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
一、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XX)。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
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XX),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内容摘要:中国模式应当是洞察中国经济社会通向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复杂的现实体系的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尽管在现实上塑造的只是中国模式的雏形,但已经提供了对其作出一种必要高度的逻辑提炼和概括的历史和认识条件。尽管中国模式恢弘复杂、众说纷纭,但其根本或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上应达成共识。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二、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
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
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三、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
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
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
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 12通信技术:李壮壮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问题尤其突出。在我国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经过60年的不断摸索,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着小康社会迈进。 在这60年间,我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即使在当今的次贷金融危机下也能稳步前进。 虽说现在的结果是十分美满的,但这60年间我们走过的道路却是十分崎岖的。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 建国之前,我国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少部分的军阀手中,广大普通群众生活潦倒,生产水平极其低下。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大改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吃大锅饭,是情有可原。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制度确实没有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逐步确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表明,一是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两方面内容缺一不可。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应当大胆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所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中国特色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我国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共的领导、共同富裕相联系就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实践的能动反映，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以借鉴、吸取西方经济学合理因素为方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区别，凸显其理论构建的“中国特色”。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从经济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一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多是和私有化同时进行的。我国则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完善多种多样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这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
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 从政治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都要依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途径，是一项艰难的开创性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 从奋斗目标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占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允许合理的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是要达到共同富裕，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这是因为：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会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的限制，凭借私人资本参与分配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避免私人资本的扩张。２经济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减少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的非劳动因素造成的个人收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市场经济体制是指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指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不断的历史探索中逐渐找出的一条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的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的，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有根本的不同。它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体现着它的优越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出谋划策。本文将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不断完善、基本内容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等几方面阐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探索中初步形成 （一）建国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3年至l957年期间逐步形成的。那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需要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来发展中国的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产生。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单一、限制、排斥甚至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经济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政企不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陈云在八大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人这些创造性的思想观点，为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想。 面对老一辈领导人遗留下的问题，邓小平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做出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他就提出，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同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
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 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 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 为了在反倾销中能得到一个非歧视的、公允的判断，我们需要耐心地、客观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济快速转轨的进展情况，帮助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企业。本报告就是这样一份向外国朋友们提供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极为详尽的调研成果。我们欢迎国外读者尤其是外国朋友共同来评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将充分听取包括国外专家在的各方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充分交流，这不仅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也将有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
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从上世纪80年代到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搞了30多年了，从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来看，无疑是成功的。1979年 11月 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十分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论断，它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现在谈谈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1．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3．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强硬的物质基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所有制结构有利于各类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共同富裕的原则；宏观调控把人们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激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了计划与市场的两个长处。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现在的74：1。其二，发展不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
