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事法律原则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从众多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律直接按照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规定。两汉时期刑事处罚年龄大体上分为八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这些年龄阶段之内，需要根据犯罪的情节大小，确定其罪行的轻重缓急，但一般都是处以轻刑罚或者是免除刑罚，体现了矜老怜幼的意思。这也正是儒家"恤刑";思想的体现，对于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恤刑体现的是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民心、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惩罚并不是目的，刑罚的真正目的在于改造，通过改造事得在犯罪过程中被破坏的物和被打乱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与弥补，使得公平正义在最后能够得到实现。在此意义上来说，汉代法律引用儒家"恤刑";思想，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二）"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指的是在直系血亲（父母、子女、祖孙）之间和夫妻之间，在十恶犯罪当中，除了谋反、大逆以外，其余的八项犯罪均可相互隐匿犯罪行为，此原则为汉宣帝时期所规定的，而且可以减免刑法。这一刑事司法原则，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便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汉代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一尊之后，汉代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亲亲得相首匿";,根据这个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需要负责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去死刑上请减免外，其他罪行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而言，汉代首次将儒家"亲亲互隐";的思想纳入法律，这是儒家思想逐步渗入到法律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属于里程碑上一次巨大的突破。"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融入了儒家的"孝";等思想，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及权威性，这一点足以说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这一原则更是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三）"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原则的规定
在两汉时期，法律多次颁布了贵族官员有罪"先请"; （即先请示皇帝裁断）的诏令，维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这里的"先请";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上请";原则，具体是指在一些官僚贵族犯罪之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允许擅自审理，必须先奏请皇帝，然后需要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具体刑罚的适用或者减免。
西汉初期，高帝七年（公元前200 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虽然秩位仅"比三十石";,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信，所以有罪"先请";.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公侯及其嗣子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统统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者免刑。
这些制度和法律的颁布，体现了儒家"刑不上大夫";和"礼治";原则，这正好与法家"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恰恰相反。秦朝的统治就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可以说秦朝的统治"成也法家、败也法家";,这就是汉代统治者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来治理国家。汉朝统治者一方面需要采纳法家思想中有利于治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利用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进行改造，舍弃法家思想中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地方。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制改革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的"缇萦救父";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证。通过事件的发展，文帝"怜悲其意";,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是"不德";,表示要以其他手段代替。所以就命令其丞相和御史大夫提出改革的方案，这样，我国奴隶制社会以来的墨、劓、剕刑开始发生变化，从而也改变了原来的"五刑";制度。
这恰好阐述了我国古代一种仁德和教化的思想，废除了奴隶制残酷的肉刑制度。汉代多次减轻刑罚，汉文帝下令废除肉刑，景帝又两度减轻了笞刑，并且废除了宫刑。这些刑制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刑制又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历史转折点，更加适应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同时为封建刑制向新"五刑";的过渡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儒家仁政主张对刑罚的重大改造，汉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礼法结合，尊崇忠孝。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之民商法律制度
汉代法律体系里有严格等级制度规范，其中官僚阶层享有多种特权，官僚阶层严格遵守儒家"礼制";; 儒家的伦理制度如"三纲五常";,深刻影响着汉代的婚嫁制度以及家长制；法律也侧重加强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管理，重农抑商，盐铁专卖，管制私人经营盐铁，对商人单列户籍，并给予特殊对待。规定商人不许做官、购买土地，甚至骑马，这都是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
四、汉代法律儒家化之"春秋决狱";制度
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需要以儒家的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春秋决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追究行为人的作案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免不了刑责处罚；最大恶者要从重惩治；主观上没有恶念者可以从轻处理。应当指出，春秋经义与汉律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想通而且互补。众所周知，汉律儒家化，汉儒以经解律，又以律注经。简单来说，汉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五、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汉代法律儒家化的众多的表现。汉朝是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始，而且国家的法律、法令之中纳入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规范等，儒家经典也被逐渐的条文化和法律化，德主刑辅被当作立法指导思想，这些逐渐都对后世的法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体来说，汉朝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统治者们更是不断贯
