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对于农村贫困问题而言，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表现出相对性、复合性、累积性的特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特点内在要求城市贫困治理必须树立以“权利论”为核心的理念，确立以可行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目标，探索以社会公平制度建设为要义的工作路径，形成以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为特征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城市贫困；特点；对策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８）０８－００８５－０３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特点及其治理策略选择
何慧超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
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又出现了另一个贫困空间，即城市贫困。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协调的音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的内在规律并有针对性地加强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特点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更多的是由于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城市经济和社会转型所致，是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同时发生的，是在城市内与富裕形成鲜明反差的贫困。相对于农村贫困问题而言，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呈现出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
１．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结
果。一般来说，农村贫困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１９８７年，中国科学院对全国的６６４个贫困县按自然地理特征进行分类发现，这些贫困县共有９３３９万贫困人口，几乎占了当时农村贫困人口的８０％。其中，９１％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其他贫困人口居住在风沙区、沙化区、干旱区。可见，区域性的自然条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１］而城镇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并不是源于资源条件的恶劣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甚至可以说主要也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是体制转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的“体制性”特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体制转轨使国有经济工作岗位迅速缩减，出现了大量的下岗、
失业人员。同时，由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在经济部门和全社会中对弱者的保护程度都降低了。这样一来，在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以失业下岗人员、困难企业职工、部分退休人员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
２．城市贫困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相对贫困。在贫困
研究中，人们通常区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缺乏起码的资源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求，甚至难以生存。相对贫困则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不足以使其达到一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通常只能维持远远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状况。相对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改革初期，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面临的是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反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绝对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较大缓解。尽管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处于非常低的水准，生存状况也比较糟糕，但相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无论在生活消费的内容还是消费的绝对数量他们又还是要好于农村贫困人口。因此，城市贫困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权利的相对剥夺和交往上的社会排斥等等。
３．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具有复合性、累积性的特
点。尽管低收入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生活有着重大影响，但城市贫困的实质并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低下，收入的不平等、医疗保健和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就业机会的丧失以及
社会排斥等等因素都会严重影响到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有学者将城市贫困人口实际生活状态概括为六个方面，即经济收入不足、就业机会丧失、医疗教育缺乏、社会保障滞后、社会权利剥夺、社会交往排斥。［２］这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贫困的累积效应。例如，就业机会的丧失会导致经济收入上的不足，而经济上的不足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夺，如社会支持网络不能给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不能通过参与政策的制定来改善自己在国家分配体系和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从而陷入经济贫困与社会权利贫困的循环之中。又比如，教育医疗缺乏，使得贫困者受教育机会少，教育水平低，社会竞争力弱，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而低收入的职业和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收入低下，被隔离于主流社会关系之外，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贫困群体的实际生活。
４．城市贫困问题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危害性更大。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虽比农村贫困人口少得多，但农村人口居住分散，还保留一块土地可以生存，而且通过各种扶贫措施，农村贫困人口已呈减少趋势。而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获得就业机会就获得收入，是保证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人们如果失去就业机会，就会对基本的生存造成威胁。当前，城市内部失业下岗人员急剧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容易使社会中的贫困群体产生剥夺感，进而导致他们的牢骚和不满，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疏导处置，有可能诱发种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越轨行为产生，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政治的不稳定。而且城市贫困人口居住集中，具有群体意识和凝聚力，一旦出现内部认同和组织群体的冲突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的破坏力量更大。２００５年，法国发生十多天的持续骚乱，有识之士指出，根本动因就是法国社会没有解决好城市社会公平问题。骚乱始发地的巴黎北部郊区人口稠密，居民多为移民，生活贫困，十五岁至二十五岁青年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百分之四十。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破坏性群体上访事件，也与部分地区和企业中的贫困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有关。
二、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策略的选择
贫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是全社会之痛，不可等闲视之。城市贫困现象所具有的上述特点，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工作理念，采取更加务实的工作策略，建立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性的贫困治理体系。
