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四种，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又载《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是瞿同祖先生早年的一篇论文。
论文的引论部分首先澄清了儒法两家之争具体而言是在于差别性行为规范和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和刑治之争则是次要的。因此对于儒家而言采用何种行为规范才是重中之重，至于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和推动这种行为规范则是次要的问题（实际上儒家从未反对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礼制。从孔孟荀汲汲营营，奔走呼号不难得出此结论。辰按）。所以瞿老说“儒家固然主张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但如果以法律制裁的方式来推行礼，自无损于礼之精神及其存在，其目的仍可同样达到。”也正是如此，才有其后各代儒生法律儒家化之努力。
在这里，瞿老对“法律儒家化”这一概念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兹抄录如下：
“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
瞿老认为，中西学人论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其立论根据在唐以来现存之中国法典。若以先秦以来之法律来言则不尽然。为此他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上古时期法律是否亦以儒家主义为中心？如其不然，则何如？法律儒家化自何时代开始？经过如何？本文即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一、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降，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儒家逐渐落伍，与时代格格不入。法家应运而生，政治上占据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汉承秦制，亦然。论据：《汉书·元帝本纪》；孔孟不得志秦汉自有明证；《汉书·宣帝纪》《晋书·刑法志》
二、法律儒家化在汉代已开端。
武帝以后儒家抬头，欲籍政治、法律使儒家精华成为国家制度。汉律虽为法家所作，但儒家却有机会左右之。以下四点可兹为凭。《史记·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为一例。其二，儒生可利用解释法律的机会，左右法律。如《晋书·刑法志》载儒家对法律产生兴趣，儒生为法律章句，有十余家，数十万言。王充的《论衡》中也讲到：“法律之家亦为儒生。”由此瞿老不免要：“窃疑儒家为法律章句，用意深长，决非偶然。”其三，《后汉书·陈宠传》载理官陈宠“议疑律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甚至想要刑法条文合乎礼仪三千之数。瞿老由此推测“法律应以礼为准则，受其支配，大约当时已成风气。”其四、审判诀狱亦受儒家思想影响，比附伸缩性极大，儒家思想趁此在法律上一跃为最高原则，与法理无异。《史记》、《汉书》、《后汉书》载公孙弘、儿宽、董仲舒、应劭之例即为明证。
三、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自曹魏始。
因事实上的限制，汉儒只对法律作零星修改，曹魏以后，每一新朝成立法典的编制、修订落入儒臣之手大规模的法律儒家化过程开始，而北魏又是一关键，瞿老断定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业已大体完成。但可惜的是这一过程史家并无正面记载，唐以前法典又不存于世，所以只能从蛛丝马迹方面论证。所以瞿老从拟定法律者的思想背景以及各朝法律中儒家思想窜入的事实两个方面分析。
1、魏律方面。陈群、刘劭、韩逊、庾嶷、荀诜shēn 等，依瞿老之考证大多为崇奉儒经之人。魏改刑制多依儒家所崇的理想制度，如礼经复仇之义自此除之，八议入律亦自魏始。
2、晋律方面。贾充、郑冲、荀凯、荀勖、羊祜hu、杜预、王业等十四人中除贾充一人之外皆倾向儒家主义。《魏书·刑法志》中的言辞更是说明当初制律时人选即陷于儒学，用以制定一部儒家化的法律。陈寅恪先生华夏刑统之论，亦证明此点。准五服以治罪、子孙违犯教令……父母告子不孝，欲杀者皆许之。应为晋之新规定。
3、北魏方面。异族入主中原，但参与立法工作的重要份子皆为中原士族。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为初期制律之领导人物。出这些人外其他议律者如高闾、游明根、常景等皆为一时之儒。魏律经崔浩等人拟定本已儒家化，由经经学大师损益修订，儒家化程度之彻底可想而知。所以瞿老“疑中国法律之儒家化魏晋已开始，但其完成则在北朝。”
4、此外先生认为北魏律后遂为齐、隋所继承。并考究了齐律中继承前朝和有所改变的部分。在此他不同意陈寅恪全部继承之说。例如重罪十条不在八议论赎之限为齐律发明。而齐初议律者崔昂、邢邵、李鉉等多有儒学背景，李鉉更是经学大师。至于河清律之拟定者马静德、熊安生等辈亦然。所以瞿老认为“齐律在这些儒者手中，无怪其法律之儒家化。前已说过法律之儒家化魏、晋已开始，至元魏体系已成，北齐之所以再从事修订，并非嫌魏律之不完备，基本的动机即张老所谓[大齐受命以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无法，革人视听。为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观念。所以这些儒者受命修律时大部分即依据元魏旧律及魏、晋律中儒家化之规条，另一小部分则自行增订，只是补充修订的工作”。
5、《周律》不合实情，对后代无甚影响。
6、隋律方面。来源两方面。“高祖既受周禅，开皇元年乃诏尚书左仆射高颖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次年删定的新律直接承继北齐，兼采用魏晋的隋律，即唐律所本。所谓以隋律为准，就是根据齐律、魏律。陈寅恪在这个问题上所言甚详。
四、结论。秦汉为发家系统，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始于汉代。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为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正统。其间实经一长时期而复杂的过程，蕴酿生长以底于成。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浅析汉朝法律儒家化 摘要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律儒家化的表现来对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汉朝；法律；儒家化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in the Han Dynasty Abstract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w. The penetr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s towards the law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the Han Dynasty is the out set of the thorough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n the Han Dynasty in two aspects:Historical choice,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law; Confucianization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于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人伦道德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具体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以儒家思想量刑定罪、断案等[3]。