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的理解与适用
【裁判要点】
一般认为，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而对前诉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也认为具有既判力。
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只要前诉已将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列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经过当事人质证、辩论后作出了认定，那么，该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即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17）最高法行申265号行政裁定
案由：房屋面积认定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
【当事人信息】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世友。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延长段26号。
【诉讼记录】
再审申请人王世友诉被申请人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泉山区政府）房屋面积认定一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5）徐行初字第00282号行政裁定，驳回王世友的起诉。王世友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6）苏行终94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王世友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白雅丽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耿宝建、审判员王展飞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件基本情况】
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泉山区政府启动金山东路东延（七里沟棚改）项目，并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徐泉征字〔2014〕第5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5号征收决定）并予以公告。因未与王世友达成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泉房征补字〔2014〕第15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以下简称152号补偿决定），认定王世友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135.66平方米。王世友不服152号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3日作出（2014）徐行初字第00087号行政判决，驳回王世友的诉讼请求。王世友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2015）苏行终字第0034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之后，王世友以泉山区政府未按照法律规定认定其房屋合法面积、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泉山区政府未依法认定其房屋合法面积行为违法。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起诉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王世友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泉山区政府未依法认定其房屋合法面积的行为违法。泉山区政府作出5号征收决定和152号补偿决定前，已对涉案房屋的合法面积予以认定。王世友不服152号补偿决定提起诉讼，生效行政判决已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征收房屋合法面积的认定行为是否合法是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合法的前提，在王世友诉152号补偿决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已对涉案房屋合法面积的认定行为进行审查并予以评价。在此情况下，王世友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无实际意义。因此，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王世友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发回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其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为：泉山区政府未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再审申请人房屋的合法面积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侵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再审申请人据此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裁定驳回起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分析过程】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在于，王世友诉请审查的房屋面积认定行为的合法性，是否已为前诉生效裁判所羁束；前诉有关征收补偿决定合法的裁判，是否对房屋面积认定形成既判力。
一般认为，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而对前诉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也认为具有既判力。
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只要前诉已将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列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经过当事人质证、辩论后作出了认定，那么，该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即发生争
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5号征收决定时，已经公示了涉案房屋的调查结果和认定结果；相关评估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房屋征收估价报告”并公示，且于2014年6月29日送达，该报告对房屋面积有明确记载；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152号补偿决定，载明王世友房屋合法面积135.66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王世友不服152号补偿决定提起诉讼，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4）徐行初字第00087号行政判决、（2015）苏行终字第00346号行政判决。在此诉讼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即为涉案房屋面积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一、二审法院也均将该问题作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审理。庭审中，与房屋面积直接有关的证据，如“被征收房屋现状测绘调查表”、“金山东路东延（七里沟棚改）项目住宅类房屋调查结果公示表”等，均经过当庭举证、质证，房屋面积认定方法也经各方辩论。由于涉案房屋没有房屋和用地权属证明，泉山区政府参照《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关于低层居住建筑容积率规定（最高上限为1.1），以实际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基数，按1.4容积率计算并确认了涉案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上述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方法和具体面积的认定，均予以支持。可见，人民法院在前诉案件中对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性审查时，已经在当事人质证辩论基础上，对房屋面积认定问题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合法性认定。因此，有关房屋面积认定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受到前诉判决羁束；王世友在前诉中有关房屋面积认定违法的主张未得到支持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王世友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王世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裁判结果】
