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被称为什么福楼拜的写作风格是怎样的
福楼拜是哪国人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虽然并不多，但却是不可多得的文学财富。很多人只知道福楼拜是欧洲国家的作家，却说不清他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那么到底福楼拜是哪国人呢？
关于福楼拜是哪国人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记载，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福楼拜是法国人。福楼拜作为一个法国人，他的身上自然也具有法国人的烂漫和幽默。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曾有多种角度对于烂漫和幽默的描写，虽然他的写作手法十分的细腻，但是还是能够让人看到一种与众不同的烂漫氛围和幽默情怀。但是，福楼拜也具有着一个法国人不常有的谨慎细腻，福楼拜在很多时候都保持着自己谨慎专注，当然这也因为福楼拜出生于一个法国传统的外科医生家庭中，从小福楼拜就开始接受着各种各样小心谨慎的思想，这对于福楼拜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此外，有很多人都认为福楼拜是中国人，主要是受到了福楼拜的诗集的影响，而实际上，福楼拜的确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很少的学者不知道福楼拜的国籍和个人经历，以至于误认为福楼拜是中国人。其实，只要稍微的关注福楼拜的作品，就能够发现，他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生活面貌以及社会特征的，因而也能够推断出福楼拜是哪国人。
福楼拜被称为什么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一直以来他也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并且得到了人们众多的称号。那么福楼拜被称为什么呢？
由于福楼拜在小说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他也被人们称为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此外，福楼拜的创作风格别具匠心，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思想成功地运用到了小说创作之中，因而，他又被人称为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还有，由于福楼拜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被人称为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之一。
福楼拜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主要是因为福楼拜的小说创作的思想和方法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时，福楼拜的文学作品也得到了众多文人墨客的效仿和推崇。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更是集中体现出了福楼拜的文学创作风格和特点，自然也是奠定了福楼拜这一称呼的关键。福楼拜被人们称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这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法国还不曾出现过以自然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形式，福楼拜却通过十分细腻真实地刻画方法，开创了这种自然主义文学形式，因而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
关于福楼拜的被人称为什么这一问题，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都会给以不同的答复。无论哪一种称呼，其实都是对福楼拜的高度赞扬和褒美以及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和认同。
福楼拜写作风格
福楼拜是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写作风格也是十九世纪文学创作中最为独特的。有人说，福楼拜的写作风格只有一种，那便是现实主义。实际上，福楼拜的写作风格并不单单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还具备着多种文学风格。在题材、内容、描写、情节、表现形式、语言等上面，福楼拜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福楼拜写作风格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其浓厚的现实主义感情色彩。福楼拜在创作的时候，并不会选取一些十分稀奇的故事来描写，而是独辟蹊径、反弹琵琶，经常细致地描写小人物的故事，这也成为了福楼拜独有的一种写作风格。另外，福楼拜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会针对性地描写一个细节、一个动作，而不是简单地记述文字。在福楼拜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但是每个场面都震撼人心、引人深思。福楼拜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经常采用白描的手法，虽然没有很多点缀，但却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小人物的特点。此外，福楼拜作品中很少能够直接地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基本上都是将细微的感情寄托到人物故事中。
福楼拜的写作风格开创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学新面貌，让很多传统的文学改头换面。此外，也有众多的法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深受这福楼拜的文学风格的影响，以至于法国的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
[键入文字] 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中国影响 巴尔扎克作品对中国影响 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七、八十年。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坛的是1915 年商务印书馆出的巴尔扎克短篇集《哀吹录》，收有四个短篇《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和《上将夫人》，由著名的早期翻译家林纾（林琴南）与陈家麟用文言意译，虽然文字很生动，情节也吻合原作，但删节不少。 《哀吹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7 年，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法兰西之部”里，收有巴尔扎克的短篇《男儿死耳》，虽然亦是用文言文翻译，但比林纾的翻译更为信达，而且编有巴尔扎克小传，为我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这位法国大作家的生平及创作简况，并且较公允。 巴尔扎克像 五四以后，巴尔扎克的作品渐渐地丰富起来，特别到了三十年代，《世界文库》不但译载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而且在第八期上由穆木天翻译了他的《小于人间喜剧总序》，还有几幅巴尔扎克的画像。巴尔扎克的作品集也在1936 年第一次出版，是蒋怀青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收有八篇短篇小说，王任叔写了前言《巴尔扎克》，并附有《巴尔扎克重要作品目录》，还把《人间喜剧》中六个场景的中、外名称作了介绍。 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是《欧也妮·葛朗台》，1936 年由穆木天翻译，当时文章《欧也尼·葛朗代》。客观地说，解放前翻译的巴尔扎克的译作品并不算多，但翻译的论述巴尔扎克的文章却为数不少，西蒙、法郎土、圣·佩甫、显克维支等著名人物的论述都介绍翻译成了中文。还出现了中国文人对巴尔扎克的评述，有的还相当有份量。 解放后，尤其五十年代，曾有计划地介绍过外国文学。巴尔扎克一些重要作品，如 1