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华法系形成礼法合一这一特色的进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显学”当中，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成为两千多年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从西周至汉代，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 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 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 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 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 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 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 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 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 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 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古代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始于西汉，儒家思想开始代替法家思想，从而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一过程是儒家们通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三个相关环节，分别在立法、法律解释、司法领域逐渐渗透而展开。本文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法律的儒家化”是我国著名学者瞿同祖老先生所提出的。法律的儒家化说的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与法律融合，使法律具有儒家思想。秦朝运用法家的思想既让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也让秦很快走向灭亡。汉朝经历战乱和七国之乱，一直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生安定，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法律中，以礼入法，以春秋断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古代的律学发展迅速，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制定的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以及重罪十条，这些法律制度都加速了法律儒家化，一直延续到隋唐朝代，尤其是在唐朝时颁布的《唐律疏议》的，象征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终结，使得以后不是用儒家中的经典断案，而是用带有儒家思想的法律断案。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合一 一、汉代一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始时期 西汉武帝推崇儒学，汉朝纳礼入律，第一，上请制度的制定。上请制度就是规定一定级别的贵族官僚犯罪以后，一般官吏不得直接对其进行审判，必须要先奏请皇帝，由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定罪量刑，比如以犯罪者的身份大小，职位高低，与皇室的关系远近等这些标准来决定减免刑罚的尺度。它来源于儒学中的礼之等级名分，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尊尊”、“贵贵”思想。汉高帝时期，“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这就是上请制度的开端。第二，恤刑制度的制定。先秦儒学家们提倡在刑罚上要矜老恤幼，以显示仁恕思想，受这影响，汉朝在制定法律时对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都有宽宥之规定，这既是因为此规定可以显示了君主的仁爱之心，又是因为这几类人对社会危害不大可以予以宽免。第三，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的确定。董仲舒采纳并吸收了孔夫子老先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随着汉朝儒家理论的不断成熟，在汉宣帝时期“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刑法原则在法律中最终确定下来。第三，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推崇儒学之人提倡官吏在审判案件时，采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这本儒家经典来断案，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春秋决狱提倡在审理案件时要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董仲舒就以春秋的重志思想断狱。 二、魏晋南北朝—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度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推崇儒家的礼义思想、等级名分和纲常伦理思想，由此在法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引礼入法的制度，比如在法律引用的“准五服以制罪”，整理出来的“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首先谈谈“准五服以制罪”这一制度，它首次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出现是在西晋时期的《泰始律》中出现的。五服就是中国古代根據血缘关系的远近而让亲属所穿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其丧服质地，缝纫方法的不同以及穿着丧服时间长短的不同，五服具体包括：斩衰亲，服丧三年；齐衰亲，服丧最长就是一年；大功亲，服丧为九个月；小功亲，服丧为五个月；缌麻亲，服丧为三个月。“准五服以制罪”就是对于亲属之间的彼此侵害行为，根据古人丧葬期间所穿的五服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远是近为依据来对他们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原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四种，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又载《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是瞿同祖先生早年的一篇论文。 论文的引论部分首先澄清了儒法两家之争具体而言是在于差别性行为规范和同一性行为规范之争。至于德治、人治和刑治之争则是次要的。因此对于儒家而言采用何种行为规范才是重中之重，至于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和推动这种行为规范则是次要的问题（实际上儒家从未反对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礼制。从孔孟荀汲汲营营，奔走呼号不难得出此结论。辰按）。所以瞿老说“儒家固然主张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但如果以法律制裁的方式来推行礼，自无损于礼之精神及其存在，其目的仍可同样达到。”也正是如此，才有其后各代儒生法律儒家化之努力。 在这里，瞿老对“法律儒家化”这一概念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兹抄录如下： “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 瞿老认为，中西学人论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其立论根据在唐以来现存之中国法典。若以先秦以来之法律来言则不尽然。为此他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上古时期法律是否亦以儒家主义为中心？