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法律儒家化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儒家思想从西汉开始走进了法律领域，替代了法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法律思想。儒家思想通过长期的渗入，在立法、司法解释等法律领域逐渐展开。本文首先对儒家思想进行概述和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并总结出法律儒家化的特点，从而分析法律儒家化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法律儒家化；现今法律；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不仅对封建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引领着法律思维的主流，同时对现代法律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培养不断地渗透进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现今的法律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应当充分学习并借鉴儒家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优良思想，积极推动法治社会进程。
一、儒家法律思想概述及主要内容
儒家思想强调宗法等级秩序。儒家法律思想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许多法律观念，包括“礼治”、“德治”和“人治”等等。儒家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时就已扎根，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了作用，从而得以持续继承和流传。主要内容为：
1.礼治论
儒家认为，礼治应当宣扬“犯罪可耻”的理念，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动机，真正用法治来约束行为，以最终实现“无讼”的目标。
2.德治论
（1）德主刑辅，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强调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规劝民众为善，从源头上根治犯罪。而宽猛相济是说刑罚与行为的严重程度要相衡，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否则容易失去法律本身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2）重视道德教化。儒家思想重视道德教化，这一观念也在法律思想中渗透，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用礼、德进行教化，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也成为了法的一部分。
3.人治论
人治论强调的是贤人政治。统治者的道德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若要真正贯彻落实法律的实施，必须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使其引领社会风俗的善恶。
二、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1.“礼治”与现今法的价值
“礼治”倡导以民为本，宽惠与民。这类思想与我们今天法律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相通的，也是现今法律价值应有的内容和含义。
现代的法的价值走向多元化，主要包括秩序、公平、自由、效率等等。但是，“以人为本”仍然是现代的法的价值的本质所在，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法的价值是说法律对特定主体所需的满足情况及该主体对法律的评价。[1]当今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立法工作必须以人民的自由发展为根本宗旨及目标，法的价值也是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谋求人性解放。
2.“德治”与现今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儒家思想强调道德方面的教育，现今的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就是儒家思想中道德教化理念的重要体现。当今社会，我国一直倡导的以德治国方略，最先是由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的，但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法律思想也在其中有所彰显，两者有许多吻合点。另一方面，德治的思想在现今预防犯罪方面也体现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一直以来，我国对犯罪份子施以刑罚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单纯的刑罚，而是通过长期或短期教育对罪犯进行改造，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的几率，要求必须加强道德教育。
现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思想，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中对德刑并重的主张和强调。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快速良好的发展，法治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法律，社会秩序将一片混乱，违法犯罪行为猖獗。但是，并不是唯独法律就可以防止犯罪，还要结合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愿望。
3.“罪疑惟轻”与现代刑法中的疑罪从宽
儒家思想中的“罪疑惟轻”指的是在犯罪事实不清楚的前提下，或者事实清楚但尚未规定相关行为的罪名或刑罚时，应处于较轻刑罚。[2]在现今的刑罚理论中，定罪原则中的疑罪从宽原则是对“罪疑惟轻”的儒家思想的深刻体现和发展。疑罪从宽，表示的是现有证据无法清楚证明犯罪事实或行为时，应当从宽处理，从宽处理的方式主要有免除、减轻和从轻。也就是说，为罪或不为罪存疑时，认定不为罪；罪的轻重存疑时，认定为轻罪；罪数存疑时，按一罪或少罪认定等等。
“罪疑惟轻”与疑罪从宽原则虽然有一些差别，但仍然体现着部分儒家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认真贯彻落实疑罪从宽的原则，合理运用，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公平性。
4.“人治论”与现今司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法律的制定主体世人、执行主体也是人、管理主体更是人，因此，法律的方方面面离不开人。这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论”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正如武树臣先生所说的:“社会生活非常复杂，而且是经常变化的，法律既不能包揽无遗，又不能随时变化，完全依仗‘圣人君子’的灵活掌握和首创精神。”[3]结合现今司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永恒的，也包括人类社会和社会环境。但是，法律条文会在某个时间段内维持不变，但现实情况是难以预料的，总会发生让法官措手不及的事件和案例，使得法官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当事人的诉求予以审查，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地对当事人的诉求予以满足，实现公平正义，才能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国家繁荣。但是，法律条文有时候难以实现这样的目标，时间长了，容易消磨人们对法律的敬仰和信心。法律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无法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对人民的利益做到正确的维护，那么社会必将混乱不堪，犯罪分子必然更加猖獗。为解决这些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法官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弥补法律规定的一些缺陷和漏洞，将犯罪分子予以合理裁决和处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
