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行商的民间信仰研究
引言
十三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商业区域，自清朝开始成为了集商业、文化、宗教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部分，十三行成为了佛教与民间信仰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与宗教提供了有益的案例。本文旨在探讨十三行商圈之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并且通过五个典型案例来证明其真实性和具有参考性。
一、十三行的历史与介绍
十三行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区，始建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现在是苏州市的繁华商业街区。当年原先的名字为“大街行”，
之后由于路名有13个街口，遂被称为“十三行”。十三行在历
史上是苏州古城面积最大、规模最为宏大的几个商业街区之一。曾是清代江南地区的重要物资交换中心、全国茶叶贸易市场中心、江南劳工组织活动的中心与苏州府的行政中心。十三行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苏州市的商业中心，还是中国的茶叶、丝绸、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之一。
二、十三行的民间信仰
在十三行的历史发展中，佛教文化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便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在道教方面，长期以来致力于保护祖师爷安祥宫，积极宣传、弘扬已故香火旺盛的百花庵，并曾为旧苏州城南部多个是处庄神村庙添修建山门、祭台等。此外，在民间信仰方
面，十三行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族信仰和庙会文化。在文案中，十三行商圈精神文化地带的部分，提及了其宗祖文化的根源。其中，大多数家族依附这里的庙会而存在，这也很大程度上说明庙会文化与宗族信仰的联系。
三、系列案例分析
（一）五福文化的影响
说到十三行商圈的民间信仰，五福文化就是必须要提到的，它是对东方文化中“五福”概念的再创造和再设计。五福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福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在十三行商圈，五福文化一直是十分盛行的。位于十三行凤凰街的“家和万事兴”墙画上，明显可以看到墙画的中央，绘有十三行街道，并且街道两侧的建筑上都刻有以“五福”为主题的图腾。这些图腾中包括了礼物、元宝、鱼、金龙以及“富
贵有余、三代同堂、锦绣河山、好事连连”的美好寓意符号。
（二）庙会文化的地位
庙会文化是十三行商圈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十三行商圈有34座宗祠，2座道观，13处寺庙。这些庙会文
化不仅是寺院和庙宇的外在视觉表现，还涉及到各种方面，如商品流通及其他经济实践、文化传承及音乐传统等等。例如，庆阳宫祭典是十三行商圈中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也是被居民以及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们所热爱的活动之一。
（三）交通领域的民间信仰
除了上述的生活民俗和宗教信仰之外，十三行商圈中还存在着与交通有关的民间信仰，例如出租车司机和施工工人的威信传统。这种威信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交通领域中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工作场所、时间安排、行为举止等方面来看出来。一些从事交通领域的人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常常会让人们对他们的重视。
（四）食言哥与民俗信仰
“食言哥”是十三行商圈中多神信仰中的一种。它是一个因传承
而存在于苏州历史文化中的民间神祇。在平时，食言哥被膜拜为“吉祥奇兆”，尤其在生意不好的时候，人们会特地来祭拜、
求签、烧香、点灯，希望能够得到成功兴旺的商机。
（五）宗族信仰
在十三行商圈中，宗族文化一直是比较兴盛的。在商业繁荣的商圈之中，一些商人和手艺人被誉为十三行商圈的“五大家族”，这些家族一般与“投神六帅”和“土地神”有关。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五大家族”宗族信仰，被认为是保持了十三行民俗文化传承
的重要方式。
结语
在十三行商圈的历史中，佛教文化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便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信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独特的地方文
化。从五个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十三行商圈的民间信仰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面，比如与交通有关的信仰和宗族信仰等。这些信仰和文化在商圈的发展和繁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和民间信仰提供了有益的考察和参照。
广州十三行 Guangzhou Shisanhang广州十三行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
十三行街区的分布 十三行从广州的历史中隐退，距今仅一个半世纪，但广州的城区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要凭吊行商行号或外人夷馆的遗址，已经不可能了。图中所示是当时十三行街区的分布状况， 现在谈及的行商行号及西洋夷馆的分布基本上是嘉庆、道光以后的情况。此处所谓“十三行街区”，并不只是老广州所熟悉的十三行路(清代称十三行街)，在此，它指的是外洋行及夷馆所分布的整个区域。大致是南濒珠江，北至今天的和平东路，东至今仁济路，西至今长乐路的范围内。 广州商馆区图 十三行行商的行号相对分散。大多数的行号是在十三行街之外，但为了与西洋商人联系方便，许多行号与十三行街也就近在咫尺。如十三行街往东，清代名回澜(栏)桥之地，即今回栏新街至人民南路的仁济路路段，便有若干行号设立于此，计有梁经国的天宝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黎颜裕的西成行、关成发的万合行等。另外，谢嘉梧的东裕行在仁济路的登龙巷。当然也有行号是设置在十三行街的，除了赫赫有名的潘家的同文行外(在今同文路)，还曾经有李应桂的万源行、刘德章的东生行等。 夷馆既是西洋商人居住之地，也是他们的商铺、账房。外人夷馆，尽数位于十三行街，即今天的十三行路。路上不仅有夷馆，而且有行商的行号，这些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面向珠江。从西至东，依次分布如下(方括号内为分割街区的南北向街道名称，夷馆后圆括号内为其中文“行”名)：
