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
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
“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
媒介审判何时休？
魏永征
此次公审张君案的报道，大多数媒体能够按照法定程序，披露案件进展，宣传法治精神，显示了法制报道水平的提高。但是也有个别报道仍然不能摆脱“媒介审判”的模式，在审判进行中间，有一家全国性大报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就是一例。
首先，它通篇把张君作为“该杀”“早就该枪毙”的罪犯来报道；还抢在法院判决之先，对张君的量刑作了太多的渲染，“不杀，天理、国法不容”，“这种恶魔该杀”，“杀一儆百”等，甚至提出不止是张君，他那“一伙”都“该杀”，这是违背“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认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的。
其次，它违背法定的刑罚种类，宣传“张君该千刀万剐”，并且做在小标题上。“凌迟”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一百年前在我国已经消失，今日文明国家已用电椅、注射来代替枪决，我国也正在尝试，怎么还可以宣传这种野蛮的刑种。至于报道“亲手杀了张君”、“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说法，更是毫无法理依据。
第三，它报道“张君犯罪事实已经这么清楚，哪里还要审三天”的说法，直接同进行中的审判唱
反调。任何人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张君涉嫌杀了那么多人，我们还是充分保障张君的应有权利，坚持依照法定程序审理，反映了我国人权制度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应该从这个角度宣传，而不是相反。
禁止“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 ）是国际新闻界的共识，因为这种报道方式干扰司法独立，影响审判公正。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有“公审、声讨、枪毙”这样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很深。人们往往以为，刑事被告人既然犯了罪，就应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媒介的任务就是“配合审判”，一哄而上，把他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没有“无罪推定”、“罪刑法定”这样一些法治观念，不懂得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和人格。这种低水平“宣传”不能再有了。在有的国家，如果在审判过程中进行这样的声讨，审判就只能停下来。作为被害人的家属，说这些话是合情合理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介，特别是在审判进行当中，不应当原封不动地渲染这些话。我们的法制报道，应当显示法治大国的风范，给群众以正确的法律意识的导向。虽然学界对“媒介
审判”是否应该予以规制有不同的观点，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对“媒介审判”进行规制的呼声日益强烈，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下面就从其他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大众传播工具,为受众报道新闻,提供信息。而我国的媒介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中,常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扮演了不该扮演
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介社会角色的错位现象。1995年,四川省技术监督局对夹江县彩印厂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查封了该厂印制的一批假冒商标及厂房、设备,并予罚款。夹江彩印厂认为技术监督局没有行政处罚权,以越权为由提起行政诉讼。新闻媒介认为这是“制假者状告打假者”,纷纷谴责“恶人先告状”,“制假者是过街老鼠,谁都该打”,“打假者怎能有错”,“咄咄怪事,打假者反上被告席”等。由于大量此类报道的影响,此事提到省人代会,省高院院长受到代表的质询。最后, 法院判决“维持技术监督局封存通知书,驳回原告的诉求”。新闻界认为这是“报道成功影响判决”的案例,而法律界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舆论干预司法”。有位法学家将此案列为“行政法制宣传不当的最典型例子”,指出这种宣传偏差“具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二)媒介审判往往与“新闻炒作”有关。媒介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与新闻炒作有关,目的是吸引眼球,获得“注意力资源”。少数媒介如此行径所追求的是事件的轰动效应,而不是事件的社会意义;是卖点、是“眼球经济”,而不是公益、
公共领域的建构;他们所盯住的只是读者手中所持的“货币选票”,而不是媒介在社会走向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应尽的责任,即培育有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公民。
(三)“媒体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法院审案不受上级法院的干涉,当然也更不受媒体舆论的干涉。:“而偏偏我们中国的司法机关容易被社会舆论所左右,这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有影响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法官还缺乏独立的地位和理念。”所以保证司法独立与公正,势必要保证我们的司法系统不被“偏、热、炒”的舆论信息所左右。媒体在行使其对司法机构判案的监督权力同时,也不要忘记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平衡、稳定的司法环境。
显然,作为公共权力之一的司法部门,理应完全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应该建立在维护司法公正和尊重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之上。因此,媒介和舆论对司法的监督应该是到位、补位,而不是越位、错位,应回归正确的司法报道新闻立场。
从传播学角度看,“媒介审判”无疑是大众传播媒介对“议题设置”功能的运用;从新闻学
角度看,“媒介审判”则体现了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所具有的引领和引导作用。如何确保新闻报道不影响司法的神圣性是目前摆在新闻法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不是要公开表明立场,而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在报道公众关心的案件和关系地区公共利益焦点问题争论的时候,要将所有当事人的所有事实告诉给读者,甚至还可以表达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既向与自己新闻立场相当和倾向的人士开放,同时也要刊登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观点。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让受众和相关决策人士掌握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能够充分表达各方观点和利益的双向度的信息,为最终做出决定提供相对全面、平衡的信息环境。加强同步报道和连续性报道也是媒体走出“媒介审判”有效措施。正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中的规定所阐述的那样,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
另一方面,应该在进一步完善司法系统体系的同时,还要厘清舆论监督权力的范围,确保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而不是单向度的炒作。在用
法律形式保证舆论监督权的同时,又对其进行相应的规范是解决媒介审判问题的关键。
“媒介审判”超越了新闻自由的权利界限。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任何超越了其权利界限的权利行使都是一种反权利行为，应该予以规制和反对。《刑事诉讼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媒体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可以行使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行使，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在1985年《关于当前报刊在法治宣传方面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条规定：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不要登报刊或上电视；个别必须见报的，要先报道破案、起诉或审理的消息，以后再报道判决结果，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