定，减少犯罪。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也是儒家思想中“人治”理论的正确借鉴和学习运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结晶。儒家法律思想深深影响着现今法律的制定、执行等方方面面，但是，在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时，我们应当充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融合，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应当取其精华并加以改善和补充，真正为人民服务。儒家思想的良性影响，对推动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探析法律儒家化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儒家思想从西汉开始走进了法律领域，替代了法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法律思想。儒家思想通过长期的渗入，在立法、司法解释等法律领域逐渐展开。本文首先对儒家思想进行概述和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并总结出法律儒家化的特点，从而分析法律儒家化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法律儒家化；现今法律；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不仅对封建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引领着法律思维的主流，同时对现代法律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培养不断地渗透进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现今的法律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应当充分学习并借鉴儒家思想中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优良思想，积极推动法治社会进程。 一、儒家法律思想概述及主要内容 儒家思想强调宗法等级秩序。儒家法律思想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许多法律观念，包括“礼治”、“德治”和“人治”等等。儒家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时就已扎根，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了作用，从而得以持续继承和流传。主要内容为： 1.礼治论 儒家认为，礼治应当宣扬“犯罪可耻”的理念，从根本上减少犯罪动机，真正用法治来约束行为，以最终实现“无讼”的目标。 2.德治论
（1）德主刑辅，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强调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规劝民众为善，从源头上根治犯罪。而宽猛相济是说刑罚与行为的严重程度要相衡，即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否则容易失去法律本身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2）重视道德教化。儒家思想重视道德教化，这一观念也在法律思想中渗透，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用礼、德进行教化，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也成为了法的一部分。 3.人治论 人治论强调的是贤人政治。统治者的道德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若要真正贯彻落实法律的实施，必须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使其引领社会风俗的善恶。 二、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今法律的影响 1.“礼治”与现今法的价值 “礼治”倡导以民为本，宽惠与民。这类思想与我们今天法律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相通的，也是现今法律价值应有的内容和含义。 现代的法的价值走向多元化，主要包括秩序、公平、自由、效率等等。但是，“以人为本”仍然是现代的法的价值的本质所在，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法的价值是说法律对特定主体所需的满足情况及该主体对法律的评价。[1]当今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立法工作必须以人民的自由发展为根本宗旨及目标，法的价值也是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谋求人性解放。 2.“德治”与现今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古代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始于西汉，儒家思想开始代替法家思想，从而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一过程是儒家们通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三个相关环节，分别在立法、法律解释、司法领域逐渐渗透而展开。本文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后人生意 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24]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5]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强调德治。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传治者总结了汉以来运用礼刑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道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因此，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 德准则也渗透到了法律制度中。 首先，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和家族关系的重要性。家庭是儒家 思想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关系被视为重要的纽带和道德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家庭法律制度非常重视维护家庭和谐和家族的传承。例如，婚姻法律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了家庭的稳定。继承法也注 重传统家族的延续，继承权在家族中的先后顺序和亲属关系中有明确规定。 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儒家思想强调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服务社会的义务，因此，法律也体现了对公共秩序和社 会和谐的重视。古代中国的刑法和治安法律规定了种种罪行的惩罚和处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同时，法律也鼓励个人尽忠职守、 奉公守法，并对道德行为和奉献给予褒奖和保护。 最后，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仁义和公正。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和人伦 关系，追求公正和仁爱。因此，法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注重公正和正义，并以仁爱之心对待被法律涉及的个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了许多民 事法律和商业法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易，鼓励人们以仁爱之 心对待他人，并追求公正和公平。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家化的法 律加强了家庭和家族的地位，维护了传统家族的稳定和延续。这使得中国 的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对社会结构和家庭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维护，促使个人尽职尽责，奉
