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胡姗姗13011407
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
前言
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一、暴力与死亡
（一）暴力
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
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而且这种解构始终披着“命运”的外衣，呈现出无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华的叙事在广泛的欲望宣泄中成为某种话语的隐喻。譬如在《劫数难逃》中，余华就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婚姻，友情与隐秘的欲望冲动之中，他以命运的一次次暗示作为叙事前进的内在动力，不断地让人物进入各种预设的暴力场景中，成为各种人性欲望的欲望的牺牲品。像露珠对东山占有之后的冷静毁容，广佛对窥视自己与彩蝶偷情的孩子的杀戮，森林一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便用刀片将之割破，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有着不可控制的占有欲......他们看起来是被命运推来搡去，而实质上却是欲望狂欢的结果。余华乐于充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幸灾乐祸观看他的人物发出一个个暴力动作，东山对露珠大打出手，沙子玩弄剪刀，千佛的残暴直至彩蝶的坠楼......这一切大小暴力行径，全无凶狠的特征，而具有艺术性优雅，正是在描述这些反常怪诞的行为时，余华的叙述创造出了一种奇怪而又陌生的绝对真实。余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领域，在这里，人们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兴高采烈去参加某个假面舞会，人们生活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世事如烟》也是将叙事的内驱力建立在某种命运之中，其中算命先生作为一种权利意志的象征，不仅成功地操纵周围人群的命运，使自己的暴力意志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死亡获得延伸，而且还直接以暴力手段，从一
个个少女哪里获得所谓的生命精气。无论是汽车司机，灰衣女人，等等，他们看起来都没有遭受多少直接的暴力伤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身体暴力形式，在他们的生命中承受得并不多，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无处不遭受着暴力的无情折磨。《往事与刑罚》也同样如此。余华随便挑了几个时间记忆作为一种命运的符号，便将暴力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物对接起来。它们有刑罚专家这个权利意志的代表所设定，并明确地指向不同的暴力形式。
余华的这些小说之所以充满了某种忧郁，残忍的血腥气息，甚至洋溢着某种隐约的狂欢气息。无论是出自于自虐，他虐，还是为了复仇，反抗，在具体的叙述方式，让施暴者，受难者，旁观者从多角度集体性地参与到叙事话语。
（二）死亡叙述
无论是显性暴力还是隐性暴力，它们对生命影响的终极结果都是一样——死亡。正是这种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的多重渗透，使人物的死亡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结局。所以，在余华的首次先锋出击中，死亡不仅大面积地出现在故事中，而且成为暴力发生，发展乃至自行终结的一种必然性状态。余华的人物早已蒙上宿命的阴影，他们面临危险，切近死亡却浑然不知，他们如此麻木地走向灾难确实另人惊异不已。由于余华的故事从来没有历史性，他笔下的死亡也很少负载着某种政治，文化，历史等宏大的社会内涵，而只是欲望的产物。呈现出大量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院的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死亡都是非自然死亡。
二、小说中的死亡意象
（一）肉体的死亡
在余华创作的小说中，对于个体正常死亡的叙述很典型，在“生在死后出现”、“没有生死间隔”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他对人生老病死的常态注入了自己的体会，加以夸张和戏谑，消解了由病到死亡的悲剧过程，在死亡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在余华作品中，正常死亡常常表现为老死和病死两种形式。
余华关注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其对老死的刻意描述，表现了死的必然。《现实一种》中老太太的死纯属自然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她“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死从脚趾往上爬“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在《活着》中，福贵的爹在卖掉家产替福贵还清赌债后，“像往常那样，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向村口的粪缸走去。”他从粪缸掉下了，“嘿嘿笑了几下，笑完后闭上了眼睛，脖子一歪，倒带顺着粪缸滑到了地上。”这个可怜的老人在失去了他的屋子即将死亡的时刻，选择了依旧属于自己的粪缸，笑着离开了人世。这笑中含着对不能死在自己屋子的遗憾。他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欣慰又凄凉的感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余华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死的独特思考，在他平淡的叙述中，死亡是那么“胡作非为”，对诡异的死亡意象的营造，使得我们感到了一种外在无形的隐秘力量的作用。但在其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别样的东西，女儿难产的直接根源是“文革”医生被批斗，吃馒头给撑死了；儿子被抽死，因为县长的爱人生孩子大出血；外孙被撑死是因为太饿了，虽然死神无法预知，其中的人为的因素不能不说没有，余华实则通过对死亡的神秘书写揭示的是直面生命、直面现实的思考。
（二）精神的死亡