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在1997年经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显然，“媒介审判”都是这些规定所否定的对象。
“媒介审判”是媒介权力的异化。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媒介社会的依赖越严重，媒介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如今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生活，都无法忽略媒介权力的作用。媒介权力可以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控、支配的力量，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而媒介权力一旦发生异化，则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任何一种权力的辩证性意义所在。媒介异化则是指新闻媒介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对立方面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己力量，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媒介错位、媒介缺位以及媒介越位。而媒介权力异化的形态在媒介审判中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媒介越位。媒介越位就是指媒介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来行使
媒介权力，而媒介审判正是由于媒介以新闻自由为由超越了司法程序，从而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的一种媒介行为，它打着公共利益的口号，行使道德审判之便，将一些本不能随意公开的事件、信息随意地公开，无视他人的隐私和尊严，在“蒋艳萍特大经济犯罪案”中，有报道披露蒋的一些隐私信息标题赫然写着《蒋艳萍结婚就当“一奶”，警惕荒谬“女人价值论”》。未经有关部门的权威认定，媒介就自作主张，用一些出位的、带有主观色彩强烈的字眼进行道德审判，还有的媒介审判则是在司法审判之前或正在进行的时候，抢先对嫌疑人作出定性和定罪的评判，“杀人狂魔”、“首位女巨贪”等字眼充斥于各大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当多家媒体的宣传形成聚合效应之后，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张金柱在行刑前曾经说“是记者杀了我”，足见媒介的审判已经超越了舆论监督，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力利剑。
“媒介审判”加剧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两根支柱，而二者本身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新
闻自由强调通过信息公开来实施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社会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司法独立则排斥各种非司法的因素对司法者的指令、干扰和影响。对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博弈与冲突，有人称之为“一个久远的话题，一对永恒的矛盾”。关于司法的独立性，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各种势力；独立于上级官署；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新闻舆论；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⑤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司法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司法者独立性越强，就越有可能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反之，就越有可能远离法律的精神和原则”⑥。司法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新闻舆论的反应，影响它“遵从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独立作出裁决和判断，其结果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偏离和丧失。有些情况下，媒体虽然没有顾及法律程序，但是报道中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但因为媒介审判在前，即使司法审判是独立进行的，公众还是会怀疑审判受到了报道的影响。如宝马车撞人案，虽然最后的审判和媒体的判断是一致的，但经过
调查，公众的想法很大程度都是: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司法机关肯定会徇私舞弊，这在客观上显然是媒介比司法更管用，司法跟在媒介后下判决，降低了司法的权威，有可能为其他对司法的外来非法干预大开方便之门。
“媒介审判”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律观念。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罪行法定”、“程序优先于实体”等观念本来就淡薄，需要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有些案件，被告人的罪行已经相当清楚，新闻媒介也不应当以为既然他犯了罪，就可以一哄而上，人人喊打，其主张是完全背离现行法律的。有些案件涉案人的行为确实令人发指，但是媒体的“声讨”，非但无助于案件的依法处理，而且只会在民众中煽动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与法治目标背道而驰。新闻媒介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准确宣传司法程序，报道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依法接受公正公开的审判的权利、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利，仍然受到保护，唯有如此，才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和完善。
（作者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探析
摘要：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规制，学界主要形成了不应规制与应规制两种观点，但由于“媒介审判”在现实生活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对其进行规制的呼声也愈来愈烈，笔者从不同角度来探析规制“媒介审判”之机理。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介权力司法独立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来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trial by news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我国学
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审判”在我国也叫“媒体审判”、“新闻审判”、“舆论审判”等。
规制“媒介审判”之论争
对于“媒介审判”是否应予以规制，学界已经有比较多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
不应规制“媒介审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给“媒介审判”以宽容的态度，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提这一主张的学者在开始主要是新闻界，他们认为“媒介审判”不一定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来看，法院系统未能实现司法独立这一硬伤，则是导致现阶段司法不公正的根本制度原因。媒体的报道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公众可以了解司法审判是否符合自己的公正标准，是否捍卫着公众的利益。这里的媒体仅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公众对案件的深层判断，更无法撼动根植于民众心灵深处的法律文化。因此，指责媒体报道误导公众舆论，影响甚至导致司法不公正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①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特别是诉讼法学学者认为应当“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这两个价值中间更多地鼓励和保障前者”②。综合很多学者的意见，他们反对对“媒介审判”予以规制，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与英美法系中有陪审团负责事实审查的形式不同，我国是由专业的法官负责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专业的法官不应该像未受专业训练的陪审员一样受到媒体的影响。其二，在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倾向于对前者的保护是国际上大多数立法的通例。其三，在我国，相对于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影响，新闻舆论的媒体监督对司法的审判权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其四，在一个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公民权利的严格制约，从长远来看，新闻自由的充分显见，有利于司法独立的最终实现。
