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学以致用，经济理论的最大用处是进行经济解释。从现实的观察开始，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将其用于对现实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研究
的基本路径。本文运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政府行为的理论，在一
个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并用来解释中国五十多
年来的政策变迁，特别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周期中政策变化的解
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兴趣。国内外学者更多地从制度
变迁的成因、路径、成本收益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未来进
行了积极的预测。经济学是对现实的解释，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
学人不应放弃对这一史无前例变革的探索。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一种
新的视角，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体制变迁的现实，则是一种贡献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樊纲（1995）、张军（1994）、程虹（2001）、杨小凯（2004）等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并得出
了令人关注的结论。对重大的变革，人们的认识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1929-1933年大危机过去了七十多年，经济学界对其成因的看法依然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中国五十多年的演化，特别是二十多年的
改革，我们尚处于山中，因此不识改革真面目则是常态。给摸着石头
过河的中国改革以尽可能多层面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的任务。多视角
的研究可以提升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政府财政压力的水准是很难量化的，因此我们运用的是广义的财政概念，它不仅包括政府预算中经常账户的执行情况，还包括债务、铸币税、产权等所有能够引发公共收支变动的过程。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就
是财政平衡到财政崩溃的过程，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当委托人难以
承受代理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时，便会终止代理关系。结果是财
政崩溃，政府失败。在我们对中国近六十年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演化
的解释过程中，出于谨慎的原则，我们仅仅考虑财政压力的大小，不
进行质的区分。下面的分析，也仅仅一个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学术思考。
从大的财政压力周期变动的框架看，中国经历了两个周期：1949-1978，1978-2001。前者是一个完整的从财政危机到财政平衡再到财政
危机的周期。后者，是一个从财政崩溃到财政压力缓释再到潜在财政
危机的过程。如果细分一些的话，前者还包括1958到1960年的财政
压力波动。后者，则还包括1989-1991、1998-2000财政压力的骤然增大。本章主要讨论两个大周期的财政波动下公共政策的演化。
本章的内容分为三节。第一节考察从1949-1978年财政压力周期变动
下的政府行为。第二节考察1978-2001年公共政策的演化。第三节，
对公共政策未来走势的逻辑推理。公共政策的演变对契约完全性的影响，财政危机引发的短期政策的操作及其累积效用、收入分化引致的
制度僵滞以及集体行动中权威的出现将贯穿于本章对现实的解释。
一、1949-1978年的公共政策演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府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巨大的财政危机。
财政危机的形成可以从两方面论述。一方面是显性的，包括支付国民
政府遗留下的债务、新政权的稳定与维持费用的增加等。另一方面是
隐性的，即新政权要体现出优于旧政权的经济绩效，如何选择一种较
以前政权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便成为政府的一种偏好。特别是财政危
机时期，往往就是集体行动领导者的偏好。因此，一种理想化的领导
意志便转化为一种人为的试验。这种试验在财政危机时期难以实现，
一旦危机有所缓解，便又被提上议事日程。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短期
试验暗含着巨大的风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短期政策操作首先是在国内通过合约的改变
来完成的。新政权的形成是委托人重新寻找代理人的过程，制度变迁
的结果是原来具有决定权的委托人不再具有决定权，而原来没有决定
权的则成为一种主流的力量。在国民政府末期，革命的最终含义是穷
人不再通过土地、资本或者劳动力这些市场的要素来与富人谈判，采
取的是非市场手段的暴力革命。穷人短期内成为具有决定权的委托人，但是因为权威的存有，代理人的内部控制非常严重。新的合约开始形
成，但并不固定，也非常不完全。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就是税
收并没有成为政府经常性的收入。这一方面是因为穷人作为大集团除
了人力资本外就没有别的资本，而又因为教育的投入太少，这种人力
资本又特别低。随着人头税的废止，税收收入自然不可能增加太多。
另一方面战争的破坏，使得原有的土地以及工业资本带来的增值减少，并且新合约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降低了这部分要素拥有者进行投入的可
能性。
从数据来看，1949年全国财政收入303亿斤粮，支出567亿斤粮，赤字占支出的46.9%。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公共政策操作的第一步就是发行货币。1949年7月人民币发行总额为2800亿元，9月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000亿元，11月达到16000亿元，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
但是因为财政的收支是以实物计价的，政府并没有获得相对应的铸币税。相反，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的四次物价大幅波动，越发增大了经济运行的不平稳性。1949年12月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也并没有真正缓解财政危机。而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缓解财政危机的下一步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的垄断。1950年，政府实行国家控制，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垄断，如部分有色金
属矿砂，大豆和43%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但这并没
有真正解决财政危机，或者说一种隐性的财政危机需要新的政策操作。这种隐性的财政压力来自于一种对新政权优越性的证明，也就是证明
新政府经济增长优于旧政府。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原有的以劳动投
入为主要因素的增长模式难以做到这一点。转化增长方式是证明这种
优越性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二战后，工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中国增
大了引进成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而新政府在战时实行的集中性
的军事化经济管理因为路径依赖的关系便成为建国初期顺理成章的政
府规制。
产权变革是满足上述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行选择。这包括接受旧政府的资产、没收外国在华的资产、逐步没收和改造非国有工商业的资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垄断。
新政府接收旧政府的资产显然是合理的，因为新政府接收了旧政府的债务。而没收外国的资产则为对外开放设置了障碍，也减少了借助外部资金解决财政危机的渠道。结果是外部的资金注入依赖于个别的国家，国外资本俘获本国政府的可能性极大。一旦两国之间合约的改变导致外国资本撤走，那么，本国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将会增大。政府发放了巨额的货币，引发物价上涨，微观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更多的被指责为投机，扰乱经济秩序。其付出的代价显然就是私人竞争的市场运行状态逐步被政府垄断所代替。
另一方面，19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向苏联借债，并且接受苏联传统产业的转移。通过《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156个建设项目。一五计划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②。结果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形成，这首先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中国开始了重工业化的进程③，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
但是这一短期政策操作的累积效应和外部效应又使得财政危机出现。因为引入了外资并且效果良好，资本的回报对于财政压力的缓解作用足以让政府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且产生了依赖。这种改变意味着政府将会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在一个以低级的劳动力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经济体内，除了强制之外，劳动者的剩余是不可能以自由签约的形式转化为资本的剩余的。在外部资本的进入不能保证稳定的资金流的背景下，通过内部的强制将劳动者的剩余转移便成为维持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方式。在一个代理人内部控制相对严重的体制下，委托人只能被