卡夫卡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摘要：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小说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变革，其次表现为小说手法的扩展和丰富，最后卡夫卡给中国小说家提供一批可以借鉴和模仿的小说样本。中国新时期小说家之所以特别认同和钦佩卡夫卡，首先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艺术世界，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而又独立特行的业余作家，最后是因为卡夫卡的传统是中国作家既陌生又熟悉的传统。 关键词：卡夫卡意识形态启蒙 正文：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在他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甚至法国“新小说”等流派都与其渊源深厚。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与培育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几乎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的惠赐。然而,仅仅证明这种毫无疑义的影响事实并非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在这种影响研究的事实之上,去清点卡夫卡所遗留下的这笔文学遗产被发掘的深度,被继承的可能性,以及被再创造的程度,可能才是研究目的所在。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 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
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 我们这组对巴尔扎克与中国文学的探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概况 近一个世纪以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简况 1914 1949 1979 20C末21C 初始段发展期繁荣期深化 从上面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从1914年到现在整体趋势是逐步扩大的，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9年建国的这一段时期以及十年文革期间出现了停滞现象，这两段时期文学基本上成为了政治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又出现了新的飞跃。 在中国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 巴尔扎克来到了中国。在新文学初期, 这位西方文学巨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和他的弟子左拉相比, 他的影响微乎其微。五四运动前，国外传入中国的小说中，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和科学故事最多, 这是传播者作政治宣传与科学启蒙的需要; 侦探小说与言情小说影响最大, 因为它投合了一般市民阅读公案武侠小说的习惯及对异域艳情的兴趣；20 世纪初,国内留学生深受自然主义影响，左拉、福楼拜、莫泊桑等人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巴尔扎克。 1、初始阶段：
巴尔扎克正式在中国的传播是以1914年林纾以文言意译《人间喜剧》“哲理研究”中的四个短篇为标志。从1914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以来，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处于初始阶段。其传播重心也是先对巴尔扎克本人作评介，包括其生平、思想、创作等，慢慢才转移到在作品的译介上。在传播方式上，以1936年为界，前期多半是移植国外对巴尔扎克的研究成果，后期则在这些成果上作延伸与渗透。 1937年抗战爆发，对巴氏的传播停滞下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的态度如何, 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巴尔扎克被有选择地接受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拉法格曾回忆：《人间喜剧》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称赞《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在1883年12月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足。”）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帮助中国国内接受巴尔扎克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阶段成果表现为涉及到巴氏的译者、评介者近50人，介绍、评介巴氏文章40多篇，翻译（含重译）80余篇。 2、发展阶段： 建国后的三十年，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传播呈逐浪走高之势。接受主体的扩大、译介者如傅雷、穆木天、高名凯等人的大量译介、巴尔扎克作品本身的吸引力都极大地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 1949——1957：对国外的巴学成果借鉴独领风骚； 1958——1959：集中关注的是作品的“金钱”问题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映； 1960——1961：是对巴氏“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热论； 1964——1965：通过“高老头的父爱”问题来证明作者世界观对创作影响的直接性。 1966——1976：十年文革，中断了巴尔扎克的传播。 十七年间，国内学者将思考重心定格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而这一阶段的局限则在于批评界较多地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审视作者，而忽视了作品的审美
中国的小说和传统的历史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做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最好的小说推荐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做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的人格判断之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从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学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 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 进入20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 历史是人事，小说是人生 把历史的真实看做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还更可靠。