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
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这个发展
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
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
渐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
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
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
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
性和稳定。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
求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这种儒
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
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
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
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他们
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
了“法即理”的观点，认为法律应当符合理性和道德的要求。而清代的戴
震则进一步加强了法制儒学的理论，强调了人伦道德和法律制度的结合。
这种法制儒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强调人文关怀和道德伦理，但也对法律的效力和独立性产生了一定制约。
综上所述，法律儒家化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
化法治以及晚期的法制儒学。这个演变过程使得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加注重
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但也对法律的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制约。这种法律儒
家化的特点，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和法律观念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到清末的修律，始终贯穿着如何调整礼法关系问题而展开来，礼法结合时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而最终完成。从现代法的角度看，离法制更远，从当时专制已成，中国的国情看，是对法家专制政治法律的有限制约。以下为其发展过程： （一）西汉儒家对立法结合的法理探索 酷法亡秦的历史教训，宣告了重刑主义的法家思想的失败，同时也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汉文帝时贾谊系统的论述了立法结合的思想，董仲舒又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正统思想，为儒家思想改造封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法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 （二）西汉时代的《春秋》决狱打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司法开端 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作为基本法虽然其从内容到精神上仍继承秦律，属于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法律，但汉代儒家仍然打开了法律的缺口，开始了法律儒家化是司法过程，主要表现在1.法官儒家化，在秦汉时代，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长官是各级的司法长官，因此封建国家官员的儒家化也就意味着司法官员的儒家化。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学者仕途豁然开朗，大批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这就实现了司法主体的儒家化。2.引经决狱，
两汉儒学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司法活动，这确立了一系列儒家化的司法原则，这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为指导封建社会司法的重要准则，并未儒家经义直接引入法律进行了司法实践的探索。 （三）东汉时期“引经注律”开辟了法律儒家化的新途径 东汉儒家学者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向法律发起了儒家化的进攻，其实质是在法律内容上注入儒家思想，这是对法律进行实质性改造的重要步骤。通过引经注律，一方面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的解释之中，从而使法律在实施中体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在司法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学说进行法律化的改造过程。通过儒家学者的引进注律，将原则化、模糊化的儒家学说改变成为具有规范性、明确性的法律解释，使之更加具有法律是特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立法结合的过程，同时直接将儒家学说转化成为法律内容创造了条件。 （四）魏晋时代“引经入律”，完成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到了魏晋时代，统治者直接任用儒家来礼法，使儒家思想直接体现于礼法之中。并且《魏律》确立了“八议制度”，而《晋律》“准五服以治罪”，可以说《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完成儒家化的一个代表。 儒家化的原因 第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实质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
此外，在亲属容隐制：严禁亲属间相互告讦和对直系尊亲属的起诉与作证；严惩“不孝”罪；从孝悌原则出发，为父兄复仇而杀人后常有免死之宥等方面，都是继承并沿用了汉魏以来儒家化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虽然面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的现实，开始借用玄学及佛学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但是这一时期，儒家所倡导的礼仪原则，等级秩序及伦理道德标准均不同程度地被糅合进了法律制度中，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儒家化的法律原则，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刑律之圭臬并为隋唐法制正式完成这一进程打下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四、隋唐——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成熟 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后人冠以隋唐盛世的美名。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的融合过程，即“礼法结合”的基本完成。成文法典仲巧妙地吸收了儒学的基本主张，充分体现了“法律道德化”的特征。唐律将“谋反”、“谋大逆”、“谋叛”列于“十恶”之首，给予严惩；将违背“亲亲”的“恶逆”、“不睦”、“不义”、“内乱”置于“十恶”之列；确认“七出”和“义绝”为离婚条件，都体现了儒家礼教的基本精神。此外，坚持“亲亲相隐”原则，维护封建家族的伦理秩序。在刑罚方面，唐律表现出重典治国，用刑持平的精神。唐律采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减少死刑的数目，规定疑罪从轻等，因而被认为，“得古今之平”，儒家推崇的“仁”在此得到体现。 总之，唐律实行“一推乎礼”的方针，体现了封建伦理的基本精神，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理论依据，基本完成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对后世的封建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从西周至汉代，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 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 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 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 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 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 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 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 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 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 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古代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始于西汉，儒家思想开始代替法家思想，从而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一过程是儒家们通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三个相关环节，分别在立法、法律解释、司法领域逐渐渗透而展开。本文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 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这个发展 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 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 渐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 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 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 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 性和稳定。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 求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这种儒 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 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 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 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他们 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
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的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的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的起源过程中，法和刑为主要内容，刑和法是相通的。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的礼，经过夏、商、周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的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而且它也有法的强制性。礼是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的，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字，据王国维学者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礼起源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周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已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旧的宗法秩序全面崩溃。孔子目睹“乱政”，求治心切，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恢复礼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他要求统治者以“礼让为国”，[3]克制私欲，遵循先王礼制。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作者韩继伟 系 (院) 政法学院 专业法学 年级 2005 级 学号 05023065 指导教师黄斐 论文成绩 日期 2009年6月6日