动地接受合约的改变。在公共政策的演化中，政府在农村与城市都采
取了性质大体相同的方式。
在农村，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为：政府采取初级社、高级社等组织方式，将农民的剩余通过剪刀差、粮食统购统销等转化为政府对重工业
投资的投入。而在城市，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等将私人工商业的产权转
化为公有的产权。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财政压力得以缓解。1953-1957年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例证就是中国本来计划在第
一期公债到期后再发行第二期，但是因为经济状况的好转，第二期公
债便没有发行。1952-1957年，中国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GDP增
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
解决财政危机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领导者的权威，于是引发权威偏好
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追求一种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另
一方面表现为权威独立性的增强。在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增长以缓解财
政危机的过程中，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的合约是不公平的，权威的自
主决策权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当财政危机开始缓解之时，权威开始力
图减轻外部政府的竞争压力。这种努力的直接结果便是外部资金对内
部经济增长支持的减弱。1958年中苏全面断交，苏联单方面中断合约，撤走技术人员并催要外债。开放的经济重又进入闭关锁国阶段。资本
密集型的经济增长现在只能依赖于不同产业的资金转移。理论上讲，
面对外部资金输入的减少，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投资规模，降低经
济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长模式与领导者的偏好决定了这种主动降低
增长速度的选择是不现实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人民公社的形成便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在新政
权成立之时，政府对农民的承诺是土地个人所有，并以此取得了大集
团的支持。但是，这一合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改变。通过人
民公社，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纳入一个军事化管理的、阶层严密的生产
车间，市场被彻底取消。结果是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集团，城市工人与
农村农民。前者是小集团，是领导者，后者是大集团是被领导者。两
者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完全隔离，大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出者，小集团是剩余的净输入者，贫富分化的机制开始形成。
因此，1958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的政策操作引发经济崩溃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政府财政危机达到高峰。
至此，在权威的暂时让步下，放松管制，特别是归还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便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升”的主要内容。计划的放松和市场的扩大，使得经济有所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政策观点的分歧增大了内部的交易费用，社会福利损失惨重。加之，二元经济体制下极不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得整个社会收入分化水准加剧。其中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对知识的破坏，直接堵塞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持续十多年的“文革”的结果是制度陷入僵滞状态。1976年，财政危机卷土再来。
穷则思变，制度变迁的理由出现了。
二、1978-2001公共政策的演化
一、甩包袱的改革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财政危机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特别是农村经济几近崩溃。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为了生存，开始在体制内寻求制度的演变。公共权利非正规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结果是社会福利得以提升。这种做法在1960年代初也开始出现过，但是被遏止。1970年代末之所以被认同，关键在于权威的偏好发生了改变。旧权威的退出，保证了新权威的影响力的持续性。权威的连续性可以保证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但是权威的偏好对制度建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强调放权的偏好与强调集权的偏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制度建设的长期效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也差距甚远。
1978年以后，政府选择的是一种风险偏好型的策略，即放弃了对农民的生活和失业保障的承诺，相对应地也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民。并在以后采取延长租用期限和允许流转使用的方法实现了土地产权的
转移。这种做法也是新权威在1960年代财政危机出现之后使用过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学习的效应使得政府“甩包袱”驾轻就熟。甩包袱和当初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都是风险偏好型的短期政策操作，二者都是代理人主动中断了委托人的代理。不同点之一，大包大揽许诺了合约改变后福利的提升，甩包袱仅仅确认了政府可以从土地上获得的基本的租金，将福利的提升寄托于农户自我的激励。不同点之二，大包大揽对合约的改变遭受到大多数农户的反对，而甩包袱是大多数农户心向往之并且有了安徽小岗村成功案例的例证。权威的作用就在于接受这种事实，诱致性变迁得到政府的确认，并且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在全国铺开。甩包袱的最初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农村经济崩溃带来的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政府并没有对此举可能造成社会福利的提升寄予多大的希望。但是，短期操作的外部效应非常明显。完全恶化的资源配置在激励约束机制理顺后，帕累托改进非常显著，农村经济恢复并发展得出人意料的好。它的意义首先是稳定了财政形势，为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物质的支持。其次，这验证了放权优于集权的政策操作，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放权便可以拷贝这一做法。
但是农村的放权仅仅缓解了财政的压力，财政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于是，1981年政府开始恢复发行国债，并且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而试图获取铸币税。这种非常态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政府获取充足的财政收入，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经常引起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1988年通货膨胀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有前面的做法都没有增加国内的财富，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财政的危机。因此，引入外部资金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对内改革阻止了财政压力的增大，对外开放的目的在于通过经济增长缓解财政压力。为了引进外部资金，政府实行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等都表明政府实行了内外不同的国民待遇，签订了一个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的合约。这是财政压力增大的表现。
农村的改革自1978年开始，在制度变革的推动下，到1983年达到顶峰。但是因为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的不足，以及产权的不稳定，农业
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开始减弱。外部资金的引入实际上框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子。政府的财政压力主要表现为失业的难以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人均土地的规模和产出效益决定了这仅仅一种失业的保障，并没有更多地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的所有制改革对劳动力的吸纳在改革初期是有巨大贡献的，以后则不是很显著。引入外资其实是通过放弃税收来换得就业的提升，政府鼓励私营和集体经济发展的意图也在于此。这是甩包袱减少财政支出的必然代价。