献社会。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儒家化的法律注重仁义和公正，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道德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培养了人们对仁义道德的尊重和追求，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护了社会秩序，传承了中国的家族传统，并促进了道德伦理的发展。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深深扎根，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法律儒家化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 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 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浅析儒家礼治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 建设的影响 儒家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将从儒家礼治思想的基本概念与原则、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以及儒家礼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儒家礼治思想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儒家礼治思想主张社会按照礼义来管理，以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民众的福利，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其核心理念是“仁爱、诚信、和谐、敬治、以礼治国”，这也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理念。 其次，儒家礼治思想还有一系列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仁爱”原则，强调人在应对社会问题上应该满足人性的需求，并牢记对他人的关切与同情。其次是“中庸”原则，强调人要避免过度的情绪波动，保持内心的平静，以达到思虑明晰的境界。第三是“忠诚”原则，强调人要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遵守国家的法律，做到不讲求个人私利而考虑大局。 二、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首先，儒家礼治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即强调道德是治理国家的
核心原则。在当代中国，立法应该注重道德教育，特别是应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促进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了“德治则治平”，即只有通过道德来 规范人心，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平衡。在当代中国，法律的实施不应该局限于严惩违法者，而更应该注重培育人们的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 最后，儒家思想强调了“以礼制度”，即通过礼仪用法律来 调整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立法应该注重正义与法治的结合，让人们认知到法律的权威，从而达到法律影响力的最大化。 三、儒家礼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应用 儒家礼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应用有很多方面。例如，法律的规定与立法的普及，应当充分考虑道德因素，以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此外，我们应该培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让人们从生活中发现法律，理解法律，突出法律规范的强制意义。还要在法律教育中注重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让公民逐渐形成具有法治观念的公民意识。 总之，儒家礼治思想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国法治建设不仅要抓住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问题，而且要促进人们的道德建设，使法律制度更好的发挥社会调节和规范的作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一条更具文化传承的法治之路，实现国家的长足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极其影响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们往往会想到“德治”、“仁”、“礼”，法治的标签一般都被贴在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虽然以德治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从古至今，这套思想也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核心内容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终得到自己的结论。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词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顾名思义，即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关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过是前两者的辅助工具而已。在流传于世的儒家经典文献中，“礼”、“仁”、“德”、“孝”等字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须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这几个核心名词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君子”应当具有的品质。儒家认为，“德”包括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 古代儒家曾经提出过“明德配天，以德慎罚”、“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可见，“德”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为“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即，礼，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动所遵守的方法和规则。《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在儒教中，礼甚至作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集大成者当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为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尊教重道，是每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礼的人，会合宜且虔诚地参加古老的仪式典礼。他会根据他的身份习尚与礼节—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现优雅而庄重地控制着自己所有的举止、身形姿态与动作。可以说，“礼”体现出一种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严。 但是，礼并没有在古代中国的全民中适用，它只是贵族的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古语便很好的说明了这点。 （四）忠与孝 忠是维系国君与臣民之间的纽带，而孝则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一条纽带。忠是指臣子对国君的绝对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也体现出身份在古代中国的重要作用。这两个字，好像戴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千年的紧箍咒。