１．树立以“权利论”为核心的城市贫困治理理念。现代社会里，人们逐渐认识到，贫困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社会的事。由于机会的不均等和科技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等原因，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生活困境，社会和穷人应该共同分担贫困的责任。现代社会救助不再是国家的一种恩赐和施舍，而成为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即那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维持生存、从事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不幸陷入贫困的人们面临生存的危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要求国家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当社会救助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后，国家就有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义务。为此，联合国大会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２５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遇到失业、疾病、残疾、守寡、衰老或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有权享受保障。”但是，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一直存在着对“不劳而获”的憎恶，把对弱者的救助看成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慈悲行为，是对穷人的恩赐和施舍。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也仍然视反贫困是一项权利而非一项社会权利执行者应尽的义务，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施恩思想严重。
基于此，政府有责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城市贫困治理价值观念。同时，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强宣传，广泛动员，积极争取广大公民的参与，使全社会价值建设的主体行动起来，通过长期复杂的文化互动，真正在全社会确立起以“权利论”为核心的城市贫困治理理念，为城市贫困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２．确立以可行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城市贫困治理目标。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有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根据这一视角，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３］当前，尽管低收入对城市贫困群体生活有着重大影响，但城市贫困的实质并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城市贫困弱化了低收入者的可行能力，反过来，低可行能力又限制了他们实现自己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将基本的城市贫困治理的注意力从改变贫困的手段（ｍｅａｎｓ）（通常指收入）转移到人们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ｅｎｄｓ），亦即转移到人们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实际生活的自由，在保障生存的基础上，着眼于治本脱贫与发挥人的潜能，通过各种配套救助和社会工作，给城市贫困阶层以“脱贫致富”的可行能力，帮助其通过自助，融入主流社会，这才是制度的目的。
从可行能力剥夺看待贫困及其治理，不仅具有基础性的理由，同时还具有工具性理由。与用收入低下作为转移支付和补贴的标准相比，聚焦于可行能力剥夺对于
防止激励机制的扭曲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收入很容易被隐蔽起来，特别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如果政府仅仅按照人们的贫困程度发放补助金（而让人们自己去支付医疗保健、教育设施的费用等），就很可能会发生相当程度的信息扭曲。”［４］首先，人们通常不大愿意单纯从策略出发，而故意不去上学，或使病情加重，或制造营养不良。理性和选择的优先顺序通常使人们不愿意故意扩大这些基本的剥夺状况。其次，导致可行能力剥夺的原因往往比收入剥夺深层得多，而且对他们很不容易出于某种策略考虑而作假。例如，身体残疾、年老、与性别有关的因素等等，是可行能力短缺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是人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第三，针对可行能力剥夺的扶助政策，往往要求扶助对象参与一定的工作和付出一定的努力，只有那些极端贫困、急需用钱、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才会自愿地接受这种机会。最后，聚焦于可行能力剥夺的策略，更加强调公共提供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设施。这些服务通常不可转移、不可出售，除非一个人实际上真的需要它们，否则就没有什么用处。这种服务具有“内在的对号入座”的性质”。因此，针对可行能力状况提供扶助，可以减少激励性扭曲的程度，使得政策对象的选择变得容易一些。
３．探索以社会公平制度建设为要义的城市贫困治理路径。如前所述，中国城市贫困从表象上看为经济收入低下，但就其实质看，是机会和权利的缺乏。在经济结构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一些人身不由己地从社会运行轨道甩出，造成他们被甩出的原因并非全部由于他们的“无能”，而主要是由于政府在推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没有从制度上赋予弱势群体发挥能力的机会和公正权利。社会权利的不足造成机会的有限，而有限的机会则影响了经济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并最终导致了贫困。
因此，在选择制定城市贫困政策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既有利于社会发展，又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公平的对策建议和制度设计。一方面要着眼于“规则公平”的制度建设。公平首先应当是规则的公平，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应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干预调节资源占有，减少体制性因素导致的不公，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正平等的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群体的扶助力度。从公平合理分担社会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角度出发，社会应当加大对贫困群体扶助的力度，对他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提供特殊政策的倾斜和保护，让他们分享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同时，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应该倾听贫困人口的声音，加强与他们的沟通，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
４．形成以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为特征的城市贫困治理体系。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与普通人一样，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除了生存的需要还有发展的需要。与之相适应，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也是多层次、多种多样的，尤其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绝对贫困逐步向相对贫困转变，城市贫困群体的食物短缺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诸如起码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技能培训、文化以及对人的精神关怀等基本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目前的城市贫困救助，除了现金和物品的救助外，其他救助很少，对精神上慰籍更少。比如在教育救助方面，根据孙莹等２００３年在全国１０城市中做的一次抽样调查，接受城市低保的家庭中其青少年子女的教育经费得到政府补贴的只占７．６％。在医疗救助方面，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２００３年该区低保人数９６７８人，其中患大病、常见病的人数分别为１２６人、６０９人，患大病得到医疗救助的人６３人，占患大病人数的５０％；患常见病得到医疗救助的人数为５５人，仅占患常见病人数的９．０３％。［５］许多城市贫困群体尽管得到了现金和物品救助，暂时解决了困难，但很少得到精神关怀，对生活缺乏信心；还有一些城市贫困群体没有发展后劲，一旦政府部门救助的钱物用完后，马上又因种种原因返贫，甚至形成“救助—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
基于此，中国的城市社会救助在保证低收入群体维持生存和最低生活的需求之后，应该将目光转向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向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更高目标努力。政府部门不仅要开展救灾救济、低保、五保等制度性、常规性救助，还要鼓励、引导、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积极开展结对帮扶、社会互助、邻里互助等活动，丰富社会救助的内容和形式，培养困难群众的“造血”功能，让困难群众掌握一定的就业、创业技能，帮助困难群众提高改变生存状况的能力，从根源上解决贫困及“返贫”问题。总之，要通过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形成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多个层次、逐步统一的城市贫困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贫困的综合效果，逐步创造最终消灭贫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参考文献：
［１］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Ｍ］．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何慧超．中国城市贫困与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Ｊ］．学习与实践，２００８，（２）．