除了直接对个体群体生命死亡的描述，余华还刻画了这样一组人，他们是活着的，但是在他们大都或疯癫或白痴，无法独立思考，在人的精神层面上讲，他们已经死亡。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没有了生存的意义，但透过他们有别于常人的视角，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本身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我”是个傻子，他原本有自己的名字，叫来发，但别人是按他们的想法叫他，因此这个有名的人就如同无名。他父亲死了独自一人生活，以挑煤为生，周遭的人看他是傻子，总以取笑他为乐。同样在生活底层的人，又把人分出阶层，最底层就成
为其他人取笑的对象，这里就有了阿Q的思想，自己本身就无法自足，偏要去欺负比他更卑微的小尼姑。而一个底层傻子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他甚至没有一个作外号的名字，靠干最苦最累的活生存，这就是这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触人目，惊人心，鲁迅说人竟如虫豸，这里的傻子何尝不是如此。
小说《一九八六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历文革变得有些疯癫的历史教师，他在教书期间研究过古代刑罚，尤对酷刑颇有研究，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虐和他虐倾向，每日幻想着对他人的臆想砍杀，最后却用古代种种酷刑自戕。在这里，虽然作为人的生命迹象还存在，但是他的精神早就崩溃，活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空壳。出于对那段历史的绝望和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否认，他开始一种最为极端的精神境遇，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牢笼。他把自己幻想成世界的主宰，对人类施加惩罚。可是，这些不过是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作为活着的人他已找寻不到任何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小说，作家通过对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的侧面展现，把人类生存的意义思考摆在读者面前，也传达出作者对社会的控诉。
余华对于精神死亡关注主要集中在傻子和疯子两类人身上，他们有呼吸有心跳，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缺的，是无序的，导致了他们的生如同“死”。余华着力刻画这类人的精神死亡，表达了他对于活着意义的思考。在死亡面前，活着是比死亡更有意义，但是，精神上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丧失了活着的价值。
不管是精神死亡抑或肉体死亡，只要是死亡，就意味着毁灭与衰败。肉体的死亡是彻底结束，精神死亡又何尝不如此？傻子被人欺负，疯子渴望杀人，正常人也时常失去理性，变成了野兽，而即便平静活着的人又总是遭遇不可捉摸的意外致死，余华在对死亡意象的书写中，他写出了死的神秘莫测，通过这样的描写告知读者：死之不可测其实也是生之不可测。死的不可预测是因为人类本身卑微，而卑微的人们又任意放任这种卑微，人类无法自救，也不愿意自救，于是就万劫不复。
三、余华创造暴力与死亡动因
（一）医院里的风景
余华是胆小的，伴随着胆小而来的，自然是恐惧以及对恐惧本身的高度敏感。然而生活却偏偏为余华安排了一个充满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对于没有多少人生经验的小孩来说，鲜血、疾病和死亡......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并不一定引发他们的恐惧。余华的父母本身就是医生，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的生与死，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环境。“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胸前血迹斑斑。”也许他早已习惯了医生对待生命的自然状态，使他在叙述死亡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
（二）川端康成的启蒙
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并非只是叙事上的处理，川端认为“对现实的表象和现实的界限过分轻信，就不能产生深刻的艺术”所以他认为，作家是要透过现实的表现公布，达到现实的彼岸，去窥探灵魂的深渊。余华的叙述远离了对生命的自然尊重，对死亡的基本恐惧，给人以情感上的极度惊悚，而这就是受川端康成的对细节的精巧处理，他使余华学会了从容地描述一种场景。
余华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中——他不再轻易地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的建构，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遇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显荒诞性。
四、后记
余华创作中存在了大量的死亡意象，他对死亡的迷恋，使得他在小说创作叙述中出现了生与
死的相对存在，也存在了大量的死亡奇观。他写到人老死病死的正常死亡，写出了离奇的意外身亡，营造出了一连串群体死亡，更表现了傻子与疯子的精神死亡。在他的笔下，死亡是无处不在的，余华写血腥，写死亡等，但不仅仅停留在这些表象，通过形形色色的死亡意象，我们发现余华对死亡的认识，一是其无可把握性，一是其不可预测性。人们对于死亡是不可预知的，死是命中注定的，表达了余华对于死亡神秘莫测的认识。透过余华对死亡的思考背后，我们进一步发现其对生命的思考。在这一系列思考背后，暗藏着余华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乐观豁达的活命哲学。这种创作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受到童年经历，家庭作用和文学本身三方面的影响。余华的小说从始至终都贯穿着死亡意象，并通过这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构成余华小说独特风格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毕业论文 题目: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姓名:刘玲 学号:200630214042 系别:汉语言文学 年级:2006级 指导老师:何兵 完成时间：2009年3月28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摘要]：梁晓声在叙事技巧的使用上是极为娴熟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的代表作《人间烟火》为例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证明。