如其不然，则何如？法律儒家化自何时代开始？经过如何？本文即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一、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定，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降，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儒家逐渐落伍，与时代格格不入。法家应运而生，政治上占据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汉承秦制，亦然。论据：《汉书·元帝本纪》；孔孟不得志秦汉自有明证；《汉书·宣帝纪》《晋书·刑法志》 二、法律儒家化在汉代已开端。 武帝以后儒家抬头，欲籍政治、法律使儒家精华成为国家制度。汉律虽为法家所作，但儒家却有机会左右之。以下四点可兹为凭。《史记·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为一例。其二，儒生可利用解释法律的机会，左右法律。如《晋书·刑法志》载儒家对法律产生兴趣，儒生为法律章句，有十余家，数十万言。王充的《论衡》中也讲到：“法律之家亦为儒生。”由此瞿老不免要：“窃疑儒家为法律章句，用意深长，决非偶然。”其三，《后汉书·陈宠传》载理官陈宠“议疑律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甚至想要刑法条文合乎礼仪三千之数。瞿老由此推测“法律应以礼为准则，受其支配，大约当时已成风气。”其四、审判诀狱亦受儒家思想影响，比附伸缩性极大，儒家思想趁此在法律上一跃为最高原则，与法理无异。《史记》、《汉书》、《后汉书》载公孙弘、儿宽、董仲舒、应劭之例即为明证。 三、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自曹魏始。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道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因此，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 德准则也渗透到了法律制度中。 首先，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和家族关系的重要性。家庭是儒家 思想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关系被视为重要的纽带和道德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家庭法律制度非常重视维护家庭和谐和家族的传承。例如，婚姻法律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了家庭的稳定。继承法也注 重传统家族的延续，继承权在家族中的先后顺序和亲属关系中有明确规定。 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儒家思想强调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服务社会的义务，因此，法律也体现了对公共秩序和社 会和谐的重视。古代中国的刑法和治安法律规定了种种罪行的惩罚和处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同时，法律也鼓励个人尽忠职守、 奉公守法，并对道德行为和奉献给予褒奖和保护。 最后，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仁义和公正。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和人伦 关系，追求公正和仁爱。因此，法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注重公正和正义，并以仁爱之心对待被法律涉及的个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了许多民 事法律和商业法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易，鼓励人们以仁爱之 心对待他人，并追求公正和公平。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家化的法 律加强了家庭和家族的地位，维护了传统家族的稳定和延续。这使得中国 的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对社会结构和家庭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维护，促使个人尽职尽责，奉
献社会。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儒家化的法律注重仁义和公正，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道德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培养了人们对仁义道德的尊重和追求，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护了社会秩序，传承了中国的家族传统，并促进了道德伦理的发展。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深深扎根，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字，据王国维学者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礼起源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周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已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旧的宗法秩序全面崩溃。孔子目睹“乱政”，求治心切，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恢复礼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他要求统治者以“礼让为国”，[3]克制私欲，遵循先王礼制。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传统与近代转型》导学案 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1、早期儒与法的差别 “礼辨异”、“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 “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荀子》 “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管子·任法》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商君书·赏刑》探究问题：材料体现了儒家的哪一核心特点，思考早期儒与法的差别是什么？ 2、法律之儒家化 汉宣帝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曹魏“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晋书·刑法志》 《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以制罪。以尊犯卑则从轻，以卑犯尊则从重。 北魏对父祖七十以上的死罪犯，许缓刑留养，流罪者免予发遣，待父母死后施流刑。 唐宋律，骂兄姊杖一百，骂伯叔父母及姑加一等，徒一年；骂父母即为不孝之重罪，处绞。父母谋杀子孙已行者，依故杀减二等。父母被殴、救时误伤，也要问拟凌迟然后请旨核减。 夫殴妻，唐宋律殴伤者减凡人二等；明清律，折伤以下勿论，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且须妻妾亲告始论。妻殴夫，但殴即成立殴罪，不问有伤无伤。 《大清律例·刑律》318：殴祖父母父母：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 【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注云“谓非缘坐之罪”，缘坐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 ——《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八议：始于西周，中经曹魏，唐律承之。 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卷二《名例》 十恶：北齐“重罪十条”，唐律承之。 官当：即以官抵罪，约始于《晋律》。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作者韩继伟 系 (院) 政法学院 专业法学 年级 2005 级 学号 05023065 指导教师黄斐 论文成绩 日期 2009年6月6日