［３］［４］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吴碧英．中国城镇经济弱势群体救助系统构建研究［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张国强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中国城乡贫困问题 材料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2） 汪天平3007208218 李佳悦3007208203 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以上看我国的城乡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而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不可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
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中国现在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含城市)、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贫困群体呈现大进大出的态势。按照联合国人均消费1.2美元的贫困标准，我国还有1.5亿贫困人口，大体分布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由散步逐步向某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地域集中。同地理环境有极强的正相关性，进入21世纪，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我国山西、山西、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区和云南、广西、贵州喀斯特地貌地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率低，生存条件恶劣，一直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贫困人口57％的所有收入仍然来自农业，贫困人口对农业有着严重的依赖性。此外，地理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对贫困的影响仍然很大。2005年，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52％的人口分布在山区。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扶贫政策的不断实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人力资本缺乏作为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低教育的人口和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口，贫困发生率要显著高于普通人口。 中国扶贫政策可分为三类，即开发式扶贫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惠农政策。中国扶贫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城乡扶贫长期采用双轨制的扶贫方式。开发式扶贫政策主要针对农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侧重于生产性开发；社会保障政策至今主要以城镇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此外，惠农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税改等很多政策，主要不是针对贫困人口。而是采取了选择贫困县、贫困村的区域瞄准办法。贫困人口没有能从扶贫开发中同等受益，扶贫开发带来的好处更多地被贫困地区内部的中等甚至高收入家庭享用。部分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如信贷扶贫到户贷款的回收率很低。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发生、发展的原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施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措施，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由于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所以，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条件的影响 自然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及家庭收入增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我国贫困人口分布的情况看，边远地区、山区、老革命根据地居多。这些地区都有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与世隔绝，教育文化、工农业不发达，信息闭塞、商业网点不健全，粮食及其它农产品不畅，社会化服务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微薄的特点。这些是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开发项目效益低下的最直接原因。“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几乎都在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所以，中国的贫困明显带有区域性的特点，并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包括其中，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各种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 2、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后由于梯度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东、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差距又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富裕程度的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多，比重大，程度深。贫困人口比例在全国约占到8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约占16%；中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 吴波（1982—）男，四川遂宁人，博士研究生，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信息工程师。电邮：bobby0506_cn@https://www.doczj.com/doc/f614760183.html,]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生的原因、现象、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应分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二是避免贫困人群陷入贫困陷阱；三是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进行政策制订。 关键词：城市贫困；反贫困 urban poverty and policy in china wu bo abstract:urban poverty is a new emerg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y growth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actors involved in urban poverty incidence, phenomena of it and problems remaining in current policies. then suggestions proposed when making anti-poverty polic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a well-defined safety-n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second, poverty trap ought to be avoid, and the last, rural-urban co-ordin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urban poverty; anti-poverty 城市贫困在传统意义上指城市里的三无人员，即无生活来源、
中国的贫困及其福利现状 论文摘要：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一阶段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因此它具有较大的临时性特点。但是，在目前的贫困问题基本缓解以后，新的贫困特点和贫困问题还会出现并长期存在。因此要及时调整反贫困行动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政策措施。 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农业国成长为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正在向现代化强国冲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而尽快补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滞后的短板显得异常重要。在推进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社会福利制度的简单扩张与延伸，也不是欧美国家 关键词：贫困现状、福利现状、养老问题 一、中国面临的贫困现状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和各个城市地方政府在对贫困的测量中所实行的标准很不统一，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城市贫困测量的统一标准和全国范围城市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不少研究者根据已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作出了估计，其测算和估计数从1500万到5000万不等，估算的城市贫困率从5%左右到超过15%。 近年来，在各种研究文献和各个城市反贫困的实践中，比较多地采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作为测算贫困者规模的标准。根据民政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10月，全国城市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1980万人。鉴于低保覆盖面目前仍然处于扩大之中，加上未能纳入的，因此实际的贫困者数量很可能高于这一数字。民政部关于全国低保对象的数据是根据各个城市低保对象调查的数据，而各个城市的低保对象调查中一般是根据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需求来测算的。因此这一数据只是代表了“绝对贫困型”的测算，是城市贫困规模估计中的下限数据。由于许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和测算，以及对受益者的认定还受到各级财政对低保制度财力投入量的限制，因此与贫困救助有关的贫困规模估算数只能是一个低位测算。例如，一些研究者根据实际失业率的情况，以及对一些地
