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精选范文）
既判力理论发端至今，在民事诉讼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1]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2]尽管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已源远流长，但学者和立法者各自有不同的解释，而既判力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屹立在民事诉讼理论殿堂之中。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最新发布的“二五”改革纲要中，已把“维护司法既判力”提上议事日程，更加体现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已经日益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争议更多的是集中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因为这一问题与诉讼标的等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紧密相关，并直接涉及到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等诉讼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在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既判力客观范围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我国现阶段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此说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历来为通说。但由于诉讼标的理论本身的艰深晦涩，学者间对诉讼标的的讨论颇多，学说流派林立，观点繁芜，出现了旧实体法说、诉讼法学说之二分支说和一分支说、新实体法说等学说。[3]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对于我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当限于诉讼标的范围以内，学者们基本无异议。但对于如何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目前理论界没有统一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旧诉讼标的理论，目前此说为通说。按照旧实体法说，法院的裁判是以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作为其诉讼标的，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也应仅仅及于这一项已经经裁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可见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但如果在诉讼中存在请求权竞合，旧实体法学说的理论缺陷就比较明显了。即在实际上明明是一个事件，但因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而具有不同的诉讼标的，那么原告可以多次起诉，而前诉对后诉却没有既判力，这样当然会造成被告的多次应诉，法院重复审理同一案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2)新二分支说的诉讼标的理论。[4]二分支说从理论上较为有力地解决了旧实体法学说在请求权竞合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使旧实体法说在请求权竞合时出现
复数的诉讼标的，在二分支说理论框架下变成了单数。但二分支说并未彻底走出旧实体法说的理论误区，因为诉的声明是一个，但事实理由可能有多个，反之亦然，而二者只要有一个是复数，诉讼标的就为复数，法院就得做出多个判决。由此可见，采新诉讼标的理论将既判力客观范围扩张到除判决以外的事实理由，这与既判力客观范围限于判决主文的判断这一原则不符，而且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因此目前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此学说。
(3)宪法诉权说之下的诉讼标的理论。该说认为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要求救济的基本权利，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服务于宪法规定的诉权实现，民法对应适用的裁判规范未明确规定，或者请求权竞合时，法官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确定诉讼标的。[5]
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55条和5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程序立法将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作为民事诉讼的标的。一般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请求法院裁判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6]本文也持这种观点。以采旧诉讼标的理论为原则，当出现当事人以一个事实为由基于两个请求权提起两次诉讼的情况时，只要当事人有一个请求得到承认，对另一个请求法院就应当以损害已得到赔偿这个实体法上的理由予以驳回。同时，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采用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容易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其他制度相协调，也考虑到了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具体情况。因此，采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可以避免诸多法律理论和概念的困扰，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导致败诉的情况，既便于当事人起诉防御，也便于法官作出裁判。再者，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务也基本采取了此说，其理论上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被其他学说所取代。尽管该说有缺陷，但该派的学者们从未放弃过对其缺点进行修整，并无一例外地试图在实务中加以完善。[7]
二、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在讨论既判力客观范围时，总是回避不了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否则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时，仍然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1、关于判决理由有无既判力的讨论。通说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的判断，而不及于判决理由。“判决的主文部分是民事判决的主要部分