应规制“媒介审判”。与第一种观点完全相反的是，很多学者都认为“媒介审判”应予以规制，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的专业法官审理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审理制度，但是在心理学领域的成熟研究表
明，法官和普通人一样，会因为“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一样受到舆论的引导和影响。③其二，尽管我国所处的法系不同于英美法系，但我国诉讼中也是存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而且我国现在推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理念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此外，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议》中第二条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就规定，该制度适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也与新闻媒体常常过度关注的案件类型不谋而合。使得媒体舆论滥用不但会影响到陪审员的审理工作，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与媒体乐于关注的案件类型的交集而处于一种较高的程度。所以说，我国是单纯由法官负责案件审理，而且法官审理案件可以不受媒体舆论的不良影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④其三，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历史。如以美国为例，在对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调整经历了从最初以藐视法庭罪和1789年《司法法》对新闻自由极其广泛的惩罚，到1831年《宣明有关藐视法庭罪之法律的法令》，尽管对藐视法庭罪有
传媒与司法的较量-媒介审判 章雯雯叶丹露陈佳雯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人文科学分院广播电视新闻学1201 1202 ）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时代掌握了“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其舆论监督是“柔性监督”。但是让媒介去凌驾于法官之上，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实质上是以新闻自由为由干预司法独立。“媒介审判”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改变了媒体角色的定位，干扰司法，降低司法公信力。而司法的缺位，利益的驱动，媒体的越位，公众的人治情结和制度规范的空白都是造成“媒介审判”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到2010年的药家鑫案再到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都是“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为了避免出现“媒介审判”，媒体必须要坚持新闻原则，公正客观地报道，而且新闻报道节奏要和正常的诉讼程序同步。而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 【正文】 2013年的陈永洲事件引起社会不小的反应，央视公开的派出所审问视频更是让我们联想到“媒介审判”这一新闻伦理问题。从1997年张金柱案到陈永洲事件的十几年间，新闻报道扭曲舆论监督功能，干预司法公正的现象日渐增多，如何避免“媒介审判”，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从而唤醒传媒和司法的良性互动。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及表现方式 “媒介审判”又叫“新闻审判”、“舆论审判”，指新闻媒介利用其公开传播的新闻报道或评论，干预、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即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罪，传媒已经在报道或评论中对其定罪，或传媒对嫌犯在法庭的辩护作倾向性的评论，作出定罪的判断。 它主要表现在媒体超越司法程序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的案情分析、案件定性、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一种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其公正性。实质是以新闻自由干预司法独立，以道德评判取消司法审判，以媒介的“话语强权”代替舆论监督。1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负面影响 对“媒介审判”的发展过程进行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一起舆情案件的形成大致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舆论的开端（“自媒体”如微博焦点言论）-舆论发展（主流媒体跟进，进行集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审判”现象在网络时代，许多社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成为全民瞩目的热点。网络信息的隐匿性，消息碎片化，分散等特性使媒介审判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新的流变。本文运用传播学、伦理学和传播法规的相关理论的文献梳理法和新近案例分析，试图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审判现象，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其特征，并且从媒介报道方面、司法和受众的参与等方面找出原因，进而从媒介报道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责任，司法的及时性和公正以及受众应该理性参与等方面找出应对之策。我们在呼吁舆论监督的同时，更要理性、科学参与监督，媒体报道注重其导向性和责任感，坚决杜绝媒介审判现象的存在。 新媒体，媒体审判，司法公正，网络舆论
Talking about the “media trial” phenomenon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 there are many social events , driven by public opinion in the network becoming a na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 Occult network , the message fragmentation , dispers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make trial by media in the Internet age there is a new rheology . So this article will "new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ed in the study, using the theory of media environmental studies , trying to study in today's new media environm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phenomenon of the trial , and bi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find countermeasures. We appeal to public opinion , but also can not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media trial . new media, the media trial, justice, public networks
