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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夔州诗论稿_上_

清代夔州诗论稿_上_
清代夔州诗论稿_上_

清代夔州诗论稿(上)

滕新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万州 404000)

摘要:清代夔州诗群名家辈出,康熙帝玄烨及大诗人王士禛、宋琬、朱彝尊、纳兰性德、王夫之、毛奇龄、陈恭尹、李调元、张问陶、陶澍、龚自珍、刘光第等诗坛巨擘,皆以其杰出的创作为夔州诗增色添彩。诗人们凭吊八阵图、白帝城、杜甫草堂等古迹,即景感怀,表现出浓厚的伟人情结,这是清代夔州诗创作的主题之一。

关键词:夔州诗;清代;主体;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08)01-0023-05

中国诗歌经历了唐宋两代的辉煌,在元明通俗小说、戏剧的冲击下进入清代。清诗数量之多居历代之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晚晴簃诗汇》收录清诗6100家,未入选者尚不下4000家,远迈唐宋。清诗作家众多,流派纷呈,风格迥异,题材广泛,几乎涉及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已经走向衰微的古典诗歌又呈现出中兴的局面。清诗的这些特点在夔州诗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名家辈出的创作主体

夔州素称“诗城”,雅号由来已久,吟诗、赋诗、和诗、刻诗的传统源远流长。清代夔州诗群蔚为大观,名家辈出,灿若星汉,以其杰出创作名垂青史,同时也使清代夔州诗备受世人青睐。

清代夔州诗群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首推康熙帝玄烨(1652~1722)。有清一代皇室,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者不乏其人,而像康熙这样精通文学、史学、书法、绘画、数学、医药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大家,堪称出类拔萃、凤毛麟角。《康熙御制诗文集》昭示了作者苦心孤诣的文学才华,更以一首《赐傅作楫》的六言绝句扛起了夔州诗的大纛。

清代夔州诗创作数量最丰的诗人当数张问陶和王士禛,分别为34首和30首,此二人皆清代诗坛巨擘。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出身于晚明官宦世家,幼承庭训,即擅诗文,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1582~1664)的赏识,许他代己而起,主持风雅。在康熙诗坛上,王士禛稳坐第一交椅,继钱谦益、吴伟业(1609~1671)为一代宗匠,创清诗“神韵派”。其论诗主旨与钟嵘“滋味”说、司空图“韵外之致”说声气相通,尤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为最高境界,极力追求诗歌创作的“味外味”。“味外味者,神韵也”,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的意境、言尽而意不尽的艺术魅力。

夔州是一座诗歌大洪炉。杜甫夔州诗凸显了“诗圣”炉火纯青的诗艺,前人称杜甫“诗到夔州老更工”[1],此言不虚。宋代陆游亦是以入蜀任夔州通判为契机实现了诗风的脱胎换骨,他自己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2](卷七十八《示子遹》)所谓“中年始稍悟”,是指乾道六年(1170)陆游46岁入蜀从军后,雄竣壮丽的巴山蜀水唤醒了他宏肆奔放的灵感,金戈铁马的戎幕生涯激发了他爱国收稿日期:2006-10-12

作者简介:滕新才(1965-),男,重庆荣昌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规划项目《夔州诗全集》第六卷导论,滕新才主编。

在眼元历历”[2](卷二十五《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抛弃了精工藻绘的诗风,转入豪雄恣肆的境界。故“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诗人赵翼(1727~1814)总结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3](卷六)历史竟然惊人的相似,时至清代,巴山蜀水再一次成就了王士禛诗歌创作质的飞跃。

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典试四川,所著《蜀道集》一扫此前迷蒙玄远、清幽澹泊的诗风,变得意境开阔,手法雄奇,风格苍劲,气概非凡,成为他诗风转变的里程碑。《登白帝城》、《瀼西谒少陵先生祠五首》、《和吴渊颖题袁子仁〈巴船出峡图〉》、《舟下瞿唐别陈东海都督》、《登高唐观》等诗作,真实地记录了他三峡之行的心路历程。其中《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白帝城谒昭烈武侯庙》等诗,即景感怀,凭吊历史遗迹,状摹名城形胜,抒发兴亡感慨,道不尽岁月沧桑的沉重,声情悲壮,有“诗圣”杜甫之遗风。同时代诗人施闰章(1618~1683)评价王士禛入蜀前后诗歌风貌的转变说:“往日篇章清如水,年来才力重如山。”[4](卷三十九《学余诗集》)切中肯綮,点明了王诗深广厚重的思想内容。

作为四川本土诗人,张问陶(1764~1814)吟哦夔峡山水,更享地利之便。所著《船山诗草》,涉及夔州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瞿塘峡》、《白盐赤甲》、《瞿塘巫峡》、《黑石》、《大溪口风雪》、《大溪口守风四首》、《舟中遥望巫山二首》、《峡中作》等诗,皆指点江水,激扬文字,奂为佳什。《风箱峡绝壁上人家》、《峡中谢人送橘柚》等,则是诗家本事,采风问俗,用心良苦。《夔州怀少陵》、《上真观》等,凭吊古迹,缅怀先贤,以弘扬诗歌正统为己任。张问陶诗论与“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1716~1797)甚相契合,以“性灵”为宗。所谓“性灵”,是指诗歌创作必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亲身感受,论其实质则是继承了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5](卷四《叙小修诗》)的文学观而有所发展,又吸取了王士禛“神韵派”注重个性的特点,既反对形式主义,也反对拟古主义,向清中叶诗坛模拟复古、烦琐考据的诗风发起了有力的冲击,是晚明进步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清初诗坛上还有两位重要诗人,一是宋琬(1614~1673),二是朱彝尊(1629~1709)。宋琬与施闰章齐名,称“南施北宋”;朱彝尊与王士禛比肩,进,领袖诗坛。除施闰章与夔州诗无涉外,宋琬《拜杜少陵草堂》、朱彝尊《送王援入蜀省其尊人观察庭》皆以其苍凉激宕、感慨深沉的创作为清代夔州诗增色添彩。

在中国文学史上,词被称为“诗余”。这个称呼的蕴涵是: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填词与写诗一样,理应抒发作家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苏轼曾高屋建瓴地指出,词“为诗之苗裔”[6](卷上),“微词婉转,盖诗之裔”[7](卷六十三《祭张子野文》)。词与诗虽然有外在形式的差别,但二者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实际上是一致的。两宋词登峰造极,无与伦比,元明远逊,望尘莫及,惟清代差可比拟,存亡继绝,成为词史上的中兴时代。鼎鼎大名的“清词三大家”,除阳羡派词宗陈维崧(1625~1682)与夔州诗无涉外,浙西派魁首朱彝尊、不傍门户卓然自成一家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皆有佳篇妙构传世。