卢观恒的广利行——郑崇谦的会隆行(嘉庆年间已破产，行号不知为何人接管，但西人仍习惯称此房产为会隆行)——[联兴街]——丹麦馆(黄旗行)——[靖远街]——西班牙馆(大吕宋馆)——法国馆(高公行，另有资料说是“旧公行”) ——刘德章的东生行(后为潘文涛的中和行)——街角馆(connet factory，外人记载此处中文名为燕子巢，不知何所指)—— [同文街]——美国馆(广顺行，又有阼广源行者)——李应桂的万源行——宝顺行——帝国馆(双鹰行)——瑞典馆(瑞行，一作修和行) ——旧英国馆(隆顺行)——炒炒(混合)馆(英文名一作Panee Factory，为巴斯馆之意，中文名作丰泰行)—— [新豆栏街](即英文文献中之“猪巷”，Hog Lane)——新英国馆(保和行)——荷兰馆(集义行)——小溪馆(义和行)。 在夷馆与珠江之间，还有两片广场，是西洋商人休憩散步之地。嘉道期间，在广州的西洋商人以英、美两国势力最大，人数最多，因此，这两片广场也就分别被命名为“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直到道光二年(1822)十三行街大火之前，这片广场是西洋商人专用的，周围用栏杆圈围。火灾后，栏杆被毁坏，这个原来封闭的广场就成了通衢大道。据长期寓居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回忆，“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喜欢聚集在这里做些小本生意。这些小商贩有卖咸橄榄、卖花生、卖糕点、卖茶水、卖粥的，还卖许多其他吃的喝的东西，但没有卖比茶更烈性的饮料”。这里俨然成了小商贩的乐园，为这个外国人聚居的社区平添了几分中国的色彩。 十三行街的南侧中西商馆杂处，以西洋夷馆为主，这是乾隆以后为了使规模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利进行而采取的集中管理的措施。对于这样的做法，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封闭保守，因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对于贸易的有效运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虽然西洋商人对于清政府的种种做法多有怨言，但是他们也承认，在广州做生意的效率绝对不逊色于欧洲的任何一个口岸。并且，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外商的人身安全，十分注意对附近地区的管理。“同文街与美国馆的拐角处设有一个守卫所，有10到12名中国士兵驻扎，作为警察以防止中国人骚扰‘番鬼’。”在商馆前的广场成了各色人等流连之地后，只要外国人提出这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巡役们就会随传随到，驱散那些摆摊的小商贩。 虽然商馆的生活空间有限，西洋商人对于这里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美国商人亨特就说：“由于这里(商馆)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这番话说明十三行街区的布局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摘自：《广州外洋行商人》 十三行的建筑风格
十三行外国商馆——广州早期的西式建筑 李穗梅 近代广州建筑，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来华的西方建筑师而变得多样化，西方风格的各式建筑在珠江两岸拔地而起。追踪溯源，已消失了一个半世纪的十三行商馆区乃其滥觞。在摄影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得益于当年精于绘画的来华西方人和学习了其作画方式的中国人所绘制的图画及其它艺术品，我们得以了解十三行商馆区建筑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因为“所有这些画都有同样非常有力的原型”。当摄影术发明后不久，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于1844年11月用“银板照相法”拍摄了十三行的商馆区（图1：采自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1990年版，第14页），它们更为直观与真实地呈现了广州早期西式建筑的风貌。 十三行商馆区的出现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清初，厉行海禁，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弛海禁”，始设粤、闽、浙、江四关开海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旋撤闽、浙、江三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气候80余年间，广州独揽全国的对外贸易。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半官半商背景的对外贸易垄断机构。十三行商人被称为“洋商”或“行商”，是对外贸易的代理人。他们在今十三行街以东至靖海路一带建立起各自的“店铺”——洋行。外国商人来广州初始只能投居洋行。“外人在广州十三行居住，在康熙年间就有。”为了方便贸易与生活，西方商人谋图设立自己的商馆。康熙五十五年（1716），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雍正年间，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也相继建立。各国商馆纷纷向十三行行商租用房子，故时人称：“所谓商馆，原为‘支店’之意，最初即在洋行之内租屋开设。迨后以‘夷商’加多，商务繁盛，投机者另行建造，专供‘夷人’居住”。商馆区的选址同后期的沙面租界相同的地方是，皆在广州城外靠近珠江的区域，但具体位置不同。 十三行商馆区的建筑经历了中式——半中半西——西式的发展过程。根据西方国家开设商馆的时间来判断，商馆区在18世纪30年代前已形成。商馆区早期建筑应为中式无疑，这在当时外销画及外销瓷器中皆有反映。据一制于1733年瓷器汤盘上所绘图案显示，在18世纪30年代珠江边还未出现西式建筑，江边还是大片淤地（图2：采自：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第147页）。一幅1740年的瑞典商馆俯视图其建筑形式仍是中式的（图3：采自瑞典《Den langa resan》，第92页）。早期租房给西方商人的行商，因其本人几乎都没出过国，一开始不可能建起西式的建筑去迎合西方人。