在《人间烟火》中作者就成功地运用了倒叙，张弛有度等叙事手法。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其作品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给读者韵味无穷的美感享受。读者还可以用这种手法去阅读更多的作品和创作。 [关键词]：梁晓声；倒叙；张弛有度；娴熟 正文：梁晓声1940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自今作品逾千万字。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很高，同时他还是中国当代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1)《人间烟火》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写于八十年代初期，其作品带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身心变化和城市风貌。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尤其是倒叙和张弛有度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的应用极为娴熟。下面将作详细地分析，以求对作者类似的作品在叙事艺术的把握上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 一、倒叙的运用上 那什么是倒叙呢？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
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2)。从这个定义看，文中有两个地方很明显的运用了倒叙。 文章的开篇就写到主人公之一葛全德，他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光华街上走着，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眼前的一切，心情极其的复杂。可看到这里读者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心情如此郁闷，以至于会引发联想，主人公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沿着一条街漫无目的的游荡呢，天色已晚，可是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 一直到了作品第六页，才开始讲他如此这般游荡的原因，也进入了事件的原由，他同情施工队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本人却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小伙子们,他不忍看见他们受这样的欺负所以就因工资问题和同事(西血鬼)们打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到作品第一部分结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开始葛全德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心中的一个个迷团才得以一一解开。那作者这样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呢？采用倒叙的方法的作用是，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文章产生悬念，更能引人入胜，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呆板和结构的单调(1)。 作品将葛全德在光华街上的行为放到文章的开端是很少见的，首先，人们会想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冷清的街上瞎逛，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从而使文章产生了悬念。其次、把打架后的反思和状况放在前面，使读者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内心略见一斑，一个活生生的葛全德仿佛就站在我们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胡姗姗13011407 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 前言 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一、暴力与死亡 （一）暴力 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 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而且这种解构始终披着“命运”的外衣，呈现出无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华的叙事在广泛的欲望宣泄中成为某种话语的隐喻。譬如在《劫数难逃》中，余华就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婚姻，友情与隐秘的欲望冲动之中，他以命运的一次次暗示作为叙事前进的内在动力，不断地让人物进入各种预设的暴力场景中，成为各种人性欲望的欲望的牺牲品。像露珠对东山占有之后的冷静毁容，广佛对窥视自己与彩蝶偷情的孩子的杀戮，森林一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便用刀片将之割破，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有着不可控制的占有欲......他们看起来是被命运推来搡去，而实质上却是欲望狂欢的结果。余华乐于充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幸灾乐祸观看他的人物发出一个个暴力动作，东山对露珠大打出手，沙子玩弄剪刀，千佛的残暴直至彩蝶的坠楼......这一切大小暴力行径，全无凶狠的特征，而具有艺术性优雅，正是在描述这些反常怪诞的行为时，余华的叙述创造出了一种奇怪而又陌生的绝对真实。余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领域，在这里，人们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兴高采烈去参加某个假面舞会，人们生活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世事如烟》也是将叙事的内驱力建立在某种命运之中，其中算命先生作为一种权利意志的象征，不仅成功地操纵周围人群的命运，使自己的暴力意志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死亡获得延伸，而且还直接以暴力手段，从一
