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35条是管理性强制规定
法律分析：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此类规定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条：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第三条：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
第五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法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是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和规范公司经营行为的法律法规，为确保公司的健康发展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法对一些重要事项进行了强制性规定。以下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公司法强制性规定。 首先，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和设立条件。根据公司法，公司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同时，公司法规定了公司的设立条件，包括注册资本、股东数量、股东资格等，以保证公司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其次，公司法强制规定了公司的股东权益和责任。根据公司法，股东拥有表决权、收益权和知情权等权益，股东也有义务承担公司债务的风险。公司法还规定了对股东的主要限制和义务，例如股东应当依法履行投资义务、保密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这些规定旨在保护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利益，确保公司恪守内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第三，公司法强制规定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进行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包括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机构等，以确保公司的财务信息准确、真实、完整。公司法还规定了公司的财务报告制度，要求公司及时编制、审计和公开财务报告，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增强公司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此外，公司法还对公司的独立性和关联交易进行了规定。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要求董事在决策时以公司利
益为重，杜绝个人利益冲突。同时，公司法禁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进行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以防止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最后，公司法强制规定了公司治理的要求和机制。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和权力分工，确保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具备相关素质和能力。公司法还规定了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和运作规则，要求董事会进行有效决策、监督和责任追究，保障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总之，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旨在保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规范公司经营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的规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透明度和诚信度，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合同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合同纠纷也是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类型。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依法审慎认定合同效力。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解释合同条款、确定履行内容，合理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审慎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依法调整过高的违约金，强化对守约者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提高违法违约成本，促进诚信社会构建。 （一）关于合同效力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注意无效与可撤销、未生效、效力待定等合同效力形态之间的区别，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并根据效力的不同情形，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30.【强制性规定的识别】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指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合同效力。随着这一概念的提出，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人民法院认为凡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都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方法，应予纠正。 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慎重判断“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特别是要在考量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法益类型、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的基础上认定其性质，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理由。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 2005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设立 第二节组织机构 第三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第四节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设立 第二节股东大会 第三节董事会、经理 第四节监事会 第五节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一节股份发行 第二节股份转让 第六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第七章公司债券 第八章公司财务、会计 第九章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第十章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十一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十二章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调整对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公司的界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股东权利】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条【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保护】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六条【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七条【公司营业执照】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 公司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由公司登记机关换发营业执照。 第八条【公司的名称】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 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字样。 第九条【公司形式变更的准则主义与债权债务承继】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公司承继。