这种甩包袱还表现为中央政府将财权和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包税制的契约。在自主权增大的同时，地方政府相对应的事权也开始增大。这给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空间，也增大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前者的突出表现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后者是政府用命令代替法律，任意地改变其与所属代理人的关系。政府行为以提供地方公共物品为借口，乱收费就是一例。地方在与中央谈判的过程中，占据着主动。类似于诸侯经济的地方政府的作为减少了政府的财源，结果是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开始出现，并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没有外部的冲击，中央政府对全局风险的承担不是非常迫切时，这种局面可以维持。但是在开放的经济体下，弱中央的局面不可长久维持，因为公共风险的承担是中央政府的应有之责。在1994年之前，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为主要特征的中央财政压力逐年增长，总是成为经济学家和中央政府关心的话题。这也可以看作是甩包袱的外部效用。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财政压力的变化
甩包袱只能减缓财政压力。经济决定财政，唯有经济增长才能彻底解除财政危机。上一届政府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方式。本届政府面对的经济增长中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在外部资金的流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国内劳动力收益依然低于资本收益的背景下，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政
府必须的选择④。政府直接掌握着国有企业，因此，如何提升国有企
业对政府财政的贡献便成为重要的议题。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它不同于对农民集团的甩包袱，城市的改
革并不必然是帕累托改进，因而阻力相对较大。
这一过程，政府是谨慎的，风险最小化的。因为国有企业保障了政府
基本的财政收入，并且还保障了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控制。从这个意义
上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
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转移和城镇非国有经济部分地解决了就业问题的同时，政府依托国有经济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意图暂时得到了体现。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压力得到了空前的缓解。为保证这
一立竿见影的增长模式的持续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资金的投入。这是短期政策操作的路径依赖。
国有企业的背后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利益集团，政府表现出极强的
“父爱主义”，在试图搞活国有企业，甚至扩大国有企业规模的过程中，政府运用的是一种“试错”的方法。从一开始的“放权让利”到“税前还贷”以及政策性贷款，债转股等等，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输血”的政策。
政府对国有企业输血的方法经历了以下的历程：先是借助于财政，在1980年代中期财政无能为力之后，政府只好依靠银行体系把居民私人
储蓄引入国有企业。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金融风险不能增加的约束下，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就必须负担起把居民储蓄引入国有企业的任务。
在给定了国家的税收能力的前提下，更多的政府债务和上市公司跑马“圈钱”便显得合情合理。
政府向国有企业输血的过程，其实就是财政危机加深的过程。为了保
证国有企业对资源的优先利用，政府首先是限定了产业的范围，将利
润高的行业由政府垄断后交付国有企业使用，并宣布该领域对非国有
企业禁止进入。此为其一。其次，政府仍然沿用计划年代对资本实行
行政分配的体制，通过国有银行制度将居民手中的“金融剩余”集中
起来，再通过政策性贷款的手段注入国有企业。并且实行一系列的金
融管制力图堵塞“金融剩余”向非国有经济漏出的“缺口”（朱光华、陈国富，2001）。或者与国有企业的经理共谋在资本市场上诱引“金
融剩余”。前者主要表现为金融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股市的泡沫。
当借助于金融手段不能满足公共资金的需要时，政府便只能在税收和
债务上努力了。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债务是延期的税收，二者
的同时提升应验着诺斯悖论。如1998年政府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税收都不可能保持中性，它都
是微观经济主体的一种超额负担。税收收入最大化与国民经济产出最
大化不相容定理是成立的。因此，重税不是实现义理性最大化的理想
选择，特别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当口。
因为按照MC=MR征税的林达尔均衡并不存有，因此，过高的税率会导
致公共产品的过度提供，结果是产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增税的目的
是为了将资本由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那么对非国有经济抽血
的经营结果可想而知。樊纲（2001）用“额外综合税赋”来说明这种
转移，并指明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并指出，国有部门中各种反
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持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
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
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
经济陷入危机。
如果某一天，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转为了改革政策，则意味着
政府财政困难。这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是有
收益的，它并不仅仅表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
保障社会稳定的收益。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
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支持越来越多，改革后的净收
益大于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时，政府便必然会选择改革的路。因为，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
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意
进行改革。因此，十五大“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
等政策的出台暗示政府输血政策的失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
二十年对国企试错改革耗费了大量资源，投入产出极不相称，从而为
经济增长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这种严重依靠资金推动，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
维系了一种“钢丝财政”。一旦资金链条断裂，或者国际市场需求下降，那么财政压力便会凸现。在1998年之前，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对财
政压力，特别是中央财政压力的缓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至于
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即在于减少财政赤字。但是始于1997年的亚
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路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压
力使得政府又采取了风险偏好的策略。于是体制复归，政府开始替代
市场。政府推行产业结构调整其实是将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强
加给市场的一种企图。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将非国有经济
的资本强行转移，暂时地保证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粮食体制的重
新统购统销，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损害，进一步减低了国内的需求。
这意味着将国有企业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做法需要改变了。对国
有企业的试错改革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力量之间的较量。政府对国有企
业产权的恋恋不舍使得经济运行的基础遭到破坏，从而削弱了政府的
财政能力。换句话说，政府财政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就在于短期效应
的累积使得政府长期的财源开始变得枯竭。
三、市场的形成
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国有企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料的成果。因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以及激励机制和因为信息不完全所造成
的“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难以解决。并且企业的经营目标
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经理报酬和职工收入的最大化，因此，虽然政府给了国有企业各种优厚的待遇，但其对政府财政的贡献率却
在逐步下降。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是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但是如果政府长期坚持这样一种投入与产出不对称的政策操作，其它
利益集团必然产生对委托人的不信任。
因此，有远见的政府，特别是具有长治久安目标的权威会主动地给其
它集团以相对平等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国有经济开始出现，市场开始逐步形成。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其经济目标是追求
投资净收益最大化的。因为其能很好地解决激励与约束问题，所以它
比国有企业更有活力。同样的资源如果从国有企业转让出来会提升社