而是具体体制造成的。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而在当时我国严格执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完全的统一，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两方面都是对生产力的束缚。要摆脱束缚，必须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说明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邓小平于１９９２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 摘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只有正确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才能够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概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质。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趋单一化，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只是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的经济实体，或者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对经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1）经济关系市场化； （2）企业行为自主化； （3）宏观调控间接化； （4）经营管理法制化等。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性。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 （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2）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随着中国产品不断在国际市场遭受反倾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1]，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多数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基本达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应得到承认”[2]。下面笔者将从几个角度对本观点进行论述。 一、市场经济的国内外判定标准 事实上，国内外的众多学者及机构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进行了测试，但是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国内的测度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市场经济国家水平。如李晓西（2005）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73.8%，明显超过60%的市场经济国家临界水平。但在2004年的听证会上，美国代表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2006）也明确表态短期内不会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欧美之所以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背后仍有“政治谈判的砝码”[3]，不能完全以其作为定论。因此，在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作出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欧盟等都曾提出过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但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1、美国提出的市场经济标准 美国在其《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第18段对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六项要求：“（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6）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4]。
温家宝：尊敬的克劳斯·施瓦布主席，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对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走过5个年头了。五年的实践使达沃斯论坛形成了一个宗旨，这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创新、面向青年。会议多种多样的形式的讨论，开得生动活泼，充满朝气，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困难的时期，给世界传递了希望的声音，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本次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我祝愿本次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以三年前的9月15号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反思，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的，也有怀疑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对此，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胸中是有数的，信心是坚定的。 新世纪(15.81,0.28,1.80%)头十年，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 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5%，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财税、金融、农村、企业、资源价格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明显提高。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真正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通过改革，我们进一步破除了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资本、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成为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源泉。 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外开放不仅有力促进了中国发展，改善了本国人民福祉，也成为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和教
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摘要】中国“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由来，“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解决“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2年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仍未予以承认。从时间上来看，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据入世达成的有关规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在入世后的15年内有效，15年一过，中国自动获得这一地位。但欧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并非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正如：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赵忠秀教授在谈到美国将迅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时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最重要的意义，并非对一国总体经济体制等情况作判断，更多体现在解决贸易纠纷时的“技术适用”。是否被承认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的境遇。所以，中国算不算市场经济国家，关系到我国出口产品的命运。 一、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由来 一般舆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所以产生，是
由《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第l款第2项引起的。该条款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以替代国价格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有观点认为，该条款的存在等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认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外应诉反倾销中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地步。因此，中国政府在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在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 那么，问题的产生是否就是这样的简单呢?当然不是。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在入世议定书中列入这样的条款是有原因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虽然越来越高，但迄今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近年来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是由于中国入世前后大步推进改革的结果。而在中国谈判入世时候，市场化程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整体上国家进行垄断或价格控制的产品已经很少，但是，由于我国一贯重视和扶植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出口生产和贸易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或财政支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促进当地企业发展，对各种事务大包大揽、对企业提供超出法律规定的赋税优惠(如税收减免、出口退税等)和补贴以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 根据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时签署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其他WTO成员国可以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而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倾销幅度。