学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 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韩继伟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 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而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应当弘扬对汉代统治有利的儒学思想，摈除其余思想学说，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家学说渐渐成为汉室江山的正统思想。当然也成为汉代封建法制建设的指导理论。 ②“独尊儒术”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此时统治的政治需要，黄老思想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逐渐并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①《汉书.董仲舒传》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与法律紧密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儒家法律体系，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 要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仪、忠恕等道德价值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 有适应和谐的关系。这种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认为法律 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基石，应该立法和执法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儒家学者将礼法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提倡设立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他们主张法律应当以仁爱和忠恕为核心价值，以礼仪规范社会关系，以实现公平和正义。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注重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强调以德治国，使法律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其次，儒家思想对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的“君子”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构建的重要原则。儒家强调君子的修养和道德操守，通过德行教化来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这种观念借鉴到法律实践中， 体现为法律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还要依靠官员的品德和施政 来保障。在儒家法律体系中，官员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应遵循严谨的品 德标准，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儒家法律注重培养公正、有道德的法官和 执法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权益。 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儒 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儒家法律强调以德治国，注重道德与法律的结合，避免了过分依赖法律的制裁和约束，从而有利于
保障人民的权益和人的尊严。其次，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儒家倡导“仁爱”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法律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培养人们的仁爱情怀，使得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传承。这种法律体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儒家法律过分依赖道德教化，法律的推行依赖于官员的修养和道德操守。这种制度容易导致官员滥用权力，法律执行的不公正。同时，儒家法律注重个人德行，忽视了法律的人性化和社会功能。在传统儒家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离公德和道德，缺乏对社会问题和人民需求的重视。 总的来说，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它强调了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这种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然而，儒家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创新与发展。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 论文摘要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 发展中的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 律儒家化的主要体现来对汉朝法律儒家化 进行分析。 论文关键词汉朝法律道家墨家法 律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对中 国封建法律的影响。“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渗入法律、律令，使中国封建法律兼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具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并以儒家思想进行量刑定罪、断案等。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
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成为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因此我们需要探求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要选择儒家学说作为治国 之正统，并且在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方面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由于在春秋各学派中，儒墨道法是公认的“显学”，下面将阐述为何法律儒家化是汉朝统治者的历史选择。 汉朝初期曾尝试过道家思想但最终放 弃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由春秋时期的老子，他主张在政治上应该顺应自然、清静无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且反对严刑峻法。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凡缔造盛世的帝王，都是遵循老子的治国之道，不少学者在解读老子的时候，常常只狭隘地看到了“无为”，却没有看到“而治”这个更有意义的东西，老子不是主张统治者什么都不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重大影响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他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根据瞿同祖先生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的讲稿写成的。