驳回再审申请人王世友的再审申请。
论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的理解与适用 【裁判要点】 一般认为，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而对前诉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也认为具有既判力。 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只要前诉已将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列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经过当事人质证、辩论后作出了认定，那么，该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即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浅析既判力与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一）既判力的范围 既判力观点源于罗马法时期，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民事诉讼都采用了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中，既判力又称为实质意义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力。在英美法系国家，既判力（Res judicata）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由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是指终局判决或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及于哪些事项，对哪些事项产生效力；而主观范围是指判决及于什么人，对哪些人产生效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有严格的界限，仅限于判决正文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而不包括诉讼理由。而原则上，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只及于判决上写明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但是在有例外的存在。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由于民事判决是为解决围绕当事人之间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的纠纷而作出的，故受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约束的也应仅限于当事人和法院。然而，当案外第三人在特定条件下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了利害关系，显然需要既判力来加以调整的，而此时法律也规定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扩大既判力的适用范围。因此，既判力既可及于终局判决所确定的当事人，又可及于其继受人、诉讼请求标的物持有人、一般第三人。这其实就是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我国现有的诉讼类型中，存在以下三种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1、当事人的承继人
当事人的承继人，指承继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可因自然人继承或法人的合并、分立、撤销等发生，也可因为当事人买卖、赠与等法律行为或国家的强制力的行使而发生。此类情况，基于责任财产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承继人应受既判力的约束，并不得以其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抗辩。 2、标的物被他人占有支配 在给付之诉中，请求给付的标的物可能被当事人或其承继人以外的人占有支配，比如财产保管人、资产管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既判力应该及于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专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该物的，既判力扩张于其，既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实体利益，又不会侵害其程序保障权。 3、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如果相关权利人未登记为当事人，今后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先前的判决和裁定对其有效。也就是说，人民法院不必再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先前判决和裁定的既判力扩张于其。这种既判力的扩张，考虑到了多数当事人难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同步的现实情况。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一）执行力的范围 既判力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年的《奥地利普通法院法》就使用了" 既判力" 这一概念，19世纪中叶的" 潘得克顿"法学家又提出了有关既判力本质的实体法说，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学说与之交相辉映。相比之下，有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研究却是近几年的事，但不可否认其发展的潜力。所谓执行力，就是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确定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的效力。而执行依据的作用力所涉及的范围，就是执行力的范围，它包括时间效力、地域效力、对人的效力和对物的效力。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试析既判力的作用 摘要既判力理论是民事判决效力诸多理论中的核心所在，有关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结构体系，并运用到司法实践当中。而在我国，既判力理论引入时间不算短，但只是在理论界讨论的沸沸扬扬，在司法实践当中却少有人问及，究其根底，原因是人们对既判力不甚了解，对其作用更了解甚少。本文从对既判力的基本内容出发，探讨了既判力的作用。 关键词既判力消极作用积极作用 一、既判力概述 （一）既判力概念 所谓既判力，即是法院为解决民事纠纷依法行使审判权做出的终局判决所具有的确定力和通用力。且不论判决结果正义与否，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受到该判决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事后主张与判决内容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事后做出与判决内容相矛盾的判决。由此可以看出，既判力是在确定判决的语境下进行探讨的，那么何谓“确定判决”？确定的判决就是“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确定判决的这种确定力分为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确定判决的不可上诉性称之为形式上的确定力，确定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约束力称之为实质上的确定力。大陆法系国家所探讨的既判力指的是确定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我国对既判力做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生效的民事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强制通用力”。