1743年，十三行商馆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西方商人参与了重建工作，“开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1751年，传教士画家彼得·奥斯伯记述：“河岸上筑建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此时当属于半中半西的阶段。据制于1750年代的象牙彩绘作品“广州城一览”，已出现了广场和旗杆，虽建筑仍为中式，但在局部外国情调业已显现，尤其是门口的装饰；商馆区的房子为两层，与其他房子明显区别开来（图4：采自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第167页）。良好的居住条件引来了商人的家眷，1753年5月16日一艘荷兰商船带来了3名外国妇女，她们上岸后入住瑞丰洋行。官府发现后令她们离开，并发出通告不允许外国妇女进入广州，只能呆在澳门。18世纪中叶在十三行商馆区出现西式建筑元素后，更多的西式风格建筑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外销画中（图5：采自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版，第169页）.1793年底，英国特使马戛尼尔（Macartney）在赴北京谒见了乾隆皇帝后来到广州，他的副手斯当东（Staunton，D.）在回国后初版的访华见闻录中，谈到他们对广州的印象：“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的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瑞典“哥塔莱戎号”商船船长卡尔·若翰·基德（Carl Johan Gethe）在他的日记（1746年——1749年）中描述
简介“广州十三行”由来 灌南高级中学杨德志在高中历史各种新教材必修二中，叙述清朝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时提及广州十三行，但叙述太少，让学生甚至有一些老师也根本不知道广州十三行是什么性质的商行，从何年设立到何年寿终正寝，更谈不上帮助学生理解清朝实现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因此笔者特作如下此文，帮助广大师生了解广州十三行的由来： 广州十三行系从康熙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设关通商，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的，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康熙五十九年（1720），行商发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但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 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主要内容有：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这一规定未变。二、严格约束外商活动——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行商打交道。乾隆二十五年（1760）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白银十万两交给总商潘振成，由他代向两广总督行贿，因而使公行被撤销。1782 年公行虽然复设。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中外教授学者“闯进”十三行地界——“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撰写的《美国与中国》的历史著作中?用中间人的形态记录了在费正清广州清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实际上就是从十三行的历史变迁中?阐述了贸易从有到无的过程?“??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坦率地说?费正清教授的词句还是“偏”向美国人、英国人和法
国人的?但证明了十三行在“帝国”的海外贸易交道中?始终是在“争执”的规定中进行。在深谙的历史巡回中?除了和“红毛鬼”等国家的矛盾造成鸦片战争外?而帝国朝廷的腐败?也滋生出战争的导火索?甚至从泱泱大国成为金钱和殖民地的“守护神”?这些中西关系和朝廷无能的历史?也是值得现代人深重思考的。2011年11月14日到1日?由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组织的“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称十三行国际研讨会~?在主办单位广州大学、中外关系史学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区委宣传部的联合筹备和研讨中?再次把十三行的历史和清朝、鸦片战争提交到教授学者的论文中?同时了解到荔湾区再着手准备建筑“十三行历史博物馆”?这都是值得心里庆幸的?毕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区政府没有遗漏清朝腐败、压榨和孺弱无能的历史?这对于建设21世纪的中国区域来说?是值得敬重的。而且?今天的广州?进出口贸易也是中央商务部在主导?从1957年到今天?贸易振作之后?将再现“百年辉煌”的史迹。最让我感动的是冷东教授?他是广州大学人文院的副院长?也是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几天的“十三行国际研讨会”中?不但要组织中外教授研讨、住宿、参观?而且他的妻子也在组委会中默默支持会议的进行?负责许多的幕后工作。我想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拓展一个自由、严肃的空间?让所有的教授和学者能够阐述自
十三行 清政府设立于广州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商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垄断机构，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 清初粤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指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设立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不分，没有专营外贸的商行，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为划清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的界限，于是将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种。