至今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百善孝为先”，便体现出了这个道理。一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与法律紧密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儒家法律体系，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 要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仪、忠恕等道德价值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 有适应和谐的关系。这种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认为法律 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基石，应该立法和执法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儒家学者将礼法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提倡设立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他们主张法律应当以仁爱和忠恕为核心价值，以礼仪规范社会关系，以实现公平和正义。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注重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强调以德治国，使法律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其次，儒家思想对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的“君子”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构建的重要原则。儒家强调君子的修养和道德操守，通过德行教化来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这种观念借鉴到法律实践中， 体现为法律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还要依靠官员的品德和施政 来保障。在儒家法律体系中，官员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应遵循严谨的品 德标准，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儒家法律注重培养公正、有道德的法官和 执法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权益。 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儒 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儒家法律强调以德治国，注重道德与法律的结合，避免了过分依赖法律的制裁和约束，从而有利于
保障人民的权益和人的尊严。其次，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儒家倡导“仁爱”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法律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培养人们的仁爱情怀，使得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传承。这种法律体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儒家法律过分依赖道德教化，法律的推行依赖于官员的修养和道德操守。这种制度容易导致官员滥用权力，法律执行的不公正。同时，儒家法律注重个人德行，忽视了法律的人性化和社会功能。在传统儒家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离公德和道德，缺乏对社会问题和人民需求的重视。 总的来说，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它强调了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这种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然而，儒家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创新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思想及制度的影响 一、先秦儒家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影响 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号称显学。据《韩非子〃显学篇》中记载，孔子以后，先后共有过八个派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卷，七十子也就是孔子最著名的那一批弟子，继续发挥和阐述着他的思想。其中子张、子羽、子夏、子贡和曾子以及孔子的孙子子思都很有影响，也在各种不同的诠释中，使儒学出现了不同的趋向。从最近的考古发现来看，儒学著作流传得相当广，到了战国中期，甚至楚国也已经深受北方儒学的影响了。不过，从目前的材料看，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还是由孟子、荀子完成的。他们两个人把孔子思想所包含的两方面的内涵拿来发挥，从而形成后世两大儒学思潮。 就先秦儒家与百家的关系而言，杨鸿烈先生认为，诸子百家都渊源于儒[1]。这话不无道理。试举两例： 同为显学的墨家可以算是孔学的反动。墨家创始人墨子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墨家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这种儒墨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 法家先驱商鞅在相秦之前曾经在魏国学习李悝制定的法律，而李悝此前曾受业于儒学传人子夏。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以及法家思想最有力的执行者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借用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在韩非子一书中，“仁”出现过45次，“仁义”出现过47次，“礼”出现过85次，“义”出现过75次。[2] 二、先秦儒家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常常是后人对前人的思想不断解释的产物，这种解释可能是歪曲、可能是误会、可能是借题发挥，也可能是顺藤摸瓜式的深化。孔学诞生早期中国，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以服务于当时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也有康有为的孔子。有绌周王鲁素王改制的汉儒公羊学的孔子，也有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宋明理学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离原型确乎大有差距或偏离。孔子明明述而不作，却居然被说成托古改制；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在宋儒手里却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所有这些偏离变异，又仍然没有完全脱离那个仁学母体结构。以实用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状态始终延续和保持下来。 我们可以以历代《刑法志》为例，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思想的影响。 历代《刑法志》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各篇《刑法志》记载和阐述各个朝代的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官方的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论文，其观点皆为封建统治集团在当时认可、采用，甚至施行，作为他们施政和法制的指导。综观13篇刑法志，内中所反映的一个总的思想理论基调，便是以儒家的法思想为立论之依归。 《汉书〃刑法志》是13篇刑法志的第一篇。全文直接引孔子及论语之言10处，