（二）既判力历史沿革 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判力理论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诉权消耗论，该时期由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还没有进行区分，诉讼构造上是以“诉”为基础的。罗马法学者认为，一个争议点一旦以某个诉的形式进行了审理，诉权和请求权因此被消耗，不允许当事人就该争议点在再进行诉讼，也就是对“一事不再理”的概括。古罗马法时期的诉权消耗理论，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衍生出两个相应的诉讼规则：其一，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两次诉讼系属。同一诉权或同一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其二，如果当事人针对同一个已经经过审理并作出确定判决的案件再次提起诉讼，被告可以实施“既判事项的抗辩”或“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系属。 随着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分离，法国一些学者又以审判权消耗理论来理解既判力，该理论认为除当事人通过提起程序瑕疵的抗辩、再审程序或者第三人提起取消判决的之诉外，法官不能撤销或改变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因为此前法官已经对案件做出了终局判决，诉讼即告终结，预示着所有法官已从该案中释放出来，对案件的审判权已经行使，不能二次行使审判权。此外，随着人们对诉权理论的研究，也有些学者认为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提出了裁判契约说，认为法官根据双方提出的请求、主张和事实做出判决，这是双方依据契约约定做出的权利处分，对于判决理应得到尊重，受到判决内容的拘束，不得再次请求法院对此进行处理。裁判契约说将既判力归结为私法领域的契约效力，而将作出裁判的法院视为一种解
摘要：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具有法定撤销之诉判决理由，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撤销诉讼之五种撤销理由对判决的效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超越职权”理由的效力最强。法定判决理由具有类型法定、标准不一致性和影响判决效力的不均衡之特性；基于法定判决理由的特性应该赋予其与判决主文同样的既判力，并且在判决书中明确法定判决理由固定的内容和形式。这样有利于更全面实现行政诉讼保障当事人利益和彻底解决行政纠纷目的。 关键词：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预决力 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判决；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1确定终局判决之既判力内容主要表现在时间范围、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三个方面。在民事诉讼关于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当前的通说认为判决的既判力仅限于判决主文，对于判决既判力是否扩展于判决理由，学界争论颇大，认识不一。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通说观点认为判决理由不应有既判力，“诉讼标的=申明事项=判决主文判断=既判力之客观范围”2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规则。其原因在于判决理由只是为判决主文服务的，其具有手段性、次元性；将判决既判力仅限定于判决主文，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对争点处置的自由、保证当事人不受突然袭击、促进审理顺利进行，进而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灵活机动性。3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将既判力扩张至判决理由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对判决理由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所探讨的“法定”判决理由，属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仅限于行政撤销诉讼中的五种判决理由（简称法定判决理由，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同于前面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包括法院审理和推论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论证过程的判决理由。法定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则在后诉中可能会被做出相异或者矛盾的认定，难免纠纷再起，而且也损害了司法的信誉。同时，对一个行政行为以不同的理由撤销，所造成的后果不同，4当事人可能会变换理由另行起诉。所以，是否应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要不要把法定判决理由置于判决主文中以进一步明确判决结果？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能否以不同的法定撤销理由对同一行政行为另行起诉？这些都是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存在的缘由 在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甚至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判决理由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属判例法，其判决理由是针对特定案件所作判决中应用的法律原则(the legal principle)，判决理由可以具有拘束力，这也正是判例法的特点。5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判决理由一般指作出一个特定的判决结论的道理和根据，包括法律推理及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事实、法律条件、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等；在刑事诉讼领域，对判决理由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指支持现存裁判主文的全部根据,即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以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缘由（三要素）；（2）指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这两个方面的理由（二要素）；（3）指支撑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的理由（一要素）；（4）限于对裁判决定的法理分析；（5）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判决理由是指对判决中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论证。6相对来说，第四种认识为我国当前通说。在三大诉讼中，尽管对判决理由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在判决文书格式中均设定有事实、理由、判决结果等部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针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明确规定了五条理由，即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违反法定程序；（4）超越职权；（5）滥用职权。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法定判决理由。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判决理由，一方面因为它们有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其区别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所做的推理