会产品的投入产出率。在政府将社会资源向国有企业转移的过程中，
非国有企业利用其中漏出的资源和灵活的机制获得了新生。因为资源
的限制，非国有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反倒是市场的基本原
则得以形成。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它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大，政府对其身份的认同水准也越来越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就是逐步放松政府对公有产权的控制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在国有经济占有资源和产出不对称的大背景下，政府维系
庞大的国有经济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得不放松的结果。随着非国有
经济的扩大，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开始退出。迫于财政的压力，政府开
始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打包转移。扩大了的非国有经济具备了
同政府谈判的能力，在这个渐进化的过程中，政府妥协，国有资产变
卖的结果是非国有经济接受了国有的资本，但并没有接受其劳动力。
在改革的初期，非国有经济对于财政的贡献较低，随着非国有经济的
增长，政府加重了对其征税的强度，1998年之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
内财政的贡献开始超过国有经济。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开始成为政
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这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
完全被非国有企业所替代，国有企业仍然停留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中。
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短期政策操作还从另几个方面
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如，当政府开始恢复通过发行国债来缓解财政压
力的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摊派的做法，并且限制流通。随着政府财政
压力的增大，政府并没有偿债基金可以为负债作抵押，结果是只能通
过借新债还旧债。并且通过政府的内部人控制，将国债的利息制定得
较银行存款利息高，使之成为超金边债券。因为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难以偿还，特别是随着物价的上涨，民众开始拒绝购买国债。在
此情况下，不再强制摊派并且准许国债交易，增加了流动性，国债市
场开始出现。
与国债市场出现类似的是股票市场的出现。政府推行股份制的初始动
机在于为国有企业解困，并没有考虑市场的形成。通过开放股票的交
换市场，政府以极低的成本换取了民众大量的资本，股票市场开始形成。
此外，政府为了国有企业的解困，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垄断，
其实际上是防碍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最核心
和最有活力的市场，其核心的价格利率没有市场化，最重要的原因在
于利率市场化会减少政府获取铸币税的数额。
四、收入的分化与对外开放
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注定了政府对资本的依赖。这种只注重效率的政策操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收入的分化。收
入分化的结果是穷人集团空有创新动力，但没有创新能力。而富人有
创新能力，但没有创新动力。于是制度创新开始减弱，制度趋向僵滞，经济增长趋缓。这一状态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单纯依靠市场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是没法打破这一僵滞状态的。
政府之所以寻求加入WTO，目的也在于通过引入外部的竞争来打破国内的僵滞状态。通过政府间的国际竞争，政府必须将其垄断的资源对国
外资本开放。结果是垄断被打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通的水准加大。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依赖水准在逐步加深。一开始因
为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不得不签订非国民待遇的契约。外资推动了
中国经济增长，减少了政府支出的负担。政府对其产生依赖，也迫于
压力对其妥协。特别是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在加入WTO之后，中国
政府本着这一组织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原则欲行修改原来的契约时，自
然遭到了反对。不仅如此，非国民的待遇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依靠
在国内垄断而获得高额利润的石化、保险、电力以及银行等行业只允
许国外资本分享利润，而不允许国内资本分享。这是短期政策操作的
外部效应。
随着国内非国有经济对国民待遇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资本发现
国内能够提供的优惠待遇越来越少的时候，便要求修改合约，比如要
求中国汇率的变动。这可以看作国际长期投资开始向游资转变的开始，暗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的利润率在下降，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
方式维系的难度越来越大。
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在1994年之前，中央政府基本上是采取甩包袱的形式。中央仅仅通
过包税制与地方分成。这样一来，在其心理账户中，收入难以通过固
定的合约得到保证。通过对民众心理成本影响较小的国债和铸币税维
持财政收入不仅不能保证正常的公共开支，而且还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如1988年中国陷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价格飞涨，商品积压，民
众向银行挤提存款。此后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较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取代，信贷和基建投资大量消减。再加上国际资本对中国国家风险的考虑，
外资大量撤走，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在权威的坚持下，改革和开放的
步伐加大。开放的市场要求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共风险。
于是，甩包袱的行为不能持续，相对应地，政府必须建立完整的税收
体系才能保证代理人责任的完成。自1992年开始，以增加中央政府财
政收入为动机的经济改革开始了快速发展。一方面政府加大固定资产
投资，发放巨额的货币，结果导致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的出现。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成，将原来的包干
制改成比例分成，并且保证了中央收入的优先权。但是，中央并没有
减少地方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中央政府还收回了对全国金融资源分配
的垄断权，并且严格限制了地方的借债权。因为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
及其领导者的效用非常明显，减少了国内可支配资源后，它更多的是
通过引入外部资金来维系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果是，外国资本趁
机加大了谈判的砝码，地方政府被国际资本俘获的水准越来越大。地
方政府所做的事情之一是将以土地为主的公有资产低价长期出售给国
际资本，另一方面加大了其他财政收入的筹集，这包括以地方信托为掩护的变相借贷、对民营经济的敲竹杠、对农民的收费等。随着地方掌握的公有资源的减少，政府开始和地方民营经济结盟，共同与中央博弈。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并且直接掌控着消费弹性极低的垄断资源。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因为财政约束使其变为急功近利的执行者，这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使得潜在财政风险越来越大。
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操作并非游刃有余。因为，中央政府仅仅暂时解决了显性的财政危机，潜在的财政危机随处可见（魏凤春，2002）。这包括社会保障的缺口、国有银行造成的公共风险等。也即是说，自2002年开始的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操作仍然是以财政压力凸现为制度背景的。
三、2002年以后公共政策的演化
2002年，新一届政府生命周期开始，其面对的是一个全面开放的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制度环境。改革前期的潜在财政风险将会慢慢释放，甩包袱的政策操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无包袱可甩。大包大揽的做法有违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以资本推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如果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财政收益就难以保证。
因此，政府必须在潜在的财政风险和短期的经济增长之间选择一条对于自己更合适的路。从政府风险最小化和国家义理性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当前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注重劳动替代资本。中国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匹配，在资本链条断裂的背景下，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只有确定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把公共收入更多地投资到人力方面，才会迎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只有在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相适应的时候，经济增长才可能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培养新的税收源泉可能更加重要。打破特殊利益