试论儒家法律思想对过去和当代中国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法律思想对过去和当代中国法律的影响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长河也是波光粼粼、人才辈出。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孔子的影响力或许无人能及，当今不仅在中国更在其他国家的“孔子热”、“儒学热”就说明了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啦。同样，儒家的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制度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中国的古代法律道德伦理色彩异常浓厚，儒家思想在秦汉以后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指导思想，法律自身也成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 儒家的法律思想总括起来说，就是宗法人伦性或纲常伦理性，包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等法律观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为国以礼”，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儒家在统治方法上主张“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即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德礼之治”所依托的是“圣人”、“贤人”，即所谓“为政在人”。儒家轻法贱讼，提出了“以德去刑”和“无讼”的思想。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虽然没有否认刑罚的必要性，但寄希望于“德化”与“礼教”。儒家强调“重义轻利”，“义以为上”是他们的价值观。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西汉武帝起，至唐代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般都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儒术之兴在汉武帝一举手间即告功成，瞬间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而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在政治上就不得意的儒家，在经历了以法为治的秦帝国后，在汉初仍旧不受重视。直到汉武帝为儒学开放了上升空间后，儒学基于自身的特点以及统治者的需要等多方面因素，才渐渐得到恢复和发扬，到西汉末期才基本上确立了其正统的地位。儒家学说地位上升，对作为国家事务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自此开始。 如果说汉朝是儒家法律思想主导中国封建法律发展的开始，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其活跃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
汉律儒家化及对中国当代立法的借鉴 汉律儒家化及对中国当代立法的借鉴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封建正统思想。经过后来儒家学派不断地发展和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思想，儒家道德思想也逐渐成为我国法律思想的主流思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对我国法律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① 孔子逝世之后，孔子的弟子对孔子的思想不断的发展，至战国中后期，儒家学派又分立为八个小的派别，即战国儒家八派。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孟子的主要思想是“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 秦朝时由于实行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到压制。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②不过由于秦朝的短暂，使得这部分儒生能够为后来建立的汉代服务。 到了汉武帝时期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随后，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崇尚儒学的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律的渗透 1、汉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 （1）秦以前的中国古代法律 西周之前的法律主要体现在神权上。到了西周，确立了宗法制。周王，诸侯，士大夫，卿和平民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礼是当时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规范，具
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三个特点。规范性指的是当时有专门从事礼的官员，并且有一系列详细的规则来规范各个阶层的行为。《左传·隐公元年》里，姜氏因喜爱小儿子希望将小儿子的封地封在京城，但是祭仲说：“都，城之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③可见当时对礼的要求之严格。国家意志性指的是礼体现的是血缘宗法制，是当时周进行统治的基础。国家强制性指的是违反礼的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春秋时期，周王朝衰微，各诸侯国征战不已。此时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郑国子产铸刑书。这样的做法否定了中国“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战国时期在法律方面的主要成就集中在魏国李悝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其后，商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秦朝，受到秦孝公重用，最终主持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商鞅变法。 （2）秦朝的法律 在法家思想的主导下，秦从一个边陲小国发展到后来的统一六国，并且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朝建立之后，仍然依靠轻罪重罚管理国家，并徭役赋税不断，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起义。 2、西汉立法情况简介 西汉建立之初，国家凋敝荒凉、经济萧条，国力虚弱，汉高祖遂采取道家“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的理念治理国家。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政权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复杂化，刘邦令萧何重修法律。萧何制定了《汉律九章》，亦称《九章律》。 汉高祖倚重儒生，让儒生参与法律的建设。在惠帝、吕后、文帝时，以“约法省禁”为原则，相继废除了起草的一些法律。汉武帝时，董伸舒开创了以经义断案的先例。后来春秋经义在实际上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法律形式。 3、汉律的儒家化 （1）道德法律化 谈到道德法律化，必须首先分析儒家思想里有哪些具体的道德。而分析当时的儒家道德，必须首先研究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的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包括：第一、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第二、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第三、针对土地兼并现实，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第四、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 除了实体法，汉代根据儒家经典进行判决的做法也是儒家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体现。在当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重大影响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他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根据瞿同祖先生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的讲稿写成的。