既判力概述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一、既判力的根据 既判力根据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释明既判力源于何处及法院和当事人为何要受到既判力的拘束等问题。由于对既判力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人们对既判力诸多理论存在着差异。目前，国内外对于既判力的根据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一）民事诉讼制度的效力说即“制度效力说” 该学说认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效力，强调对法院判决权威的维护，从而实现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目的。是民事诉讼制度自身为了保证权利安定的需要而必须设置的。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既判力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制度。然而，制度效力说忽视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剥夺了当事人的参与性权利，当事人得不到程序保障，通过这种程序所得出来的判决，仍然要强加生效判决以既判力，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正的，缺乏正当性。 （二）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说 该说也称为“自我责任承担说”。此说主要在日本，由掀起保障第三次浪潮的井上治典教授提出，并逐渐为一些年轻学者所接受。该说认为一旦当事人在前诉中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并提出相关证据，那么在该当事人方面就产生了前诉中应当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作为自我承担的表现，当事人应该主动接受既判力的拘束，不能再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主张。然而，民事诉讼活动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既判力的内容包括了对当事人的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对法院的要求，仅仅以程序保障与自我归责来寻求既判力的根据，也存在偏颇之处。 （三）程序价值说 有学者认为，首先，程序安定价值是既判力直接的根据。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顺序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结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安定主要体现在程序的不可逆性和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其次，参与性统治价值是既判力的重要根据。从当事人角度而言，正是因为程序的参与性统治价值的存在，他们才认同生效裁判的约束力，既判力的作用得以发挥。最后，程序法治价值也是既判力的根据之一。程序法治价值又称为程序合法性价值，它要求建立确保能够被遵守的规则和程序机制，并且设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程序合法性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而在于提供一种来自法律而不是人的程序”。对既判力制度的违反，也构成了对程序法治原则的践踏。仅从程序的角度来分析既判力的根据，对于法院在该理论中的作用以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均没有涵盖，因此其也是一种不圆满的学说。
【诉讼法学案例分析】既判力 案情： 1999年开始，香港艺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凤公司”)与中国丝绸物资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丝公司’’)和广东陶瓷研究所(以下简称“广陶所”)分别签订了多份纺织助剂《订购合同》；由中丝公司和广陶所作为外贸代理商将所购得的货物销售给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玉龙中心”)。 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艺凤公司一直与国内的最终用户结算，而中丝公司及广陶所没有支付进口货物项下的货款，玉龙中心与艺凤公司于2002年10月31日达成了一份付款《协议》。《协议》称：“甲方：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乙方：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在1999年9月至2002年3月间，乙方通过某些中国外贸公司向甲方售出附于本协议的发票影印件所述的产品，外贸代理目前尚末支付乙方的产品货款为US$335 257．27，甲方愿意替外贸代理向乙方支付未付款。甲方应当于2003年4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总计人民币157万元”，在协议的见证人一栏下有中丝公司和陶研所两位业务员的签名。此后，玉龙中心在支付了30万元货款后，一直没有向艺凤公司支付余款。 2003年6月香港艺凤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中丝公司、广东陶瓷研究所偿还欠款127万元人民币，各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经初字第161号判决，确认了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对艺凤公司的还款义务，判令北京德中玉龙商业发展中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艺凤有限公司欠款127万元；认定了原告的中丝公司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之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驳回了艺凤公司主张中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艺风公司未提起上诉，初审判决生效。 2004年，艺凤公司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中丝公司。诉称：第161号判决排除了中丝公司在《协议》中确定的债务履行责任，进而又确认了艺风公司对中丝公司行使追偿权应在《协议》之外进行。因此，中丝公司应当向艺凤公司支付货款US$62 894。北京市二中院认为艺凤公司的行为属重复诉讼，裁定驳回了艺凤公司的起诉。艺凤公司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协议》是对《订购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也是《订购合同》债务人变更的约定，《订购合同》和《协议》已经成为同一法律事实的不同证据，而并非不同的法律关系。从161号判决对审理查明事实部分的表述也可以看出此判决也是依上述观点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实体
浅析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精选范文） 既判力理论发端至今，在民事诉讼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1]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2]尽管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已源远流长，但学者和立法者各自有不同的解释，而既判力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屹立在民事诉讼理论殿堂之中。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最新发布的“二五”改革纲要中，已把“维护司法既判力”提上议事日程，更加体现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已经日益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争议更多的是集中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因为这一问题与诉讼标的等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紧密相关，并直接涉及到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等诉讼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在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既判力客观范围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我国现阶段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此说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历来为通说。