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出于“华夷观念”和闭关自守思想的考虑，下令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广州城一处对外通商，广州的洋行便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向外国通商的口岸，史称“一口通商”。从此，广州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休戚相关（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不定数）。 洋货行制度，是清廷实施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也就是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后来为了加强对外商的管理，清廷于乾隆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包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的夹击下，招致破产。 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公馆”（公行）。公行议定的行规从表面看来，其目的是约束不法行为，扶植对外贸易，实际上为对外贸易增加了不少禁约。 它实施一种共行垄断，将各货尽归公买公卖，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剂价格。公行中有总商一二人负责，而公行成员中只有少数行商才能充当保商。在行商之间，在行商和散商之间，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便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得以利用矛盾，造成行商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对于行欠债务因负有连带责任，不断出现倒闭，而外国由于对公行一直不满，设法从中破坏，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屡置屡废。 广州十三行对于清廷的影响很大：首先，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19世纪中期，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关税收入的40%。同时洋行也有添增，洋行数历史最高记录达26家。其次，十三行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兼有商务与外交职责的洋务活动者。十三行商人在商馆内，既是外贸经纪人，又是约束洋人行为的责任者。十三行的商馆区也就成为中外商贸与外交事务的大本营，是早期洋务活动的基地，并且作为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场所，行商们最早接触外面世界，吸纳西方科学文化，并且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辐射。 洋行存在100多年，创造了商贸文化，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繁华的文化商贸。然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广州原有十三行行商仍多照旧营业，对各种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
2021关于当代民间信仰调查报告 一、民间信仰概述 民间信仰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鬼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现象。民间信仰指流行在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民间信仰深深植根于乡村民众之中，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管社会环境如何变迁，外界压力有多大，农民始终没有放弃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自然崇拜、神灵信仰、祖先崇拜等精神追求。民间信仰以其独特的民间性，伴随农民的一生。 中国民间信仰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间传统的信仰、仪式和象征影响着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并与国家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作用。因此，对于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校对，而且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乡村民众的信仰图景，扎根于农民心中，渗透在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着农民的精神需求和利益索求。宗教与民间信仰反映着乡村生活的全貌，日益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和探索的热门课题。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解放后，由于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民间信仰更是被打入冷宫，特别是当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大陆绝迹后，就再也无人问津，研究则更无从谈起。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历史学、民俗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学界的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二、民间信仰的特征 民间信仰以广大的乡村为土壤，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信仰，内容相当庞
