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课论文
题目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课程名称新闻道德与法规
班级
学生
学号
任课教师
目录
摘要 (2)
前言 (3)
一、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的内涵 (4)
(一)舆论监督 (4)
(二)媒介审判 (4)
二、从舆论监督到媒介审判 (5)
(一)舆论监督的错位及其异化——媒介审判 (5)
(二)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及产生原因 (5)
1.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 (5)
2.我国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6)
三、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的解决方式 (7)
结论 (9)
注释 (10)
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摘要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而“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忽略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也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但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将会使这种裁判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的公正。由舆论监督异化而产生的“媒介审判”，除了媒介的角色错位、过分的追求传播效果的因素外，还与我国司法体制的缺陷、新闻媒介的官方背景、媒介自律机制的缺少、社会的人治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有关。
关键词：中国；舆论监督；媒介审判；司法体制；
前言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所实施的一种监督。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借助新闻媒介可以更加快捷、便利地表达自己言论和思想。因此，舆论监督便成了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享受了特殊权力的新闻媒介，也就有义务在为民众形成舆论力量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是，反映民意只是媒介的职能之一，公众在形成舆论方面和媒介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而我国的媒介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中，却常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介社会角色的错位现象。这样，在舆论监督中起主导作用的新闻媒介一旦发生错误，便会对社会公众的正确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及整个社会。“媒介审判”现象便是因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当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的内涵
(一)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以及群众监督一样，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仅关系着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是辅政亲民、创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法律法规制度还不完善，使大众传播媒介活动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广泛的探讨。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舆论监督的方式、途径开始向着多元化、快捷化迅速发展，它所展现给我们的是更多、更快，涉及范围更广、更深的信息。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的重要一员，在社会监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审判案件的监督，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二)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源于美国，由“报纸审判”（trial by newspaper）演变而来。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它起于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的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制度。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例如，1965年，美国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理由是，关于庭审过程的电视录像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报道，损害了他在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后，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称为“媒体审判”。
在媒体从事件发生，到案件起诉、开庭、判决的全程报道中，案件的审判是有“参考”媒体意见的。孙志刚案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结束、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许霆ATM 案，无处不可以看到媒体的影子。许霆ATM 一案二审改判5 年，与之前无期徒刑的结果相差甚远，其间的原因与媒介对法律学家的言论的报道，对民意的反映是分不开的。因此，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是应该更加谨慎的。要知道媒体的介入可能导致事件发展方向的变化。因此，媒体的相关调查和接触行为必须是在一种同情和谨慎的态度下加以实施，而对民众的舆论引导更因秉承客观全面的态度。
二、从舆论监督到媒介审判
（一）舆论监督的错位及其异化——媒介审判
对于“媒介审判”、“舆论审判”。有关研究者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在概念使用上。也不尽相同。有学者使用了“媒介审判”、“舆论审判”、“新闻审判”的概念。也有将这些概念混用的。国内第一部新闻传播法教材《新闻传播法教程》就是将“媒介审判”与“新闻审判”视为一个概念混同使用的。该教材将“媒介审判”、“新闻审判”界定为“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目前很多人在谈论“媒介审判”、“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时。都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在此意义上，批评者认为，“媒介审判”有违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干预了司法独立，破坏了法治。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大众传播工具，为受众报道新闻,提供信息。而我国的媒介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中，常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介社会角色的错位现象。[①]
（二）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及产生原因
1.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
（1）第一阶段，媒体通过关注形成舆论。
媒介通过关注这个案件，进行全方位报道，达到强化舆论和放大舆论的功效。报道中，更多地注入媒体自身的主观倾向，受众易在认知上产生与媒体高度一致性。一个普通的司法案件，被媒体强化报道，头版头条，连续报道，深度评论。随着众多媒体的关注，舆论风向逐渐趋同。