和核心内容”，以“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为内容。
[8]但是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一般都显得过于简短，仅凭此无法看出确定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究竟是什么，此时则须斟酌判决中的事实及理由的记载来明确其内容。判决理由是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审明对纠纷性质的认定，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当事人的何种请求予以确认，何种请求不予确认。[9]“判决理由是判决的灵魂，查阅一个没有写理由的判决，等于使用没有灵魂的躯体。”[10]但对判决理由的查阅并不是说判决理由也有既判力，此时不过是借助判决中所记载的判决理由，来明确判决主文中所裁判的究竟是何种诉讼标的而已。在既判力问题上，通说将请求权与基础权利[11]截然分开，法院就请求权在判决主文中所作出的判断有既判力，而就基础权利所作出的判断则无既判力。当事人之间发生纷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裁判，此时当事人心目中针对的仅仅是争执事项即诉讼标的而已，当事人也仅提出诉讼资料来支持该诉讼标的，如无视该事实，而就先决事项作出判断，承认先决事项也有既判力，其后果将使当事人作为诉讼资料而提出的事实被绝对地确定，使当事人丧失了对在本次诉讼中提出但未经认真辩论的事实在今后别的诉讼中展开争执的可能性，相当于强迫当事人接受意料之外的结果，造成对当事人的突袭裁判。而且，从这种争点与本案诉讼标的的关系来看，不让法院针对这种争点作出的判断产生既判力，不但不会使双方当事人因对这种争点进行过于严格的争议而浪费过多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当事人更易于作出自认，如此一来，就会有助于促进法院机动且迅速地对诉讼标的作出审理及判断。[12]如果当事人也希望某些基础权利产生既判力，那应该如何处理呢?日本的做法是，允许当事人提起中间确认之诉，如果没有提起，则不必赋予对这些基础权利的判断以既判力。[13]若不承认某些基础权利有既判力，该判决可以说只是缓解了当事人间的某单个纷争，而不能彻底解决当事人间的纷争，在将来发生的一连串相关诉讼时，仍可能会出现相互抵触的矛盾判决。
对此，日本新堂幸司教授提出了“争点效”理论。争点效是指法院就诉讼标的以外各个争点所作的判断产生的效力。经过“当事人认真的争执”、“法院实质的审理”的争点，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此所作的判断具有约束力，败诉当事人不得提出与该事实认定相矛盾的诉讼，法院也不得作出与之相矛盾的判决。如果这
样，在采既判力理论不能阻止纷争复燃的场合，采争点效理论即可防止。争点效理论与既判力理论共同作用，以满足一次纠纷一次解决的要求。争点效理论产生至今，虽然在日本法律上并未得以承认，但目前在日本法院判例中，法院在判决时却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采信了原判决确定的争点。可见争点效理论正逐渐适用于日本的司法实践中。与前面所提到的中间确认之诉相比，中间确认之诉是事前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矛盾，而争点效理论是事后阻止判决的矛盾，两者不能相互抹煞或替代，可并行不悖。
2.关于对一部请求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一部请求问题历来为民事诉讼法学家与司法实践者较为关注，主要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派。肯定说又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多数，认为对一部请求应不问其为明示还是默示，一律加以承认;另一种声音是少数，只承认明示的一部请求，对默示的一部请求不予承认。肯定说的理论依据是处分权主义，认为原告就经分割之债权的一部分提起诉讼是基于其享有的处分权，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应只及于原告提起诉讼的一部分，未提起诉讼的剩余债权与提起诉讼的一部债权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标的。该诉讼终结后，原告完全可以对未提起诉讼的部分再次提起诉讼。另外，与多数派不同的是，少数派对未明示的一部请求，则认为其已被已明示的一部请求所遮断，因此若原告未明示其一部请求，则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及于全部债权。否定说则不问一部请求是明示还是默示，一律加以否认，即使原告仅对其债权的一部提起诉讼，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也应及于全部债权，不承认原告还能就剩余债权提起诉讼。否定说认为若允许原告任意分割债权，那么被告将不胜应诉之苦，法院也将承担许多无谓的审理负担。同时，纵然原告在诉讼外有自由分割债权的权利，但由于民事诉讼是国家制度，基于国家权威的至高无上性，也不允许原告以分割债权的方式操纵诉讼。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各有所长。肯定说侧重于对私权的保护和对权利人的自由处分的尊重，而否定说则出于对公平价值的考虑，强调给予被告平等的保护和注重诉讼的经济性，防止被告被原告拖入诉讼的无底洞，长久不能脱身。对同一问题之所以产生重大分歧的两派观点，根源在于，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一是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14]
3.关于抵销抗辩。抵销抗辩是指被告以对原告享有的，与诉讼请求及其原因毫无关系的债权(主动债权)，主张以对等数额消灭原告请求债权(被动债权)的一种特殊抗辩。各国立法均认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判决主文，但却又都将判决理由中的抵销抗辩作为例外赋予其既判力，学术上将此叫做既判力的扩张，其目的在于“以与原告之本诉请求在其发生原因上无关系之反对债权为主动债权，使该本诉请求债权在被告主张抵销之对等部分归于消灭，以驳回原告之请求。”[15]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对抵销抗辩的裁判是以主张抵销的数额为限，若被告的主动债权超过了原告的被动债权，那么被告在本次诉讼中只能主张抵销主动债权的一部分，对于未主张抵销的主动债权被告需另行提出诉讼主张。比如说被动债权为20万，被告提出两个15万的主动债权以供抵销，那么对于未抵销的10万应如何认定，被告针对该10万提起诉讼的诉讼标的又该如何认定?况且这样也不利于诉讼经济目标的实现。面对这一问题提出的挑战，英美法系国家以反诉制度吸收了抵销抗辩制度，把被告针对原告债权提出的抗辩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来对待，则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也及于被告提出的债权，那么被告可以基于确定判决向原告主张其未被抵销的债权，同时原告也不得提出与确定判决相矛盾的主张。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则是反诉制度与抵销制度并存。
