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集团意识"的日本人和"家族意识"的中国人
第二章 "集团意识"的日本人和"家族意识"的中国人
秦明吾 姜红
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下班后和同事一道去"居酒屋"喝酒、唱卡拉OK，这似乎是日本的工薪族每天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张先生是我在去年偶然结识的一位朋友，他在日本获得硕士学位后就职于群马县的一家电脑公司，至今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不久前，张先生因为工作来北京出差，我有机会和他见了一面。当时，我正好在做有关中日异文化冲突的调查，在谈话中便问他有什么切身体会。他说令他感触最深的就是，日本的工薪族们下班后一般都不会马上回家，而是约上同事一起去喝酒或者唱卡拉OK。据张先生讲，他所在公司的同事们就像在例行公事一样，每天下班后就结伴去喝酒。因为对这一点很不习惯，所以除了必须应酬的特殊场合，他一般都会拒绝同事的邀请而选择直接回家。虽然张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恐妻家"(怕老婆的人)，我认为产生这种文化冲突有着更深的思想根源。在日本，男性如果想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一般都要把自己生活的重心放到其所属的集团上，对于工薪族来说就是自己所属的公司。因此，下班后与同事一道喝酒、唱卡拉OK也被当成是加深彼此感情的交流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而在中国，人们虽然也很重视与公司同事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更重视同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可见，在对待家庭以及家庭之外集团的态度上两国有所差异，即日本人有着"集团意识(小集团本位)"的倾向，而中国人则有着"家族意识(家族本位)"的倾向。那么，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影响着两国国民行为方式的呢?本文将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有助于对中日之间文化冲突的部分表现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行为方式"一词的概念。众所周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些摩擦或冲突，我们一般称之为异文化冲突，日语中叫做"具文化衙突"、"力少于夕"。其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相互之间行为方式的差异。这里所提到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指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即在一个民族问大多数人行为方式的倾向性选择，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相对共性的一个概念。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是在对特定环境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社会主流意识等息息相关
。本文的立足点在于社会集团，而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集团，是"培养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摇篮"，因此本文将从
家庭这一原点出发展开分析。
一．重视"场"的日本人与重视"血缘"的中国人
中日两个社会的传统家庭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在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更强调"血筋"，即血缘关系的共同性；而日本人则更侧重于"埸"，即共同生活的"埸"。
在中国，"家"的概念通常指由配偶关系以及亲子、兄弟等血缘关系所缔结的家庭集团。与之相比，日本社会中"家"这一概念的范畴较大，除了包括存在配偶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多年共同生活在一起而并不存在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包括在内。古代日本，在雇主家劳作的佣人可以改称主人的姓氏，有的仆人死后还可以被葬在主人家的墓地。之所以仆人可以埋葬在主人的墓地，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他已经获得了主人对其家庭成员资格的认可。中国古代虽然也存在主仆共葬的情况，但一般来说都是仆人作为陪葬品而与主人葬在一起，也就是所说的"殉葬"。这种情况下，仆人往往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可见，这与日本社会下主仆共葬的情况在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另外，新娘是因婚姻关系的成立而进入家庭的一种非血缘关系者，对待新娘韵不同态度也能够反映出中日两个民族在家庭成员资格认同方面的差异：在日本，女性结婚后都要"人籍"，也就是说把户口上到男方家里，与此同时要"名秉为"，也就是改姓丈夫的姓。伴随着"入籍"和"名秉为"，新娘就告别了原来的"实家"(娘家)，而作为一名新的家庭成员被婆家所接受。通常来说，出嫁后的女儿与"寞家"的关系会有所疏远，一方面由于不会再长期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父母在自己的女儿改姓后，从感觉上会认为她已经成为别人家庭中的一员。日本社会中的婆媳纠纷必须在家内解决，而且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媳妇也很难得到娘家人的援助，完全是孤军作战。因此，有人评价说在一些日本家庭中，女儿的地位反倒不如娶进门的媳妇。也许是因为女儿终归要嫁给别家，所以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与女儿相比，以后将与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媳妇会更重要吧。这倒是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认为它更适合于日本的情况。那么，在中国的家庭中，媳妇和女儿在地位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前面提到过，中国人是非常