由“媒介审判”浅谈“第四权力” 050114322 马高树 “媒介审判”这一词语发端于美国，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它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也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严格地说，“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前几年，郑州市有个肇事逃逸的警察黄金柱，因为受到舆论的谴责，很快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法官为此感到压力太大，于是从重从快，判其死刑以平民愤。可事后，法学界又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人依照法律罪不该死，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加重了处罚（当事人临死前还发出感叹“是死在记者的笔下”）。另一种情况是舆论导致轻判，这也有实例。湖北有个叫董晓阳的女子，贩毒 174.7克，按法律应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她在狱中用千纸鹤“折”出了一篇《千字忏悔文》，受到一些媒体的热捧，这些媒体还公然认为董晓阳“罪不致死”，结果，她被判死缓。 舆论干扰司法，被学术界称为“媒介审判现象”，它和“长官意志”一样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这种干扰对破坏法律公平的危害性，更容易被人们忽略。“以权代法”引起的公愤是不必多言的，“媒介审判”却很容易获得一些人的支持。所以，建设法治社会，还应该对“媒介审判现象”提高警惕。据说，在一些发达国家，法官审理案子期间，是禁止接触媒体的（不准看报、看电视等），怕的就是受到舆论力量的干扰。此外，动不动就联名上书，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力量介入司法，也容易导致法院的判决出现偏颇，这些都是应当注意的。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与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平起平坐,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政府第四部门”，成为一支强大政治力量，给予新闻业如此美誉绝非出自新闻界。人类的认识和社会的实践对媒介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性，它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系统和调控系统。其主要作用表现为：第一，为政治参与提供通道；第二，加强社会对政府监督制约；第三，维护法制。 其中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媒体有提供资讯成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众提供足够的资讯，让他们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进公众讨论的机会，以形成公意，藉以监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现实中，人民并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尤其是现代政府是一个结构庞大的组织，要监督这样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结构良好、财务健全、拥有专业评论家、具有获得资讯能力、并且还有将其获得的资讯和评论传递给一般大众的能力的组织，才足以担负监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这一“守望者”功能的组织，也只有新闻媒体事业。
大纲解析： 第一节：新闻传播伦理 传媒报道中的伦理困境（P4） （一）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伦理困境： 在狭义的角度也被称为“道德悖论”或“道德冲突”，是指陷于几个道德命令之间的明显冲突，如果遵守其中一项，就将违犯另一项的情形。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作为都可能与自身价值观及道德观有冲突。伦理困境的形式化表示如下： ①A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②B是道德上必须做的。 ③不过，我不能同时做A和B 2.规范伦理学两种不同的理论 目的论伦理学：结果论伦理学：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非目的论伦理学：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 如：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为获得一个重要的新闻而采取暗访、欺骗的手段？依据非目的论者的理论，凡是以欺骗方式获取，在道德上通常都是错误的；但如若用功利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一切又都合乎情理。因为新闻工作者的欺骗行为是为了公众利益。
3.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1.首先，新闻工作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种职业； ①新闻报道要求真实性，时效性，这就要求记者要抢新闻，抓头条，要求新闻记者无限逼近事实真相，②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和传播，但是新闻记者也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有个人色彩。③在追求真实、快速的过程中，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2.其次，新闻工作者进行伦理选择时具有透明性。 ①没有什么人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伦理抉择。虽然所有的专业人士都会不时地犯一些伦理过失，但是只有新闻工作者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不得不将这些过失公之于众，当那些伦理抉择错误时，公众的反应既迅速又苛刻。 3.最后，追逐经济利益使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观念淡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开启了“事业管理，企业经营”的发展模式。 （二）新闻伦理困境的解决模式 1.新闻伦理困境的表现 ①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他人隐私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 ②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对当事人的关怀之间存在着冲突。 ③新闻工作者的隐性采访与真诚、信守承诺之间存在着冲突。 ④新闻工作者的真实报道与保护司法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冲突。
“媒介审判”的危害 近些年来，“媒体审判”在我国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案件，法院尚未开庭审理，媒体记者就随意使用“杀人犯”、“贪污犯”等等定性词汇，以带有严重情感色彩的语言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 在我国,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促使审判机关依法裁判是社会监督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但是现在媒介审判这种舆论监督的“越位”现象已经被新闻界认为是舆论监督实践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如何预防和减少“媒介审判”的呢？ 1、政府及司法机关要加强立法，不断完善自身机制。一方面，要加强立法，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既欢迎媒介监督，又要坚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在审判中要加强信息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保证公开审判，取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2、媒介应做不懈努力。一方面，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媒体自律。媒介在报道新闻时只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者，不是仲裁者。同时，要加强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遵守职业准则。做一个中立者。媒体要注意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教育，而且也要与司法机关彼此沟通。一旦司法机关介入了某个新闻事件并立案以后，传媒就要确立“立案意识”。这时，媒介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等基本原则，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尽可能做到平衡报道，力求司法机关处理该案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3、公众也应出一份力。解决好受众的问题，“媒介审判”也就更容易消除，公众