《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刘凯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前言 我之所以选择《公司法》这个话题，因为可谈的问题很多。 首先，选择《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问题，主要是讨论如何理解《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如何适用?其学理价值是什么？立法宗旨是什么？ 第二，对《公司法》已有的强制性规定到底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适用？会遇到哪些障碍?如逻辑分析上的障碍、《公司法》价值实现上的障碍、当事人利益平衡障碍等,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既有比较浓的民商法学理色彩,也伴有比较务实的立法、司法探讨。 最后才选择了这个问题，即关于《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和适用这样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可从两个角度来谈，但是今天只选择一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比较宏观，是学理维度。主要涉及一个关于所谓私法公法化的问题,进而涉及到公法、私法的划分问题,以及其背后的一种价值判断问题，这也涉及到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前提。在整个法治理念当中，是否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否承认私法的优位,是否承认公法服务于私法、私法本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这个角度是纯学理的角度,虽然后面的分析会涉及到，但我不想以这个角度为主。 第二个角度是我前面所讲的从《公司法》内部以及与《公司法》相关的法律、从规则层面去探寻《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怎样理解和适用的问题,它抛开了一些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 我选择的是第二个角度，即从《公司法》本身的角度、从规则层面的角度入手。当然，毫无疑问我会触及到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这不是我的切入点。 从规则层面的角度谈《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如何把这样的问题通过规则层面的切入?今天，我就把自己对它的一些思考告诉大家，供大家一起交流、商榷。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民商法问题，尽管是从《公司法》本身的规则层面切入,但是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专业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是对《公司法》中的所有强制性规定都做介绍，主要是有针对性地从两个角度来对《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归类和介绍:第一，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涉及到公司的对外行为效力问题,《公司法》中的这些强制性规定会与公司实施的对外行为有关，这是一个大的类型的强制性规定；第二,仅就公司内部管理行为的强制性规定。 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两类。当然,如果根据是否具有对外因素,可以分为这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能涉及对外行为;一种是只涉及内部管理问题。这样的分类标准，大体上可以涵括《公司法》中的所有强制性规定。尽管有些不能截然的归入哪一类，但大体上可以往某一类上靠。绝大部分是可以明显的或者归入到对外行为强制性规定，或者归入到内部管理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通常是向前解除，使合同恢复到没有履行的状态。如果是继续性合同，通常是向后解除。当然，也可以推翻，选择向后解除。尚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可以维持。 可以选择向后解除，即剩下的1200万不支付了，但已经支付的部分我方认可，按照已交部分作为股东持股比例。虽然持有25%的股份，但连0%的股东权利都没有行使，也没进行分红，现在要求变更登记，只以4800万作为出资，变更成成持股18%的股东。 也可以选择全部解除。持股25%的第一大股东却不能行使权利，所以我方对公司不能信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全部解除，退出公司，即解除整个增资扩股协议。解除以后，按照《公司法》怎么处理？怎么退出公司？若以股份转让的方式，如果没有接受的人怎么办？找第三人？找不到第三人怎么办呢？这就是《公司法》的问题了。 如果说法院认为解除可以支持，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一方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另一方可要求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以后，后面的不再履行，前面的也可退。但是，这不是一般的买卖合同，这是公司股东，不是退货的问题。退出机制一般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进行，现在人家不接手怎么办？不能强制其他六个股东去接手，那找第三家，找不到怎么办呢？似乎就没有退出机制了。上述情况就是广义上的股东僵局。一旦成为股东就永远成为股东，没有退出机制。通过增资扩股协议进入一家公司的股东往往会遇到这种风险。这是《公司法》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如果法院支持全部解除合同的话，《合同法》的问题解决了，但《公司法》问题怎么解决？现有18%的股份怎么转出去？股东身份怎么根据合同的解除而消失？这又是个问题，是法律存在漏洞。 在实践中，针对解除协议的这种裁决，不可能注销股东身份。如果原公司真的把4800万退给上海公司，公司注册资本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直接申请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可以取消甲公司的股东身份？像这种特殊情况，如果合同诉讼得到了支持，协议解除，款也退了，有证据后再申请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注册资本还是原来的，不是非要股权转让才可以，类似于股权的强制性注销登记。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实务中民商法的很多案子都会涉及到民法、商法等诸多法律部门。《公司法》特别容易与《合同法》发生适用上的甄别问题，这必须解决。 《公司法》中这种对外行为的强制性规定，到底怎么认定、分析和适用？对外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比较多，但又少于内部管理行为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既是行为法，又是组织法，组织法是管理公司内部，是重点，但是公司行为只是一部分对外行为，所以从量上看对外行为的条款没有内部管理条款那么多。但是对外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比较重要，因为其不是解决公司内部的问题，而是解决公司与第三人的问题，涉及到交易秩序、交易安全的问题，更复杂。我选择4个类型的条款来分析对外行为的强制性规定的效力问题。 二、对《公司法》中两类强制性规定的分析（二） 2.《公司法》第十六条强制性规定解析 第一，关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争议非常大。跟第十六条相关的还有两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第十六条共三款，第一款：“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
【核心提示】 《公司法》第16条第2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信贷机构在做业务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公司是保证人的情况，实践中由于信贷机构的疏忽或其他各种原因，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时并未作出相应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议，那相应的担保是否有效呢？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及相关案例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作为一个经营主体享有对外给他人提供担保的权利，并规范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法律程序：由公司章程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之间选择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但违反该条规定的担保是否有效，新《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规范。鉴于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 模糊性，审判实践中，对新《公司法》第16条是否为效力性条款以及违反该规定的担保是否有效，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实践中也出现了尺度不一的判决。 二、目前最高院的基本态度