集团的垄断，开放市场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快速的开放垄断产业，
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理性的选择。国有的垄断，可以
直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源被私人垄断后，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
和完善的税收制度作为保障，政府被俘获是必然的结果。俄罗斯转轨
时期，寡头左右国家命运的教训需要汲取。
俘获政府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还来自国际资本。我们前面提到，借助
于外部的制度竞争，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可望被打破。但是，国际资本在合约中提出的新的条款有可能减少本国政府决策的独立性。而且，中国经济对外资的极度依赖，增大了对国际资本退出中国的担忧。
不仅如此，中国内部收入分化的结果导致了大集团对代理人满意度的
下降。二十年之前农村的改革，政府通过甩包袱缓解了财政危机。随
着农村净剩余的转出，农村经济重新陷入僵滞状态。
因此，中国需要权威的出现。一方面通过强制力适度地打破垄断，并
且通过转移支付强行转移给穷人财富。另一方面在国际政府的竞争中
维护本国代理人的权利。对权威来讲，转变偏好，主动地承受因经济
增长下降而增加的心理成本是必然的选择。
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
自动控制 摘要：综述了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情况，指出自动控制理论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最后指出，各种控制理论的复合能够取长补短，是控制理论的发展方向。 自动控制理论是自动控制科学的核心。自动控制理论自创立至今已经过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为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于50年代趋于成熟的经典反馈控制理论；第二代为50、60年代在线性代数的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控制理论；第三代为60年代中期即已萌芽，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了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运筹学、信息论等多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智能控制理论。经典控制理论(本质上是频域方法)和现代控制理论(本质上是时域方法)都是建立在控制对象精确模型上的控制理论，而实际上的工业生产系统中的控制对象和过程大多具有非线性、时变性、变结构、不确定性、多层次、多因素等特点，难以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因此，自动控制专家和学者希望能从要解决问题领域的知识出发，利用熟练操作者的丰富经验、思维和判断能力，来实现对上述复杂系统的控制，这就是基于知识的不依赖于精确的数学模型的智能控制。本文将对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的发展情况及基本内容进行介绍。 1自动控制理论发展概述 自动控制是指使用自动化仪器仪表或自动控制装置代替人 自动地对仪器设备或工业生产过程进行控制，使之达到预期的状态或性能指标。对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可以有效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一些恶劣环境下的控制操作，自动控制显得尤其重要。 自动控制理论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一门学科，是自动控制科学的核心。自从19世纪M ax we ll对具有调速器的蒸汽发动机系统进行线性常微分方程描述及稳定性分析以来，经过20世纪初Ny qu i s t，B od e，Ha rr is，Ev ans，W ie nn er，Ni cho l s等人的杰出贡献，终于形成了经典反馈控制理论基础，并于50年代趋于成熟。经典控制理论的特点是以传递函数为数学工具，采用频域方法，主要研究“单输入—单输出”线性定常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但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对“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不宜用经典控制理论解决，特别是对非线性、时变系统更
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学以致用，经济理论的最大用处是进行经济解释。从现实的观察开始，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将其用于对现实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研究 的基本路径。本文运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政府行为的理论，在一 个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并用来解释中国五十多 年来的政策变迁，特别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周期中政策变化的解 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兴趣。国内外学者更多地从制度 变迁的成因、路径、成本收益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未来进 行了积极的预测。经济学是对现实的解释，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 学人不应放弃对这一史无前例变革的探索。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一种 新的视角，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体制变迁的现实，则是一种贡献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樊纲（1995）、张军（1994）、程虹（2001）、杨小凯（2004）等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并得出 了令人关注的结论。对重大的变革，人们的认识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1929-1933年大危机过去了七十多年，经济学界对其成因的看法依然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中国五十多年的演化，特别是二十多年的 改革，我们尚处于山中，因此不识改革真面目则是常态。给摸着石头 过河的中国改革以尽可能多层面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的任务。多视角 的研究可以提升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政府财政压力的水准是很难量化的，因此我们运用的是广义的财政概念，它不仅包括政府预算中经常账户的执行情况，还包括债务、铸币税、产权等所有能够引发公共收支变动的过程。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就 是财政平衡到财政崩溃的过程，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当委托人难以 承受代理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时，便会终止代理关系。结果是财 政崩溃，政府失败。在我们对中国近六十年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演化 的解释过程中，出于谨慎的原则，我们仅仅考虑财政压力的大小，不 进行质的区分。下面的分析，也仅仅一个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学术思考。
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二 二、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是相对前两个时期的新制度学派。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老制度主义便衰竭下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爆发得更加频繁，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主流经济学还是不能对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在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虽仍以“异端”出现却又受到人们偏爱。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主要分析了：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加尔布雷斯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抗衡力量”—“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缪尔达尔在《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从而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还存在着“扩展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改善和“回荡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恶化。该理论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 （一）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公司、工会、国家、企业主协会等等），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加尔布雷思自称他的研究是所谓“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不考虑所谓“经济增长”，认为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增长率”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斯认为，应当把重心转移到“质”的方面来，应当主要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 1.对制度的解释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加尔布雷斯甚至“把人通常当作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奴隶，这种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合理性只是偶尔表现出来。”