朱彝尊的词名更甚诗名,与陈维崧并称“朱陈”,执词坛之牛耳,开清词新格局。他奉南宋姜夔、张炎为最高典范,提倡“字琢句炼,归于醇雅”,要求词作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和谐严谨的音律、宴嬉逸乐的功能。其《东风齐着力》一阙,写出了“巨石拥中央,舟一叶过时,险甚瞿塘”的气势,也抒发了“滩声急,断矶青树,又挂残阳”的沉郁,确实字琢句炼,清空醇雅,绝无浓艳浮华之弊。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因避康熙太子允礽(小名保成)之讳而改名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明珠(1635~1708)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刑、兵、吏三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声威显赫,权倾朝野。纳兰自幼聪颖好学,从国子监祭酒徐元文(1634~1691)习经史,有高深的汉文学修养。22岁中进士,工骑射,官至一等侍卫,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惜天不假寿,英年早逝,31岁病故。著有《通志堂集》,词集名《饮水集》。

纳兰性德是一位少年早慧、才华横溢的词人。他的词或写离愁别恨、羁旅凄凉,或写边塞风光、鞍马劳顿,或写儿女私情、闺房琐事,尤以柔肠寸断的悼亡词独步古今。陈维崧评:

“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之遗。”国学大师王国维亦推许他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8]然《临江仙》一阙,一扫纤靡之风,以“原是瞿塘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起兴,抒发了“几回断肠

名作《长相思》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9](卷一)的千古奇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词在血融于水的乡愁、迁怨于物的心态上昭然若揭,写法则不事雕琢,纯用白描,运笔如行云流水,任由感情在笔端倾泻,一路淋漓尽致写来,个性鲜明,真挚感人,令读者一掬热泪。关于《红楼梦》的创作主题,历来有“明珠家事说”,纳兰性德被指认为贾宝玉的原型。此说虽未必可靠,但足以明了纳兰性德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此外,清代夔州诗群还有王夫之、毛奇龄、陈恭尹、程可则、彭端淑、李调元、陶澍、龚自珍、刘光第等著名诗人,朝廷重臣如吏部左侍郎熊文举、吏部尚书熊赐履、翰林院侍读樊泽达、左副都御史傅作楫、太常寺卿高层云、吏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封疆大吏如四川布政使方积、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李星沅、广东布政使江国霖、湖南提督鲍超、广西布政使刘心源,地方要员如夔州知府吴美秀、许嗣印、胡期恒、李复发、江权、同知王知人、奉节知县李作梅、吕辉等,府员学官如张凤翥、朱有绂、李成芳、王藻鉴、谢永龄、王怀曾,他们或为奉节本籍,或为外来游宦,皆科举及第,金榜题名,立功立言,志在不朽。他们以辛勤的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计民生、文治教化而奔走操劳,为维护夔州这座古老的“诗城”而增砖添瓦。

二、郁集蟠曲的伟人情结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从来是中华民族所期许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也是历代文人倾情讴歌的完美人格,清代夔州诗群亦复如此。在诗人们看来,诸葛亮辅佐圣君明主,终身为复兴汉室而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饱经风霜,颠沛流离,仍忧国忧民,痴心不改。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四月抵达夔州到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夔出峡,杜甫一年零十个月内共赋诗429首,如果再加上云安诗32首,共达461首,占他生平诗作的1/3,将一代“诗圣”的诗艺人生推向了顶巅。因此,诸葛亮和杜甫是人们心目中立功、立言的典型,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楷模,诗人们不惜华章丽辞热情讴歌他们,表现出浓厚的伟人情结,剪不断,理还乱,挥之不去,萦积心田。的兴趣,直接以八阵图为诗题的作品计21首,占清代夔州诗总数的3.9%。八阵图本是古代作战的一种阵法,其名始见于《孙膑兵法》,尤以诸葛亮推演的八阵图流传最广、影响最著,“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10](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其遗迹不止一处,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在奉节江边,有水八阵、旱八阵之别。诗人们不遗余力地考察八阵图,探索其玄妙,赞叹其机巧,景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表彰他为支撑蜀汉残局而只手擎天的顽强奋斗。这类诗作以王士禛《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为代表:

永安宫殿莽榛无,炎汉存亡六尺孤。城上风云犹护蜀,江间波浪失吞吴。鱼龙夜偃三巴路,蛇鸟秋悬八阵图。搔首桓公凭吊处,猿声落日满夔巫。

本诗即景感怀,吊古伤今,浸透了历史的沧桑凝重。首联以永安宫的萧瑟起兴,颔联化用杜甫“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句而不露斧斤痕迹,颈联渲染八阵图的奥秘,尾联借猿声、夕阳意象将王朝盛衰的感伤推向时间、空间的无限。全诗意境开阔,风格遒劲,辞句圆润,音节跌宕,显示了作者架熟就轻的诗艺才情,确属“才力重如山”的佳作无疑。

如果说王士禛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内心深处多少还潜藏着物是人非、故国难再的幻灭感的话,那么当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局势逐渐稳固之后,沐浴着“康熙盛世”阳光雨露的诗人们,则毫无芥蒂地抛弃了鼎革后的迷惘与失落,转而追求洒脱和玄远,对八阵图的凭吊自是别样意绪。这类诗作以奉节籍诗人余德中《八阵图》、夔州府同知(副知府)王知人《武侯阵图》为代表:三分早向隆中定,八阵长留井落天。碛上纵横连楚塞,原前磊落接秦川。云移树色旌旗动,雨听江声鼓角悬。戎马无情炎汉尽,秋风飒飒使人怜。

无劳樵牧殷勤说,此是当年八阵图。报主不遗生活计,丹忠犹下死功夫。寒流脉脉萦荒碛,苦雨萧萧走夜芦。浩魄不磨英气在,空灵婉转乱啼乌。

诗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正象李清照高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称赏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一样,新一代诗人浓墨重彩推许的也是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报主丹忠。这种致思路径深刻地启发了后世

更注目于“浩魄不磨英气在”的永垂不朽。可以说,八阵图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远比阻遏陆逊悬军深入夔门、抵挡司马懿重兵南下汉中的军事意义重大得多,它遗传给后世子孙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是一种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精神鼓舞,和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辩证思维。

与诸葛亮事功紧密联系的遗迹还有白帝城。它本是公孙述为抗拒东汉而修筑的城防,却因附会了刘备“白帝托孤”的悲壮故事而名闻遐迩,开创了历史上坦诚交待家事国事天下大事的范例,被推崇为“明君良臣”的最佳政治搭档;而公孙述跃马称帝则为讥为不自量力,是毫无见识的井底之蛙。清代夔州诗直接以白帝城为题的作品有40首,占总数的7.5%。这类诗作仍以王士禛《白帝城谒昭烈武侯庙》为翘楚:

赤甲山头云气苍,枫林萧瑟落微霜。渔人故垒生秋草,鸟道寒空挂夕阳。当日君臣真洒落,至今祠庙有辉光。江流薄暮闻笳鼓,回首中原泣数行。

全诗描绘了白帝城的风景形胜,气韵沉稳,含蓄空灵,富有诗情画意,以创作实践丰富了“神韵派”在意境上追求冲和淡远、风神独绝的理论。

而鄙薄公孙述的诗作则以奉节籍诗人谢永龄《白帝城》为代表:

咄咄公孙志太奢,暗奸天位据三巴。城中马餍城边草,井里龙成井里蛙。仪仗漫夸新殿陛,乾坤仍属旧官家。空残粉堞环狐穴,苦雨凄风急暮笳。

这类诗作多据《后汉书?马援传》的记载:“(马援)归谓(隗)嚣曰:‘子阳(公孙述字子阳),井底蛙耳!’”纵横议论,曲尽其意,甚至连深得康熙帝器重的傅作楫,寓居夔州期间所赋《子阳城歌》,竟直呼曰:“吁,嗟乎!井底蛙,公孙述!”对公孙述的冷嘲热讽,正反衬了刘备、诸葛亮鱼水深情的君臣大义,恰如同治间四川诗人王怀曾《白帝怀古》所咏:“明良事付三椽殿,龙虎春消八阵图。”于是公孙述与白帝城、白帝庙的渊源更加湮没无闻。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仰望的高峰,他的诗歌与“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的作品交相辉映,构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人格精神,是天地人“三才”中的地,是真善美“三境”中的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志,处穷迫之年而虑君国之忧,杜甫以其博大的仁爱精神,铸就了千古不朽的伟大风范。难怪清代夔州诗群对杜甫是如此的推崇备至,或拜谒杜甫草堂,或寻访东屯故居,或瞻仰纪念建筑诗首,占清代夔州诗总数的6.9%。特别是乾隆三十八年(1744)江权任夔州知府时,鉴于东瀼、西瀼和白帝城各有一处杜甫故居,将鱼复浦原晋阶书院改建为杜工部专祠。落成之日,江权、前任夔州知府李复发、莲峰书院山长张凤翥及府县官员、地方名流、文人学士济济一堂。江权赋《杜公祠落成》七律诗一首,众人竞相唱和,共得七律13首。此为“诗城”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盛会,也为夔州文坛平添一段佳话。

怀杜诗作以奉节诗人刘玉铨《谒杜公祠》最为典型:

谁知爱国忠君意,尽入穷愁作浩歌。万里烽烟乡信绝,五陵衣马故人多。风尘回首思归去,霜雪盈头奈老何!毕竟涓埃犹未答,天涯吟望苦蹉跎。

诗人对杜甫寓居夔州的老病穷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触摸“诗圣”心灵深处的孤苦无告,特别是呼应了《野望》“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的无可奈何,与杜甫当年的忧愤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间阻而和谐共鸣,此之谓“金声玉振”。这里所谓的“金声玉振”,既有《孟子?万章下》“集大成”的本义:“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更有后世倡导做诗须音韵响亮、格律和谐的诗家本事,恰如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所论:“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

[11](卷一)清代诗人与杜甫相去一千多年,异时同地的感受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虽然并不肇始于杜甫,然其“平生方寸心”、“穷年忧黎元”的博大胸怀,经陆游“谁知壮士心”、“忍死望恢复”的高蹈,这条“爱国忠君”的康庄大道在清代诗人脚下越走越宽广,成为既“始条理”又“终条理”的爱国主义集大成者。

蟠曲郁集的伟人情结还体现于夔州诗群对苏轼的崇拜,尤以奉节诗人刘玉璋(1842~1915)最为痴迷。苏轼是一位典型的逆境天才,英华盖世却一生坎坷,一次次贬谪使他愈挫愈奋,文学创作也随之进入精深华妙的境界。晚年曾自题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卷四十八《自题金山画像》)点明了三次贬谪对自己文学事业的玉成。苏轼的意义在于,坚定执著、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树立了一块完美的丰碑,令刘玉璋钦羡不已。他于同

治四年十二月十九日(1866年2月4日)苏轼830

岁冥辰招集同仁为东坡寿,供诗集代像,醉后作长歌纪事,对苏轼的诗艺人品表示了无比的崇敬:我读坡仙诗,如睹坡仙面。坡仙去我八百年,长髯飘飘犹如见。读黄州诗,我如足踏赤壁巅。读西湖诗,我如身在孤山畔。夜窗风雨才开卷,均如有我侍笔砚。诗中有先生,何必更生我?此世无先生,生我天曰可。千载而上乐洋洋,千载而下狂颇颇。

诗人盼望能像苏轼那样,无拘无束地徜徉在诗的海洋中,破除一切樊篱,我口写我心,“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3](卷五)。为此,他设想了对苏轼虔诚的礼拜,希望借苏轼的才力提携自己臻于诗艺上乘的心愿非常明显,向往苏轼那样不拘一格、洒脱磊落的性情更溢于字里行间。应该说,这种心态不仅仅属于刘玉璋个人,而是宋代以后众多诗人所共具的。时隔20年后的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1887年1月12日),刘玉璋正在福建为官,夔州故人偶来闽中,使他“忽忆二十年前此日同祀玉局翁,以诗代像咸鞠躬,香满筒,酒满盅”的盛会。此时的刘玉璋,已不再是当初那位年仅二十、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而是经历了中法马尾海战血与火的洗礼、饱含民族忧患的“通儒循吏”,人生中大彻大悟,“不知身世何者为穷通”;诗艺上也精益求精,参透了“境愈穷,诗乃工”的审美意蕴,逐渐臻于化境。故而民国初年刘玉璋以老病归里时,行李萧索,两袖清风,令人感慨。循吏之名不枉,刘玉璋是夔州诗群的骄傲。

对伟人景仰的心理日渐积淀,便产生了“十贤祠”的建造。北宋庆历(1041~1048)中首先建祠祭祀,初名岁寒堂,又名忠孝堂,后正式定名为十贤堂,祭祀与夔州有关的十位历史文化名人,分别是屈原、诸葛亮、严挺之、杜甫、陆贽、韦处厚、改,乾隆四十一年(1776)仲纯信任夔州知府时,因原“十贤堂”年久失修,渐趋堙没,特设主位于莲峰书院,祀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濂溪)、南宋文学家夔州知府王十朋(梅溪)、明初大文豪宋濂(潜溪),又增加北宋哲学家邵雍、奉节知县唐介、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夔州通判陆游、剑南东川节度推官刘光祖、一代名将孟珙和阎惠夫七人,称为“夔州后十贤祠”。十贤堂使夔州人崇拜伟人的情结有了物质皈依,同时也成为诗词曲赋创作的渊薮,诚如奉节籍诗人王藻鉴所吟咏:“自古贤良相继迹,于今想见有三溪。”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曹之谦.寄元遗山.房祺.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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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榛.四溟诗话[M].丛书集成初编本.