（2）第二阶段，舆论对司法审判产生直接影响。
在我国，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媒介的意见非常容易被理解为代表了某些党政部门的意见，因此，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为主的重量级媒体，其舆论监督的杀伤力巨大。一旦出现媒体对于司法案件的报道，就会形成一种舆论压力环境。当司法人员看到传媒的报道或批评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正或反总要受到影响。如果出现在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或司法审判刚刚启动时，媒介开始先入为主对案件进行“定性”或“定罪”，那么强大的舆论会使法官深深陷入“不定罪有悖舆论”，而“定罪又违背法律”的两难境地。当然，媒体对于司法的影响力与媒体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关。综观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媒介审判”案例，往往都是借助权威媒体的发力，最终导致“媒介审判”现象的发生。
2.我国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1）司法的缺位诱发了媒介的越位。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认为：媒介的“越位”与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的松弛甚至丧失有关。某些完全可以由法院或行政部门解决的小问题，因为没有及时解决而演变成大问题，致使简单问题变为复杂问题，一般民事问题酿成恶性事故。[②]这时，普通老百姓为了讨得公平、讨个说法，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他们想到了“铁肩担道义”的记者，想到了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介。而我们的媒介也有义务传播人民的声音，有责任监督社会的公正。
从根本上讲，法律监督才是最根本最有力的监督手段，新闻舆论的监督是辅助性的。但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却使得这一问题更急难以解决。我国的新闻立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呈现积极研讨和草拟《新闻法》的活跃局面，末期基本形成了框架。随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新闻立法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呼之欲出时却因种种原因胎死腹中。而且，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媒体本身就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新闻自由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新闻自由与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这体现在新闻立法方面，最大的担忧就是新闻自由会不会造成对党的领导的冲击。所以新闻法的制定与实施一直停滞不前。由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健全的《新闻法》来规制新闻媒体对消息的采写，报道，对一些新闻媒体的合法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在这个信息高速流转的时代，新闻媒体所报道出的消息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甚至是无法控制的舆论浪潮。对于司法案件这一倍受关注的报道，更容易把握不住尺度，从而导致“媒介审判”
（2）媒介的官方背景导致其“角色错位”
在我国，有“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方针。虽然现在的媒介市场繁荣，存在着形形色色，内容多样化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但基本上都是在党的媒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阶段都要归从于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为党管的媒介，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已成为其“法定之责”。不管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新闻媒介的官方权威和官方身分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新闻媒介被等同于执政党的宣传机关”，作为喉舌，其也就具有了权力代言人的身分。过去的《人民日报》的地方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在权力方面超过了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的记者。但这不是记者作为职业所拥有的权力，而是他所属的党政机关的权力在他们身上的体现。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关于负面新闻的报道常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新闻报道发生时司法尚未介入，但只要媒体一曝光，在领导人的批示下，行政、司法就要严肃查处；二是已按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的，媒体的报道会引发“从重从快处理”；三是事件已处理完了，再交由媒体公开。“媒介官方化的结果，是传播舆论的官意化。而一当新闻舆论机构成了政治权力的代表，它往往行使着代替中央对各省市乃至更下级的监督，更像是权力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虽然也常常以民意和舆情作为依据，但更像是行政监督的变种。”[③]这一社会角色的错位，给我们的新闻媒介笼罩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使人们觉得它不是衙门却胜似衙门。媒介一报道，上级就批示，下面赶快办，问题早解决。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使媒体有了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功能。既然媒介越位行使职权得到有官方的默许和支持，那么它们在缺少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做出一些“权威判断”，并得到认可，就极有可能了。
媒介法律意识匮乏
新闻媒介是为民众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对社会事件的评价通常是以民众的水平视角和社会平均的知识水平及道德水准进行的，它以满足民众对信息的普遍需求为目标，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许多媒体常常靠报道尖锐的政治事件、社会热点问题、伦理道德性问题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因此，新闻舆论监督往往没有坚定的立场，常常以道德化、印象化的观念来代替理性的分析和思考。并且一遇上有卖点的新闻就一哄而上，穷尽所能的做文章，很少有进行充分的理性思考的。对此，北京大学朱古力教授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舆论对司法界内的腐败行为进行曝光会对司法部门依法正当行使职权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但我们也同时意识到，如果强调新闻舆论可以‘监督’法院行使国家权力的审判活动，包括发表错误的评论，那么无疑是以‘舆论的平均道德水平和对司法问题的判断能力高于法院’、或者‘舆论比司法更加公正’来作为前提的，这大可商榷。”[④]媒体的工作者普遍的法律知识匮乏，法治意识不强，常常以道德为依据来作倾向性的报道。司法机关的审判往往与民众的道德判断不符，而新闻舆论监督如果这时还只依靠道德作为判断的惟一标准，不但不会使公众的与法制不一致的激愤情绪得到纠正，反而会进一步激化这一渲泻的情绪。另外，传媒在报道案件时往往缺少法律上技术性证实的手段，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这样，新闻报道的事实与法律上确认和采用的法律事实往往相去甚远。新闻报道引发的错误舆论将会给司法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三、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的解决方式