彻儒家的礼仪与等级秩序等原则，汉朝法律儒家化的传统被不断的继承和发扬，一直到隋唐时代，是法律儒家化的巅峰时期。之后的众多法律当中，尽量要多把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从而进一步将法律法规儒家化，使中国古代立法达到最高的水平。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 更新时间：2012-10-09 03:07:31 来源：中国学术论文网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1、汉初的社会形势 秦朝统一中国后，专任刑罚，把法家的重刑主义推向极端，导致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秦王朝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汉朝，面对的是一派凋敝的社会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人口大减，百姓流离失所。“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只有轻徭薄赋，省减刑罚，与民休息才能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此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收到了显着的效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长期实行“无为而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汉初，刘邦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是“孤立亡藩辅”，因此，一方面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封了十位同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行政体制。封国不受郡县管辖，在封国内，诸侯王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拥有军队的权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诸侯王的势力也逐渐强大，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各占一方，形成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统治权旁落地方。封国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全。另外，在对外关系上，匈奴步步紧逼，和亲政策已经不能安抚匈奴。 面对内忧外患，黄老的“无为”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开拓疆土的需要。汉武帝不愿再恪守“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以消极无为的态度听任汉朝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并建立—套与逐步稳固中的统一封建帝国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重视起来的，汉朝法律的儒家化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 2、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是春秋末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一个学派，也是当时“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个最大的学派。古代所谓儒，是指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懂得周礼，以“相礼”为业的人士。孔子早期从事这一职业，因而他所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的儒家。 先秦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孔子一心要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呼吁“克己复礼”，提出“德治”，重视“人治”，在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为核心，“复礼”为目的，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反对用武力即“霸道”实现统一，主张用避免流血的。王道”来达到统一，提出用“德治”和“仁政”治理
浅析汉朝法律儒家化 摘要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律儒家化的表现来对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汉朝；法律；儒家化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in the Han Dynasty Abstract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w. The penetr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s towards the law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the Han Dynasty is the out set of the thorough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n the Han Dynasty in two aspects:Historical choice,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law; Confucianization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于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人伦道德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具体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以儒家思想量刑定罪、断案等[3]。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华法系形成礼法合一这一特色的进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显学”当中，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成为两千多年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古代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始于西汉，儒家思想开始代替法家思想，从而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一过程是儒家们通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三个相关环节，分别在立法、法律解释、司法领域逐渐渗透而展开。本文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事法律原则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从众多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律直接按照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规定。两汉时期刑事处罚年龄大体上分为八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这些年龄阶段之内，需要根据犯罪的情节大小，确定其罪行的轻重缓急，但一般都是处以轻刑罚或者是免除刑罚，体现了矜老怜幼的意思。这也正是儒家"恤刑";思想的体现，对于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恤刑体现的是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民心、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惩罚并不是目的，刑罚的真正目的在于改造，通过改造事得在犯罪过程中被破坏的物和被打乱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与弥补，使得公平正义在最后能够得到实现。在此意义上来说，汉代法律引用儒家"恤刑";思想，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二）"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指的是在直系血亲（父母、子女、祖孙）之间和夫妻之间，在十恶犯罪当中，除了谋反、大逆以外，其余的八项犯罪均可相互隐匿犯罪行为，此原则为汉宣帝时期所规定的，而且可以减免刑法。这一刑事司法原则，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便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汉代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一尊之后，汉代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亲亲得相首匿";,根据这个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需要负责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去死刑上请减免外，其他罪行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而言，汉代首次将儒家"亲亲互隐";的思想纳入法律，这是儒家思想逐步渗入到法律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属于里程碑上一次巨大的突破。"