[12]查慎行.苏诗补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郑宗荣)

A Brief Discussion on Kuizhou Poem in Qing Dynasty

TENG Xin-ca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000, Chongqing)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poets in Qing Dynasty composing poems about Kuizhou, such as, Emperor Kangxi, Wang Shicheng, Song Wan, Nalan Xingdei and Wang Fuzhi etc. who make brilliant poems which show their great respect to the past by describing the famous eight-formation plan, Du Fu's thatched cottage, Baidi temple etc. All these poems reflect a complex of these poets for famous people.

Key words: Kuizhou poems; Qing Dynasty; complex

清代官职表

清朝官职表 文官 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 从一品 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总督侍郎内务府总管 从二品 内阁学士翰林院掌管学士巡抚布政使 正三品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按察使外务部左右丞 从三品 光禄寺卿太仆寺卿盐运使 正四品 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顺天府丞奉天府丞道员外务部左右参议 从四品 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都转运运盐使司同知知府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通政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六科给事中宗人府理事官郎中顺天府治中奉天府治中钦天监监正太医院院使同知直隶州知州 从五品 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司经局洗马鸿胪寺少卿监察御史员外郎知州运盐司运副盐课司提举 正六品 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国子监司业部院主事宗人府主事寺衙门主事起居注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大理寺左右丞钦天监左右监副太医院院判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兵马司指挥钦天监春夏秋冬中五官正太常寺丞神乐署署正府通判 从六品 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钦天监满洲五官正钦天监秋冬官正布政司经历布政司理问运盐司运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正七品 翰林院编修通政使司知事通政使司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太常寺满洲读祝官国子监监丞内阁典籍京县县丞兵马司副指挥知县太常寺典簿按察司经历皇史宬尉太仆寺满主簿部院寺内务府司库京府儒学满汉教授京府儒学训导外府教授七品笔帖式 从七品 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掌印中书内阁中书办事中书詹事府主簿光禄寺典簿京府经历钦天监官五官灵台郎祠祭署奉祀布政司都事运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助教唐古忒学助教古忒学中书 正八品 国子监学正国子监学录钦天监主簿太医院御医五经博士八品笔帖式四氏学学录太常寺协律郎布政司司库大使运盐使库大使道库大使按察司知事外府经历外县县丞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州学正县教谕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司左右至灵

第十章 清代的法律制度

第十章清代的法律制度 (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 第一节清代立法概况 学习重点: 清代立法思想与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参汉酌金”与“祥译明律、参以国制”的指导思想 参汉,就是吸收明朝的封建法制。 酌金,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 这一思想的内涵,在于首先要全面理解、吸收以明律为代表的汉族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然后再根据满族自身的特点及清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一套既能体现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适合清代政治统治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集解附例》的制定 清朝入关不久,即开始将明律译为满文,并对明律略加修订,使之成为清朝法典。顺治三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基本沿袭明律,稍有删改,但没能认真执行;? (二)《大清律例》的制定 乾隆时期,《大清律例》对《集解》的整理删改。律后增加小注。律后附例,是以明律为蓝本,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法典。更加严密周详。整部律例共有条例1042条。清初由简单袭用明律,经过近百年时间,几经修订,终于完成《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颁行后,作为“祖宗成法”,律文自乾隆五年以后不再修改,只是每五年一次将新颁的条例续纂入律例。所谓“律一成而不易,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通行天下”。这样就使《大清律例》沿用至清朝灭亡前夕,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典,直到清末修律时才被《大清现行刑律》代替。 (三)例的制定 清朝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例,例是统称,可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名目。律条与条例,条例与条例之间彼此矛盾冲突,影响法制的统一和稳定。 条例是专指刑事单行法规; 则例指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 事例指皇帝就某项事务所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 成例是一种统称,包括条例及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是经过整理编写的事例。 (四)《大清会典》的制定 清朝会典是仿照明朝的会典编成的,康熙二十三年,正式编篡会典。《大清会典》,史称《康熙会典》,后来,四朝又续修了会典。所以清代有“五朝会典”流传下来。《大清会典》是按行政机构分目的,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等职能及有关制度。从内容看,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大清会典》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 (一)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秦朝之前保密制度的雏形 我国古代公文保密制度最早追溯到夏朝。在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十分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公文保密制度的雏形。周朝则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与守护。周朝为了公文的保密与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西周时,还创制了用金属封缄的匮子,称“金藤之匮”,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也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已成为惯例。 2)秦汉的发展 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地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的或机密文书。到了汉代,公文注意保密,出现了公文密级,对于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另行封送。 3)唐代的完善 保密制度发展到唐代,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如“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如“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繁多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在保密这个环节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强制各级各类秘书人员遵守,有助于提高秘书人员的责任心,避免差错,从而保证了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清等朝代沿用并发展。 4)宋代的发展 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大量搜集宋朝情报,为此

清代知县政治的“夹缝呼吸”分析

清代知县政治的“夹缝呼吸”分析 摘要:中国地方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一把手被凸显出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朝,地方州县的长官全权地负责着地方一切。州县长官的个人素质与修养对州县治理有着不言而喻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而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争权夺利使得州县问题似乎还没有聚焦到州县长官的素质与修养层面就已经严重化。再者各县胥吏弄权作福,对社会治理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分析处理清朝的相关情况,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相信对当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知县,督抚,胥吏,长随 一当时现状的简单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知县,在清代属于正七品地方官员。截至宣统三年内地十八省(此时台湾已割让)有县1263个,散州120个,散厅81个。西藏,青海,蒙古,察哈尔,新设置的东三省和西南各省土州,土县,土司等不纳入计算。光绪十年建制的新疆省时有县21个,散州1个,散厅1个。合计县一级的数量有1487个,其中正七品的知县数量为1284个(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为正六品)①。从顺治入关到逊位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县的规模总体上维持在这样的数字。也就需要同样数字的知县来治理这些县。“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②,“天下之治始于县,县之治始乎令” ③.充当着基层管理者,知县的重要性关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他们作为一县之长,归结起来就是四大职能:钱谷,刑名,教化,治安④。知县一人肩负着如此纷繁份量却没有副手辅助,必然会导致下一阶层势力的向上渗透。除县丞,主簿,典史,巡检等较为正式的属官外,还有着幕友,家丁,长随,胥吏等数量经常超编的队伍。家丁,长随这些“公家”人员甚至连法定俸禄都没有,他们与知县共进退,甚至连政府档案都是私自保存。于是低效,混乱,亏空,黑暗便成了州县最大的负面特征。知县的选任与实授名义上大多由吏部拍板,但实际中各省督抚的态度对候补知县能否确实上任有着很大的影响。 目前已涌现大量的清代州县政治研究专著。如1962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1972年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及程序》,1982年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1991年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1996年郑秦《清代县制研究》,2000白德瑞《清代州县的书吏与差役》,2008年魏光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等等。这些专著对清代州县研究已经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对州县财政是从具体的县截取材料以清晰展现。本文篇幅有限,将针对清代县一级的政治在上下夹缝中的艰难运行以简单分析。具体讨论有两点,一是督抚等上司对知县施政的反作用,二是胥吏长随在县里的负面效应。 二督抚与中央拉锯带来的知县窘况 清代知县选任主要有中央吏部铨选,掣签或地方督抚提议,吏部严格审核。在实际过程中会出