对于如何避免“媒介审判”现象，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保证司法工作的严肃性，1996年中宣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法制新闻的意见要求，其中就有“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的规定。
然而，在这个意见下发后，并没有完全阻止“媒介审判”现象的继续发生，“张金柱”案、“董晓阳”案，以及后来的“蒋艳萍”案、“马家爵”案中，新闻媒体干涉司法审判的现象仍在发生。因此，解决“媒介审判”问题，单纯依靠法律、行政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寻找方法。
不可否认，我国的新闻从业者素质和新闻报道水平还有待提高，对新闻报道规律的认识也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模式，对事实的报道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带有说教意味。对一个案件，只要你触犯了原有的“成见”，你就有罪，然后按照你有罪的假设去寻找证据，进而判定你的罪行，而不给你任何辩护机会。
因此，在法制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陈旧的报道模式必然会践踏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司法和新闻传播工作规律出发，改变以往的报道模式。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的地方，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的机会。”这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两面提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就像事先接种牛痘疫苗一样，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这是传播学的规律。因此，无论从尊重司法工作的公正原则，还是从遵循新闻报道规律来看，法治新闻的报道都应该采取“两面提示”的做法，给双方以充分发表言论的机会。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禁止添加报道者的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在报道案件时往往采取“诉诸感情”的方式，是“感动人”，而不是“说服人”。而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主观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进行法治报道时，应该主要采用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目的的方法，即“诉诸理性”。
最后，新闻媒介应当充分认识自身公益性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于消除“知沟”，而非商业炒作。新闻媒介由于具有“引导舆论”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国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身公益性的特征，将法治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上来。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介审判”现象。
结论
新闻媒介、公众、政府和司法各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各自的利益追求，也有相互的权力冲突。这四方在新闻活动中，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受某种欲望、习惯的驱使，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不合规则的履行自己的职权。媒介总在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政府则希望将自由控制在自己允许的限度内，并为己所用，公众会要求媒介保护他们的利益，司法也不希望别不指手划脚的指责其的权威，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但
是确保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实现司法的应然价值，抑或是如何既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又妥善避免其对司法潜在的消极与不良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依法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是法学界和新闻界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一起普通案件可能在网上掀起舆论风暴。对此，要求我们，要着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就要既切实加强对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规律特点的研究，又着力加强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送到微博、社区网等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最大限度地增加舆论的“正能量”。
注释
[①]见《中国记者》2001年第5期
[②]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77页
[③]胡黎明.“焦点现象”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④]见《北大法律评论》第二卷第一辑22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朱秋卫 由于媒体监督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媒体监督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在此,本文试对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交点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目标一致,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 在现有制度下,媒体监督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最终目标在于平衡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因而,, “公开才有正义 方式,,同时限制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另外,媒体监督也起到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作用。 司法公正亦是司法独立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司法部门只有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受任何外界非法因素干扰才能真正做到“事断于法”,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正义。坚持司法独立原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司法腐败,避免以权代法、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21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媒体监督 传媒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传媒完全有可能具有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体监督也有着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①特别在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内部监督机制也不完善,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事实上,近期公开披露的法官贪赃枉法的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高级法院的院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因此而落马。