【民俗学概论】复习资料 一、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是不死的活化石。一切民俗都属于民间文化，但不是一切民间文化都是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 二、民俗学：以民间风俗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 三、民俗学的性质：1、、由于研究范围广，故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交叉。2、是一门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科学，故有独立的学科性质。 四、民俗学的任务： 1、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 2、当前任务，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使这门年轻的学科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并在大学里独立发展。 3、帮助我们认识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解释和改造现实社会生活。 五、民俗的基本特征： 1、集体性,是指民俗在产生、流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民俗的本质特征。 2、模式性,也称为类型性或社会性，是指民俗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彼此相似性. 3、传承性，是民俗文化在时间上的纵向延续过程,体现了某一民俗的历史发展。 4、扩布性，是民俗文化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过程,也指民俗文化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 5、稳定性,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稳定而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变异性，是指民俗文化在传承和扩布过程中引起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又称为模式性 7、规范性，协调生活，调整观念和行为 8、服务性,服务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协调民众心理满足其审美的需要 六、民俗的社会功能：民俗的功能是指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1、教化功能,是指民俗在个人行为过程中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2、规范功能，是指民俗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约束和控制作用。 3、审美功能，指民俗能对社会成员心理产生悦耳悦目和悦神悦意的审美作用。 4、维系功能,指民俗统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成员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 5、调节功能,指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6、社会调节和控制功能。指民俗通过自身所具有的不成文程式化规矩属性,对其流行范围内的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意识所具有的约束作用，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和行为及意识进行规范，以维护这种民俗所流行区域内民众群体利益的一种社会管理效应 七、农业生产民俗 一、农业生产民俗的产生 二、农业生产民俗是伴随古代农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文化现象，是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产物,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生产的手段。 二、农业生产民俗的特征 1.地域性和季节性2。功利性 3.技艺性 4.保守性与稳定性 5.经验性6。田园性 三、农业生产民俗的类型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演讲稿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清代十三行商馆区遗址上(现广东省广州市XXXX公园内)，占地30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90平方米，现馆藏文物2300多件(套)。 “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包含“开海设关”、“十三行风貌"”、“十三行行商”、“十三行贸易”、“中西汇流”、“走向近代”等六大部分，丰富的文献史料、文物，展示了十三行从辉煌到终结的历史。展览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史料和海内外遗存的文物，系统地展示十三行从辉煌到终结的这段雄霸中国对欧美"唯一通商"贸易口岸近百年历史的景况，同时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商人群体、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等历史事件，展示了粤商敢为人先、包容务实、锐意进取的精神以及岭南人海纳百川的海洋文明的开放理念。 从博物馆大门进去，墙壁上写着引导词，在科普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浏览路线。首先是前言，简短地介绍了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坐落在三百多年前的十三行遗址上十三行是一个地名，十三行是一片商馆区，十三行是一个商人群体，十三行是一种贸易体制。17至19世纪随着欧美经济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开辟，以及欧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广州这个传统海上贸易中心，自然地成为各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从1757年至1842年，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唯一的对欧美通商特区。伴随着广州十三行贸易的繁荣，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等事件在这里频频发生，很多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十三行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浏览路线一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开海设关、十三行风貌、十三行行商、十三行贸易、中西汇流、走向近代。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广州码头港口的模型。商铺林立，街上行人如织。戏园排练，文化生活丰富。衙门是中西结合的建筑，很具有那个时代的美感。河上船只来往，贸易发达。可谓“各安耕获，乐其生业”。 