此书原版于1947年，后鉴于中国法制史方面的著述的缺乏，1981年经瞿同祖先生同意，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根据瞿先生1947年版自序中的描述，此书是在抗战的第二年到云南之后，在授课之余倍平日之力伏案写读而成，同时还要提放敌机来袭，警报声响起则匆匆挟稿而走。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作时辍，终于得以完成的这本书，对后人关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阶级精神 一、内容简介 瞿先生在这本书主要想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法律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律的精神是什么？[1]通过对中国古代具体法律的研究，来搞清楚中国法律的存在形态和精神。在本书的导论中，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另一目的则是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进而探讨法律精神及特征的变化。本书共有六章内容，一二章写家族和婚姻，接下来两章写阶级，第五章写宗教与巫术，最后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从各意识形态上看，这是一部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由家庭到阶级转到巫术与宗教更谈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要了解中国法律的产生基础，发展情况及核心精神，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才能发现历史真正的发展走向和动力所在。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族则是家的集合体。在这一以服制来划分亲属关系亲疏的体系里，父权是绝对的，尊长握有司法权、财产权、子孙的婚配权等等，甚至于子孙也是属于财产的一部分，可以由尊长来支配。中国法律的立足点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维持家族伦常上和伦理打成一片，以伦理为立法的根据，所以关于亲属间犯罪的规定是完全以服制上亲疏尊卑之序为依据的。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2]关于奸非罪则有所不同，亲属间的杀伤罪是因尊卑长幼的处分不同，在奸非罪则不分尊卑长幼，犯奸的双方处分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亲属间的性禁忌是每一分子必须遵守的义务，有犯同为淫乱，除强奸外，男女双方皆同坐。这是古代法律重伦理的体现。 中国法律对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如饮食、衣饰、房舍、舆马等，还有婚姻的礼仪、丧葬、以及祭祀方面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每个细微的部分都经过缜密的考虑与系统的设计，别贵贱辩等威者，可谓无微不至。这些规定不仅见于礼书中，且编入法典中。如唐时的《车服制》、《礼部式》等令文中。[3]违反了这些规定，不仅有社会制裁，更重要的是还有法律制裁，这些都是儒家文化中的“礼”法律化之后的成文规范。 二、心得与体会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时时能够体现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具有重大的影响。如第一章家族中，在第二节父权中就充分体现了儒家长幼尊卑的思想，“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4] 中国传统的法律牵涉甚广，是社会文化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文化而存在。而本书研究的是由汉至清的法律，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法律的创制和发展必然受其深远的影响。在刑法与家族主义一节中，亲属相犯，
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编辑： 11665 。 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与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
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与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 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
浅析法律儒家化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影响 [摘要]法律儒家化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直至以《唐律疏议》的颁布为标志的法律儒家化的完成，为中华法系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法律制度带来深远影响：受儒家学说影响，被伦理道德同化了的法律欠缺科学理性的价值追求，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儒家法律重公法轻私法使民商事法律发展缓慢；法律儒家化带来的的司法独立问题；“无诉”传统更催生了中国法律调解制度的泛滥。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伦理道德；价值追求；司法独立；无诉 引言 在封建时代法律发展进程中，法律儒家化算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中华法系成为独具特色的一个法系。法律儒家化指法律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和同化，使法律带有了明显的伦理道德特征。儒家学派从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的边缘学派，到秦始皇时期的大举焚书坑儒，再到西汉汉武帝时期新儒学成为官方学说并左右法律的发展轨迹，儒家学说和法律的结合是一个充满曲折和传奇的过程。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总体以汉代春秋决狱为开端，即用儒家经义作为司法断案的依据；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正统学说，在法律层面上众多儒学家开始引经作注，从此儒家经义具有了正式的法律效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进一步被儒家化；直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唐律疏议》，其立法直接以儒家学说为理论依据，以道德伦理为核心价值。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者的《唐律疏议》的完成成为法律儒家化完成的标志。法律儒家化主张的“德治”“礼治”和“人治”等为中华后世法律制度带来深远影响。其影响有好有坏，值得细细去分析，且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辩证对待。 一、被伦理道德同化了的法律欠缺科学理性的价值追求 法律儒家化即法律逐渐被儒家思想影响和同化。儒家重视伦理道德，主张“亲亲尊尊”、“贵贱有别”、“忠孝”、“道德礼义廉耻”等。儒礼的本质是对宗族文化和等级秩序的维护，后来渐变成法的一种广义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唐律释文序》云：“夫礼者民之防，刑者礼之表，二者相须犹口与舌然。礼禁未萌之前，刑制已然之后。”①法律儒家化之后，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出礼则入刑，道德泛化趋势严重。 法律儒家化固然提高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但法律的功能并非仅在于弘扬伦理道德，法律亦有自身的自我扬弃过程。伦理道德对法律的“挟持”使法律欠缺科学理性的发展空间；法律与伦理道德的逐渐混同使法律欠缺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法与德本是两种并行发展的价值体系。“德之所以能同化法的精神内核是与中国“法”发展不足而“德”的发展早熟性分不开的。”②法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公平、正义、程序、效率等理性目标。纵使法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伦理道德有重合的部分，但二者属不同概念，不能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