但由于诉讼标的理论本身的艰深晦涩，学者间对诉讼标的的讨论颇多，学说流派林立，观点繁芜，出现了旧实体法说、诉讼法学说之二分支说和一分支说、新实体法说等学说。[3]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对于我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当限于诉讼标的范围以内，学者们基本无异议。但对于如何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目前理论界没有统一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旧诉讼标的理论，目前此说为通说。按照旧实体法说，法院的裁判是以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作为其诉讼标的，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也应仅仅及于这一项已经经裁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可见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但如果在诉讼中存在请求权竞合，旧实体法学说的理论缺陷就比较明显了。即在实际上明明是一个事件，但因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而具有不同的诉讼标的，那么原告可以多次起诉，而前诉对后诉却没有既判力，这样当然会造成被告的多次应诉，法院重复审理同一案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2)新二分支说的诉讼标的理论。[4]二分支说从理论上较为有力地解决了旧实体法学说在请求权竞合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使旧实体法说在请求权竞合时出现
浅谈既判力的基准时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既判力基准时的概念及既判力基准时的确定 既判力的基准时，是指确定终局判决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状态和权利状态产生既判效果的特定时间点。既判力的基准时对于既判力效力范围的界定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前诉判决从何时起对后诉判决产生约束力。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只确认特定时刻的权利状态，而不是确认所有未来的权利状态……涉及实质既判力的时刻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能提起新的事实主张的截止时刻相同。”据此，既判力的基准时应当界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看，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和新事实的发生而不断发生变动，生效裁判只能是对特定时间点上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因此，若要确定既判力的效力界限，首先必须确定既判力效力开始产生的时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经常遭遇当事人双重起诉的问题，需要运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处理问题，在判
断后诉中的“事”与前诉中的“事”是否为“一事”时，仅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的静态标准来判断是不够的，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必须参考既判力的基准时。 二、既判力基准时的法理分析 近年来，尽管我国学者开始重视既判力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和宏观的制度介绍，缺乏细致的理论研究。对于既判力的效果，学者们通常将其简单概括为：“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既判力究竟包含哪些效果? 我国理论界鲜有细致论述。笔者认为，以既判力的基准时为视角，确定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包含以下三种具体效果。 (一)对当事人在基准时前已提出的主张，既判力表现为“确定力”。生效终局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首先表现为确定力，即对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即实体法律关系状态)加以确定的效力。确定力是生效终局判决产生的最直接的法律效果。生效终局判决对诉讼标的的确定力，对后诉发挥着消极和积极作用两个方面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对后诉发生作用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与法院在标准时上作出的‘诉讼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 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判决;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确定终局判决之既判力内容主要表现在时间范围、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三个方面。在民事诉讼关于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当前的通说认为判决的既判力仅限于判决主文，对于判决既判力是否扩展于判决理由，学界争论颇大，认识不一。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通说观点认为判决理由不应有既判力，“诉讼标的=申明事项=判决主文判断=既判力之客观范围”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规则。其原因在于判决理由只是为判决主文服务的，其具有手段性、次元性;将判决既判力仅限定于判决主文，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对争点处置的自由、保证当事人不受突然袭击、促进审理顺利进行，进而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灵活机动性。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将既判力扩张至判决理由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对判决理由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所探讨的“法定”判决理由，属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仅限于行政撤销诉讼中的五种判决理由(简称法定判决理由，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同于前面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包括法院审理和推论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论证过程的判决理由。法定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则在后诉中可能会被做出相异或者矛盾的认定，难免纠纷再起，而且也损害了司法的信誉。同时，对一个行政行为以不同的理由撤销，所造成的后果不同，当事人可能会变换理由另行起诉。所以，是否应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要不要把法定判决理由置于判决主文中以进一步明确判决结果?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能否以不同的法定撤销理由对同一行政行为另行起诉?这些都是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试论民事裁判既判力 一、民事裁判既判力的概念 当一个判决发生效力后会产生以下几种效力：一是对人拘束力。也即判决一旦作出并且生效就对当事人、其他社会主体以及法院产生拘束力。当事人和其他主体不得违背该判决，法院也不得任意撤销和变更。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其所指的对人拘束力仅仅只是对法院而言的，我国学者认为对人拘束力不仅包含对法院的拘束力，还包括对当事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拘束力。二是对事确定力。判决具有定纷止争的作用，它能把当事人的争议在法律上作出定论，从而使当事人停止争执。判决的确定力分为实质上的确定力和形式上的确定力。实质上的确定力又称既判力，是指法院对于一定的法律关系所做出的判决一旦生效，也就对该法律关系做出了决断，当事人不能再就该法律关系再起诉，而且该判决所作之判断对于其他诉也具有防御或攻击作用；形式上的确定力一旦判决发生效力，当事人不得就该诉再行上诉以期变更或废止该判决的效力。三是执行力。