考点专练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目。 窗棂上挂串红辣椒 王长元 村长带着那拨儿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正在扫地。灰尘沸沸扬扬，仿佛是鲜活的跳蚤在空气中上下跳动，弄得人眼睛迷迷茫茫。 “那啥，顶子哪？” “下甸子打草去啦。” “啥时走的？” “小半个月啦。” “回来过没？” “没。” 村长吸溜一下鼻子：“二婶，还不知道吧，顶子出事了。” 二婶就一惊：“出了啥事？” “杀人啦，顶子。这不，官家正寻他哪！” “啥？”老太太便呆在那里，眼睛就直直地看着炕沿边上的那几个人。她这才发现其中一个戴大沿帽的已经带了绑绳和黑亮亮的枪。立马她心一颤动，眼
仁儿就朝上翻过去，人便跟着向门框斜过去。几个人惊恐地奔了过去，将老太太放到炕上。 一忽儿，老太太的鼻翅儿便扇动一下，翻转的眸子虽归了原位，但依旧是愣愣向上看着。 “二婶，你看你啥个身板还不知道，上甚火？既是杀了人，顶子就不是原先的顶子了，那便是犯了王法。犯了王法的顶子你还伤心个甚！麻溜缓缓，人家公安局还有事情跟你说。” 老太太眸子这才转了一轮儿，一汪亮亮的湿润便映在里面。 看着老太太有了活气，警察就轻轻一笑，说：“老人家，您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儿子杀了人，犯了罪，如今又跑掉了。这，国法是不能容的。我们希望您控制住感情，配合我们来抓凶犯。否则，比如说包庇儿子、袒护儿子，那样您老人家也有罪了。按我们的经验，您的儿子还会回家来的，那时您必须报告我们。” “顶子真若是回家，你可得说呀！”村长眼睛觑觑着，冲着她说，“要不，那叫什么？对，叫窝藏。二婶，咱可不能糊涂啊！” 她痴痴地点着头，两行老泪缓缓漫过面颊的褶皱，整个面庞已经全是泪水了，闪着亮晶晶的光芒。 村长最费思索的是：她儿子若回来，她怎么告诉他们哪？他猝然发现了粮囤上那串红辣椒，眼睛立时闪出光亮，便指着红辣椒说：“对，就用它。二婶，他若是回来，您就将这串红辣椒挂到窗户上。” 她又痴痴点点头，看了一眼红辣椒。 顶子伏在高粱地垅沟里已经三天了。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他只有逃到高粱地之后才想起后悔，悔自己不该为小事而冲动，悔自己冲动时不该抡那镰刀。战战兢兢挨了三天，吃喝现在全成了问题，最讨厌的是那垅上的风，哗啦哗啦吹得叶子直响，仿佛有无数个脚步向他走来，把他弄得一惊一乍的…… 可是一想到出逃，他又茫然了，天下这么大，地面这么广，去哪里呢？可是，不管去哪里，在要走之前，他一定要回家看一眼老娘。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本科学年论文 (2012级) 题目：狂欢的悲剧——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及影响力分析 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专业：对外汉语 作者姓名：张家婧学号：12030118 指导教师：郭建玲职称：副教授 成绩： 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制
狂欢的悲剧——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及影响力分析 摘要：余华作为我国先锋派作家代表，其代表作《活着》、《兄弟》、《现实一种》等等，都充斥着暴力和血腥的元素，这既是这位作家的特色，也是他饱受争议的地方。本文就余华小说中出现的暴力叙事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其原因，并且对余华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稍作分析。 关键字：余华；暴力叙事；影响力。 作家余华在从事写作的几十年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悲剧结尾，全文气氛压抑，充斥着绝望和黑暗，全无任何希望或是余地的退守。不论是小说或是散文，都给读者以骇人和荒诞（后期）的印象。直白的写作手法多用于细节的描写，使读者想象的画面感充满视觉冲击，而这种冲击不外乎黑、白、红三种颜色。本文将分析余华作品中暴力叙事的体现、原因以及影响力。 一、暴力现象： 1、主题 余华作品中的暴力主题，可以分为三种，即政治暴力、情感暴力以及社会暴力。三者常常在一部作品中交替或重复出现。 政治暴力：以《兄弟》为例，文革背景奠定了政治暴力的基础，即以主人公宋钢和李光头在文革前后的遭遇为主线，重情重义的宋钢坚持“只要有一口饭他会让给李光头吃，有一件衣服他会让给李光头穿”的信念，却最终因为自己的情义遭遇了在文革时代随波逐流的李光头而卧轨成全了兄弟情谊放弃了爱情；而李光头则因为文革而春风得意大发横财，这种看似得益于文革政治文化体系的遭遇，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暴力的后果。李光头的所谓“成功”，对于坐在金马桶上幻想的暴发户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毁灭。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点 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在诗歌、小说、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 (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 （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 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 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 （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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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余华小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叙述艺术分析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思潮、文学著作涌入中国，给中国的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很多人开始了模仿西方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来进行文体实验，创作异于以往中国主流文学形式的小说，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体现这种形式的成果之一。 