此书原版于1947年，后鉴于中国法制史方面的著述的缺乏，1981年经瞿同祖先生同意，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根据瞿先生1947年版自序中的描述，此书是在抗战的第二年到云南之后，在授课之余倍平日之力伏案写读而成，同时还要提放敌机来袭，警报声响起则匆匆挟稿而走。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作时辍，终于得以完成的这本书，对后人关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阶级精神 一、内容简介 瞿先生在这本书主要想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法律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律的精神是什么？[1]通过对中国古代具体法律的研究，来搞清楚中国法律的存在形态和精神。在本书的导论中，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另一目的则是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进而探讨法律精神及特征的变化。本书共有六章内容，一二章写家族和婚姻，接下来两章写阶级，第五章写宗教与巫术，最后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从各意识形态上看，这是一部从下往上看的历史：由家庭到阶级转到巫术与宗教更谈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要了解中国法律的产生基础，发展情况及核心精神，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才能发现历史真正的发展走向和动力所在。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族则是家的集合体。在这一以服制来划分亲属关系亲疏的体系里，父权是绝对的，尊长握有司法权、财产权、子孙的婚配权等等，甚至于子孙也是属于财产的一部分，可以由尊长来支配。中国法律的立足点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维持家族伦常上和伦理打成一片，以伦理为立法的根据，所以关于亲属间犯罪的规定是完全以服制上亲疏尊卑之序为依据的。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2]关于奸非罪则有所不同，亲属间的杀伤罪是因尊卑长幼的处分不同，在奸非罪则不分尊卑长幼，犯奸的双方处分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亲属间的性禁忌是每一分子必须遵守的义务，有犯同为淫乱，除强奸外，男女双方皆同坐。这是古代法律重伦理的体现。 中国法律对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如饮食、衣饰、房舍、舆马等，还有婚姻的礼仪、丧葬、以及祭祀方面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每个细微的部分都经过缜密的考虑与系统的设计，别贵贱辩等威者，可谓无微不至。这些规定不仅见于礼书中，且编入法典中。如唐时的《车服制》、《礼部式》等令文中。[3]违反了这些规定，不仅有社会制裁，更重要的是还有法律制裁，这些都是儒家文化中的“礼”法律化之后的成文规范。 二、心得与体会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时时能够体现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具有重大的影响。如第一章家族中，在第二节父权中就充分体现了儒家长幼尊卑的思想，“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4] 中国传统的法律牵涉甚广，是社会文化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文化而存在。而本书研究的是由汉至清的法律，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法律的创制和发展必然受其深远的影响。在刑法与家族主义一节中，亲属相犯，
2021届高三二轮专题复习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传统与近代转型》导学案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唐志海 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1、早期儒与法的差别 “礼辨异”、“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 “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荀子》 “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管子·任法》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商君书·赏刑》 探究问题：材料体现了儒家的哪一核心特点，思考早期儒与法的差别是什么？ 2、法律之儒家化 汉宣帝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曹魏“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晋书·刑法志》 《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以制罪。以尊犯卑则从轻，以卑犯尊则从重。 北魏对父祖七十以上的死罪犯，许缓刑留养，流罪者免予发遣，待父母死后施流刑。 唐宋律，骂兄姊杖一百，骂伯叔父母及姑加一等，徒一年；骂父母即为不孝之重罪，处绞。父母谋杀子孙已行者，依故杀减二等。父母被殴、救时误伤，也要问拟凌迟然后请旨核减。 夫殴妻，唐宋律殴伤者减凡人二等；明清律，折伤以下勿论，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且须妻妾亲告始论。妻殴夫，但殴即成立殴罪，不问有伤无伤。 《大清律例·刑律》318：殴祖父母父母：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谓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 【疏】议曰：父为子天，有隐无犯。如有违失，理须谏诤，起敬起孝，无令陷罪。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注云“谓非缘坐之罪”，缘坐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告亦无罪。 ——《唐律疏议》卷二三《斗讼》 八议：始于西周，中经曹魏，唐律承之。 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卷二《名例》 十恶：北齐“重罪十条”，唐律承之。 官当：即以官抵罪，约始于《晋律》。 北魏太武帝定制：“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 隋唐制度，五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官，一官当徒一年。 探究问题：依据以上材料，说说中国古代法律有何特点？ 3、谈谈你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儒家以礼入法的企图在汉代已开头。……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应运而生。……魏以八议入律，晋代保留之，晋又创依服制定罪之新例。此二事为北魏所保留，而又加以留养及官当的条例。这些都为齐律所承受，又加入十恶条例。隋、唐承之。……归纳言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接受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4、中国古代法律其他特点： 材料：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与法 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1.引礼入法。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礼法融合。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礼法合一。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