4.关于诉讼和解有无既判力。诉讼和解，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法院约定就诉讼标的之权利关系的主张相互让步，以终结该诉讼的诉讼上的合意。对于诉讼和解有无既判力，我国台湾地区王甲乙、杨建华、郑建才三学者认为，和解一经成立，作为和解标的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即被确定，不论和解成立前该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其内容如何，和解成立后均依和解得以确定，即为和解的实质确定力。因此和解成立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同时因和解而确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得就其后发生的诉讼再行争执，法院亦不得作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判断，这与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完全相同。但若诉讼和解存在实体法上的瑕疵，和解便归于无效，但它是否还具有既判力。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诉讼和解并不失去效力。经过一定的诉讼程序，依据法院的裁判，而使其归于无效或被撤销时才开始失去效力，在此之前，它和确定判决一样，对后诉具有既判力。[16]
诉讼和解达成后即具有终结诉讼的效果及执行力，这一效力为外国诉讼理论
一致承认，但是否因此就具有既判力呢?易言之，当事人经诉讼和解达成协议，但当事人事后拒不履行协议或有其他无效和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时，若诉讼和解具有既判力，那么对方当事人在诉讼和解过程中作出让步并经确定裁判确认的事项即为既判力所遮断，他就不能再行起诉，对其为达成和解而作出让步的权利则只能申请再审以撤销和解，但实际上该权利之救济相当困难。德国、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大体形成了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有限肯定说。肯定说如上述之;否定说则认为诉讼和解不具有既判力，因此如果和解有瑕疵，其救济方法是继续进行原来的诉讼程序或者另行起诉;有限肯定说则在原则上承认诉讼和解有既判力，但和解的既判力在某些情况下要受到限制。[17]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88条第三项规定，若和解有无效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请求继续审判。所以诉讼和解不受再审事由的限制，赋予当事人以救济的机会，这是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所独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均无相同的规定。
三、我国在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的缺陷以及完善措施
虽然既判力理论发端已久，但我国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因此在既判力方面，我国的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和深入。接下来，本文将以上面讨论到的问题为参照，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找出我国在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资参考。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既判力客观范围没有明确和直接的规定，但并不是说我国没有这一方面的规定，一般认为我国有关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规定主要体现于“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有狭义和广义两说，狭义说主张一事不再理仅仅在有生效的实体裁判的情况下发生作用，其要求包括一事不再审和一事不二罚;而广义说主张一事不再理涵盖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效力两个方面。即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且诉讼一经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因此禁止双重起诉也被视为一事不再理的内涵之一。我国学者在界定一事不再理内容时，提出了交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诉讼系属的效力，一是既判力的消极效果。一事不再理要求当事人和法院不得就确定判决所裁决的事项为相异主张或裁判，这一点同于既判力的消极效果。但既判力的积极效果是一事不再理所不具有的，而一事不再理的诉讼系属效力也是既判力制度所不能包容的。一事不再理在客观上的效果仅针对诉讼当事人而言，
而没有强调判决对法官的约束。而既判力不仅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禁止法院再次受理同一诉讼事由的案件，同时禁止法院作出与既决判决相矛盾的事实认定。综上，本文认为宜采用“既判力”一词以替代“一事不再理”，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既判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第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重新确认这一规则的同时，又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的含义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已经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可以免除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是如果对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不能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18]可见，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并不具有预决效力，也即判决理由并不具有既判力。但若当事人针对判决理由的事实再行起诉时，法官在后诉中可能作出与前诉矛盾的判决，有损司法权威性，同时也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了中间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在是否引进日本“争点效”理论问题上，本文认为由于对争点效理论的把握需要较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而我国法官中，真正受过高等法学教育的为数不多，若匆忙引进争点效理论反而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此在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时，法院的判断对民事判决主文以外的部分只能给予尊重，不能将对判决主文的既判力客观范围与判决理由中事实认定的效力问题混同起来。
第三，我国未规定判决理由中关于抵销抗辩是否成立的判决作为例外具有既判力，可能导致不合理的再次诉讼。因为抵销不过是以与请求债权没有关系的反对债权作为抵销基础，在与请求债权对等的限额内消灭同限额的请求债权的抗辩。如果对这种简单的抗辩作出的判断不赋予既判力，那么围绕请求债权存在与否的纠纷还会转换成为围绕反对债权存在与否的纠纷，其结果会导致前诉的纠纷解决努力化为泡影。[19]