面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案例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江苏银大科技有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给出了倾向性意见，代表了目前法院的主流意见。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2辑公布的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诉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等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中。最终法院认为：“公司违反新修订《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的，不能简单认定合同无效。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 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 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 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根据该公告案例所体现的审判精神，《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虽是强制性规定，但应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无效。并明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在法律关系上，上述两款规定主要是调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规范，并在公司内部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一般不能对抗担保债权人等公司以外的善意第三人。公司是否正确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对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也不能作为确认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只是导致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对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刊登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延续了上述中建材集团一案的裁判思路，其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不应以此作为认为合同效力的依据；债权人对公司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公司给他人提供担保即便未作出相应决议，担保也有效。
浅析商法中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一、商事规范的理论分类 就商事规范的分类以及何为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国内外学者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以公司法规则为例,美国学者爱森伯格根据规则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赋权性规则、任意性规则、强制性规则。学者柴芬思则依据促进还是限制了私人秩序为基础,将公司法规范分为许可适用规范、推定适用规范和强制适用规范。我国学者汤欣则将公司法规则分为普通规则与基本规则,前者指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具体制度的规则,后者指涉及有关公司内部关系的基本性质的规则。此外,国内学界还存在赵旭东的内部关系说,普丽芬的三分法等多种分类方法。这些分法看似南辕北辙,实际是从不同角度看待一个问题,本质上是殊途同归。对商事规范的分类,基本以规范本身对商事主体意思自治的限制大小为出发点。无论是赋权性规范、许可性规范,亦或是推定性规范,它们都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而强制性规范则排除了自由意志在商事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就何为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我国民法学界、法理学界给出了类似的观点。法律规范分为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主要依据权利义务刚性程度的强弱。任意性规范指允许以当事人合意或单方意志予以变更的法律规范。而强行性规范则是指不能依当事人的意志变更或拒绝适用的规范。在强行性规范的框架内,还包括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例如《公司法》第8条：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有限公司字样。该条中的必须二字从肯定的角度否定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又如《公司法》第35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不得二字更加明确了当事人的消极义务。 二、强行性与任意性规范的内在价值 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是根据不同标准对法律规范的区分,因此两者存在明显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两者的内涵上,还体现于两者的价值取向以及法律效果。德国学者潘恩指出：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现代商法兼具意思自治与国家干预两种价值,这两种价值是两种极端的方向。根据两者的内涵,任意性规范是意思自治在商法中的集中体现,而强行性规范则是国家干预在商法中的体现。从商法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上看,维护私法
论述题1 （一）《公司法》修改后内容方面有哪些主要变化？ 《公司法》本次修改不是小改、中改，而是大改，修改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基本理念、具体制度和立法技术上都有重大变化。从内容上看主要有6方面的变化，教材第83页—第84页对这一问题有详细归纳。为便于同学们学习，将要点梳理如下： 1．完善了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规定。修订的内容主要有6方面，具体内容详见教材第83页。 2．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此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5方面，内容详见教材第83页。 3．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和职工对公司管理的参与，规定了1/3的职工监事的最低比例和职工董事的自愿设置。 4．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此问题涉及5方面，具体见教材第84页。 5．明确规定了“公司直索责任”制度，加强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6．明确规定了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将承担赔偿责任，强化了中介机构的诚信义务与法律责任。 围绕上述要点加以适当展开即可。 （二）公司法的作用。 公司法产生后，使公司这一活跃的经济因子得到法律的全方位调整，维护了公司法律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公司法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4方面： 1．有力推进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展开时，可结合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作答。 2．为公司的组织及其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新法以解除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3．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公司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以其为调整对象的公司法在维护整个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中的重大作用。 4．保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法相当于一个利益平衡机制，需要从多个角度，对各 方利益予以平等保护，以激发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 围绕上述要点并适当展开即可。 （三）公司设立、公司设立登记、公司成立的关系。 在回答本题时应先弄清三者的基本含义，再梳理其逻辑联系，以使要点突出，知识点无遗漏。 1．三者的基本含义。 公司设立，是指发起人为组建公司，使其取得法人资格，必须采取和完成的多种连续的准备行为。 公司设立登记，是指为了设立公司，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由当事人将登记事项向营业所所在地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将登记事项记载于商事登记簿的综合法律行为。 公司成立，是指公司经过设立程序，具备了法律规定的条件，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事实状态。
二、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 会议认为，审理好公司纠纷案件，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投资安全，激发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创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要依法协调好公司债权人、股东、公司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司外部与内部的关系，解决好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从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对此，应当把握如下处理规则： 5.【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