而经过媒体介入,促进司法公正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可见,健康正当的媒体监督是维护司法独立的一种实用手段,而不是阻碍司法独立实现的障碍。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11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在特点上存在区别 媒体监督的实质是新闻媒介对司法的介入,是新闻媒介通过对案件的公开报道产生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对法院审判造成影响,以避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因此,新闻报道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媒体监督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开性。舆论媒介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形式,一般是以公开报道的方式反映社会问题,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第二,广泛性。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涉及司法的各个领域,从而起到监督的作用。另外,新闻舆论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随着网络、手机等电子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其对象范围将更加广泛。第三,及时性。媒体监督以新闻 ,必然与迅捷、高效、及时等特点有了天然 ,逐利性。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获 ,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最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案件和角度进行报道,这就使媒体监督具有了利益关涉性的特征。 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重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司法公正,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这就决定了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具有了司法的典型特征。从广义上来讲,两者在本质、功能、意义等方面一致性:第一,终局性。司法活动尤其是法院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终局性的意义。第二,公正性。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与价值所在。解决纠纷,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的价值目标———公正,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独立性。司法独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了。第四,程序性。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实现是靠严格的程序来保证的,没有固定的严格的程序设计,司法公正便无法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也就随之缺失了。 21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的相互冲突关系 传媒与司法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共生体,在运动中此消彼长。②司法独立的特点决定了司法独立原则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司法独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然也包括不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这一差异导致一定的冲突。③另外,媒体监督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司法独立又有着天然的侵犯性。媒体监督在市场经济下,属于经营体,具有逐利本性,使得它更倾向于对司法活动的眼球效应进行发掘,使之更容易成为舆论热点,更能满足人朱秋卫: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功效 来稿摘登 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总第170期)161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媒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由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传媒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已慢慢成熟起来，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已成为社会公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们虽相互独立，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职责，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①然而，传媒与司法之间由于职业特性和工作特点差异等原因，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它们可以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 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近年来，“许霆案”、“七十码”、“邓玉娇案”等影响性诉讼更是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媒体对法院的公开公正有许多质疑。一些媒体认为法院审判行为不规范，司法公开没有做到全面到位，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些法院则对媒体不置可否，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的监督和司法公开；有的法院对记者旁听庭审设置一些障碍，经常以法庭席位已满为由阻止记者进入法庭，导致越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案件越难旁听；有的法院甚至提前发放旁听证，安排机关干部或学生占满旁听席；有的法院对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待遇，只让普通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有的记者用身份证进入法庭后，也会因法官认识而被“请出”法庭；有的法院有选择地让平日经常沟通联络的媒体旁听和采访，而对不熟识或爱挑刺的记者“敬而远之”；有的法院在媒体申请索要有关审判资料时，往往以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涉审判秘密为由拒绝要求等等。②法院则认为媒体监督过多注重对个案的监督，而对司法活动的关注不够广泛，用案件细节描述吸引公众眼球；而对法院的全面工作、办案程序，以及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问题，涉及很少；而在案件正式判决前媒体所做的带有一定倾向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报道或评论，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司法独立，而且由于媒体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矛盾的原因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只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肯定。