自觉学习法律，增强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遇事理性思考,理性判断，不轻易受媒介的煽动，做一个信法、守法的群体，才能更好地保证司法的权威性，阻止”媒介审判”的发生。
关于“媒介审判”的思考 随着媒介舆论监督权力被广泛认同,并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保护,与之相关的“媒介审判”问题又摆在了新闻法学界面前。媒介介入司法过程,对司法独立与公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损害了司法的神圣。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发展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笔者认为厘定媒介监督权力的范围,保证舆论监督权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
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一)“媒介审判”是媒体角色的越位或错位。媒介的社会角色主要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关于“媒介审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是:“媒介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相悖。我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但在实践中,媒体却往往越俎代庖,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并有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另外一种看法是:“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见2005年第10期《青年记者》所载廖金英、谢太平的文章《“媒介审判”未必有碍司法公正》)。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媒体的过错,但却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法官的判断。对一个具有足够理性的、合格的法官来说,即使他要把新闻报道作为了解信息的渠道,媒体的报道是否合乎情理和逻辑,是客观报道还是一面之词,是理性的言说还是情绪的宣泄,法官是完全能够做出准确判断的。笔者更认同前一种观点,这里我们把“媒体审判”和“法院审判”区别开来。说“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律审判”的效力。 典型的案例是：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谢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的凶手。由于当时在事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使得案情无法开展。但是，民众和媒体的合理想象认定谢帕德医生是杀死其妻子的凶手。媒体为了炒作的需要，不断制造新闻，以此来刺激受众情绪，致使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一直上诉了十二年，屡次被法院驳回。直到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谢帕德医生的请求，重新审判，被判无罪。 我国学者魏永征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活动的总称，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首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及于全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与全国人大立法共同构成中国国家立法的整体，是我国中央立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务院立法，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中央政府依法制定和变动行政法规、参与国家立法活动以及从事其他立法活动的总称。 煽动，是指行为人以语言、文字、图像等方式对他人进行鼓吹煽动，意图使他人接受或相信所煽动的内容或去实行所煽动的分裂国家的行为，而非行为人自己实行，这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与分裂国家罪的根本区别。 名誉，是社会或他人对公民品德、才干、信誉、功绩、资历和身份等方面评价的总和。 名誉权，就是公民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传播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造成破坏司法原则的后果。 媒介审判主要有2个负面影响：1、亵渎了法治原则。2、造成了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 抗辩事由，是指在侵权案件中，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指控和请求，提出一切有关免除或者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曾格案”，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 我国新闻传播法制的基本原则：一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二是“两个服务”方向的原则；三是国家发展与行政管理的原则。 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一是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二是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可滥用。 早在建国之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有关部门就颁发过一系列法律规范性文件，确立了重大政务新闻由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的原则与制度。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规定：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星闻，均有新华通讯社统一发布。1982年8月23日，新华社是全国集中统一的新闻发
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的成因及对策 一、“媒介审判”及网络“媒介审判” 1.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来源于英文“trial by media”，国内同时也翻译成“新闻审判”或者“媒体审判”，来自于西方“黄色新闻”泛滥时期。对于媒介审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的界定，比如美国学者在《美国大众传播法》一书中谈到，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审判预设”，是媒介利用其公开报道或评论对司法公正产生的干预和影响，是媒体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①笔者认为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在其所著的《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对“媒介审判”给出了最为完善的界定，即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侵犯人权，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② 2.新媒体时代“媒介审判” 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审判”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新媒体“媒介审判”是网民或者网络公关公司等网络发布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媒介，对某些会引起大众广泛关注的热点新闻进行利于自身的倾向性分析调查和评论，不正当地引导舆论，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影响人们对事件真实性的认识及造成妨碍和影