在我国，由于抵销抗辩无既判力，即使法院出于理论合理性的考虑，而拒绝受理前诉被告自动债权再次起诉，也会因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而使拒绝起诉缺乏正当性。[20]同时否认抵销抗辩具有既判力，可能会导致被告再次起诉时的诉讼标
的无法确定，将不利于诉讼经济。参考各国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本文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赋予抵销抗辩以既判力。但同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只有在原告主张的被动债权被法院确定为存在后，法院才能进入以反对债权进行抵销抗辩的审理。由于法院对于抵销抗辩的判断会产生既判力，一旦进行抵销，被告也将确定地丧失该反对债权，如此一来就势必要求，只有对原告的诉求债权是否存在作出确认之后，法院才能进入抵销抗辩的审理。(2)为了判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妥当，必须对被告是否存在反对债权予以实质性判断。如果出现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抵销抗辩而使其提出的抵销抗辩被法院驳回或因抵销条件未成就而不能进行抵销等情形时，抵销的抗辩尽管会被法院列入辩论的议程，但法院并未对此进行实质性审理，因此对这些场合的抵销抗辩不产生既判力。(3)以反对债权不存在为由提出的抵销抗辩被排斥时，关于该反对债权不存在的判断产生既判力，但是限于抵销对抗的金额。因为关于反对债权不存在的判断，其只涉及到可供对抗债权的部分，没有对抗的部分，法院的判断并不能确定其是否存在，因而也理所当然地不产生既判力。
第四，对于一部请求问题，从我国司法实务来看，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在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按照该规定，在人身损害事故中，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财产性损害赔偿请求所作出的确定判决，其既判力及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意味着法院将因同一侵权事实所致的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视为同一诉讼标的，不允许当事人以分割方式分别进行诉求。尽管该规定适用很有限，但由此可探知司法实务对部分请求基本倾向于否定立场。
本文认为，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应当有条件地承认一部请求。由于我国民众的法律水平较低，原告在诉讼时不能正确估计其已经受到的损害程度，或者不能在诉讼时准确预料到将来受到的损害程度，又或者原告在诉讼时根本就不知道该侵权行为对其造成了潜藏的损害，而在诉讼终结后该潜藏的损害始得显现出来，因此有条件地承认一部请求有其必要性。应将一部请求区分为请求返还借款或给付买卖价金诉讼之一部请求和请求损害赔偿之一部请求，对前者不允许其提出一部请求，而对后者之明示一部请求则应予以允许。对于返还借款或给付买卖价金
诉讼，由于原告诉讼所请求的金额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借款合同或买卖合同时即已确定，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所争执的焦点在于价金本身是否存在及是否有效，而不是价金的数额。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交易方式呈现日益多元化，因此对请求返还借款或给付买卖价金诉讼之一部请求也不应一律加以否定，比如在分期付款中，当事人经协商将整个债权分为若干部分，分期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允许原告提出一部请求诉讼，对已届履行期的债权提起诉讼，既判力不及于未届履行期的剩余债权，原告可就剩余债权另行起诉。再如，设有担保的财产性债权，由于设有担保的债权可通过担保优先获得清偿，这部分的权利实现有保障，那么也应当允许原告对未设有担保的债权提起一部请求诉讼。
对于请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应当允许其提出一部请求，若受害人在诉讼时根本就不知道侵权行为对其造成了潜藏的损害或留下后遗症，由于该损害的不可预料性，自然应当允许受害人针对后来显现出来的这种损害再次提起诉讼，前诉的既判力不及于后来的诉讼。受害人已经知道有可能发生后遗症但尚不能确定，或者由于治疗的持续性尚不能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的情况，此时由于无法就全部损害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急需获得赔偿金以继续进行治疗的受害人往往面临起诉难题，此时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当事人无法确定请求数额时也允许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急需赔偿金进行治疗的，则可以通过申请先予执行来予以解决。
第五，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我国允许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但没有关于诉讼和解的规定。而我国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和解既无终结诉讼的效力，也无执行力，法院在实践中将该和解当作一个合同来处理。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必须由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若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和解协议或和解协议有其它无效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另一方当事人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没有阻却当事人以原纠纷为标的再行起诉的效力。而和解的终结诉讼的效力和执行力这两种效力是外国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学理中一致承认的。缺乏上述效力，和解的既判力问题就无从谈起。
本文认为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以既判力，和解成立后，当事人不得就因和解而确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另行起诉或提出与之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得作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判断。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并申请结束诉讼的，应当由人
民法院依法对和解协议审查。经审查，和解协议成立的，应当根据和解协议制作和解书，和解书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和解书载有给付内容，则具有强制执行力。但诉讼和解的既判力受到实体上意思表示瑕疵的限制。[21]此时可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当诉讼和解有无效或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时，当事人可以请求继续审判。