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不在了，他的尸骨也都灰飞烟灭了，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 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文/ 禹艳 【摘要】文艺理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由于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文艺实践活动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文学理论体系的本体特征、概念内涵、文艺观念等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自表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解。 【关键词】本体特征、再现、表现 从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本体特征上来看 西方文论重再现，中国文论重表现，这一观点在国内最早是由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提出来的。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是既有再现的因素，又有表现的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西方文论重再现而中国文论重表现。其实，如果从问题的主要方面来看，周来祥先生的观点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我们不妨从文论史的角度对中西文论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西方文学理论是以古希腊史诗、戏剧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便很自然地将模仿和再现视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如西方文论的重要奠基者柏拉图就明确指出：客观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文学艺术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正是柏拉图开了西方模仿说的先河。紧接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扬弃了他老师的理论，亚氏在《诗学》中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实际都是模仿，只是所用的媒介，所取的对象，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亚里士多德正是以“模仿”为基础而建立起他的诗学体系，他甚至把音乐这种侧重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艺术，也说成是最富模仿性的艺术。亚氏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影响长达二千余年，西方后来的文学家，理论家们都无不祖述其说。如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著名小说家塞万提斯宣称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所有的事只是模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1]法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狄德罗也认为：“既然因果关系很显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前面最好是完全照相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模仿得愈完善，愈能符合各种原因，我们就会愈觉得满意。”[2] 在西方文论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就是把文学比作镜子。从柏拉图地《理想国》中提出“镜子”说以后，这一比喻一再为西方人所重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巴尔扎克，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甚至连革命导师列宁也称俄国作家托尔期泰的伤口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代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名著《镜与灯》中，也以镜子为喻来概括西方重模仿的文学理论的特点。 而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说，即主张文学以抒情言志为本质。这种理论是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发达相适应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抒情文学，所以在这种文学土
左拉与巴尔扎克 在左拉眼里，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的大师都是自然主义的典范。他在《自然主义小说家》一书中，称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小说之父。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称为“文学的不可动摇的楷模”“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代表。” 十九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自然主义”的认识较为简单，当时只能在哲学辞典里找到这个名词。对它的解释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人文学者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与分析，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派，即“自然主义”。巴尔扎克自己也曾信奉伊莱尔（1772－1844，法国早期动物学家）的学说。只不过他的研究对象不是动物种类，而是社会人类现象而已。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法国的波德莱尔、福楼拜和雨果等大师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创作流派的影响。左拉在文学创作上将巴尔扎克当成自己的导师。无论在作品的体例规划上，还是在写作风格及人物刻画等方面，都注重向巴尔扎克学习。巴尔扎克生前制定了《人间喜剧》这样庞大的创作计划，虽然并未完成，但从已经完成的九十余部作品来看，已经可以使人感觉到气势的宏大和意义的深远。左拉也注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详细的规划，他的《卢贡－马卡尔的家族史》就是参照《人间喜剧》拟定的，规模虽然未如其恢弘却也颇为可观。 左拉在写作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生理学上的问题，这些隔代遗传的问题使他迷惑不解，于是他干脆放下笔，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他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地阅读科学文献，或者投身于实验室反复研究揣摩，力争找出问题的答案。有一个时期，为了解决生物学方面搞不懂的问题，他还翻阅了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当时该书的法文版才刚刚上市，看得出左拉在思想上还是相当前卫的。为了把自己的小说写得丰满真实，他把自己研究的体会写进故事，从而奠定了左拉文学写作的个性基础。 与巴尔扎克不同的是，左拉在写作之前就确定了作品整体的规划。而巴尔扎克则是在完成了大部分著作之后，于1842年才受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启示，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纲目。