重视"血筋"，也就是血缘关系的。女儿与媳妇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与其存在血缘关系。因为女儿的身上流着娘家的血，也就是与娘家存在着绝对的血缘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即使出嫁了，她在娘家的家庭成员资格以及地位也不会丧失，还依然受到原所属家庭的重视。在中国的
一些农村地区，女性在婆家受气后往往都会选择回娘家，这是因为她在心理上还是依赖于娘家，并且把它当作自己强大的后盾；同时，娘家的成员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和保护她，如果女儿在婆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娘家人也会团结起来找上门去，有时甚至会大打出手。另外，在中国，媳妇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一般不会高于同家庭中女儿的地位。即使自己的女儿出嫁了，父母也还是会把她当作贴心的"小棉袄"；而对于娶进门的媳妇，他们往往会有些敬而远之。我常常听到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们在谈论起自家的媳妇时，会说"媳妇再好也不如自己养的闺女好"；而一些年轻人在议论自己的婆婆时也会常常抱怨着"对婆婆再好，她也不给你半个好眼看"之类的话。这两种说法虽有些极端，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程度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既然中国人这么重视血缘关系，那为什么还收养养子呢?的确，中国的家庭存在着收养养子的情况，虽然养子与其收养人之间并不存在着血缘关系，但是在其被收养后一般都能获得家庭成员的认可，有时还可以接替家长的地位继承家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收养养子的家庭往往都是一些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儿子的家庭，由于受"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的影响，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收养养子的方式来继承香火，也就是说他们把收养养子当作可以使本家族血脉得以传承下去的权宜之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血脉传承的重视，养子虽然与自己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人们在意识上认可了他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并且期待着可以通过他来使得本家族的血脉代代相传，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血缘关系的重视。
以上分析了家庭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所存在的差异。前面也提到过，家庭这个基本的社会集团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下面将结合上述分析来看看日本和中国在家庭集团上的差异是如何影响着两国国民的行为方式与民族性格的。
二、"集团意识(小集团本位)"的日本人
在日本；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集团，包括大学的学部、各个政党及政党
内的各派、公司部门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宗教组织、地域性消费团体等社会团体。同属于一个集团的人们，朝夕相处在一个共同的"埸"内，每个人都处在相应的位置，彼此之间感情融洽，个人也高度地融合、淹没在集团之中。有人评价，日本人最显著的国民性格就在于个人对集团的依赖性上。通常情况下，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集团，就要将自己的一生倾注于某一集团，个人、家
庭、亲戚朋友都必须放到次要位置。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日本人对自己所属企业的忠诚上。
在日本的公司中，加班可以说是员工们的家常便饭。按道理讲，到点下班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日本的企业里，实际上很少有人下了班就夹起包往家里赶。有的时候是为了做应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但即使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要在公司里耗一段时间再离开。这一点令许多外国人感到不解，与其在公司里浪费时间还不如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在公司里工作绝对不仅仅是完成所分配的工作就可以了，而是要与公司荣辱与共，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企业在给了员工个人归属感以及安全感的同时，也使员工意识到自己的将来是要靠企业的成功与否来保障的。因此，每个职员都应该对公司忠心耿耿，都要献身于公司的事业。这样一来，下班时间一到就立即离开公司的人，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不认真工作、对公司不忠心。而长时间的泡在单位，一方面可以表示对公司的忠诚、对工作的热诚，同时还能借此增加与同事的接触、加深了解，可谓是一举两得。所以，日本人的加班往往不是单纯地为了工作，很多情况下是出于维护人际关系以及群体归属感的需要，因而有人把日本人的加班称为"人际残业"，我认为十分贴切。许多国家的人对于日本人的工作热情、一日之内花在公司的时间之长、一生之中为工作做出的牺牲之多都颇有微词。说起日本人工作时间之长，不禁令人联想到了"遇劣死"。"遇劣死"是一句日语，顾名思义，是指由于工作过度劳累而死，它的特点在于死者多为身强力壮的中青年人，而且死前一段时间有明显身体不适或情绪不定的表现。在日本，"遇劣死"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80年代才真正地被社会认可为不良现象，但时至今日多数的日本员工对于"遇劣死"的态度仍然比较冷漠。日本人对公司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然而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还是有待斟
酌的吧。