响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行为。③由于网络舆论具有自由性、匿名性、非理性及随从性等多种特质，这就使得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更容易失控变化甚至扭曲。一旦涉及重大司法案件时，其舆论监督很容易受到网络上非理性声音的影响，而当这种声音成为主流便会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并最终造成“媒介审判”。 二、新媒体背景下“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 1.新闻媒体职能“错位” 我国的媒介基本上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性质，加之媒介又作为一种“第四势力”，其肩负着社会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但是这种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时候必定会被滥用。我们常说的“媒体审判”就是媒介对监督权力的滥用，是一种“错位”的监督，它超越了媒介追求新闻自由的初衷，与媒介监督有很大的差异。媒介审判指媒介对司法领域不正当的监督和干预，是不被新闻界和司法界所认可的恶劣行为，同时媒介审判又是一种越权行为，因为媒介本身并无审判权，这和媒介自身定位错误有很大的关系。而媒介监督是社会给媒介赋予的正当权利，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是新闻界承认的媒介的四种功能之一，媒体合理使用监督权对各级权力组织进行监督，是媒介发挥其社会作用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媒介监督是对权力机关的合法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而媒介审判时常与司法审判“唱反调”，意图通过舆论改变司法进程甚至审判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
摘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司法陈永洲事件 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 （一）什么是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二）陈永洲事件中“媒介审判”的特点 央视（包括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中传播的信息失当，相信是众多人以及新闻传播研究者始料未及的。而这也需要让我们更冷静思考，找出为何今日的媒体，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犯着同样的错误。在嫌疑人还未完全结束司法流程，在法院进行公正审判的时候，央视已经僭越了自身已有的职能，而对陈永洲作出的“媒介审判”。[2]同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央视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
论媒介审判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案件一：张金柱案件 摘要：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将一个孩子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则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张金柱被判死刑。直到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该案则成了所谓“舆论杀人”的典型。 正文：张金柱为原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以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1997年8月24日21时40分，张金柱驾驶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着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事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 关键词：张金柱媒体舆论司法判决 一：张金柱事件如何传播 1、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 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
2、国内多家媒体对此案件进行转发报道，其中包括《北京青年报》、《新闻人物 报》等多家知名报社，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舆论风潮； 3、《南方周末》于1997年12月12日对张金柱事件进行了报道，名为《郑州 惊天大血案开审》； 4、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于10月13日播出了对此案件的调查，激起全 国人民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 5、张金柱案从中原进向全国，成为全国人民愤怒情绪的发泄点。 二：张金柱事件中舆论是否影响司法审判 在全民声讨的强大舆论中，张金柱案走向法庭。 在案件报道过程中，媒体大肆宣扬“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观念。其中《大河报》就张金柱案发出全国首篇报道，在标题中就将肇事者肇事行为界定为“狂逃”，并在行文中使用了“令人发指”等多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词语，这些词语给报道加上了个人的主观情感色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使读者在阅读本篇报道时对张金柱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偏差。 但在当天的报道中，并未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写到“此人身份待核实”直至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即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的公众身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而在大众心理作用下，官民的冲突则更为激烈，舆论倒向受害者一方。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公众人物的表态对于案件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舆论与民意更加激烈的指责张金
1.什么是新闻传播法 广义：就是指我国法律体系中所有适用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定，包括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中所有适用于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文件的条款。 狭义：就是指规范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行业的专门性的法律，如新闻法、报刊法、广播电视法等。 2.新闻传播法的渊源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香港、澳门回归后建立的特别行政区所根据的法律；我国同外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的内容。 3.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4.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抒发感情、传播信息、传授知识等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5.出版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以印刷或其他复制手段制成的出版物公开表达和传播意见、思想、感情、信息、知识等自由。 6.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主要特点：共产党领导；党的各级组织重视和支持；注重社会效果；实事求是 7.煽动定义、特点、六项罪名 煽动是以口述、文字、影像、书画等方式，通过演讲或者借助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等媒体，对他人进行宣传、鼓动，意图使他人去实施某些破坏性活动。 特点：一是表述方式的非理性，就是使用情绪化的，蛊惑性的语言；二是内容的非事实性，虚张声势，夸大其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及造谣诽谤；三是直接面向公众，即公然散布；四是具有破坏性行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及其他人反抗，采取某种损坏社会和他人的行动。 罪名：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 8.保密法鲜明体现了保密制度的中国特色。 9.什么是国家秘密 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的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10.《保密法》把国家秘密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11.新闻单位的保密制度 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制度；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制度；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的批准制度；新闻发布制度； 12.新闻审判 是指新闻媒介在报道正在审理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抢先对案