1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及特征 1.1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从传统意义上讲，城镇的贫困人口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救助对象， 即“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中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 城市新贫困人口可以界定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既有的经济秩序受到冲击，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 影响，导致城市中一部分适应能力较弱的人群陷入贫困，城市中部分居 民的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城市综合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扬，造成他们的 生活相对或者绝对贫困，成为新的贫困群体。当前我国城市新贫困人 口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1）城镇贫困职工。因体制性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的失业职工、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在职职工，这三种人员中的贫困人口以及他们的 赡养人口，统称为“城镇贫困职工”。这部分群体由于失业，丧失了获 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资生产条件，没有自我支配的任何生产要 素，也就无法独自摆脱贫困的处境。 （2）失地农民。这是近几年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在城市化 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 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 工人身份。然而，随着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 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
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又由于其自身素质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庭负担较重，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仍较困难，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凸 显出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庞大的特殊 人群，与城市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新贫困人口组成部分。（3）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 或半失业状态，贫困农民工除农村户口外，具备了城市贫困居民的一切特征，是最地道的城市贫民。伴随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发展，民工潮由过去单身外出向接家眷定居发展，由离土不离乡向离乡弃土、 离家带口发展，各城市出现“富人区”的同时，城郊接合部“贫民区”即“棚户区”大量出现。 1．2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市新贫困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地区性差异显著。1997 年的城市贫困入口中，有 85.5%约 997 万人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贫富收入差距过大。1997 年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4.2 倍，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仍呈扩大的趋势；三是行业性特点明显。纺织、煤炭、机械等传统行业中的职工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2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困，主 要是资产分配不均等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贫困问 题所表现出来明显的行业性就与此有关。这里所说的行业性贫困，主要指一些传统的行业，如纺织、煤炭等受需求结构影响走向滑坡，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温晓琼 周亚雄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学术界、改革者和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贫困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进行了综述,如贫困含义的演进、贫困研究的层次论、贫困成因的分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贫困;前沿问题;综述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问题,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今后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有关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困含义的演进 对于贫困的含义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贫困的含义经过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不断扩散的过程。早期对贫困含义的研究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贫困含义的研究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1989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994年,林闽钢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1997年,曹洪民认为,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状态,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在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同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2000年,陆小华指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一般意义上,前者称为相对贫困,后者即指绝对贫困(丁谦, 2003)。2002年,刘尧认为,阿玛蒂亚·森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在他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由此可见,关于贫困的含义的研究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二、贫困研究的层次论 学术界一般将贫困研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次,但是随着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难以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简单的解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贫困层次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目前中国城乡贫困问题难以用“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加以笼统概括的,因为它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动态特征的明显表现是贫困群体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上下浮沉。而借助于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则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实际状况。因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人口,正处于满足或维持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阶段,用莫泰基所谓的“基本性的贫困”对这种贫困进行描述则更显得贴切。存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一特殊的贫困群体,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表现,他们才是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反贫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王大超、张远军, 2002)。 另一种观点是,贫困研究因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家层次上的贫困应该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和解释成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制度变革上。地区层次上的贫困则应该主要从资源和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成因,扩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来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将是贫困地区进行贫困治理的主要战略选择。