结束时看到墙壁上的结束语，历史造就了十三行，十三行也创造了历史。历史的浪潮奔腾向前，观者更应当汲古鉴今。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卢观恒的成功之道——广州十三行富商群体个案研究 王丽英 【摘要】清代的广州十三行缔造了一个富商群体,成就了一批传奇人物.广利行创始人卢观恒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抓住了天朝特权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商机,敢为天下先,借鸡生蛋无本生利;果断行事,抢先偷步;灵活善变,注重信誉,最终上演了一部从农民到商总的神话.他不仅创造了商界奇迹,而且留下了致富之道,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了历史借鉴. 【期刊名称】《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00)002 【总页数】3页(P67-69) 【关键词】广州十三行;富商群体;卢观恒 【作者】王丽英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广东,广州,51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 清代的广州曾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操纵在十三行商人的手里，由此缔造了一个富商群体，成就了一批传奇人物，其中以广利行的卢观恒最为神奇，他创造了一个从农民到商总的神话和奇迹，令人向往，引人深思。究竟卢观恒是如何走上成功之道？就过往的研究看，似乎未有论及，本文试就所得材料，对其发迹作一考略，窥其成功之道，以期为当今商人群体的成长和成功提供历史借鉴。
卢观恒（1746-1812），字熙茂，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棠下乡石头村蓬莱里(今属 江门市蓬江区)一个农民家庭，“少时甚寒微”[1]，自幼丧父，与母相依，年过 40岁，仍是光棍一条，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为了摆脱贫困，乾隆年间，他只身 离乡背井，远走广州打拼谋生，从此改写了他平凡的一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闽（彰州）、浙（宁波）、江（云台山）三处口岸，仅剩广州一口岸通商，“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2]。每年5月至10月为贸易期，广州华洋商人云集，热闹非常，“广州城廓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3]，繁华无比。然而，清朝有规定：“番船贸易完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返，不得久留内地。”[4]故通商期一过，外商不管货物是否 卖完必须离广。其时，对外贸易由广州十三行商垄断，不肖行商压价，外商又不愿意低价出售货品，致使外商在离广时都会有许多未卖完的货物，带回去显然不可能，只好在广州十三行附近觅地寄存，待来年再来售卖。闭关锁国的王朝、一口通商的广州和待价而沽的商品，成为滋生权力寻租的土壤，也为敢于冒险之人提供了发迹和暴富的商机，卢观恒正是认准和抓住了这个经商致富的绝好机会，敢为天下先，开始了他传奇人生。 敢为天下先是卢观恒走向成功的关键和奥秘。敢，就是敢做，做别人不敢或未敢做之事；先，即是抢先，抢在别人前面做第一。从乡下出来的卢观恒，尽管见识不广，文化不高，但眼光独到，敢作敢为，他抓住了天朝特权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际遇，当机立断，果断行事。 首先，做无本生意，无本生利。自实行一口通商贸易政策以后，清朝一切进出口业务掌握在广州十三行商手上，即由行商包揽经营，对外商购销货物，清廷有明确规
粤海关与十三行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开关后运到广州的商货很多，为了加强管理，保证关税的征收，次年，广东巡抚李士侦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首次把进出口贸易从一般贸易中分离出来。海关和洋行的出现，把对外贸易管理(海关)和对外贸易机构(洋行)完全分离，是我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洋货行俗称十三行，是作为广州具有经营进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重新实行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外商投行启，报关纳税、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当时外商不准与中国政府直接交往，清廷向外商传达的政令文书，外国人给清延的礼品信件，均由行商代传，十三行不仅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还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
交的双重职贡。 由于垄断对外贸易，十三行商积累了大批财富，与当时闻名的微商、晋商一起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其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185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1769―1843)资产约2600万两白银，被誉为“天下第一富商”。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据载，1822年商馆火灾，大火烧了七昼夜，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被烧毁，洋银熔入水沟，重新凝固，长一二里，足见十三行商馆财宝数量之多及其奢华的程度。 外贸的繁荣，给清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清宫档案反映，粤海关每年税收上缴情况，各朝皇帝都非常重视，亲自阅批，分毫不漏。1839年，粤海关征税银近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而这些税饷，有90％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每逢重大节日庆典，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都要向皇宫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西 洋奇珍异宝，如钟表、千里镜、日规等等，以博帝王欢心，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些东西大都“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十三行也因此获得“天子南库”之誉。 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
