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一般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救助的“三无人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失业，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中的困难群众，另外还包括城市中的部分外来打工人口。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其构成群体的多元化特征也日益明显。目前看来，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包括以下群体：一是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扶养人或法定扶养人无扶养能力的居民，即传统意义上由政府一直予以救济的“三无人员”民政对象。二是因原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亏损和结构性调整而下岗的无业人员，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被拖欠工资的生活特困职工，收入低的退休职工，以及这几类人员所赡养的家属。这部分贫困群体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的城市“新贫困人口”。三是由农村流入城市，靠打短工为生，并且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外来民工。由于目前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和政策原因滞留在城市中的这部分贫困人口没有纳入城市贫困人口的正式统计范围，其规模和结构都无明确的说法。因此，我们将此称为城市流动性边缘贫困群体。 1.2 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 2000年～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组织了一批国内外专家共同进行“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课题研究。在2001年10月举办的成果发布会上，亚行专家组披露：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专家们先用热量支出法和市场菜篮法测定各省的贫困线（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