超现实主义思潮综述 摘要：本文用客观的语言，论述了脱胎于达达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深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影响的哲学背景，并简要谈论了其成立的过程及艺术的纲领。通过对其代表人物达利、米罗画作的分析浅论了超现实主义抽象和具象两种不同风格的特征。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潜意识象征性 超现实主义是现代艺术的一项运动与流派，它脱胎于瑞士的达达主义，由达达主义在法国同象征主义相结合后逐渐演变而成。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的梦幻心理理论及精神分析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世界。超现实主义者致力于探索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同时致力于突破合于逻辑与实际的现实观，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揉合，而达到一种绝对的真实，超越的真实。例如，超现实主义画家与过去画家描写梦境有显著不同，这在于他们能重现梦境，并将逻辑上不相干的事物加以喻示性地并列，由此传达出梦境特有的感性气氛。 一、超现实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达达说起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百多年来形成的“美的艺术”体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尽管博物馆继续开放，展览会照常举办，但欧洲稳定、统一的艺术体系已经开始瓦解。许多艺术家在战争中身心遭到重创。在这段时期内艺术家继续从事传统的艺术活动似乎不合时宜，更不愿在官方举办的画展上展出自己的作品。那个时代需要另一种艺术－－一种全新的批判性艺术－－达达主义产生了。 “达达”一词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象征意义。达达主义者将他的攻击目标指向所有以前的艺术运动和形式，无论是传统的还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实验性艺术。他们对既有的体制、道德和一切美学等传统价值观念一律加以破坏和颠覆。 达达主义者抨击伪善没落的旧世界，与其说是一场艺术运动还不如说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反抗，从本质上看他代表了对艺术的否定－－但它否定一切时最终不得不否定自己，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总是不破不立，在对旧事物摧枯拉朽的无情涤荡后，新事物的兴起也就为时不远了！ 二、超现实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在达达主义衰落的同时，有两种学说广为流传－－一是法国哲学家柏克森的生命哲学，二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尤其以后者的影响最为广泛。他把人的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他认为梦总是指向人的心灵深处，梦境体现了人的潜意识和本能的欲望，是潜意识完美的再现，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但这些潜意识却受到现实规范的种种抑制，人们长期忽略了它。弗洛伊德反对一味压抑潜意识，主张寻找合理渠道来发泄，而艺术创作给潜意识超越现实规范理性和道德提供了最佳途径。因为梦和艺术是相通的。 三、超现实主义的产生 1924年，法国作家布列东在巴黎发表了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布列东在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曾对超现实主义作过经典性的解释：“超实现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们通过它，用口头或局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它只接受思想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于对政治、军事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正如这些复杂的制度已随历史而演进的一样，已形成的这些复杂的经济制度为这一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得以生存和实现的框架提供了一部分内容，尽管历史片断往往从一些理论形式中吸取教训，但遗憾的是，用于帮助理解制度变迁现象的理论却很少。在缺乏这些理论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能局限于记叙、归类与描述，而愿意承认这一局限的历史学家却很少。 如果史学家对经济发展进程的解释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洞见力，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于由经济学家所提供的因果结构的蓝图。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常常不是根植于明确的前题所得出的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鲜明的直觉知识。这一直觉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某些方面超越数学，并不在于历史学家盲目地拒绝拜倒在科学的祭坛下，而
在于事实上他能够利用的理论常常说明能力很差，是与事实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历史长河中表明了一些逻辑错误。直到“更好的’理论被创造出来以前，没有人会责备他仅仅依赖于过去对他十分有用的直觉知识。 不过，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从一些象牙塔似的理论家的前额中生长成熟的，能够预言未来和解释过去的理论更有可能从那些关注于逻辑的理论家与解释过去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点滴与片断中形成。在对解释经济演进过程的理论的探索中，学者们必须不断地从理论到事实，再回到理论。 本书是对美国经济史的理性历程的“逐日”记叙，这一历程计划要描述已产生的现行经济制度结构的发展进程，该描述又是第一次（非常粗略地）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本书是对美国历史中发生的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它尤其关注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一理论在有些观点上是很薄弱的，而且有时的解释是惊人的简单。不过，本书确实代表了向着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步，它确实对美国的经济经验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 既然本书是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而作。它在写作历史时可能偏离了模型和理论的作用，尽管这样做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交替使用“模型”与“理论”两词，它们将既指一系列假定相关
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1 彭涛、魏建2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会整体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总体上来看，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同时，他们在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第二部分从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的异同；第三部分阐述制度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2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以Avner Greif研究成果为代表 （讨论稿） 钱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内容提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美国9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综述其代表人物Avner Greif的理论研究。试图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所涉及经济问题的扩展秩序，来综述 Avner Greif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前现代社会中委托代理合约的执行问题，以及前现代社会交易 中存在的外地商人产权保护问题，Greif结合历史采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制度的出现 与本质，即制度自我实施的特性。然后Greif采用动态方法结合历史研究制度的含义与制度变迁， 即制度自我加强的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HCIA方法，本文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述评HCIA之 前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总结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分析HCIA的框架与方 法论上的突破。最后是对全文做出简单的小结。 关键词：Avner Greif历史比较制度分析context-specific model 一、引言 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即如何把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各样的用途。