学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 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韩继伟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 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而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应当弘扬对汉代统治有利的儒学思想，摈除其余思想学说，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家学说渐渐成为汉室江山的正统思想。当然也成为汉代封建法制建设的指导理论。 ②“独尊儒术”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此时统治的政治需要，黄老思想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逐渐并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①《汉书.董仲舒传》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古代法律制度演变 篇一：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历程概述 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历程概述 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姓名：潘永松学号：10110120xx 一，夏商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氏族习惯，由其调整社会关系、规范成员行为，部落首领在氏族习惯的基础上设范立制，促使了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演变。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过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完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渡，大约从黄帝时期开始，至夏禹时期基本完成。中国最早的法律制度即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已呈现雏形。 在中国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时期。自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始，夏王朝前后存在约五百年时间。在
此期间，中国早期的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商取代夏以后也维持了将近五百年，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以制定不公开的刑书、誓、王与权臣的命令和公告等多种原始的法律形式，制定了《汤刑》、《官刑》、“民居”之法、车服之刑等多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成果。并且商代在民法的所有权问题、婚姻家庭制度、继承制度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有了具体的规定，同时刑法及诉讼制度上已经比较完备，并设置了相应的司法机构予以施行。 这一时期中国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的 二，西周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西周是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法律从最初的一种祭祀仪式的“礼”，经过“周公制礼”后 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其基本原则有两条：“亲亲”和“尊尊”。前者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后者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国家的等级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坚持前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后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 中国的法律儒家化历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渐渐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的 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存，这种竞争与融合的现象，也进一步促进了儒 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时期闵损的“赏罚不明，则民心不务； 法令不立，则民无所依，道德不修，则民无所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在了国家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上。清 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刑法、民法、商法等的法典，其中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 强调仁义和诚信，反对贪欲和奸邪。 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出现了种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召开了“民主与法制会议”，目的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 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向西方法学借鉴，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 思想精髓。比如，宪法的制定中就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强调爱国、尊老爱幼、合 法援助等。 建国后，中国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创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出现在酒吧和迪士 尼乐园等场所，这正是基于中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三个阶段：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 传统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学西化时期的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保留与融入，以及中国特色法律 文化的确立，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律令儒家化 律令儒家化是汉朝时期的概念，是指法规法律偏向于儒学。所谓律令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中国律令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律令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在中国律令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所谓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法律儒家化之开端:《春秋》决狱。汉武帝时期，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逐渐强大，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既迎合了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愿望，又奠定了儒家在“大一统”中的地位。《春秋》本是儒家的一部经书，其文字简单而隐晦，很便于随意的引申附会，用《春秋》的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春秋》成为封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汉代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因而这一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相应地变为“德主刑辅，礼律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之深入: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割据混战的时期，同时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战争连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统治者更加注重加大立法力度，力图通过完善而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同时，由于社会分裂和动荡，统治阶级上层对士族门阀势力的依赖加强，导致这股势力空前膨胀。反应在法律领域，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内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礼法进一步融合。儒家系统的修改法律从曹魏开始，曹魏之后每成立一新的朝代，必制订一套本朝的法律。其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入律。 (三)法律儒家化之完成:以经立法。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它完美的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①。唐初统治者吸取了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后期因为刑法严苛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的历史教训，更加注重用“德礼”的教化作用来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据此唐初统治者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律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精神，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立法宽简，用刑持平。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关于死刑的条款在封建法典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死刑条文只有111 条。《唐律疏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一）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儒家的“礼”在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特权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封建法律的根据和本源，从而深深影响着法律本身。儒家认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规范是真实的、美好的、有价值的，因此执行起来就很有效力；而以暴力驱使的法律规范则是不真实不美好片面的，因此效力也十分有限。法律以强迫的方式让人们做什么，禁止什么，并不能让人们真正的从内心弃恶从善，但人们一旦从内心的伦理要求去主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就能够做到自我约束。伦理高于法、重于法、优于法，是法的最后根据。在法律实践中，从立法、释法、司法各个角度，从定罪、量刑、行刑各个方面，都从伦理规范出发，使法充满伦理的精神和原则。伦理与法律一度高度融合。“德主刑辅”不是反对刑罚，而是反对唯刑罚至上，其正确理解是：刑罚具有强制作用，但只使人因畏惧惩罚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以礼义教化治天下，可以“累子孙数十世”，仅以法令刑罚，就“子孙诛绝”。也就是说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道德约束是基础和第一道防线，进而“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禁犯罪于未然。另外，在社会控制上，道德教化也比刑罚制裁使用的范围更广。 （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统一性。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 .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 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 化的评价
作业法律儒家化 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自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和完善。隋文帝杨坚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唐朝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并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儒家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的需要。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汉武帝乃至中国历
代众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皆可称为“外儒内法”。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达成二者的统一。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起了十分积极作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强调维护三纲五常，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它的发展恰如其分的顺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使封建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制盛极一时的大帝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儒家与法家、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较量。作为君王的两种统治工具，礼与法、礼与刑、儒与法相结合才能全面满足其统治需要，是而历史上儒与法的不断碰撞的结果必然是儒法合一。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同时还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