在现代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靠媒体的报导来实现，也正是这样，媒体的力量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导向，也正是由于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几项权利，成为了媒体和司法矛盾的根源。 1、传媒和司法在性质和职业立场上的差别：司法机关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居中裁判。同时司法活动具有“权力”的属性，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对社会纠纷进行评判，解决社会矛盾；司法活动具有庄严、严谨、权威的特点，法庭审判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媒体监督是由媒体这个媒介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民意行为，媒体的评论准则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它们总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主动寻找、搜集、采访新闻事件，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来对事件做出评判；在媒体报道中，它们的文字往往带有倾向性和引导性，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经济效益。 2、传媒和司法所关注的范围不同：司法机关需要兼顾各种社会关系，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的立场是中立的，要客观全面地对案件进行评判，同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同等适用法律，基于正当的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的要求，法院更加关注诉讼中的被控方的权利保障，以平抑控方的强大，实现控辩平衡和司法公正。而媒体关注的往往 ①方胜新：《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载于《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 ②蒋惠岭、龙飞：《展望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新纪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第5版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 总结陈词： 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网络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是趋于这个态势的，那么就是利大，反之则是弊大。而现有的网络舆论，能否让我们往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方辩友说了什么。 他们说：网络舆论，有利于程序公正。理想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而当下的网络环境无法实现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网络话语权依然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更多的是揣测和过度解读，夏俊峰事件，民众对城管的厌恶和夏俊峰妻子雇佣网络推手的炒作，舆论一度信假为真，所有这些舆论的共性在于，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并没能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何有程序公正可言 他们还说：网络舆论，有利于实体公正。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但我们信手拈来看一下实际，张金柱案，“不杀不足以泄恨”的舆论迫使一件普通的交通案最后过度宣判，成为立即死刑，舆论很高兴；邓玉娇案，使得虽构成过度防卫却因舆论同情弱者，最后妥协地无罪释放，舆论认为这是胜利，而事实，这些看似顺应了民意的审判，却无不在严重损害实体公正和司法独立！ 在辩论过程中，总感觉对方将监督的重点纠缠在行政而非司法上，不知这是否在辩题的理解上存有瑕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网络舆论弊的方面。 首先，现有网络舆论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意，这种从源头上并不科学的构成，究竟能否推动整个司法环境的公正，还是一个具大的问号。 其次，网络舆论大多是基于道德探讨，而非法律剖析。在药嘉鑫、许霆等案件中就可看出端倪。司法审判前，舆论对案件人员的背景进行人肉或造谣，在官二富二等强者前，舆论表示要严打，在弱者前，则呼吁法外开恩，这种过分偏好锄强扶弱的基调往往与理性的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对抗。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论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 【摘要】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具有天然的在契合，审判公开是媒体监督有效实现的前提，而媒体监督亦能反作用于审判公开，促进审判公开的深化。在司法实践中，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的异化现象——媒体审判往往制约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妨碍当事人利益的切实维护。分析媒体审判的成因进而提出妥善解决之道自当是重塑传媒与司法和谐关系的应然选择。 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不仅为我国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更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审判公开，这一体现现代政治的诉讼基本原则，亦反映了法治国家对于司法、公正、权威的深切诉求。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存在何种在契合，二者产生的异化现象如何予以厘清消除，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的涵 (一)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传媒载体对某一行为、事件以及现象等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或评论，以期使这些行为、事件以及现象接受公众的监察与督促。新闻媒体对于各种违纪行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侵权、贪污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披露或者抨击是媒体监督的主要容。由于大众传媒发展迅猛以及公众对媒体关注的日益提升，媒体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机构，更是重要的民意表达介质，媒体监督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要实现途径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媒体监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媒体监督是法治国家建设政治的在需求。政治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的有效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公民实现参与、管理的方式除通过行使选举权外，行使监督权亦为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公民如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监督的话无疑将面临诸多困境，媒体的出现和介入恰好为监督权的行使提供良好、便利的平台。因此，建设政治，实现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必须首先保证媒体能够自由地、不受无理约束地通过对政府决策、行政行为的客观报道与评论来表达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违纪事件的深刻揭露与抨击来展示公民对相关责任人员要求追究和制裁的决心。媒体监督的实现程度，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程度以及政治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2、媒体监督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媒体监督的核心在于公民对任何人物、事件或者现象都有权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公民积极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表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对言论自由做出这样概括：“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