该条款实质上允许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方法。 在上述条款的规定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几乎总是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来计算中国倾销幅度。只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那些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符合市场经济地位。 以替代国价格/成本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通常会被裁定为超高的倾销幅度。由于中国一直是世界各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反倾销的难点。事实上，十多年前中国就积极通过外交活动要求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成果是新西兰（2004年4月）、新加坡（2004年5月）、马来西亚（2004年5月）、澳大利亚（2005年4月）相继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至今仍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争论的焦点在第15条的（a）和（d）款。第15（a）（ii）
条的表述是：如果中国生产者在被调查后无法明确证明该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满足市场经济条件，那么WTO进口成员国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 严格比较的方法。但第15（d）条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无论如何，第15（a）（ii）条款将在15年后自动到期。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WTO成员国自2016年12月11日起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终止在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价格/成本的做法。 美国和欧盟的律师则有不同的解读。尽管按照第15（d）条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15（a）条规定即应终止；或者第15（a）（ii）条规定应在2016年12月11日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WTO 成员国必须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非市场经济地位”中做出选择。他们援引了第15（a）条中的开放式陈述：WTO 进口成员国在调查反倾销时可以使用中国实际价格/成本，或者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 美国可能会反对中国到2016年12月11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商务部面临修改现行的替代国方法，可能根据不同的案件使用“折中”的方法，即对于一些产业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对钢铁等国有企业主导、国有银行输血的行业则不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是否能够取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无论是从WTO
黄晨 安全工程1201 93 周三晚、周五下午3、4节 中国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拥有超过5000万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中国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20万亿元，这些都是从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消费品市场上销售出去的。中国有数不清的商场、超市和零售店，也就是有形市场。甚至，中国还有数十年历史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期货交易市场。中国有公司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等等市场经济必备的法规。要说如此中国尚不能叫市场经济国家，很多人难以理解，尤其是许多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让许多中国人怀疑是敌对势力对于中国的刁难。其实不是，中国的确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符合事实的。为什么这么说？那要先明白什么叫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有很专业的解释，如果将世界上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和详细解释汇集在一起，可能可以写满一百多页A4的稿纸。但是，用不着，可以用平常人的思路来说清这个定义。举一个例子。张三自己会编竹篮子，今天他带了十个竹篮子到乡里的集市里，换回了五十斤白面，够家里人吃半个月。同时，他在集市上发现竹席卖得价格高，一张竹席竟然可以换得一百五十斤白面，而他打一张竹席的时间只要三天，用一根毛竹，三天他只可编二十个竹篮子，要用一根半毛竹。于是，张三开始不编竹篮子，改打竹席。半个月后，张三再次带着他打好的五张竹席来到集市上，想用这些竹席换回四百五十斤白面，但是，李四横插一杆，要张三按每张竹席一百斤白面的价格由他统统收购，李四说，在这块地盘上，李四说得到做得到。但张三不想让李四收购他的竹席，他知道一张竹席可换得一百五十斤白面，而不是一百斤。于是两人吵了起来。这时，王五出现了，他是集市的警察，专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了解了情况后，他警告了李四，说如果李四再强行收购张三的竹席，他就会将李四逐出这个集市。李四灰溜溜地退走了，张三与其它人得以顺利交易，拉着四百五十斤白面回家了。什么叫市场经济，上面这位张三就是市场经济。细细分析起来，张三这个市场经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二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9学时 第一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一、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构想（略讲）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是：社会分工和劳动产品分别属于不同的私有者，并把商品、货币和价值等当作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马、恩把商品、货币关系和私有制、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认为在未来社会，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2、列宁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主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组织”3。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设想商品、货币要消亡，工人凭劳动券领取消费品。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将消灭资本主义同消灭商品生产相提并论，实践中又十分注意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试图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通过激发人民普遍的政治热情，军事热情，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从而迅速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教训，提出：必须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4“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348页 3、《列宁全集》第1卷 225页
1、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1）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例如低价售房骗局的出现，各种诈骗者的出现（尤其是对独住的老年人）等。 2）生产要素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举个例子来说：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某时间段内中小企业亏损率面达15.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上升了22.3%，与此同时，中小企业歇业倒闭的传闻不断出现，有报道甚至称这些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甚于国际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小企业生存何以堪忧？时下盛传“四荒”说——“用工荒”、“用地荒”、“用电荒”和“用钱荒”。中小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面临短缺，肯定是言过其实。但无风不起浪。“用工荒”传闻后面紧跟着的是劳动力薪酬的较大幅度增加。宏观调控中的土地闸门和收紧银根，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贷款更难、借贷利息更高了。最近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电荒”，几乎所有的错峰限电方案都首先将中小企业列为拉闸对象。企业是靠利润存活的。中小企业面临的这些难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点，就是盈利难——成本在持续上涨，而销售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甚至还在下跌。用工、融资、原材料等成本上涨是刚性且持续的；如果是外贸企业，还涉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商品实际贬值问题，要是类似的“四荒”问题久拖不决，中小企业的歇业倒闭就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行政力量的干预往往导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完全平等的地位，致使小企业往往处于政策的弱势。 3）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针对这些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资源配置中谁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强调市场不是不要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起两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政府的职责