清代状元榜眼探花一览表

清代状元榜眼探花一览表 科考年代状元榜眼探花会元及弟名次二甲三甲备注 顺治三年丙戌科傅以渐吕缵祖李奭棠李奭棠探花77 293 顺治四年丁亥科吕宫程芳朝蒋超李人龙三甲201 57 238 顺治六年己丑科刘子壮熊伯龙张天植左敬祖二甲10 77 315 顺治九年壬辰科邹忠倚张永祺沈荃张星瑞二甲48 77 317 顺治九年满榜麻勒吉折库纳巴海麻勒吉状元7 40 策试满州进士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戴王纶秦鉽秦鉽77 319 顺治十二年满榜图尔宸贾勤索泰贾勤榜眼7 40 贾勤(一作查亲)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孙承恩孙一致吴国对张贞生二甲65 80 260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徐元文华亦祥叶方蔼朱锦二甲67 96 277 加科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马世俊李仙根吴光陈常夏三甲137 77 303 康熙三年甲辰科严我斯李元振秦弘沈珩二甲1 40 157 康熙六年丁未科缪彤张玉裁董讷黄礽绪二甲39 40 112 康熙九年庚戌科蔡启僔孙在丰徐乾学宫梦仁57 239 李光地该科登第康熙十二年癸丑科韩菼王度心徐秉义韩菼状元40 123 王度心改名王鸿绪康熙十五年丙辰科彭定求胡会恩翁叔元彭定求状元50 156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归允肃孙卓茆荐馨马教思二甲8 40 108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蔡升元吴涵彭宁求金德嘉三甲1 40 136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陆肯堂陈元龙黄梦麟陆肯堂状元40 121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沈廷文查嗣韩张豫章范光阳二甲1 40 103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戴有祺吴昺黄叔琳张瑗二甲5 40 114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胡任舆顾图河顾悦履裴之仙二甲4 40 125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李蟠严虞敦姜宸英汪士竤二甲1 40 107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汪绎季愈王露王露探花60 242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王式丹赵晋钱名世王式丹状元50 113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王云锦吕葆中贾国维尚居易三甲125 50 237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赵熊诏戴名世缪沅戴名世榜眼50 239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王世琛沈树本徐葆光卜俊民二甲1 50 124 康熙五十二年恩科王敬铭任兰枝魏廷珍孙见龙二甲3 50 143 圣祖六旬万寿恩科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徐陶璋缪曰藻傅王露李锦二甲8 40 147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汪应铨张廷璐沈锡辂杨尔德二甲35 40 122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邓种岳吴文焕程元章储大文二甲38 40 120 雍正元年恩科于振戴瀚杨炳杨炳探花60 180 清世宗登极恩科雍正二年甲辰科陈悳华王安国汪德容王安国榜眼80 215 外加钦赐1人 雍正五年丁未科彭启丰邓启元马宏琦彭启丰状元50 173 雍正八年庚戌科周澍沈昌宇梁诗正沈昌宇榜眼100 296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陈倓田志勤沈文镐陈倓状元92 233 乾隆元年丙辰科金德瑛黄孙懋秦蕙田赵青藜二甲7 90 251 乾隆二年恩科于敏中林枝春任端书何其睿二甲3 80 241 清高宗登极恩科

杜甫夔州

读夔州诗,人们也许会感到,在那忧愤沉郁的诗情中,隐含着一种生命凋零的深切哀恸:在那雄浑悲壮的诗境背后,飘荡着一片死亡临近的森冷阴影。诗人强烈的求生欲发为浩茫的人世感慨;对死的预感化作痛切的自悼自怜。这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在夔州诗中体现得如此深沉感人,几使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然而,夔州诗的这一特征虽曾有人提及,但却鲜为论者评说。传统诗学往往只重视杜甫诗歌中那些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内容,而对作为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的人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深层心态,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诚然,关注现实,追怀历史,指陈时事,心忧民生,仍然是夔州诗的主要题旨。1 但是,病老迟暮的杜甫,已不复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少年郎,他挣扎在生死之间,苟活于乱世之中,生与死的尖锐冲突形成夔州诗的深层结构,赋予它一种生命体验的独特色彩。现实与历史、时事与民生都和杜甫个人的生命感受结合在一起。揭示夔州诗中蕴含的恋生情态和畏死情结,无疑将深化人们对夔州诗的认识,特别是对杜甫晚年诗风的成因将有所启迪,从

而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评论其美学价值。 夔州政治诗情:主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延伸 出身?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以儒家政治理想为其信仰,以儒家人生哲学作为立身之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政治抱负。然而历玄、肃、代三宗,他的这一抱负都未能实现。虽经安史之乱,饱尝流离之苦,晚年的杜甫却依然如故,至死不渝:?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遣兴寄苏涣侍御》)很显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是杜甫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也是他衡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尺度。 杜甫在夔州,政治热情未曾减退,甚至比以往更为执著。此时,他已不复为朝臣,作为流寓巴山楚水之间的垂垂老翁,虽然为朝廷分忧的忠心未变,却空有荒山野谷中局外人的焦虑。对于夔州时期的杜甫来