广州有个十三行 作者：暂无 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7年第2期 杜君立 广州十三行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他们的命运时刻受到官府更高势力的左右和影响。在外商 和官府的双重挤压下，十三行商人最终结局大多不妙。 千禧年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做了一次跨越历史的富豪评选活动，最后评选出公元1000~2000年全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出自中国的有两个清代人，除了大贪官和珅，另外 一个便是广州十三行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祖籍福建，依靠十三行从事对外贸易，在晚清时期创造了一个财富神话。据估计， 伍秉鉴的资产大约有1872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接近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收入的一半。如果算上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那么他们的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绝对是货真 价实的“富可敌国”。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对外贸易的洋货行，也叫“洋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解 除海禁，设立了江、浙、闽、粤四处海关。当时粤海关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 外贸易业务，是为“十三行”。（说是十三行，但实际并不限于13家，行商数量后来经常变动不定，最少时有4家，最多时有20多家。）乾隆时期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入口，十三行因此崛起。 从名义上来说，官方的粤海关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宜，但实际上，连外 交事务也都承包给了十三行。十三行配合外商，对各种内外贸易报关纳税，以及代办商品购销 买卖等。粤海关原则上不与外商直接发生关系，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牙行性质的十三行扮演着 商业—商人和外交—官府的双重身份，或者说是一种有官方授权许可的半官方组织。因为这种 垄断性，十三行能够获取正常商业经营无以企及的暴利，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 十三行的兴起 明朝末期，澳门为葡萄牙所据，广州出现了专事外贸的洋行；清以降，中国进一步融入全 球贸易体系，以牙行经纪代理涉外贸易。广州十三行作为专做外贸的牙行，最早可追溯至明末 清初。康熙时，清廷只指定由一家牙行独家包揽对外贸易大权，只要其纳银4万两入官。乾隆时，清廷建立保商制度，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择取五家为保商，“十三行”由此成形。乾隆 以后，清廷通过十三行对外贸实行管控，以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十三行由官府对私人牙行“招商承充”，使其成为具有官商身份的贸易代理人，即保商。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均由保商担保。保商一方面为外商采办出口丝茶，另一方面也承销进口洋货，为外商提供仓库 和住房，并代为雇请工作人员。保商有贸易优先权，但也有义务垫付在其他行商拖欠的税款。 保商最重要的功能是扮演中间人角色，以避免清政府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或者说，官府试图 假保商之手来间接控制外商。如果外商有事需要向官府交涉，只能由保商代为传话，官府不直 接受理外商的交涉。 对外商来说，保商其实就是官府的代理人。从一开始，外商就对保商制度屡有不满。乾隆 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堪官府和行商层层索贿，特别是各种名目繁多的“规礼”，因此委派精通华语的洪仁辉到京城告御状。乾隆皇帝为此大为震怒，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东印度公司一无所获。
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与面临的挑战 第12讲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一、非选择题 1．(2020·北京高考)“十三行” 材料一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答案]广州“十三行”是“海禁”政策的产物，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在“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达到了巅峰，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但随着五口通商，“海禁”政策被打破，“十三行”失去了其政府控制下的优势，逐步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解析]本题是一道评述题，可结合材料中的信息就“十三行”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起到的作用、发展历程等方面进行论述。特别是涉及中国近代其衰落的主要原因进行评述。结合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选择题 1．图1、图2分别是宋代和清代东南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示意图。这一变化(B) A．促使专门工商业市镇出现 B．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 C．改变了南北漕运经济格局 D．推动了江浙自然经济解体