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融入了儒家的"孝";等思想，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及权威性，这一点足以说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这一原则更是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三）"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原则的规定 在两汉时期，法律多次颁布了贵族官员有罪"先请"; （即先请示皇帝裁断）的诏令，维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这里的"先请";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上请";原则，具体是指在一些官僚贵族犯罪之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允许擅自审理，必须先奏请皇帝，然后需要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具体刑罚的适用或者减免。 西汉初期，高帝七年（公元前200 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虽然秩位仅"比三十石";,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信，所以有罪"先请";.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公侯及其嗣子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统统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者免刑。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法律的儒家化”是我国著名学者瞿同祖老先生所提出的。法律的儒家化说的是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与法律融合，使法律具有儒家思想。秦朝运用法家的思想既让秦灭六国，统一全国，也让秦很快走向灭亡。汉朝经历战乱和七国之乱，一直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生安定，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法律中，以礼入法，以春秋断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古代的律学发展迅速，将八议制度写入法律，制定的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以及重罪十条，这些法律制度都加速了法律儒家化，一直延续到隋唐朝代，尤其是在唐朝时颁布的《唐律疏议》的，象征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终结，使得以后不是用儒家中的经典断案，而是用带有儒家思想的法律断案。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合一 一、汉代一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始时期 西汉武帝推崇儒学，汉朝纳礼入律，第一，上请制度的制定。上请制度就是规定一定级别的贵族官僚犯罪以后，一般官吏不得直接对其进行审判，必须要先奏请皇帝，由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定罪量刑，比如以犯罪者的身份大小，职位高低，与皇室的关系远近等这些标准来决定减免刑罚的尺度。它来源于儒学中的礼之等级名分，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尊尊”、“贵贵”思想。汉高帝时期，“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这就是上请制度的开端。第二，恤刑制度的制定。先秦儒学家们提倡在刑罚上要矜老恤幼，以显示仁恕思想，受这影响，汉朝在制定法律时对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都有宽宥之规定，这既是因为此规定可以显示了君主的仁爱之心，又是因为这几类人对社会危害不大可以予以宽免。第三，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的确定。董仲舒采纳并吸收了孔夫子老先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随着汉朝儒家理论的不断成熟，在汉宣帝时期“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刑法原则在法律中最终确定下来。第三，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推崇儒学之人提倡官吏在审判案件时，采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这本儒家经典来断案，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春秋决狱提倡在审理案件时要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董仲舒就以春秋的重志思想断狱。 二、魏晋南北朝—古代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度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推崇儒家的礼义思想、等级名分和纲常伦理思想，由此在法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引礼入法的制度，比如在法律引用的“准五服以制罪”，整理出来的“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首先谈谈“准五服以制罪”这一制度，它首次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出现是在西晋时期的《泰始律》中出现的。五服就是中国古代根據血缘关系的远近而让亲属所穿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其丧服质地，缝纫方法的不同以及穿着丧服时间长短的不同，五服具体包括：斩衰亲，服丧三年；齐衰亲，服丧最长就是一年；大功亲，服丧为九个月；小功亲，服丧为五个月；缌麻亲，服丧为三个月。“准五服以制罪”就是对于亲属之间的彼此侵害行为，根据古人丧葬期间所穿的五服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远是近为依据来对他们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
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的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的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的起源过程中，法和刑为主要内容，刑和法是相通的。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的礼，经过夏、商、周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的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而且它也有法的强制性。礼是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的，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
法律儒家化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字，据王国维学者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礼起源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周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已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旧的宗法秩序全面崩溃。孔子目睹“乱政”，求治心切，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恢复礼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他要求统治者以“礼让为国”，[3]克制私欲，遵循先王礼制。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作者韩继伟 系 (院) 政法学院 专业法学 年级 2005 级 学号 05023065 指导教师黄斐 论文成绩 日期 2009年6月6日