清代地方政府

《清代地方政府》读书笔记 《清代地方政府》是瞿同祖先生的力作,是瞿同祖先生在旅美期间著成,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是一部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构成及其实际运作模式的书。 我认为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讨论州县政府在政治体制中的位置及它的重要性,它是政治体制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也是唯一一个“亲民”的政府,它的上级省府道往往只是对地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机构,真正行政事务的执行者是州县政府。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讨论的是地方政府的五类正式组成人员,州县官及其书吏、衙役、长随、幕友,并分别从这五类角色的组织、任职资格、地位、经济待遇、贪赃形式、纪律控制等方面来进行讨论,把清代地方政府的机构弊端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第三部分是七、八、九章,主要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职能,而通过上面的描写我们已经知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司法和税收,所以就专门用两章来对这两项职能进行讨论,而第九章主要是讨论其他的职能,而通过这三章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往往离不开非正式权力因素——地方乡绅的支持。而最后一章主要是讨论中国特有的半官半民或作为官民中介的地方精英集团——士绅集团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清代地方政府也是高度集权的,它就是州县官的一人政府,法律规定州县官一人把持地方政府的财权、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但是由于州县官的出身途径主要由科举中举者如进士、举人;捐纳者如癝贡、增贡等;及其他途径如荫生、孝廉方正等,且清代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遵守“回避法”,即在家乡以外的地方任职,我们会发现这样途径晋升为知县的官员们大部分是一些毫无政治经验,且对当地情况毫无了解的人,他们该怎样来统治这个政府,这就只能依靠他们的下属,即书吏、衙役、长随及幕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高度集权的体制,他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且造成职位重叠,机构臃肿,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这是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个弊端。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古往今来,各个朝代对公文的保密制度都是十分重视的。 一、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源远流长 我国古代公文保密制度最早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法”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这表明,在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十分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收贮于王室的宗庙、社稷,由于这些专门的场所都有人严加守护,一般臣民不准进入,所以,保存于此处的档案很安全,不易流散和外传,很好地起到了保密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公文保密制度的雏形。周朝则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与守护。周朝为了公文的保密与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周王、国君及卿大夫在发出的公文上用印以证实其真实,在捆扣公文竹简的绳子打结处粘上泥块,以防伪造或泄密另外,西周时,还创制了用金属封缄的匮子,称“金藤之匮”,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也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已成为惯例。并且,在文书传递过程中已使用“封泥”的方法。 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地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的或机密文书,如军事命令、报告等,而且“所载传到军,县勿夺。夺中卒传,令、尉赀各二甲”(《佚名律》)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保密制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朝的公文保密制度已初步成型。到了汉代,公文注意保密,出现了公文密级,对于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另行封送。另外,汉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保密的重要性。如汉明帝刘庄曾对重操机要的尚书官员说“机事不密则成害”,所以,汉代任用机要人员很强调身份,即应是“士子”,因为“士子”更忠于封建地主阶级不会轻易泄密。 保密制度发展到唐代,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律》中规定“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中所记载,“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繁多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在保密这个环节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强制各级各类秘书人员遵守,有助于提高秘书人员的责任心,避免差错,从而保证了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清等朝代沿用并发展。 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大量搜集宋朝情报,为此宋朝对公文保密制度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首先,对失密、泄密行为的处罚规定。例如,“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诸狱四案款不连粘或不印缝者,各徒一年。有情弊者,以盗论。即藏匿弃毁拆换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准此”(《庆元条法事类》)。其次,实行印行制度。主要规定禁榜示和严雕印。据《庆元条法事类》等史籍记载,宋朝规定边防要事应当“密行下则不得榜示”;宋朝还规定对有关边防政治、军事及时事的公文要严加控制,禁止复印,以免外传泄漏情报,并制定

初中历史知识 清代州县官的训诫素材

清代州县官的训诫 三国时代以降,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以为训诫。 "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 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皆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疆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官员写出、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 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 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 。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知县职任的重要性,为时人所深识。清人曹尔堪的短论,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他说: "吏道难兼,清刚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决,经猷恢扩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尽从帖括也。往时重循吏,士当释褐后,乐为县令。三年报最,入登言路,与天子相可否,循级而升政府枢机,身握天下之本,盖劳勋久而能任大事,剔历深则能断大议,国计民情,物力练习……皆得力于县令也。" 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康熙看来,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

清清朝官职制度与现代官职对比

清清朝官职制度与现代官职对比 一、清朝宗室爵位 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一等镇国将军、一等镇国将军、二等镇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一等辅国将军、二等辅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一等奉国将军、二等奉国将军、三等镇国将军、奉恩将军。笔亲王至公均为超品,镇国将军为正一品,辅国将军为正二品,奉国将军为正三品,奉恩将军为正四品。 “和硕”、“多罗”、“固山”都是满语转音。“固山”就是“旗”,“多罗”指一角,“和硕”指一方,都是指所担当方面范围的大小,以“和硕”为最大。封爵分功封与恩封。功封是因功而封,可以“世袭罔替”——辈辈长子承袭爵位不降级。满族人入关后,有睿、礼、郑、豫、肃、庄、克勤、顺承八家功封的和硕亲王是“世袭罔替”的,俗称八家铁帽子王,后又增加恭亲王,怡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恩封的爵位则是长子承袭时,辈辈经父亲下降—级爵位。但是亲王之子孙降到镇国公为止,不再下降;郡王的子孙降到辅国公为止;贝勒的子孙降到不入八分镇国公为止;贝子的子孙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为止;镇国公子孙降到镇国将军为止;辅国公子孙降到辅国将军为止。亲王年俸白银1万两、郡王5000两、贝勒2500两、贝子1300两、镇国公600两、辅国公300两。

二、清朝官员等级 清朝入关后,清朝官职有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和从。称为“九品十八阶”,九品以下是未入流。九品以上是官,九品以下是吏。 正一品:【正国级】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殿阁大学士【政治局常委】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北京军区司令】、掌銮仪卫事大臣【中央机关事物局、安全局长】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正国级减】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副职】 协办大学士【政治局委员】、各部院尚书【副总理兼部长】、督察院左右督御史【中纪委书记兼最高监察长】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北京卫戍区司令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八旗军大军区司令】、都统【八旗军首都及陪都军区司令】、提督【绿营军区司令】

诗词赏析: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诗词赏析: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夔州歌十绝句 唐代:杜甫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 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其一瞿塘一作:“夔州”)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 英雄割据非天意,霸主并吞在物情。(其二) 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 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其三)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 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其四)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春冬花。 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其五)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 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其六)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其七)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 巫峡以前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其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其九)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堂天下无。 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其十) 注释 ⑴中巴之东巴东山:东汉末刘璋据蜀,分其地为三巴,有中巴、 西巴、东巴。夔州为巴东郡,在“中巴之东”。“巴东山”即大巴山,在川、陕、鄂三省边境,诗中特指三峡两岸连山。 ⑵江水开辟流其间:是说从天地开辟以来,江水即流于巴东群山 之间。 ⑶白帝:白帝城。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两岸连山,七 百余里。城扼瞿塘峡口,足资*,故曰高为三峡镇。 ⑷夔州险过百牢关:百牢关在汉中,两璧山相对,六十里持续, 汉水流其间,因与夔州的瞿塘相似,故以作比。 ⑸白帝夔州各异城:故白帝城在夔州城东。 ⑹蜀江楚峡混殊名:瞿塘旧名西陵峡,与荆州西陵峡相混。 ⑺物情:人心归向。 ⑻问:一作“向”,一作“间”。 ⑼赤甲白盐:二山名。俱刺天:都很高。 ⑽闾阎缭绕接山巅:是说从山脚到山顶都有人家。缭绕:盘旋。 ⑾枫林橘树丹青合:枫叶丹,橘叶青,又两山相对,所以说丹青合。 ⑿复道:楼阁通行之道,因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锦绣:形容景 物之美观。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标签:清代;州县官;司法;教养 清代州县官事务繁钜,不但掌管行政事务,还有地方司法职能。清代州县官在任期内都要处理大量的诉讼案件,这些诉讼特别是数量最多的民事诉讼直接反映了清代的地方社会问题,而州县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又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权力对法律及与此相关的民间社会秩序的态度问题,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官员对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方法。故本文选取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司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州县官在法律适用和维护地方秩序上的方式方法。 一、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职掌 清代地方最小行政单位为县和府属州、属厅,一般合称州县。州县官从国家行政的角度看是最低层级的政府官员,但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在地方治理与地方控制体系中地位最为重要。清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雍正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事务,全资料理。”①清代地方官特别是州县官实行的是正印官独任制,其县丞、主薄等佐贰官并不是常设,只是根据州县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州县长官须独力完成州县一切事物,其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 按清朝制度规定,州县职责有“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②。虽然州县官职责较多,但“首在狱讼”③。乾隆曾指出:“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④清代法律规定,只有地方正印官即知府、知县、知州、同知等有权断狱裁判,佐贰官一概不能理词状,“如佐贰等官擅准辞状,降一级调用;正印官不行揭报,罚俸一年。如印官将地方辞讼不行亲审,曲徇情面,批发佐杂者,将印官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⑤。所以,清代地方狱讼都须州县亲自审理。地方上的民事案件及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均由州县官在规定时限内审理完结,造册上报;⑥而处徒、流、死刑等大案,州县官要承担侦查、勘验、初审及拟罪等方面的工作。 二、清代州县官的“据证” 裴政曾指出:“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定其是非。”⑦清