除了通过"人际残业"的方式来加深与同事的感情，在日本公司的内部，还经常会举行一些集体活动来维持同事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例如，平日里同事们经常会一起去"居酒屋"饮酒、唱卡拉0K，年末时举行"忘年会"，樱花盛开时一起去"花兄"，周末或连休时组织"社员旅行"等等。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身着统一服装、佩戴公司徽章的日本旅游团。就是通过这些集体性的活动，公司的员工们逐渐地融进了自己的所属集团，并在集团中获得了满足感。同时，由于
公司成员问的配合更加协调，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氛围，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日本人这种强烈的集团意识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奇迹般的繁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副产物。其中之一就是对"自"、"他"的过剩意识，也就是说日本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于谁在自己所属的集团帆谁在自己所属的集团外非常敏感。他们把自己所属的集团看作"与"：而集团之外的任何人看作"奄匕"，并且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日本人往往会绝对服从于自己所属集团即"弓与"的意志，并且把其规定当作自己的行动指针，在集团内部的行为也必须符合其在集团中的地位和身份。否则，就会受到集团的排挤，而这会令他们丧失安全感、丧失生活的寄托，近乎正中他们的死穴。江户时代，日本的农村存在着一种处罚方式，叫做"村八分"。它是对违反村规的村民所进行的一种制裁，一旦有人被裁定为"村八分"，那么村里的其他人就会断绝与他的一切联系。"村八分"的牺牲者几乎不可能再被别的村落所接受，最后往往都以自杀而告终。此外，近年来颇受人们关注的"匕幻"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日本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都受自己所属集团规范的约束，个人的行为不允许偏离相应的规定。虽然按道理讲，人们因阶级、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而富有多样性，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采取同一种行为方式，但是在日本这样的社会中，一旦个人的言行与众不同或偏离了所属集团的规范，那么在学校往往会成为"匕幻"的对象。仅仅因为比一般人的动作迟缓了一点，或者吃饭慢了一点也有可能受到欺负。而且，这样的孩子不仅会在同学中受歧视，也常常会受到老师的批评。日本的教育方式过分地强调整齐划一，因而忽视了对孩子个性的培养。虽然做糕点的时候可以用模具打出一模一样的蛋糕，但是如果移花接木地应用在人类的教育上恐怕是行不通的。
此外
，虽然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浓厚，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连带感强，很重视"和"，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和"的重视实际上是立足于"自"集团之上的，而与"他"集团的人际关系并不被考虑在内，有时甚至会对"他"集团表现出尖锐的对立意识。因而，日本人一旦离开自己所属的集团、走出朝夕相处的"埸"，其个人行为往往不再受到束缚、变得无责任。我以为，这一特点也是我们理解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一个关键。"旅④骆法力、砉拾"这句日本谚语就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日本人认为，身在旅游地的自己是脱离了集团的个人存在，因而此时的行为已不．再受集团规则的约束。据统计，每年有l200万之多的日本人到海外旅行，由于经常有部分
日本男性游客在旅行地从事"贸春"活动，给所到之处的人们留下了日本人"好色"、"色鬼"等不良印象。记得曾经有一位学者把日'本人的海外旅行戏称为"胃春祝光"，也许日本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尴尬的说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2002年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集体"贾春"事件，引起了众人的震惊，人们惊讶于表面上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日本人怎么会做出如此下流的事。然而在日本人看来，似乎走出他们的国门，自己便成了行为不受约束的自由人，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不当行为会有损于自己所属集团的名誉。
日本人重视在自己所属的集团内部维持协调的人际关系，因此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表现得相当慎重、谦虚和含蓄。在语言的使用上，往往尽量避免"单刀直入"的表达，而采用比较"暖昧"的言词。这是因为，日本人非常担心由于自己的某些差错而受到所属集团的排挤。比如，在日本公司、政党乃至政府部门等的会议上，往往听者多、发言者少，更是很少有人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因而会议本身是单调沉闷的，也不会出现激烈的讨论、面红耳赤的争论。这是因为，人们担心公开的对抗会影响到整个集团的协调性。这样一来，重要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在会议一日做出实质性决定的，而是相关部门在事前的疏通、协商过程中就形成了决议，会议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形式。另外，常常有外国人批评日本人像"能面"一样，不轻易地外露自己的真实情感，让人很难理解。也有人说，在和日本人交往的过程中，很难把握好"建前"与"本音"的区别。例如，一些中国留学生有这样的经历：日本朋友会对你说"令度、甘孙家汇避，在异国他乡能
够受到如此热情的邀请，留学生们往往都会觉得很感动，并且期待着哪天能去对方家里做客，美美地吃上一餐；但恐怕望穿秋水也不见那天的到来。原来，日本人这些客气的表达只是在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好意，是为了保持彼此之间的"和"。可见，暖昧、婉转的语言是他们彼此传达"和"思想的手段，是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润滑油。
三、"家族意识(家族本位)"的中国人
中国人重视"血筋"，因而也就非常地重视家庭，对家庭有着较强的责任感。前面也已经提到了，比起自己的家庭，日本人更强调自己所属的集团；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如何也是家族集团最优先。