学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 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韩继伟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 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而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应当弘扬对汉代统治有利的儒学思想，摈除其余思想学说，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家学说渐渐成为汉室江山的正统思想。当然也成为汉代封建法制建设的指导理论。 ②“独尊儒术”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此时统治的政治需要，黄老思想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逐渐并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①《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直到现在我国仍然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针。这里的德就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律与儒家思想早已水乳交融的现象可见一斑。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端于汉初。 公元202年，刘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秦末以严刑酷法行其暴政，以苛捐杂税刮尽民财，最终促成秦朝的垮台，刘邦建国后，面对国民凋敝的景象，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顺应人心，重德轻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显现出不少弊端，导致逃避赋税，地方割据一方，匈奴紧逼。窦太后死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大师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被采纳，但此时其地位只是形式上的，直至汉元帝，儒学才获得了实质上独尊的地位，而“罢黜百家”的过程也最终完成了。 一：首先从立法和司法上看，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为汉代法律的主要形式，但同时儒家著作《春秋》在汉代也被尊为经典，在遇到律无正式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子，司法官依《春秋》经义断案，这样《春秋》也就成了一种凌驾于现行法律之上的独特法律形式，其效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宪法。《春秋》有如此高的法律效力，是由董仲舒开端的，他的“春秋决狱”不仅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去，也渗透到立法活动中了。根据汉儒的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是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而实际上“原心定罪”是春秋经义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汉儒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这一审判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只要动机上合乎儒家道德，虽犯了法也可从轻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于中国法律史具有重要意义。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是汉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儒家化的趋势在汉武帝时期 尤为明显。本文将从法律制度、刑罚和法律思想等方面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首先，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儒家化的趋势。汉代的法律制度一般都基于儒家思想， 例如秦汉法律制度规范的修订中经常引用儒家经典，例如《礼记》、《尚书》等。出现了 以尚书法为代表的儒家法学思想，这种法学思想强调的是尚礼守法，依法治国，是一种高 度重视礼法、儒家思想的法学思想。这使得汉代的法律确立了贵族特权和尊卑等级制度， 这样的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也体现了汉朝秉持和发扬中 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宏伟目标。 其次，汉代的刑罚也表现出一定的儒家化趋势。汉代的刑罚制度不像秦制那么酷刑， 过于严酷的刑罚减少了，更多地采取了治理教化的方法。汉代对于轻微的且可以处罚的犯罪，采取了启发方法、训诫等，强调以德治罪而非以刑治罪，这是与儒家思想相符合的。 同时，汉朝还坚持国法优先原则，尊重法律，保证司法公正。 最后，汉代的法律思想也开始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汉代律令的制定和实施，采用了 有关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内容。例如《汉宣帝法》中具有“罪人不可久藏，静就 斯已；如杀重罪也，溺水群臣，赏赏罚罚，尽用清平之道”等儒家式的措辞，表现了对于 仁爱和法治的关注，并且传达出对于对待未成年罪犯等一定的教育性的思考。 综上所述，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汉代的法律制度、刑罚以及法 律思想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这种儒家化的趋势，一方面为推广和保持儒家思想和学 说提供了机会和发挥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汉代的法律制度更加合理和公正，更加具有社 会合法性。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当代借鉴 摘要：汉代法律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将礼的文化传统和法的文化创造相融合，实现了“礼法并用”的汉律儒家化。由汉代法律的儒家化联系到当今社会的依法治国，德治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面依法治国，既需要区分好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需要德治与法治的融合，真正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相辅相成。 关键词：汉律；儒家思想；依法治国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概况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主要体现在“春秋决狱”，而其“礼法合一”的发展完善又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法律儒家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改造后的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推动了董仲舒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法律观念的流行。其次是儒家经义的备受推崇，儒家经典常被赋予政治色彩，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二）儒家化的立法执法原则 渗透了儒家思想的汉律，体现了这样一些立法执法原则：第一，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法律服从于儒家的主要伦理主张有仁、义、礼、智、孝等。主张在国家治理中要以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第二，与礼相结合，强调法律的等级性。承认、维护上层统治者及其他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法律特权，后来形成为“八议”。第三，皇帝对法律有最后的裁决权，皇帝可以随时修改法律。第四，加重对儒家伦理规范的人的惩处，后形成“十恶不赦”。第五，轻证据，轻程序，重口供，重实体。第六，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减、缓、免、赦。 （三）儒家化的司法实践 汉代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渗透的案例主要体现在经义决狱、礼法趋一和家庭伦理入法三方面。 1.经义决狱 汉代儒生在对策、奏册中除了连篇累版地引用《诗》、《书》、《礼》等经义建言献策之外，最多见的是引用《尚书》、《春秋》经义决狱断案。董仲舒曾决断一具体狱案：甲之丈夫乙撑海船遇风浪溺死，甲无从收敛尸骸安葬，而悲痛欲绝。但董仲舒先引《春秋》“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为据，再替其申述，甲是为母丙所迫改嫁，本人并非擅自妄行，也无淫乱之心，不能以丧期私奔定其罪名，只能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对中国政 治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诸多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不仅在形式上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体地位，更在现实生活中深入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使民众内心产生了对其的认同感、归属感。汉代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并且经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唐代的完善，最终完成了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法律的儒家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并且这种倾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汉代法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其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更是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