对于给付判决判决具有执行力，是指该判决一旦生效即能够作为执行依据，进行强制执行。另外，其他大陆法系的民诉理论认为，除了以上三个效力，判决还具有形成力，也就是说生效的判决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 由此我们可知，既判力致使判决效力中的一种。大多数观点认为，既判力就是指法院所作出的关于标的的裁断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的确定力和强制性的通行力。因此，民事裁判既判力就是指法院所作出的关于标的的民事裁断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的确定力和强制性的通行力 二、既判力理论的历史沿革 既判力理论最开始出现于罗马法时期。在罗马法最开始的程式诉讼中，判决的做出是法院对于事实审理的终点。作出的判决除了能发生执行的效力外，还会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也就是说，在诉讼终结后原告不能对同一案件再对被告进行起诉。“既决案件”虽然虽然阻止了原告的好诉，但仍然不能使案件不被再次起诉。因为被告还有可能再次提起诉讼。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发展出“一事不再理”理论，这时对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原被告都不得再次提出诉讼。 后来，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法也失去了其往日的光彩，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事不再理”原则才又被重视，继而获得了重生。在此时期，以罗森伯格为代表的法学家对“一事不再理”展开了研究，后来许多日本诉讼法学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事不再理只是消极地禁止当事人再行诤诉，但却不能说明，判决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和法院不能在同一诉上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都主张用“既判力”这一表述取代“一事不再理”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后，经过德日法学家的不懈努力，既判力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一项基础理论，是成体系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大陆法系民诉法学传统理论中的三大基本理论是：诉权论、诉讼目的论以及既判力理论。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既判力理论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性。《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351条、第480条、第482条和488条对既判力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325条、第326条、第327条规定了既判力及既判力范围的扩张。日本民诉法也有相
浅析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一件民事案件得出判决后，该判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对法律主体产生的影响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民事案件判决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一、民事判决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对民事判决的效力规定得相当具体。民事判决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程序才能被确定，且对所有的法律主体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从而最终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未经法院审判及判决的则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民事判决的效力是与民事判决产生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紧密相关。 二、民事判决的有效期限 民事判决的有效期限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被明确规定。法律规定中明确说明了，民事判决在生效后6个月内，与之相关的当事人可以自愿、自行执行文书所规定的义务，同时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司法程序。然而，在生效期限过后，如果依然未履行文书规定的义务，则判决从中断到此时，重新具有执行期限，从而之前的履行期限失效。 三、民事判决的限制
民事判决的限制是一定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与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关系密切。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某个当事人对民事判决的真实性或合法性认为产生争议，该方面可以对判决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等司法程序，从而对判决的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上诉或抗诉等程序，法院将会重新审理案件，进而对判决是否真实合法进行重新的确认。 四、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 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是民事诉讼重要的一环，民事判决只有在被履行和执行之后才能真正地发挥它的约束力和保障作用。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程序，也规范了法院如何介入和监督执行过程，同时对未按期履行的当事人进行了法律惩罚。在此基础上，民事判决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落实。 总的来说，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不可少的，其约束力是对法律主体的约束和保证。判决的有效期限、限制、履行和执行是民事判决既判力实现的具体途径，也是民事判决能够真正落地的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可能提高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1、什么是既判力？ 一般性描述：是关于诉讼终结的诉讼理论，（前提）在法院的终局判决确定以后，不论该判决是否存在不当，（条件）在未被依法变 更或撤销（通过审判监督或再审）以前，（表现）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到该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确定的内容进行讼争，不能 形成与该判决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的拘束作用：消极作用：当事人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有既判力的判断相反的主张；后诉法院也不得作出与前诉有既判力的 判断相反的判断；积极作用：后诉法院的裁判必须以前诉法院判决的内容作为前提； 关于既判力本质的两大对立学说： 实体法说：最初由德国学者保罗等人提出，认为既判力的本质在于确定判决所具有的创设实体法的效果；确定判决具有创设效力，能 使当事人之间真正既存的权利归于消灭，也能使当事人之间真正不存在的权利发生存在的结果； 诉讼法说：为德、日两国通说，由德国学者罗森伯格等人所建立，认为既判力与实体法律关系无关，确定判决的既判力纯粹是诉讼法 上的效力。确定判决之所以对后诉法院具有拘束力，是基于国家审判权及其权威性判断统一和安定的需要，这是法院确定判决在诉讼 法上产生的效力。 2、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什么是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前诉对后诉中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有拘束力的问题； 大陆法的理论：对终局判决中已经确定的诉讼标的有既判力； 可能的分歧：对于诉讼标的界定不同，导致既判力认定不同； 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识别诉讼标的是否同一的标准是，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的个数，有多少实体法律关系或多少个实体请求 权就有多少个诉讼标的；（例：A诉B，要求返还C房屋；第一诉，诉B侵占，要求返还；第二诉，诉B租赁到期，要求返还） 新诉讼标的理论：不同原因的事实仅产生同一效果时，多个原因事实不能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 3、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什么是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既判力不仅对诉讼标的有拘束力，也对某些主体有拘束力； 大陆法国家的理论：既判力只对提出诉讼请求及相对的当事人有拘束力；对当事人以外的人没有既判力； 4、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时间范围：已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作用的时间界限；（又称既判力标准时）