再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臧立 近来，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报导沸沸扬扬，其间不免杂有诸多不确切或谬误的声音。本文拟就此谈一点个人看法，希望能有助于该问题的澄清。 一、WTO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态度 (一)WTO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由来实际上，早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非市场经济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GATI'1947缔约方曾经于1954年至1955年期间召开会议对GATTl947的各项条款进行审议。在会议期间，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价格比较问题，缔约方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GAq~F1947第6条第1款的一个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指出：“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后来，在GATT东京回合谈判期间达成的《关于实施GATr第6条的协议》(也即《反倾销守则》)中，缔约各方确认在确定倾销时允许继续适用上述补充规定，即：第2条关于“倾销的确定”的规定并不损害总协定附件1第6条第1款的第2段补充规定。也就是说，进口方认为在确定是否构成倾销时，如果与此种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适当，那么，该进口方政府可以采用替代国的国内价格。进而言之，是否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倾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进口方的手里。 后来，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议案，认为反倾销守则的制定是为了提供更加一致的和确定的反倾销规则的执行标准，而该补充规定却缺乏这种一致性和确定性；此外，该补充规定只是允许进口方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而从缔约备方的实践来看，替代国价格已经成为许多缔约方对某些国家自动采用的调查方法，而不是优先考虑反倾销规则所规定的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有些缔约方甚至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只能采用替代国价格。由于GATT制定反倾销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倾销案件的完整调查提供一个公正和公开的程序基础”，这种自动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值的做法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因此，罗马尼亚建议对该补充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限制某些缔约方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自动排除确定倾销的一般方法的做法。但是，欧美等国则认为，该补充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说明了在价格比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困难以及有必要考虑不必进行严格比较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授权性的规定，它并没有排除进口方执行反倾销规则一般规定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对该补充规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就这样，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该补充规定被继续保留了下来。 仅从字面来看，补充条款并没有提及“非市场经济”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也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都或多或少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只不过计划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或垄断范围和程度更高一些而已。如果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限制条款，难免有歧视之嫌，因此，在制定条款时，并没有提到“非市场经济”的字眼。但是，在实践中，该补充条款基本上都是用到了计划经济国家和处在经济制度转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通常都被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该补充条款就成了事实上的“非市场经济条款”。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潮流，作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之路。 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特别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十四大明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 （1）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2）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3）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谈自己的发展。世界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调节。我们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只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引人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时候，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经济效益就比较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综上所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分析报告 作者：XXX 日期：2020年6月7日
此文档格式为word，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简本) 表一：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及分值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贸易组织绝大部分成员是市场经济国家，世界贸易组织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则。但中国在参与世界范围的贸易中，在国外对华反倾销中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y Country 缩写为NMC），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为促进外国朋友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2002年我们用了近一年时间，对截止2001年底中国市场经济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评估测度，并与一些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由于报告的英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为方便国外读者，这里先给大家提供报告缩写本的英文版。一、反倾销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众所周知，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调
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 surrogate country）的成本等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normal value）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征税措施。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也是各国公认的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手段。中国赞成和支持这一措施，一贯反对以倾销方式扭曲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以倾销损害贸易伙伴国相关企业的利益。但是，中国坚决反对滥用反倾销，反对把反倾销变成进行贸易保护或实施歧视政策的手段。现在，确有一些国家利用某些贸易纠纷案件，把反倾销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人为地夸大对方国家所谓倾销的幅度，尤其是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与这些国家经济毫不相干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些国家产品的正常价值，而不按照这些国家产品的实际成本和价格来计算。这就不能真实反映出口国经济的现实，导致误判。这种歧视性的做法, 不公正待遇，使一些国家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这些国家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中国是受损害较大的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做出非市场经济国家（NMC）的判断，之所以经常对华使用反倾销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双方交流不够。他们确实不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也不理解中国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中国企业由于对国际反倾销法律及程序不熟悉，同时对国内市场经济方方面面的变动不甚了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很少能向反倾销国家提供案子调查的广泛背景资料；而中国学者们虽然从推进改革角度做了不少中国市场化测度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从反倾销角度与国外同行讨论中国的NMC问题。因此，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误判一直没有能得到更正甚至因某些小纠纷而加深了。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有非认识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譬如，有时会因涉及一些进口国相关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进口国政府有关部门迁就了国内企业的过分要求；甚至也不排除，个别时期个别国家机构，在与贸易紧密相关的反倾销措施中掺进了某些政治因素。 实际上，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反倾销胜诉的惟一条件。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不公平贸易的产品；非市场经济下，也可以有相互满意的公平贸易。同样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反倾销中仍然会有败诉。因此，中国要求反倾销国从实际出发对待中国的NMC问题，并不是追求反倾销中的优惠地位，只是要求贸易伙伴公平的对待；只希望为了公平贸易而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不要成为扩大不公平贸易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