. .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以儒家思 想为主导的封建正统立法思想，同时开始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深入发展，到唐代最终完成。 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一）两汉时期——礼法融合的孕育期 （1）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主张教育的作用，减少了“肉刑”，便是受孔子的“仁政，德治”的影响。 （2）“亲亲得相首匿”是董仲舒结合孔子提出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概念而提出的定罪量刑原则。它规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互相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3）汉朝还对各类违反伦常的犯罪进行严酷的处罚，以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 （4）春秋决狱。在司法制度方面，董仲舒首先倡导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中的经义，作为司法裁决的依据。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一）等级制度及其特权的法律化 （1）八议入律是儒家化加深的一个标志，“八议”就是对八种特殊人物犯罪的上奏请议制度，是儒家“亲亲”、“尊尊”、“贵贵”思想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 （2）官当入律。“官当”是指官员犯徒刑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罪，又称“以官当徒”。这也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 （3）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体制和品官占田荫户制度都体现了儒家“尊尊”的思想。 （二）罪刑适用原则的深刻儒家化（血缘伦理的法律化） （1）五服制罪入律。服制，是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血缘亲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称“五服”。依据服制原则，定罪量刑是：服制愈近，即血缘关系愈亲，以尊犯卑者，处刑愈轻；相反，处刑愈重。服制愈远，血缘关系愈疏远，以卑犯尊，处刑相对加重；以尊犯卑，相对减轻。它是儒家的礼和宗法关系在丧服制中具体化的表现。 （2）“存留养亲”制度的出现，“存留养亲”是指罪犯的亲属没有他就不能生存的，国家允许其申请暂缓刑罚执行，留家赡养老人的制度。这是儒家宗法伦理和国家法制相结合的典型体现。 （3）“重罪十条”的设立，《北齐律》“重罪十条”，就是对以前历代重罪的总结，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这十种罪，不在八议的论赎范围之内。它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进一步将儒家的礼制内容引入刑律中，促进了礼法二者的融合，加深了儒家化的程度。（三）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的成型 （1）“礼法合一，一准乎礼”的立法思想。唐朝在立法上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的社会统治、家族俗理和道德伦理做为指导思想。 （2）在刑律方面，“十恶”、“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围绕违反“三纲”、“五常”准则的犯罪。 （3）《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一直被奉为楷模。儒家思想中有关法律的观点直接融入律文中，至此，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最终完成。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整体影响 汉代礼法结合，魏晋引礼入律，唐代礼法合一。儒家思想的仁政、礼治、德治的思想经过各代思想家、法学家的发展和填充，已经渗透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国法律儒家化最终完成。 【法律儒家化】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开始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论述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内涵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历程来讲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 汉代中国法律儒家化 这个伟大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面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严峻局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好符合喊出休养生息的社会需求。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黄老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在继承了道法兼容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还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因此，黄老思想的推行已迈出了法律思想的步伐。经过休养生息后的汉，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法满足其需求。汉武帝即位后，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吸引了其注意。董仲舒之儒学杂糅了阴阳家、法学、名家诸派思想，他以阴阳五行学为基础，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封建阶级的平民有了一种宿命论，认为皇帝便是天之骄子，甘心臣服和忍受统治者的压迫统治。他也继而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化的社会准则，要求人们主动去自觉遵守，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1、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实这就是董的“天命化”。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罚教相融，教罚互补，也符合现在的“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宗旨”。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便引入了，从而达到礼法融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维护家庭的稳定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其实质是只有保障了君为臣纲，才能实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说直白点就是父权是以皇权的存在而存在，为保障皇权而设立父权。因此，该时期立法活动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九章律》、《傍章》、《朝律》、《越宫律》共60篇，构成了汉律的主要思想。 行政方面 汉代统一将儒家思想定为指导思想，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汉出台多部法律防止割据，改变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了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实现。另外，西汉太学也推动了官僚机制的儒家化。 刑事立法方面 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在法律价值观上的体现；“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出自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先请制度”，即官僚贵族有罪的要先请，这与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相反，这些无不是儒家伦理封建阶级精神的完美体现。 民商法律方面 汉代大儒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 司法制度方面 重大疑难案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 这体现于实行《春秋》决狱，其甚至不仅仅是把儒家经典的思想理念作为判案标准，还把原著直接作为条文，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其核心是以儒家经典提倡的精神原则作为判断行为人善恶是非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实际上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法律并对待。因此，《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淋漓尽致的体现。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汉律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