论生效判决确定事实的效力 论生效判决确定事实的效力 摘要判决的既判力通常认为限于判决书的主文，而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并没有既判效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赋予已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预决事实效力。我国借鉴德日国家的立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假设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可见也是赋予确认判决以免证效力。但是由于相关规定条文较少，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而英美法系的争点效理论已经很完备，研究争点效理论可以为我国生效判决确定事实的效力提供借鉴。 关键词预决事实效力争点效既判力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确定判决亦即生效判决所具有的拘束力，即一旦终局判决确定或者生效，它就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判断，双方当事人应当服从该裁判的内容，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法院也必须尊重自己所作出的判断，不得在以后做出内容矛盾的判断。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来讲，按照大陆法系的一般观点，既判力原那么上以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为限，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判决对限定在主文的内容拥有既判力。而判决的理由不属于既判力的范围。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尊重生效裁判关于判决理由的认定，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赋予生效裁判的理由以证据的效力，即预决事实效力。预决事实效力的客观范围不包括判决主文中认定的事实，通常认为指判决理由中所认定的事实。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14条规定，判决书中记载的事实，关于当事人口头陈述的局部，可作为证据。 为了弥补既判力效力客观范围上存在的理论的缺陷，日本学者新堂幸司教授提出了争点效的学说。“争点效〞理论以老实信用原那么和公平原那么为理论根底，主张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经过当事人认真争执和法院实质审理的争点作出的判断具有类似于既判力的效力。“争点效〞理论主要是借鉴英美法系的争点效力理论而提出的。英美法系中有请求效力和争点效力。当事人在前一诉讼中已经提出过的并且已经获得了一个最终且有效判决的请求，在后诉中不能再次主张，这就是请求效力。争点效力指的是对于法院已经裁判过当事人事实和法律方面的争执，该争点即禁止当事人再次争议以及法院重复裁判的法律效力。比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请求效力类似于既判力，争点效力类似于大陆法系赋予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以证据效力。但英美法系的争点效力比拟成熟，在司法操作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因而可以借鉴争点效力完善自身关于裁判理由局部效力的规定，弥补既判力理论的缺乏。争点效力简言之是指法院已经裁判过的争点所具有的禁止当事人再次争议以及法院重复判断的效力。从争点效力的客观范围来讲，发生争点效力要具备三个条件：前后两诉的争点是一致的、争点在诉讼中被实际争讼并且经法院裁判过、该争点是做出裁判的根底。所谓，前后两个诉的争点是同一的，指的是该争点的支配性事实和适用法律规那么没有发生变化，并且该争点不是具有时间间距的相似事实。争点效力的第二个条件是该争点被实际诉讼并且经法院裁判过，指的是当事人对于该争点以口头或者书面的行使发生了争执，提出了不同观点，并且进行了辩论，运用了诉讼攻击和防御手段，而自认、和解、调解等不能认为对争点已经
浅析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浅析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摘要】诉、诉权和既判力构成了民事诉讼的三大基础理论，研究以上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就能大体上把握民事诉讼的理论。本文旨在对民事判决既判力的理论进行一个概括。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判决；既判力 一、既判力概念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的“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在诉讼中无须证明，法院也不予怀疑，而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就确立了我国的民事诉讼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是如何利用民事诉讼理论去解释这样的规定就成为了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由此可以看出从既判力概念和制度设计就成为了理解判决终局性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把诉和诉权看做是诉讼起点的理论那么既判力的理论就解决了诉讼终点的问题。在人们研究公正程序的时候不难发现一个真正称得上是正义的程序必须要得到一个终点，既判力理论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决诉讼的终结。 二、既判力的本质 既判力的本质实际上是关于确定判决为什么具有既判力？根据是什么？最初，理论上以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和诉权消耗理论，来解说判决既判力本质和根据。在古罗马法中，实体法与诉讼法合一，诉权包含着现代法意义的诉权和实体请求权。当事人（原告）的诉权在诉讼上一经行使并经审判即告消耗（消灭），该诉权则不得
既判力概述----cce1ec88-715f-11ec-a9c1-7cb59b590d7d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 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 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这种对于确定 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 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materielle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 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 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 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 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 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 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一、既判力基础 既判力根据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释明既判力源于何处及法院和当事人为何要受到 既判力的拘束等问题。由于对既判力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人们对既判力诸多理论存在着差异。目前，国内外对于既判力的根据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一）民事诉讼制度效力理论是“制度效力理论” 该学说认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效力，强调对法院判决权威的维护，从而 实现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目的。