一、叙述人称的转换 80年代的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既充当着作者的角色又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只是自己的发言人，让他们说什么他们才能说什么，这些角色没有自己的声音。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中，余华依然是一个叙述上的侵略者而非聆听者，他在小说中分别安排了三个叙述者来讲故事。小说的第一节，“我”向读者介绍了自己居住在小城烟，“我”是一个拒绝与他人交往、厌恶世俗的人，直到1988年的5月8日我感觉到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我的生活，并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接下来的第二、三、四节，跳到了外乡人的叙述，他告诉了“我”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到1988年的9月3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第五节从逻辑上是紧接着第一节的，1988年5月8日“我”是在街上游荡的时候感觉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之后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七节中“我”为了摆脱这种被打乱的生活，又一次出去游荡，在这次游荡中“我”遇到了一个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在十年前的1988年5月8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九节在逻辑上紧接着第六节，用第一人称讲述了
1988年5月8日之后“我”感觉到了这个年轻女人之后的故事，包括后来的车祸、失明、接受角膜移植等等。小说在“我”的叙述中插入了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的叙述，从三个不同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三个大致相同却又因细节问题错综复杂的故事。这三个叙述者用不同的叙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经历，小说通过不断变换叙述人称讲述三个同中有异的故事，“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呈现出无穷的内在扩张力，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疑点、悬念，在真真假假中不断挖掘，直到理出让自己满意的逻辑结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作品《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中博尔赫斯安排了作家的不同年龄段的形象之间的对话。余华在《此文》中安排了1988年的“我”和两个1998年的“我”（外乡人及穿黑夹克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将一个疯子的自我对话、心理历程分成几个不同时空中的人的叙述，让“人物自己来介绍自己” [3]p95，通过这些叙述人称的转换，不仅使故事的神秘感大增，也使小说的情节分明，结构井然有序，引导读者一步步将故事中的人物串联，猜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未来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的交谈中整理出故事的发展脉络，最后得出这三个叙述者实际上是同一个人的结论。 二、时间的魅力 余华小说中的时间叙述体现出极大的魅力，为人津津乐道。一个文本中的时间样式有事件时间、写作时间、叙述时间。《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写作时间是1989年。小说的第一节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住在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0a223464.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鲁迅《祝福》的叙事结构及叙述语言艺 术分析 【摘要】《祝福》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 村的真实面貌，本文主要从“归乡”模式的应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的应用、多语叙事模式的应用、叙事结构的变化来分析鲁迅《祝福》的叙事结构及叙述语言艺术。 【关键词】《祝福》；叙事结构；叙述语言艺术 叙事结构是一部小说布局的纲领，叙事结构的形式对于小说情 节的思想主题与展开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祝福》是鲁迅先生的 小说代表之一，在这一作品里，鲁迅应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叙述 语言为读者深刻的展示了当时农村的真实面貌，下面就针对《祝福》的叙事结构与叙述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的分析。 一、“归乡”模式的应用 “归乡”模式是鲁迅作品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叙事模式，在《祝福》中，以主人公回到鲁镇的角度来描写小说的主体时间。在文章的开 篇中，写到了“我”回到了鲁镇，这次回来并非是为了《故乡》中提 到的“寻梦”，而是“早已决计要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故乡对 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陌生，“我”无法融入其中。在鲁四老爷的眼 神里，“我”看得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因此，不会在这里久留，在 决心要走的时候，却意外的遇到了祥林嫂。在接下来，作品通过两 条主线来为读者呈现出旧社会的农村，一方面，祥林嫂的发问激起 了“我”精神世界的波澜，另一方面，文章通过“我”旧时的回忆串联 起了祥林嫂的一生。 最后，“我”开始对祥林嫂的一生进行回顾，虽然文章的主线是 以顺序的模式来进行展开，但是却穿插了倒叙的模式，这并不会影 响文章的主体，反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为读者留下了更加深 刻的印象。 