微观层次上的贫困主要应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种能力包含甚广,主要有: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能力等。“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应成为微观层次贫困治理的首要选择(刘纯阳、蔡铨,2004)。 三、贫困成因的分析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胡鞍钢,2001)。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日见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四、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导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格局,在给城市注入生动活力的同时也导致城市社会不断分化,新城市贫困问题迅速出现和扩大。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占绝大比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与传统的城市“三无”贫困人口有本质的区别。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凸现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对城市的内在发展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苏勤,2003)。新城市贫困问题以其丰富的地理和社会意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五、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表示,2003年中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贫困人口反弹问题一出现,便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现有扶贫机制和政策进行反思。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2004)。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蔡方华,2004)。由此可见,对扶贫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贫困研究的又一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研究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或比较分析的层面,而应该逐步把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与此相适应,对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将相映转化,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参考文献: ①林闽钢.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2).. ②曹洪民.关于贫困的标准.中国贫困地区,1997,(5). ③丁谦.关于贫困的界定.开发研究,2003,(6). ④刘尧.农村知识贫困与农村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5). ⑤王大超,张远军.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经济纵横,2002,(5). ⑥(美)西奥多·W·舒尔茨(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⑦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论.经济问题,2004,(10). ⑧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3). ⑨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2,(2). ⑽李伟.教育与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项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5). ⑾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⑿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3). ⒀黄文平,卢新波.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8). ⒁苏勤,林炳耀.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进展.中国软科学,2003,(7). ⒂苏勤,林炳耀.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人文地理,2003,(5). ⒃我国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反思:新贫困人口从何而来.南方周末,2004,7,29. ⒄蔡方华.反弹彰显扶贫难局.中国乡镇企业,2004,(8). ⒅叶普万.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人文杂志,2003,(2). ⒆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经济评论,2001,(4). ⒇应宏锋,白丽娜.西部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与人力资本积累.人文杂志,2004,(6). (21)徐万坪,杨能良.贫困度量指标.经济师,2004,(11). (22)刘俊文.超越贫困陷阱———国际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23)杨宏.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理论学刊,2004,(10). (24)曹芳等.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25)尹海洁、关士续.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4,(8). (26)毛学峰、辛贤.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12). (2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3). — 57 —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614760183.html, 中国城市新贫困群体现状分析及策略研究 作者：施依莹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4期 摘要：城市贫困既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社会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富差距的逐步扩大，使得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群体。我国尚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而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源分配不均等众多复杂因素都造成了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而为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找出致贫原因，对症下药。 关键词：城市新贫困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一、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及特征 1、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较大 若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统计城市贫困群体，根据我国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保障对象为1701.1万人，2016年为 1480.2万人，2017年为1261.0万人。从总体上看，近四年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贫困规模在逐年递减，但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开始，进入这一范围的人数不超过200万人。与此同时，当前城市低收入群体普遍为农民工，且这一群体进城务工的规模在逐年递增，但目前进城务工农民暂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畴，因此真实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将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2、社会服务的不对等 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社会公益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投入，但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本身基础较为薄弱，在公共资源方面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兴起使得城市新贫困群体的人数急剧增加，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进一步导致了城市贫困群体丧失其应有和正当权利。 3、再就业难度大 城市贫困群体一般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在当下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企业生产技术革新的新经济发展时代，这一群体会成为企业裁减人力资源的首要对象，而且一旦面临失业待业，他们再就业的门槛和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4、出现代际传递趋势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前城市贫困群体的平均收入甚至不及城镇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两级分化，这个差距将会继续扩大。收入水平的低下即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