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又和它们在经济史上的兴衰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的分析来增进对这种“兴衰”的理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史所关心的基本现象与问题。 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方法之后，是结合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以价格（或利率）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即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但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不能包含制度，以及分析工具的局限，故并不能对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给出全面的解释。在科斯（1937）提出制度的重要性之后，又出现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NIE）理论，以交易本身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但这种方法也并不能对制度的运行给出满意的解释（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但经济反而出现衰退的经济现象）。即为什么有些国家采用了理论上或在其他地区有效的制度，却不能获得经济增长。而且以上方法也没有解决理论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方法之间的二分性。 其实，历史演进过程是制度“生存检验”的现实环境，这其中存储着丰富的有关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制度本身和制度演进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A vner Greif就是通过前现代（pre-modern）经济史的研究，综合理论的演绎与历史的归纳方法来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即制度的起源、本质及含义。进而试图解释市场与非市场的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之间关系这一经济史和制度分析的基本问题。1Greif通过两个 *本文主要是对Avner Greif研究成果的综述，若要对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进行较全面的述评，则须进一步阅读其他学者的文献，才能作出更客观的评价。而本文对历史制度分析的评述和附录中的观点是仅在Avner Greif的文献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待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深入与展开。 1对于市场需要制度基础，在学术界已取得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分析框架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分歧可分类为：有些是采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
第七讲制度变迁的动因理论 制度效率存在递减现象，这意味着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变迁是必要的。那么，制度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为什么要推动制度变迁? 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发展了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第1节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 “需求一供给”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它被广泛应用于对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分析的一个直接应用。 1、制度变迁供求分析的形成 最早对制度变迁进行供求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是舒尔茨。在1968年发表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舒尔茨明确地提出了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供求分析、制度均衡和非均衡等概念，并把它们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 戴维斯和诺思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再次将制度供求分析应用到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并对引起制度安排需求和供给变动的因素作了初步的探讨。 拉坦1978年在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制度变迁的需求” 和“制度变迁的供给”概念，并在诺思的基础上对引起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变化的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拉坦还指出了舒尔茨和诺思等人的制度供求分析的不足，即对制度变迁的供给缺乏分析。 戴维·菲尼1988年对制度变迁供求分析中过于强调需求忽视供给的不足再次提出批评。他说：“正像早期就技术变化所作的研究中有很多集中分析需求引致这个机制一样，制度变化方面的若干重要论著是遵循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制度是在变化所得利益超过变化所需成本时改变的。这种观点确认交易成本在影响制度安排的选择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制度变化中的供给的政治经济方面普遍地未作明白交代。” 林毅夫1989年总结性地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 2、制度变迁供求分析的框架 对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全面总结的学者是戴维·菲尼，他在1988年的文章中勾画了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启发式框架。 戴维·菲尼把制度分为三种类型： （1）宪法秩序。宪法被定义为对管理的条款和条件(集体选择)的规定。 管理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和规则的坚持与评判。 宪法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一经制定，那就要比以它们为根据制定出来的操作规则更难以变动，因而变化缓慢。这类制度的重点在于集体选择的条款和条件。 （2）制度安排。它是在宪法秩序框架内所创立的，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 （3）规范性行为准则。跟宪法秩序一样，规范性行为准则也具有变化缓慢、难以变动的特点。它对于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以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 戴维·菲尼认为，作为一个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启发式分析框架，除了提出各类
1、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的主要差别。 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同属于自动控制理论的范畴，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接触的是物理模型，而自动控制理论，归根结底，是个数学问题。那么，把真实的物理系统理想化之后，即为物理模型，对物理模型进行数学描述，即为数学模型。经典控制理论着重研究系统的输入-输出特性（即外部描述），现代控制理论不但研究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而且还研究系统内部各个状态变量，采用状态向量描述（即内部描述）。两种描述，都有时域和频域方法。从广义上讲，现代控制理论的应用层面更宽，而经典控制理论的应用领域相对狭窄，仅仅用线性时不变定常连续系统。 2、传递函数 那么怎么把一个物理模型，描述出数学模型，很简单，就是利用了传递函数。任何一个线性定常连续系统，都可以用一个线性常微分方程描述。把输出量的微分线性组合放在方程等式左边，输入量的微分线性组合放在方程右边，等号两边分别取拉普拉斯变换，就得到了我们的传递函数模型。通过拉普拉斯变换，线性微分方程转换成了代数方程，传递函数表达了一个系统输入-输出的关系，一旦系统给定，传递函数就不会变化，即传递函数不受输入和输出的变化影响。传递函数又可定义为初始条件为零的线性定常系统输出量的s变换与输入量的s变换之比。传递函数的局限在于，它只能反映系统的外部特性，即输入-输出的特性，因此传递函数模型也常被称为“黑箱”模型，我们只能看到由它引起的外部变化，并不能解决系统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现代控制理论，因此状态空间模型又称“白箱”模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它的内部结构，以便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 3、经典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已知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这个系统的动态性能从最根本上讲取决于什么，这些决定因素是如何影响系统性能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经典控制理论最最核心的问题，经典控制理论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这个问题展开的。给定一个传递函数G（s），决定系统性能的最根本因素就是系统的零点和极点在复平面上的分布情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极点的分布，它决定了系统是否是稳定的，是否有震荡，震荡的频率和幅度等等系统最关键的东西，零点的存在起的是一种调节作用，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是雪上加霜。学习经典控制理论，最终目的是学会如何根据各种被控对象来设计合适的控制器，但从上面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控制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整个系统的零点和极点控制在我们希望的区域或范围内（被控变量的可控性）。 