关于媒体干扰审判行为刑事抗制之浅论 作者芦鑫 （政法与历史学院法学专业2006级） 指导教师李文杰 [摘要]：传媒与司法是当今社会维护公正的两大重要基石，两者实现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媒体往往制约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妨碍当事人利益的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诉讼参与者的权利保障是基础，而权利限制则是为了进一步保障诉讼参与者的权利，本文只是以理性制衡观点和分析比较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媒体干扰审判现象背后的玄机，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媒介审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司法与传媒在此方面应具有共同的目标，并由此实现有效互动。 [关键词]：传媒；司法；刑事审判；权利保障；权利限制 法庭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诉讼活动的场所。保障法庭能在不受外界不适当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审判，既是维护正常的法庭的需要，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需要。因此，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保护，是各国法律都予以关注的事项，对于作为最后保障法的刑法自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综观各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妨碍法庭审判活动的犯罪，罪名的不同反映着各国刑法保护网的疏密和刑事司法制度的特色。英美法系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藐视法庭罪就是其中的一个特色罪名，该罪的行为方式分为两种：直接藐视和间接藐视。前者的外延包括但不限于我国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后者则主要指新闻媒体对审判的干扰行为。这种行为目前未进入我国刑法的规制范围。那么，有无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抗制？ 在法治的价值得到各国首肯的同时，民主的价值也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彰显。任何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司法都必须正视和尊重民意。而大众传媒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意的广泛代表。司法自然不能拒绝媒体的报道和监督，如果把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行为纳入刑事抗制范围，那么合理的范围该如何确定，才能既保障新闻自由又不侵害司法独立呢？ 我们只有通过对国内外媒体的运作和法院审判的实际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一、其他国家或地区对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 国外对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在藐视法庭罪的设置上，而大陆法系国家分别设置了与藐视法庭罪相类似的各种罪名。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干扰审判的刑事抗制 1.英国 在英国，藐视法庭罪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它包括通过在法庭内对庭审法官使用藐视或不敬的言辞，或在法庭外对法院使用藐视性言论而冒犯法庭。它主要有8种类型：（1）当面藐视法庭（2）诽谤中伤法庭（3）对陪审员或证人进行报复（4）阻碍法庭官员执行公务（5）影响未决案件的公正审判（6）在出版物
媒介审判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它是新闻竞争日趋激烈下的产物，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损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它使得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天平过分倾斜，有悖于法治精神。 “媒介审判”的原初法律涵义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目前,国内在“媒介审判”概念上的使用不尽相同,“媒介审判”、“舆论审判”、“媒体(传媒)审判”等均为同义语。“媒介审判”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审判”。它的历史沿革是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媒介审判”的重要表征是“语言暴力”。中国传媒大学王军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上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我国著名新闻传播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one-dimension)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
网络“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言论自由化 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网络让普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微博、博客等“个人媒体”就热点案件直接发表观点。一般情况下，网民在互联网上注册的身份多用假名、匿名，有了这个保护伞，网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无需担心是否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这使得他们在对舆情案件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缺乏自律和自主意识，缺乏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因此网络舆论存在非理性的一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些现象心有愤懑但是由于害怕遭到压制或者报复很少在公众空间将之表露。在网上人们可以没有顾忌，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热点事件常常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出口，网民通过对当事人的讽刺、谩骂和攻击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进而有可能对这些事件进行“审判”。网络交互性、裂变式、即时性的信息传播特征，又使得敏感或者重要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传播的范围越广，形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对司法的审判造成压力。 （二）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就业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满和冲突现象日益增多。在这种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情境之下，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触碰到社会公众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使得事件反映的问题在网民内心深处形成共鸣，往往会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在对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中，这种不满和愤怒感就自然而然地在网络空间内得到流露、集中表达和相互传递。而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如果公众对某一案件特别关注，意见特别强烈，倾向性基本一致，就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在“众口烁金”、“众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氛围下，司法为迎合民意就可能作出偏离法律的裁判。