家族或家族集团是由血缘关系、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中国人常常把它们当作个人的精神动力，温馨和睦的家庭关系往往对个人的发展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因此人们也把家庭作为自己生活的重心。不同于日本的工薪族，
中国人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就会马上回家。当然，有时候难免也会有工作上的应酬，但绝对不会天天如此。如果丈夫频繁地不按时回家，他的妻子就会怀疑他是否移情别恋、另寻新欢等等。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家庭中，如果丈夫下班后马上回到家中的话，妻子反倒担心是不是公司经营不景气、或者自己的丈夫受到排挤、被解雇了等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同一事情的认识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我以为这也许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吧。
那么，在公司等非亲族集团中，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有哪些特点呢?"家族本位"的中国人在家族集团之外的"自我"意识较浓，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小集团中，因而在公司的工作中往往缺乏敬业精神、缺乏与同事之间的协调性。例如，在中国的一些日资和中日合资企业中，日方的负责人常常因为中国职员的跳槽而感到头痛。这些员工一般工作年限不长，一旦找到更好的企业便会立即跳槽。他们
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公司缺乏忠心以及不可靠的表现。而中国员工也往往不能理解日本人一旦进"社"便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公司的爱"社"精神。在中国，用人单位与个人签订合同的期限都相对较短，通常为2～3年。在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很少有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两年的，很多人在工作了一年后便选择了跳槽。可以说，跳槽对于现在的上班族，特别是年轻的上班族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一方面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以及个人发展空间，俗话讲的好，"人往高处
走"；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对不同职业的尝试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个人能力。而中国的企业对此采取的态度也是相当宽容的，不会以跳槽与否作为衡量个人对企业忠诚度的标准。长谷川先生是我的一位日本朋友，他自己经营着一家软件开发公司。有一次，他拜托我介绍几个名牌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到他的公司去工作。我通过在BBS上发布消息的方式，与"清华"和"北大"的几名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他们与长谷川先生进行接洽。由于双方对合作的兴致都很浓，开始时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后来在提到合同期限的时候双方产生了分歧。学生一方要求签2～3年的合同，但是长谷川先生坚持至少要签5年的合同，结果把这些学生都吓跑了。事后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对方所提出的合同年限太短，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中国不仅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日本，人才流动的速度也已经达到日本的几倍了。
另外，在中国的公司中，经常有抱着公司的电话煲电话粥、开公家车办私家事的情况。在中国人看来，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同事之间也互相关照地为彼此创造些便利条件。"反正是公家的，不用白不用"，大家都这么想，久而久之公司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受损。这也是中国人对于企业缺乏主人翁精神的一个表现。而在日本，打给朋友或家人的电话大多使用户外公用电话或自己的手机，上班时间内朋友或家人打进来的电话也总是以非常短的时间尽快结束。也就是说，多数的员工都能够自觉地做到公私分明。据说，有一位中国人在东京大学工学部留学，在他所在的实验室有一位日本助手，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比较好。有一天，这个中国人有事想用一下实验室的传真机，但却因是私事而被日本助手拒绝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且不说两个人是平日互相关照的好友，就用一次传真机又不会给实验室带来什么损失，何必那么认真呢。可是，在公与私之间，日本人就是要划上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线。看来，在对企业的忠诚上面，我们中国人还是需要向日本人学习的。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带来的摩擦和冲突也将不断地发生，虽然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行为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彼此文化的学习来加深相互的理解。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具的魅力，每一个民族也都有它优越的特性，我以为，在与他国国民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自身所不具备的特质和优势；同时，对于他们的不足和缺陷，我们
既要认清，又要在不伤害自己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加以宽容、理解，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可以在与他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使之在世界民族之林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