摘要：网络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依赖互联网的各种功能实现的，是高科技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一种成果。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更方便、更充分地交流、发表意见和建议，对政府事务和社会生活中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的现象进行揭露、批评和指正，是现代人民民主发展进程的必然途径。对现阶段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当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引导，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和途径，进而促进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论；网络暴力；监督
目录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相关内容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含义 （二）网络媒体在行政监督中的特点 二、当前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网络舆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二）网络暴力问题突出 （三）网络监督主体虽然广泛但代表性尚不充分 三、健全网络监督舆论的对策与建议 （一）重视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 （二）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注重制度建设 （三）大兴网络文明之风，大力开展网民素质教育，净化网络环境四、结语
“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法律制约权力；三是以监督制约权力。舆论监督作为权力监督的重要部分，常常被人们称为“第四权”。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协调社会结构和化解冲突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载体，是监督公共权力有效运行和实施的有力工具。通过网络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对于提高公民意识，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网络舆论监督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入手，对如何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相关内容 （一）网络舆论监督的含义 网络舆论监督是指人发群众（网民）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评价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监督国家相关的各项活动，揭露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作为现代化技术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相结合的必然产物，网络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新型方式，也是社会主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其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方法网络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它的形成是依赖互联网的各种功能来实现的。我们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二）网络媒体在行政监督中的特点 1、网络舆论监督的范围更广 网络舆论跨越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扩大了传统的传播范围,使得民众对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更加广泛，在监督范围的广泛性方面显著强于传统的舆论监督。具体表现有：（1）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具有广泛性：相对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提供的用于舆论监督的媒介资源价廉易得，平台广阔畅通，甚至是用之不竭的。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在高速发展,为广大普通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技术保障。（2）网络舆论监督的客体即被监督对象具有广泛性：网络舆论监督的客体是将整个社会都纳入自己的监督范围。国家机关的各级工作人员，涉及公共事物和公共利益的个人和组织，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和机制，以及一些不良社会道德现象，都能进行监督。由于网络舆论监督主客体的广泛性，网民们可随意在互联网上对众多事件进行大规模的批评、讨论和建议，从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意表达的新通道。 2、网络舆论监督的效率更高 网络舆论传播的快捷性，提升了网络舆论监督的效率。人们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言论往往要经过层层筛选和过滤，发表意见更需要经过严格审查把关，有的还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因而传播的效率大打折扣。而网络舆论监督实行的是“点对点”的沟通，具有“瞬发而即至、始悉而周知”的传播特点，非常快捷和便利。任何一个会文字录入的人只要拥有一台联通互联网的电脑，就能迅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将其传播到其他地方，这种传播在瞬间完成。随着手机上网功能的开发和推广，网络舆论传播的快捷性还将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同时，现社会网络舆论监督的这个平台已经不仅仅限于民间自发创建的网站，其中还包括一些传统网站设立的评论性栏目。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理论视野 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 刘喜梅 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 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 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 近 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 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 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 ，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 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① 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② 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由此，传媒监督 公共参与。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 【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 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 注释： 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 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 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李小 ：《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