清代官职的称谓.

清代职官的称谓 中堂:明清对大学士的称呼。唐代中书省设政事堂,为宰相办事处,后因称宰相为中堂。明、清大学士位同宰相,故称。 太宰:明清吏部、户部尚书的别称。 阁部:明清时内阁大臣的别称。 中翰:明清时内阁中书的别称。 首辅: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称。清代领班军机大臣之权较重,一般亦称首辅。 阁臣:明清时大学士的别称。大学士入阁办事,故称。 贰卿:侍郎的别称。 司农:亦称“大司农”,清代用作户部尚书的别称。 司徒:亦称“大司徒”,清代用作户部尚书的别称。 仪曹:唐以后礼部郎官的别称。 部曹:清代六部之部郎称为部曹。 大司马:亦称“司马”,明清时用作兵部尚书的别称。“大戎”:唐代兵部尚书的别称。“本兵”:明代兵部尚书的别称。 司空:亦称“大司空”,明清时用作工部尚书的别称。 大秋:唐代用作刑部尚书的别称。小秋:唐代刑部郎官的别称。 都老爷:明清时对都察院长官都御史的俗称。 掌宪:清代都御史的别称。 总宪:清代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都御史古称宪台,故称。 副宪:清代都察院副长官左副都御史的别称。 中司:清代御史中丞的俗称。 老道长:明清时大僚对各道御史的尊称。 储端:清代太子詹事的别称。 翰长:对翰林前辈的尊称。 光学:清代翰林学士的别称。 庶常:清时庶几士的代称。 乐卿:唐以后太常卿的别称。 1

少卿:太仆卿的别称。 总督:也通称部堂、制军、制台。官名。清代地方最高官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辖区内的军民要政,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为便于节制辖区内的军队和督核官吏,一般都兼兵部尚书和右都御史衔。清中叶后设总督大致为八人,计直隶、两江、两广、湖广、闽浙、云贵、陕甘、四川各一人,清末又增设东三省总督。另设有漕运总督,专司各省转漕的粮政;河道总督,专司黄河、运河的堤防疏浚等事。 巡抚:一般又通称抚台、抚军、部院、中丞。清代以巡抚为省级的地方长官,会合总督总揽一省军政大权,从二品,加侍郎衔为正二品。清代于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陕西、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五省各设巡抚怡人;直隶、甘肃、福建、四川不另设巡抚,有总督监管。为便于节制本省军队和监察官吏,巡抚例兼兵部侍郎和右副都御史衔,一般又通称为抚台、抚军、部院、中丞。巡抚官阶虽较总督略低,但与总督一样,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中丞:官名。清代对巡抚的别称。 秦、汉时御史大夫的属官有两丞即御史丞和中丞。中丞居殿中故以为名。掌管兰台图书秘籍外督部刺史内领诸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因其负责察举非法故又称“御史中执法”。东汉以来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中丞即为御史台之长。历代多沿置或为御史大夫之副或为御史台之长。明初置都察院其中副都御史的职责与前代御史中丞基本相同。清代以右副都御史为巡抚的兼衔故将“中丞”用作对巡抚的别称。 御史中丞:清代,因巡抚兼右副都御史,故沿称巡抚为中丞。官名。秦始设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辅。御史中丞虽为御史大夫的属官,但也有权监察御史大夫,而且在行使监察权时依法弹劾,不受御史大夫或其他官员限制。汉御史中丞辅佐御史大夫主管御史台。西汉初期,由于御史大夫主要担任副丞相之职,平时需要处理大量行政事务,“鲜临府事”,因而御史中丞实际上成为御史府主持常务的长官。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遂成为御史台实际长官。 2

古代公文

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最 早可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法”( 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这表明,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 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收贮于王室的宗庙、社 樱。由于这些场所都有专人严加守护,一般臣 民无法进人,所以,保存于此的档案安全且不 易流散和外传。周朝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守护。为了公文保密和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周王、国君及卿大夫在发出的公文上用印以证实其真实,在捆扣公文竹简的绳子打结处粘上泥块,以防伪造或泄密。还创制了金属封缄的ft子,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并且,在文书传递过程中使用“封泥”的方法。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或机密的文书,如军事命令、报告等,而且“所载传到军,县勿夺。夺中卒传,令、尉货各二甲”( 《佚名律》) 。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保密制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朝的公文保密制度已初步成型。到了汉代,出现了公文密级,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封送。另外,汉代统 治者也认识到了保密的重要性。如汉明帝刘庄 曾对重操机要的尚书官员说“机事不密则成害”,所以,任用机要人员很强调身份,即必须是“士子”,因为“士子”更忠于封建地主阶级。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律》规定: “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 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记载,“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 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保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保证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元明清等朝代得到沿用并发展。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搜集宋朝情报,为此宋朝对公文的保密制度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首先是对失、泄密行为的处罚。例如,“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其次是实行印行制度。主要规定禁榜示和严雕印。据《庆元条法事类》等史籍记载,宋朝规定边防要事应当”密行下则不得榜示“;宋朝还规定对有关边防政治、军事及时事的公文要严加控制,禁止复印,以免外传泄漏,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处罚条律。宋朝的各种保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对保守秘密、防止泄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元代的保密制度借鉴唐宋模式,基本沿袭 宋代,也很严格。如规定不准将文书带回家中, 发现有盗窃文书或擅自改动文书年月字迹者, 受杖刑或答刑。明代出现了由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书“揭贴”,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又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增补保密条律,逐步实现了制度化与法律化。《明律集解》卷三规定: “凡闻知朝 廷及统兵将军,调兵讨袭外蕃及收捕反逆贼机 密大事,而辄漏泄于敌人者,斩。若边将报到军 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三年。”朝廷还 规定,“密旨”、“密疏”必须在御前密封和开拆。另外,在《明律·吏律·职制》中还规定: “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 漏事情,黄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 子,流二千里。”清代的公文保密制度集历代之大成,臻于完备,形成了适应封建制度特别是皇权高度集中需要的一套保密制度,创设了“实封进奏”、廷寄等文书保密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时建立的密折制度。密折,亦称密奏,只有指定的官员才有权上呈,并由皇帝亲自启封、阅看、批复。清代的公文保密制度还体现在清朝机要机构严格 的保密纪律上。军机处作为机要核心机关,所办之事多属朝廷的核心机密,对保密更为重视。嘉庆帝曾严令: “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联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有泄漏。”并且制定了周密、繁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机密公文,指定一、二章京承办,誊清后密封呈递,由军机大臣用印密封后交兵部发出,底二是传递中的保密措施。春秋战国时期, 为使机要文书传递安全保密,采取了一项重要 措施:上下官署传递公务文犊均须用官印予以