是民事诉讼制度自身为了保证权利安定的需要而必须 设置的。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既判力就 成为不可缺少的制度。然而，制度效力说忽视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诉讼 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剥夺了当事人的参与性权利，当事人得不到程序保障，通过这种程序 所得出来的判决，仍然要强加生效判决以既判力，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正的，缺乏正当性。 （二）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理论 该说也称为“自我责任承担说”。此说主要在日本，由掀起保障第三次浪潮的井上治 典教授提出，并逐渐为一些年轻学者所接受。该说认为一旦当事人在前诉中有充分的机会 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并提出相关证据，那么在该当事人方面就产生了前诉中应当提出主张及 证据的自我责任，作为自我承担的表现，当事人应该主动接受既判力的拘束，不能再就同 一法律关系提出主张。然而，民事诉讼活动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既判力 的内容包括了对当事人的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对法院的要求，仅仅以程序保障与自我归责 来寻求既判力的根据，也存在偏颇之处。 （三）程序价值论
浅议判决理由的既判力 作者：王涛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4期 摘要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既判力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而不及于判决理由。然而这一原则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弊端。由此，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修正，典型代表有既判力扩张说和争点效。本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实践，指出我国目前不宜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合理的思路是，在程序保障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再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 关键词判决理由既判力争点效 作者简介：王涛，山西大学法学院2010级在职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2-111-02 既判力是指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的强制性的通用力，即前诉对后诉的拘束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诉法院不得做出与前判相矛盾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不得提出与既判力之判断相异的主张。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仅限于判决主文，而不及于判决理由。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种种不合理的弊端，基于此，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有益探索，以求对传统既判力客观范围进行扩张或修正，大体的思路是，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 一、传统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一）立法例 传统大陆法系理论认为，既判力客观范围仅针对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产生拘束力，而不及于判决理由，这在很多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典中均有体现，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确定判决，只限于包含在判决主文之内的判断才具有既判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00条第1款规定：“诉讼标的在确定的终局判决中裁判后，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1款规定：“判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所为的裁判，有既判力”。 （二）原因分析 1．将既判力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文的原因分析
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作者：张磊论文整理：胜法网 论文摘要: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主要是以其客观范围为核心.既判力客观范围是以确定判决中所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的,它涉及诉讼标的、判决理由、诉权等多项诉讼法学理论,是研究既判力理论必须经过的桥.在诉讼标的和诉权理论不断发展,判决理由进一步充实化的今天,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深入研究也势在必行. 论文关键词:既判力,客观范围,诉讼标的,判决理由,抵销抗辩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这个论断确切地道出了既判力在大陆法学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地位.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判决一旦确定,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当事人而言,双方都要受到判决的拘束,不得再就该判决的内容另行诉讼;对于法院而言,其也必须尊重自己的判断,不得随意改动或撤消判决,更不能做出与前诉确定判决相互矛盾的判断.这种前诉确定判决对后诉实质上的拘束力,就称之为判决的既判力.一般认为,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之判断对法院和当事人产生的拘束力.其中既判力对当事人及法院所具有的拘束力即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关于对那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有拘束力的问题.换言之,既判力客观范围就是要研究在判决以后当事人诉讼行为受到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的拘束,法院审判活动又受到哪些制约.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由于诉讼标的有传统理论与新理论的区别,既判力客观范围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诉讼上具体表明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的所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为标准,实体上有多少个请求权就存在多少个诉讼标的,又称旧实体诉讼标的说.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例如,如果原告基于租赁关系请求返还出租房屋,经法院判决败诉后,仍然可以根据所有权法律关系请求返还房屋,不受既判力的约束.按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前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租赁物返还请求权,而后诉判决的诉讼标的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体现为不同的实体权利,两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因而前诉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后诉. 新诉讼标的理论把诉讼标的的概念剥离了民事实体法,而从纯粹的诉讼法立场出发,利用原告在诉状中提出的诉的声明来构筑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其意义在于,原告起诉时,只需主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