网络（媒体）舆情应对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舆情管理，增强舆情应对能力和舆情应对水平，着力创造有利于司法审判的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提升法官队伍的良好形象。我院秉着“实事求是、快速反应、公开透明、妥善处置”的原则，特制订以下实施方案：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舆情应对领导小组为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置舆情危机，我院决定成立舆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亲任组长，副院长及纪检组长任副组长，其他领导为成员，并组建了网络评论员队伍。领导小组的职责为：指导全院开展涉及人民法院的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对重大网络舆情做好跟踪、督查和协调，深入探索网络舆情变化规律，研究有效引导控制网络舆情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全院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主动性、有效性；网络评论员的职责为：1、要利用百度等搜索引擎，通过关键词全网搜索国内各个知名的门户网站有关对大化 法院报道和论坛中出现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并进行收集。发现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成员汇报；2、负责收集涉诉舆情动态信息，掌握媒体舆论关注的问题和环节，认真贯彻落实舆情领导小组制定的对策，迅速处置舆情，及时消除影响，维护法院良好现象。二、完善预警机制，建立舆情分析报告制度我院建立了舆情分析和事前预警制度。按照
属案管理、责任到人的原则，要求网络评论员每天至少浏览一次各门户网站和本地互联网，尤其是贴吧、BBS 以及博客，负责收集和掌握新闻媒体及网民对人民法院审执工作、队伍建设、审判管理等的报道和言论，并做好监测记录。对可能出现的涉及人民法院各项工作负面、片面、恶意报道和言论的进行认真地排查，及时获取预警性信息，掌握工作主动权。做到情况明确、底子清楚、应对适度，把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同时，建立信息通报和研判机制。各网络评论员要将有关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宣传报道情况进行甄别、收集、整理、归纳、分类，确保做到舆情信息早发现、早控制、早消除。一旦发生重大敏感事件，立即启动舆情引导应急预案，迅速 查明事件真相，呈报领导小组领导进行研究和决策，并督促各业务庭室及时处理，统一对外口径，借助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公开说明事件真相，提高网友辨别是非能力，严防人为恶意炒作。此外，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对互联网的社会舆情正面引导，开展舆情处置工作，牢牢把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三、配合媒体加强舆论宣传，打好舆情主动仗 “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浅议司法公开及媒体监督 没有公开就无所谓正义。尽管正义的概念就像博登海默所说的“具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并具有不相同的面貌”[1],但正义总是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并成为法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以及人们评价是非的基本标准。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2]。这里,贝卡利亚不仅强调公开审判的重要性,而且把舆论监督与审判公开相提并论,使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审判公开是舆论监督的前提和条件,而审判公开的目的之一便是借助舆论来促进审判公正,制约监督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概述 (一)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指审判活动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的采访报道[3]。有学者认为,审判公开在方式上有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之分。直接公开是指允许公民旁听法庭审理和宣告判决,间接公开是指允许新闻记者采访和报道。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司法公开仅仅涉及到直接公开的部分,但是,媒体报道是实现审判公开的重要手段,甚至其实际功用要大于公民旁听。对此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曾论述道:“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之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为经由新闻记者在法庭之现场采访,以及就审理与审判内容所作之新闻报道,更使公开原则从早期之直接公开,转化为间接公开,除法庭现场直接公开外,尚有大众传播工具所提供之间接公开,而扩大公开原则所及之范围。故与事实相符,且于适当时机发表之新闻报道,自当符合公开之本旨,而为刑诉法所允许。”[4]可见,直接公开和间接公开在现代社会中的区分也逐渐模糊起来,使得明确的界限也显得没有必要。 (二)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对方辩友唾沫横飞、侃侃而谈，发言十分精彩，但其中却有巨大漏洞。 ————————————————————————————————————————————————————————————————————————————我方认为判断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其关键在于网络舆论能否在司法执行的过程中提供理性的参考与监督，使其更加公正。 显而易见，网络舆论没有这个功能。由于网络谣言的大量存在、网民强烈的主观性和情绪偏向，网络舆论常常表现出一种显然的非理性。网络舆论中确实存在小部分的理性，但因为大多数网民对法律的不了解，这个理性的标准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张金柱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案件，舆论称“不杀不足以泄恨”使最后过度宣判，成为立即死刑；邓玉娇案是一起因性骚扰而杀人的案件，虽构成过度防卫却因舆论过度同情弱者最后妥协地无罪释放。不理性的网络舆论只能带来类似于“群体极化”和”多数暴政”的”舆论审判”。只有理性的监督才是监督，不理性的监督只能称为干扰甚至破坏。 网络舆论不仅不能给予司法活动理性的参考和监督，反而会破坏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当法官和司法机关迫于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进行二审、多审甚至直接改变审判结果时，司法独立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如果司法不够独立，而是受到各种限制，那还能实现司法公正吗？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当网络舆论质疑、指责司法审判，甚至司法审判被迫屈从网络舆论时，司法就没有了权威。如果司法失去权威、不被社会大众信任、不具备感召力与说服力时，人们就极可能不启动司法程序，那司法的所有作用就都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