左拉天生喜好大型建筑，他在开始自己写作计划之前就拟定了具体的方案，人物设计，故事情节，家族关系等等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划安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熔”与“裁”的问题，指出：“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不达意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在写作中，左拉站在巴尔扎克这个巨人的肩上，重视“熔炼”与“剪裁”等问题，的确得益不小。 左拉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角色的创造十分严谨，他常说小说家应该是“人和人的情欲的审判官。”在这个原则下，他认为巴尔扎克的《贝姨》是实验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遗憾的是，左拉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他认识不到巴尔扎克的伟大恰恰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矛盾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他对代表社会各阶层典型人物的正确分析。巴尔扎克通过自己所创造出来的3000多个人物，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历史性地再现了法国由帝国时代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宏伟画卷。而左拉则完全不同，尽管尊巴尔扎克为导师，但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与巴尔扎克在写作方向上存在着差异。《人间喜剧》着重描写一个社会，而他的小说则仅限于以一个生物学家的态度研究一个家族的演变。 这也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左拉始终未能超越巴尔扎克的根本原因。
自考/备考辅导 2016年自考《外国文学史》复习指导：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原名：奥诺雷巴尔萨】 1、《人间喜剧》 ——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小说总集。共有长、中、短篇小说96部。它采用分类整理、编目和人物再现的办法，把众多的人物和篇章连成一个整体。全部作品分成三大类：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风俗研究是主干部分，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 《人间喜剧》用“编年史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时代，描写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罪恶发家史和贵族阶级的没落衰亡史。 作品中巴尔扎克表达了对共和主义者的赞美和对社会理想的探索。
《舒昂党人》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作品(成名作)，是他第一部署名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他现实主义小说的开端。 巴尔扎克善于从经济角度写社会。(斯丹达尔善于从政治角度写社会。) 《纽沁根银行》银行家纽沁根的发家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说《幻灭》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 马克思说巴尔扎克在小说中“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称”。 巴尔扎克1831年参加保王党，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 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就是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2、巴尔扎克思想的矛盾与创作的关系： 巴尔扎克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是一个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但又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和封建道德观念。在哲学思想
上，他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也没有摒弃反科学的神秘主义。这构成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作为一个保王党人，他的思想倾向是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可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这种思想的矛盾性反映在创作中也是矛盾的。 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方面”，为“上流社会”的必然崩溃唱挽歌。但他又辛辣地讽刺那些贵族男女，描写他们在资产阶级暴发户逼攻下必然失败、毁灭，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并且毫不掩饰地赞赏他的政敌共和党英雄们。 巴尔扎克之所以能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往往决定于他世界观中进步的倾向。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克制作家思想中的消极部分，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3、《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 《人间喜剧》用“编年史的方式”，完整地反映了巴尔扎克的时代，描写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发家史和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两者构成了《人间喜剧》总集的“中
一、选择题 1、[2018·山东临沂期末]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由九十多部小说组成,其内容可归纳为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和金钱罪恶三大主题,这一巨著被称为“社会觉醒的纪念碑”.这一作品( ) A、深入发掘人类的感情世界 B、体现反帝反殖的爱国精神 C、表现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 D、注重揭露批判社会的罪恶 答案: D 解析: 《人间喜剧》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A项属于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特点,故排除;由材料的内容可知不涉及反帝反殖的有关信息,故B项排除;“表现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故C项错误;《人间喜剧》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注重揭露批判社会的罪恶,故D项正确. 2、[2018·湖南湘潭一中期末]有学者指出,继20世纪某个年代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那些人而来的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唯一的避难是艺术、酒精或毒品;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社会中,这些作家的主要题材是孤独和“老死不相往来”.这一评论( ) A、描绘了作家对浪漫主义的向往 B、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C、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