广州十三行的兴与衰 作者：王树恩 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第10期 17世纪末，广东广州有一片对外开放的商馆区，由总揽外贸的专业组织接待远方商户，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物产。这就是在中国外贸史上显赫一时、令中外商贾八方云集的“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但它是洋货行的统称，其实并无定数。 纵观中国的历史，那时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清康熙盛世，撤除明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海外贸易始盛。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在广州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1757年，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的乾隆皇帝，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国商船，一改前帝的开放思想，断然在全国实行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管辖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南国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从此，广州十三行的命运便与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 对外贸易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十三行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英、美等国的船队，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西方的工业品、工艺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芳香的茶叶，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 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帝每年都要亲自过问洋船到粤及海关税收情况。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19世纪中期，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是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洋船增多，洋行亦有添设，1757年的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26家。 从世界商贸的眼光看，独口通商实际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它在客观上造就了盛清时期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十三行繁荣的商贸历史。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对外贸易的信誉和洋行经营的底蕴。十三行商人经常被认为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而在这些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据记载，潘家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伍家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1822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
清十三行草根商总卢观恒商海沉浮初探 作者：肖应云 来源：《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30期 一、绪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与大学士石柱议开海贸易事言:“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次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然而终因体制受限,对于外来商船接待能力仍属有限。及至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广东地方政府于是年遂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俗称“十三行”。 十三行的出现和以后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但其最大的价值仍然只是体现在经济贸易的往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前,海关贸易最旺的一年也仅有27艘洋船到港,税银只52万两,而在乾隆55年(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则达110万两,及至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为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伴随其兴盛的,则是大量行商的出现,其中又不乏财富居于世界前列的行商巨贾,本文所述卢观恒就是其中一个。 二、卢观恒其人其事 卢观恒(1746年～1812年),字熙茂(因其捐有官衔,外商均称之为茂官),广东新会人。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为摆脱贫困,乾隆年间,年近40的卢观恒只身赴广州谋生。先是为十三行附近的一家歇业的商铺看管房屋,后以铺店为洋商储货及代售商品,升为洋行买办,1792年,海关监督正式批准卢观恒为行商,便开始自营广利行,其也成为当时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行商之一。1800年,卢观恒被任命与潘有度同为商总。八年后,卢观恒与伍秉鉴同管公行事务,成为首席行商,直至1812年12月20日去世。 卢观恒所涉贸易广,而且数量颇大,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卢观恒出资13万两白银,与英国两家公司订立出口茶叶合约。 1786年～1788年,卢观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棉花交易,以后又一直成为与英公司进行该项贸易的主要商人。自其成为十三行商总之后,按照粤海关监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间的商定,所经受的贸易货物更为庞大。1800年,卢关恒占有毛织品3份、武夷茶1300箱、其他茶叶共2.4万小箱的份额;1808年,占有毛织品4份、武夷茶600大箱、其他茶叶1.8万小箱的份额。在卢观恒的操持下,1797年,广利行超越怡和行,发展成为仅次于同文行的第二大行商。 三、商海沉浮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