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应用 在《祝福》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一直以来，鲁迅 小说与传统小说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叙述方式的区别，他的小说主 要使用的限制性的叙述，从而将叙述人与作者明显的剥离。在这种 叙述模式中，叙述者为小说中的“我”，“我”并不是与故事脱离的作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这种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有关。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决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实是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对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和对人生苦难的痛切关注。 关键词：余华；鲜血；暴力；死亡；人文关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余华通过冷漠残酷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世界。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这种极端而强硬的叙述方式其实隐喻了作者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令许多读者关注的是，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书写？或许，只有解开了这个谜底，余华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大门才会向我们真正敞开。 <一> 余华对鲜血的钟情由来已久。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①［P162］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也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为例，尤其能够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这篇小说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暴力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了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儿，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接着，皮皮抱着堂弟到屋外去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感到轻松自在”。就这样，暴力的旋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旋涡中。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 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
试析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 吴惠敏 (安徽农业大学社科系,安徽合肥 2300036) 摘 要:本文从外在特征、内在结构以及整体风貌三个层面,逐一剖析了契诃夫小说的叙事 艺术。指出 重复与 对白的叙事方式、淡化故事情节的抒情性叙事结构、冷静幽默的叙事 风格是契诃夫叙事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契诃夫小说;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I106 4 文献标识码:A 托尔斯泰曾给予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一个极高的评价,称他为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 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高明!?的确,契诃夫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尤其是那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小说家们。如果我们从叙事艺术的外在特征、内在结构以及整体风貌三个层面,对契诃夫不同时期的小说加以剖析,就会明显地发现 重复与 对白的叙事艺术的主要特色。下文我们将结合具体作品试作分析。 一 重复是一种修辞学术语,它是诗歌最基本的修辞原则,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对强化作品主题、凸显人物性格、展现作者情怀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次有意识的 重复都是意义增殖的过程,意味着作者的情感和小说的意义正在呈加速度的积累。契诃夫深谙此理,在自己一生的小说创作中十分注意使用这种叙事手段并使之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就曾以这种 重复的叙事方式和籍此体现的喜剧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小公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3)最为脍炙人口。前者通过小公务员因打喷嚏而向将军致歉请罪的4次重复,表现出小公务员一次比一次诚恳的心态和一次比一次恐惧的心理,既活化出一个心理变异的小人物形象,又揭示出沙俄专制统治的残酷;既滑稽可笑又透出辛酸的苦味。在#变色龙?中,契诃夫再次使用 重复的叙事方式,让警官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在6次变化中写尽了他欺下媚上的卑劣心理和狡猾善变、趋炎附势的性格特征,也令读者识清了沙皇统治者的虚伪面目。 契诃夫的中晚期作品依然一以贯之地运用着这种 重复叙事手段,不过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了。在中篇小说#草原?(1888)中,重复表现为一种写景、一种意象、一种情绪。小说开头的一段景物描写,伴随着小主人公的旅程,多次出现在读者眼前:平原、矮山、杂草、石堆,悲鸣的鹬鸟、田凫,炎热的空气,忧郁的歌声%%这些不断重复的相同或相似的景物描写,传达出一种沉闷、单调、乏味的情绪。而且随着不断的重复,这种情绪层层叠加,由浅淡而浓郁,弥漫在字里行间,显得了无边际。而在#套中人?(1989)中,契诃夫主要使用了 话语重复的方式,将 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