D、反映了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答案: B 解析: 浪漫主义文学是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强调抒发个人情感、积极追寻理想世界的新思潮,与题意不符,故A项错误;现代主义文学强调夸张怪诞,与现实脱节,表现现代人的心理创伤,与材料“他们唯一的避难是艺术、酒精或毒品”和“孤独和‘老死不相往来’”相符,故B项正确,C项错误;据材料“继20世纪某个年代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那些人而来的是这么一群人”可知并非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故D项错误. 3、[2018·南京模拟]《西游记》和《巴黎圣母院》这两部东西方文学巨著,享誉世界、深受不同年龄的人们喜爱,对其理解正确的是( ) A、情节跌宕、离奇,体现明显现代主义文学风格 B、都源于对封建专制不满而体现出浪漫主义色彩 C、西学东渐使中国文学汲取法国文学的优秀因子 D、体现出启蒙运动追求自由,歌颂人性美的主旨 答案: B 解析: 《西游记》和《巴黎圣母院》均属于浪漫主义作品,故A 项错误,B项正确;《西游记》写于明朝中期,这个时候主要是体现在东学西渐,而不是西学东渐,C项错误;由于对理性的失望而产生了浪漫主义,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D项错误. 4、[2018·江苏徐州期末]“自然间所有的色彩,决没有单独存在
四、论述 （一）巴尔扎克 1、人间喜剧——包罗万象的社会史 第一，反映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罪恶发家史。鲜明地再现了资产阶级上升发展，逐渐代替贵族阶级的整个过程。《夏娃的女儿》描写了银行家把持议会选举，贵族完全依附他们 第二，贵族阶级的没落史。在《人间喜剧》中，贵族阶级的败落衰亡和被资产阶级融化的社会现象，得到了真是充分的反映。《幽谷百合》描写莫尔索夫伯爵夫人企图改革土地管理和租佃制度，以挽救贵族的没落命运，但前景惨淡 第三，《人间喜剧》描写了一幕幕惨剧，这些惨剧围绕着争夺金钱展开。《高布塞克》写到做母亲的为了剥夺女儿的财产，烧毁丈夫的遗嘱。 第四，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 2、巴尔扎克的艺术成就 第一，他要求文学反映整个历史时代。 第二，他认为艺术的任务在于再现自然，文学中的真实不等于生活中的真实，需要经过艺术加工，进行选择，从而令人觉得真实。 第三，艺术创造必须典型即任务要典型化，典型要个性化，通过典型去反映现实第四，重视环境对人的作用，认为环境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又是产生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 第五，既遵循严格缜密的观察又善于热烈的幻想 第六，注意滑稽丑怪人物和社会现象的表面和本质之间存在的一致和矛盾。3、巴尔扎克的典型塑造 塑造人物的方法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原则。 巴尔扎克重视环境的作用，认为通过环境描写能再现时代的面貌，将环境描写看作细节描写的一部分，而细节描写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巴尔扎克将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结合。方法：①进阶环境描写之后，引出在其中活动的任务。《高老头》的开场先写伏盖公寓，再介绍人物；②把环境描写同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糅合在一起。例如一面描写包赛昂子爵府举行盛会的盛大场面，一面描绘拉斯蒂涅受到的腐蚀的心理变化 巴尔扎克重视写“社会的人”，在描写人物时善于作精细的外貌描写和性格化的对话描写，并以夸张的手法刻画性格特征。①他认为对话是能写活人物的重要因素。葛朗台的语言，往往只有一两句却处处透露吝啬性格②强调人的“情欲”，用高度集中和概括手法去刻画典型性格。高老头的父爱，葛朗台的吝啬等。③运用人物的再现使个部作品联结起来即在不同小说中人物反复出现，以表达他们的不同生活阶段和侧面，最后构成整个人物整体。④虚实结合，再现时代。 4、人物再现法是巴尔扎特创立的艺术方法，主要形式： ①同一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重要人物出现二三十次，一部小说反映他 们的一段经历，最后构成任务的完整形象 ②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叙述，说明小说中发生的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这些事都 散见于其他小说中 ③并列出同一个阶层人物的代表，或者把小说的人物性格作一对比，这些人物 都在不同的小说中出现过。《人间喜剧》中再现的人物有400多个，分散在75部小说中，人物再现法是人物性格更高更丰富，他使《人间喜剧》中的作
小裁缝的熟悉与陌生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描写文革时期的青少年生活的电影，文革题材的电影也看了不少，《活着》、《归来》、《蓝风筝》、《芙蓉镇》、《阳光灿烂的日子、《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其中最爱的是戴思杰执导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他没有多数的文革题材电影中的伤痕情怀，更多的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种最真实的青春体验和展现一样。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巴尔扎克和小裁缝》是法国籍的华人戴思杰执导之电影，该片曾代表法国提名第61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入围第55届戛纳电影节“一种注视”单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知青与一个大山里的小裁缝的爱情故事，和大多的下乡知青和乡下姑娘相爱的故事一样，在七十年代时期，知青马剑铃和罗明被下放到穷山僻壤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遇上了村里最美丽漂亮的姑娘，并且同时爱上了山村里那个青春洋溢的小裁缝。罗明和马剑铃当时都是接受过外来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大山里的人们封闭落后，思想观点保守迂腐。为了能改变小裁缝的思想，他们去偷另一个知青那儿偷来一箱禁书，偷偷的念给小裁缝听。他们给小裁缝念巴尔扎克的作品，念《包法利夫人》，念《基督山伯爵》，不知不觉中小裁缝受巴尔扎克的影响，开始渴望自由，渴望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窥见不一样的世界，激发了她对世界的探知欲，于是，她决定走出大山，去外面寻找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世界。 电影中人物性格鲜明，有以生产队队长为首的村民们，他们封闭愚昧无知，是那个时代中国广大农民的缩影，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里的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闭塞、信息不通。还有是罗明、马剑铃等知青，他们受过先进的教育，思想开放，有着青春的活力与张扬，他们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小裁缝，她活泼美丽大方，在她的身上既有着当时女性的典型性性格，又有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魅力。在罗明他们还没有到来之前，小裁缝和村里的其他姑娘一样对外界的事物一无所知，但是却对外面的世界向往着，比如她经常在山上看飞机，并用泥巴塑成飞机放在自己的屋里。而罗明他们的到来，为她带来了她向外的外面的世界，让她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看到了自由并渴望自由。小裁缝开始模仿巴尔扎克的书制作出了“凤凰山第一款胸罩”，还在闺房中将其偷偷分享给村里的其他女孩子，让山里的女孩儿们羡慕不已。她还大胆的和罗明恋爱，与其发生关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