4、经典控制理论的分析方法 经典控制理论，概括来讲，有三种分析方法：时域分析、根轨迹分析、频域分析。 那么PID调节，属于哪种分析方式呢？属于时域分析。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PID，含有零点、含有极点，零极点的概念，在频域分析法中同样存在，应该属于频域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女性主义的发展研究综述 著者：曹咏彤 摘要：女性主义又称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本文综合概述了女性主义的历史、沿革、理论和形式。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歧视 引言： 2015年央视羊年春晚中语言类节目中某些涉及女性的词语成为了网友热烈讨论的对象，并引出“春晚歧视女性”的争议话题，引发社会关注。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历史 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社会兴起，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欧洲社会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在十七世纪前，英国的已婚妇女基本谈不上有何权利，除非丈夫自愿地让给她权利；当丈夫在世时，她的财产和她的人身完全供丈夫享乐；在某些国家，如果丈夫死后没有遗嘱，女子的财产要给丈夫的亲戚，而不给她或她的孩子。 以现代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女性主义通常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权辩护》是19世纪之前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之一，她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更早以前就存在着其他关于两性平等的著作，例如神秘哲学家安里西·哥內留斯·阿格里帕在1529年所著的《关于女性之高贵卓越的演说》。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艾米琳·潘克斯特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在许多成员微罪遭捕，然后因为《猫捉老鼠法案》而重复进出监牢数次后，她们进行绝食抗议。其强制喂食的结果让这些成员病得很严重，使得当时法律体制的残暴受到社会关注，也因此助长了她们的目的。 现代女性主义有个非常重要的支援因素就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贝拉·艾布札格所就读的大学。在米德的书中报告说，查恩布里部落中的女性拥有支配地位，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这本书使得艾布札格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相信，欧洲对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观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而并非无可抹灭的天性。 沿革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性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也有所谓的第三波女性主义，但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这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两性平等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课程设计报告 课题名称关于模糊控制理论的综述 专业自动化 班级 11级3班 学生姓名郑艳伟 学号 指导教师崔明月 成绩 2014年6月18日
关于模糊控制理论的综述 摘要：模糊控制方法是智能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回顾了模糊控 制理论的发展，详细介绍了模糊控制理论的原理和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步骤， 分析了模糊控制理论的优缺点以及模糊控制需要完善或继续研究的内容，根 据各种模糊控制器的不同特点，对模糊控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分 类，并分析了各类模糊控制器的应用效能.最后，展望了模糊控制的发展趋 势与动态. 关键词：模糊控制；模糊控制理论；模糊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理论的发展模糊控制是以模糊集理论、模糊语言变量和模糊控制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一种智能控制方法，从行为上模拟人的思维方式，对难建模的对象实施模糊推理和决策的一种控制方法.模糊控制作为智能领域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一种控制方法，已经在工业控制领域、电力系统、家用电器自动化等领域中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趣. 模糊控制系统简介 模糊控制系统是以模糊集合论、模糊语言变量和模糊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一种计算机数字控制技术.1965年美国的扎德[1]创立了模糊集合论, 1973 年, 他给出了模糊逻辑控制的定义和相关的定理.1974 年英国的Mamdani 首先用模糊控制语句组成模糊控制器,并把它用于锅炉和蒸汽机的控制, 在实验室获得成功, 这一开拓性的工作标志着模糊控制论的诞生. 模糊控制系统主要是模拟人的思维、推理和判断的一种控制方法, 它将人的经验、常识等用自然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建立一种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的输入输出过程模型, 是智能控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信息技术的观点来看, 模糊控制是一种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从控制系统技术的观点来看, 模糊控制是一种普遍的非线性特征域控制器. 相对传统控制, 包括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模糊控制能避开对象的数学模型(如状态方程或传递函数等) , 它力图对人们关于某个控制问题的成功与失败和经验进行加工, 总结出知识, 从中提炼出控制规则, 用一系列多维模糊条件语句构造系统的模糊语言变量模型, 应用CRI 等各类模糊推理方法,
2015级硕士期末论文《现代控制理论综述》 课程现代控制理论姓名 学号 专业 2016 年1 月 4 日
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的差异 现代控制理论是建立在状态空间法基础上的一种控制理论，是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控制理论中，对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主要是通过对系统的状态变量的描述来进行的，基本的方法是时间域方法。现代控制理论比经典控制理论所能处理的控制问题要广泛得多，包括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定常系统和时变系统，单变量系统和多变量系统。它所采用的方法和算法也更适合于在数字计算机上进行。现代控制理论还为设计和构造具有指定的性能指标的最优控制系统提供了可能性。现代控制理论的名称是在1960年以后开始出现的，用以区别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并在后来被称为经典控制理论的那些方法。现代控制理论已在航空航天技术、军事技术、通信系统、生产过程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控制理论的某些概念和方法，还被应用于人口控制、交通管理、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等的研究中。 现代控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迅速兴起的空间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空间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新的控制原理，以解决诸如把宇宙火箭和人造卫星用最少燃料或最短时间准确地发射到预定轨道一类的控制问题。这类控
制问题十分复杂，采用经典控制理论难以解决。1958年，苏联科学家Л.С.庞特里亚金提出了名为极大值原理的综合控制系统的新方法。在这之前，美国学者R.贝尔曼于1954年创立了动态规划，并在1956年应用于控制过程。他们的研究成果解决了空间技术中出现的复杂控制问题，并开拓了控制理论中最优控制理论这一新的领域。1960～1961年，美国学者R.E.卡尔曼和R.S.布什建立了卡尔曼-布什滤波理论，因而有可能有效地考虑控制问题中所存在的随机噪声的影响，把控制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更为复杂的控制问题。几乎在同一时期内，贝尔曼、卡尔曼等人把状态空间法系统地引入控制理论中。状态空间法对揭示和认识控制系统的许多重要特性具有关键的作用。其中能控性和能观测性尤为重要，成为控制理论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到60年代初，一套以状态空间法、极大值原理、动态规划、卡尔曼-布什滤波为基础的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新的原理和方法已经确立，这标志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形成。 现代控制理论所包含的学科内容十分广泛，主要的方面有：线性系统理论、非线性系统理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控制理论和适应控制理论。 线性系统理论是现代控制理论中最为基本和比较成熟的一个分支，着重于研究线性系统中状态的控制和观测问题，其基本的分析和综合方法是状态空间法。按所采用的数学工具，线性系统理论通常分成为三个学派：基于几何概念和方法的几何理论，代表人物是W.M.旺纳姆;基于抽象代数方法的代数理论，代表人物是R.E.卡尔曼；基于复变量方法的频域理论，代表人物是H.H.罗森布罗克。 非线性系统理论的分析和综合理论尚不完善。研究领域主要还限于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双线性系统的控制和观测问题、非线性反馈问题等。更一般的非线性系统理论还有待建立。从70年代中期以来，由微分几何理论得出的某些方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