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二）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及表决权 6.【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7.【表决权能否受限】股东认缴的出资未届履行期限，对未缴纳部分的出资是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表决权等问题，应当根据公司章程来确定。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的，应当按照认缴出资的比例确定。如果股东（大）会作出不按认缴
最高法裁判观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的标题项下，但并未禁止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 【裁判要旨】虽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是在股份有限公司的标题项下，但并未禁止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股权回购协议是否有效的司法态度也很明显。《九民会纪要》第5条已明确，“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可以看出《九民会纪要》在总结以往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也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可以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237号601A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淮锴，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龙科，男，198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 再审申请人新余甄投云联成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甄投中心）因与被申请人广东运货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货柜公司）、龙科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2019）赣民终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甄投中心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原判决；2.改判支持甄投中心的诉讼请求；3.裁定由运货柜公司、龙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不应适用于运货柜公司，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原判决认定，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除非基于法定情形，否则公司不得收购其股份。因此，案涉回购协议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上述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属于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项下的条款，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本案中的目标公司及回购义务人运货柜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并未对公司回购股东股权作出任何限制。
公司法的新修订及其影响 一、新公司法修订的背景 (一）国内背景 我国在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规范主要市场竞争主体的组织和行为，1993年12月19日我国出台了《公司法》。这一部法律，起到了指导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按资本运作形式划分企业性质以及规范民营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架构等作用，初步培育起了国内企业及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文化。但《公司法》实施12年来，由于其浓郁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和为国有企业改制量身定做的制度框架，再加上研究的不彻底，使其成为一部“管制法”、一部“身份法”。《公司法》与现实生活的掣肘与不足已为世人所共知，近年来中国一些公司接二连三涌现的丑闻，都与《公司法》的调整失效有多多少少的关系。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对《公司法》进行了两次“微改”，但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理论研究的成果，对《公司法》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检讨，大规模的修改势在必行。 (二）国际背景 上世纪末，公司法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大行其道，公司治理结构成为全世界讨论的话题。公司法基于其商法的性质，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其继承性和移植性很强，各国研究的重心逐渐趋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公司法》修改活动：英国多次对《公司法》进行修改；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示范公司法》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公司立法的修订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 年、1994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7次修改。 基于上述背景，经过各界人士的广泛努力，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二、新公司法修订的八大内容 (一）明确规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一直争论到今天的话题。赞成公司社会责任论的认为，公司不仅仅应当为 股东利益最大化承担责任，还应当对社区、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 者承担责任。反对公司社会责任论者则认为，股东作为公司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公司应当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唯一目的。 新《公司法》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明 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公司作为“契约”
目录 抽逃出资的法律认定 (2) 一、抽逃出资的概念及主体 (2) 二、关于抽逃出资的法律规定 (2) 三、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主体 (3) 四、实践中抽逃出资的形式 (3) 五、如何认定抽逃出资，关键在于区分合法行为与抽逃出资的区别。 (4) （一）抽逃出资与股东借款的区别 (4) （二）长期对外投资与抽逃出资的区别 (6) 六、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 (7) 七、《公司法》修改后，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抽逃出资如何界定。 (10)
抽逃出资的法律认定 抽逃注册资本作为公司案件中常见的诉讼类型，其存在根植于一定的背景及目的。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广泛参与着市场经济活动，我国《公司法》对其设立、资本缴纳等制度都进行了严格的法律规定。尤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对公司实收资本制度的严格法律规定下，抽逃出资现象频繁发生。那么，究竟何为抽逃出资，诉讼实践中如何对其进行认定，抽逃出资主体又该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变更为认缴制又对抽逃注册资本的认定产生何种影响等，本文将围绕上述几个方面展开。 一、抽逃出资的概念及主体 一般讲，抽逃出资即为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将其向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抽出而其仍保留股东身份的一种行为。但其他相关人员，如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协助股东进行抽逃出资，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关于抽逃出资的法律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 （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1、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