2019-2020年高三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文综历史试题 含答案

云南省红河州2014届高三下学期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2019-2020年高三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文综 历史试题含答案 24.中国近代史学家夏曾佑说:“智莫大于知。何以能知?据往辜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他强调的是 A.历史规律的存在 B.历史循环论思想 C.历史进化论思想 D.历史学的功能 25.《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昧旦永日”。该材料说明唐朝 A.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水陆交通 B.重视发展国内商业却忽略海外贸易 C.发达的交通有力地促进了货物流通D.交通的发展促进海外贸易繁荣26. 明清时期,“苏(州)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技艺)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材料表明当时的苏州 A.纺织业由政府专营 B. 技术垄断成为行规 C.手工业者缺乏人身自由 D.私营手工业分工明确 27.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民间百姓),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B.民为邦本C.民贵君 轻D.天下为公 28. 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记载:“元代戏曲的地位提高,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部分原因是科举中止,使才子们无法求取功名,转而在以往不屑一顾的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上下功夫。”以上论述揭示出元曲兴盛的原因是 A.商品经济的发展B.国家政策的影响 C.元朝的高压统治D.科考功名的需要 29. 近代驻英公使郭嵩焘《使西纪程》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A.靠圣人治国不能代代常有 B.西方靠“民众自治”可以长久C.否定清朝的政治制度 D.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30. 商业广告是促销的重要手段。据史料记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起始于鸦片战争后,民国初年得到显著的发展,1953 年后消失,1978 年末又重新出现。材料中广告业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 A.经济困难,物资匮乏 B.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C.三大改造,政府取缔 D. 企业热衷产品直销

杜甫与夔州

杜甫与夔州 杜甫与夔州 零丁 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的茅屋,自云安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诗人心怀故园,顺江而下,暂时移居夔州。在夔州虽然只有不到两年时间,却是诗人内心波澜起伏、思想错综复杂、写作激情充沛、诗歌技艺娴熟的一个时期。在夔州期间,杜甫写了430首诗。暮年杜甫在夔州爆发出惊人的诗歌能量。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杜甫的夔州诗都创造了一个艺术高峰。刘熙载这样评价:“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诗概》)杜甫的夔州诗不拘泥于格律,有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风度。黄庭坚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黄庭坚《山谷

集》卷一七)。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的收获之地。 在夔州,杜甫的诗歌写作进入自由境界,从未刻意为之,却妙笔天成,难以匹敌。夔州也因此成为中国诗歌史的重要地标。 在夔州,杜甫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有柏茂琳的供给,也用着外朝官的俸米,甚至还拥有十一亩私田(参见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是,夔州没有给杜甫带来好心情。老来多病的杜甫,知音稀少,心境凄凉,内心寂寞。闻一多先生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这样描述杜甫来夔的第二年:“本年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这样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饱受战乱之苦,“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杜甫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孤独。这种精神孤独不仅仅是因为穷愁潦倒、颠沛流离,而是出于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在到达夔州之前,在从忠州去云安的船上,杜甫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名利、官职都无法打发内心的孤独。此刻,杜甫抛却了对文人、官吏角色的牵挂,自喻沙鸥。我是谁?我为了什么东奔西走?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享受这份孤独,像沙鸥一般置身于不确定的命运之中,看似自在,实则凄苦。到达夔州标志着杜甫迈出了出峡东归的重要一步。虽然长安依旧难返,毕竟去蜀意味着踏上了回家的路。对于漂泊流离的人而言,只要路线朝着家乡走,心里便会感到一种温暖。实质上,杜甫虽然归心似箭,但是,也深知战乱未息,归路艰难。“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为什么要来到夔州?下一站又到哪里?杜甫怀着绝望中的希望,凝望着一泻千里的江水,书写着家国之忧、人生之悲。 夔州位于长江三峡,风景雄险奇丽。杜甫虽然无心看风景,却也偶尔登楼望远,抒发胸中愤懑不平。“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杜甫

游幕_文人政治参与和清代官僚系统_陈伟

游幕:文人政治参与和清代官僚系统 陈伟 提要:在讨论中国的现代转向时,满清的文人阶层如何参与政治以及如何提高官僚机构的专业化行政能力应该得到关注。本文从满清的文人游幕为切入点,讨论满清中后期文人的政治参与过程以及政治参与方式。游幕作为文人的政治参与方式,培育了清代专业化行政的力量。尽管经历多次尝试,但面临着财政能力约束的清王朝未能将官僚机构现代化转型。文人由依附君主逐渐转向依附幕主。地方官僚集团则借助幕友的专业化行政能力,逐渐壮大自身势力,形成对中央皇权的挑战。 关键词:幕友文人政治参与官僚系统 引言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2013)从内部历史演变的视角来讨论现代国家在中国的产生。他认为在清代晚期往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如何在国家权力合法性加强的条件下扩大政治参与,如何使国家的财政需求与地方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建立现代科层行政体系”等诸多问题(孔飞力,2013:2)。他通过分析文人的政治参与理念以及文人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思考,非常巧妙地回答了现代国家如何在中国内部起源的问题。不过孔飞力并未细致考察清朝文人参与政治的具体行动以及对政治结构的塑造过程,特别是对官僚系统的塑造过程。 在“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人口得以大规模增长,同时文人的数量也得以大规模增长。面对人口的激增,清朝正式官僚系统却没有扩大,对文人的吸纳能力也没有同比增加(孔飞力,2013)。清朝沿用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作为选拔官员的考试,以此来吸纳部分文人参与到官僚系统中。科举作为多等级考试,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初级功名的人数可观,但是能够通过最后的考试获得进士功名并且进入正式官僚系统的人数却非常少。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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