以新闻立法规范媒介行为 随着新闻媒介对案件报道介入的增多，媒介审判越发成为公众对媒介行为关注的焦点。关于媒介审判，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报道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时超越法律规定，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侵犯人权的现象。这种现象多数发生在刑事案件报道中。主要表现为在案件审理前或判决前就在新闻报道中抢先对案件进行确定式报道，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量刑等结论。新闻媒介究竟应如何规范自身行为，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舆论引导作用，引发学界和业界的深入思考，通过新闻立法而规范媒介行为的呼声不断走高。 媒介审判：规范媒介行为的起点 1. 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特点 （1）事件主体多具显着性 纵观我国近些年被热议的媒介审判现象不难发现，构成此类现象的事件主体基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主体的显着性较强，都是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和反馈的热点事件或人物。 2011年的“药家鑫案”堪称媒介审判的代表。该案被媒介报道后，因其残忍恶劣的作案行径，成为当地的区域性话题。然而随着媒介曝光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采访受害人家属、撰写主
观性评论文章等介入性内容不断出现，公众情绪被极大程度煽动，这种群体情绪迅速蔓延，甚至淹没了一些媒介关于真相的挖掘。 （2）网民意见影响力增强 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发展，受众被赋予更自由的媒介话语权。互联网为受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时代，而微博的兴盛更是让每个受众真正变身新媒介用户，握紧话筒，随时随地发表意见，网民意见逐渐开始发挥强有力的舆论影响，在新的媒介生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的角色。由于网友基数众多，优势意见往往会形成螺旋效应迅速扩散，最终演变为“压力集团”,反过来对媒介和相关涉事方施压。 因而在一些媒介审判现象中，总能看到媒介以“舆论”之名发声。很多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在审理判决过程中，网民意见也于无形中对司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2. 我国媒介审判现象影响 （1）损害司法公平公正 媒介审判最直接也是最显见的影响就是损害司法公平公正。在案件调查审理和判决的过程中，公平公正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机构在履行职责时应予首先保证的前提。然而媒介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却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司法。在媒介审判中，媒介所认定的事实往往来源于线人爆料、记者采访等方式获得的案件事实，相对于司法程序的法定证据事实而言，没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和逻辑判断，缺乏合法性和客观性。
对“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 吴秋余 《新闻战线》( 2007-05-10 第五期) 2006年9月19日下午，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90万余元和9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安徽省安庆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此事一出，媒体再度掀起了讨伐“女贪官”的高潮。在没有经过司法机关证实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将许多未经核实的所谓“桃色新闻”公之于众，并被众多都市类媒体和网站转载。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徽阜阳、安庆调查采访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这一事件揭示出的一些媒体长期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媒介审判”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本文试就这一现象作简单分析。 权力碰撞——把关人的责任 “媒介审判”或称“新闻审判”，原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①20世纪上半期，“新闻审判”在美国盛极一时，报界为提高发行量，大肆炒作司法报道，肆意在报纸上宣布嫌疑犯有罪，以引起读者兴趣。 在我国，伴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治报道逐渐成为我国众多媒体争相参与的报道领域。至上世纪末，全国法制类新闻报刊已发展到200余家，发行量高达400多万份，每年编发各类法治新闻稿件高达数百万件。舆论监督权与司法权的碰撞使老百姓第一次获得如此多地监督司法运作过程的机会。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体对法治报道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环境监视的职能。环境监视是指大众传媒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需要。②法治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社会
专题课论文 题目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课程名称新闻道德与法规 班级 学生 学号 任课教师
目录 摘要 (2) 前言 (3) 一、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的内涵 (4) (一)舆论监督 (4) (二)媒介审判 (4) 二、从舆论监督到媒介审判 (5) (一)舆论监督的错位及其异化——媒介审判 (5) (二)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及产生原因 (5) 1.我国媒介审判的不同阶段 (5) 2.我国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6) 三、权力分割――从诉诸感情到诉诸理性的解决方式 (7) 结论 (9) 注释 (10)
浅谈我国舆论监督与媒介审判 摘要 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而“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忽略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也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但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将会使这种裁判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的公正。由舆论监督异化而产生的“媒介审判”，除了媒介的角色错位、过分的追求传播效果的因素外，还与我国司法体制的缺陷、新闻媒介的官方背景、媒介自律机制的缺少、社会的人治思想传统等诸多因素有关。 关键词：中国；舆论监督；媒介审判；司法体制；
前言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对公共权力和公共生活所实施的一种监督。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借助新闻媒介可以更加快捷、便利地表达自己言论和思想。因此，舆论监督便成了公众通过传播媒介对国家、社会公共生活进行评论、批评以表达意见和建议，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监督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力。享受了特殊权力的新闻媒介，也就有义务在为民众形成舆论力量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但是，反映民意只是媒介的职能之一，公众在形成舆论方面和媒介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而我国的媒介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中，却常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以审判者自居，轻易地给司法机关尚在处理的案件定性或给他人定下罪状,发生媒介社会角色的错位现象。这样，在舆论监督中起主导作用的新闻媒介一旦发生错误，便会对社会公众的正确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及整个社会。“媒介审判”现象便是因新闻媒介的角色错位而产生的一种不正当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