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判决效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即有关判决的效力 对谁发 生作用的问题。”一般而言 ,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限定在诉讼双方当事人 , 原则上不应将既判力的范围扩张至没有参加诉 讼的案 外人。既判力的对象是基于原告的主张所确定的诉讼标的 , 在受 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获得充分的诉讼权利进行诉讼活动 , 应对其提供的诉讼材料所形成的判决结果负责。换言之 , 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 之间产 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 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判决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 未参加诉讼 的第三人对判决可以进行异议之诉。但是 , 对具有绝对效力 的身份关系之诉进行异议之诉实无太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 身份关系诉讼因对方的不同而全然不同 ; 第三, 第三人就身份 关系可以提起既判力相对性的妨诉抗辩。这就使身份关系处 于一种未知或待定的状态, 显然不利于公益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将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向第三人扩张就尤为必要。 1身份判决向第三人扩张的依据 身份判决为何会发生判决效力扩张呢 ?根据何在 ?这是我们探讨此问题的“瓶颈”。要解答这一问题 , 只能从身份诉 讼中所施行的特别诉讼法则和价值目标中去寻找答案。首先 , 身份关系
诉讼是以身份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 , 与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的 般民事诉讼在适用诉讼法理和审判模式上均存有较大不同。 于诉讼当事人对身份关系不能进行自由处分 , 因此辩论主义和处 分主义受到严格限制。其次, 为了追求实体真实 ,广泛地适用职权 探知主义。在身份关系诉讼中,法官不完全受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约束 , 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再次仅仅靠职权探知主义 , 还不能够完全实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因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部分国家规定 , 准许检察官参与身份关系诉讼。检察官参与 , 既可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可以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列席诉讼裁判 , 并陈述意见以及提出相关事实主张和证据方法。最后 , 正因为是以人身关系为诉讼标的, 为了保持身份关系的高度稳定 ,需要将判决效力扩张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 以维持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基于上述特别诉讼法则的适用和检察官参与等措施的施行 , 为身份关系诉讼判决效力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同时也是既判力扩张根据之所在。尽管在我国的身份关系诉讼中 , 没有检察官参与的规定 ,但是对于事关人身关系的案 件 ,职权主义探知的色彩较浓 , 而且规定了法定调解的程序等一系列诉讼法则 , 也是为了避免未参加诉讼程序的第三人利益遭受侵害。 2身份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规定 如上述, 虽然民事判决既判力具有很强的相对性 , 而在特定 条件下 , 由于案外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若这 种关系不加以确定 , 对权利的稳定无疑是有害的。所以法律应规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扩大既判力的约束范围。在特定情况下
浅析既判力与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一、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一）既判力的范围 既判力观点源于罗马法时期，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民事诉讼都采用了这一概念。在大陆法系中，既判力又称为实质意义上的确定力，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所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力。在英美法系国家，既判力（Res judicata）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其效力规则是由完全事物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具有决定作用，同时该判决绝对地阻止他们就同一请求和诉因再行起诉"。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是指终局判决或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及于哪些事项，对哪些事项产生效力；而主观范围是指判决及于什么人，对哪些人产生效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有严格的界限，仅限于判决正文中对诉讼标的的判断，而不包括诉讼理由。而原则上，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只及于判决上写明的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但是在有例外的存在。 （二）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由于民事判决是为解决围绕当事人之间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的纠纷而作出的，故受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约束的也应仅限于当事人和法院。然而，当案外第三人在特定条件下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了利害关系，显然需要既判力来加以调整的，而此时法律也规定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扩大既判力的适用范围。因此，既判力既可及于终局判决所确定的当事人，又可及于其继受人、诉讼请求标的物持有人、一般第三人。这其实就是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在我国现有的诉讼类型中，存在以下三种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1、当事人的承继人
当事人的承继人，指承继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可因自然人继承或法人的合并、分立、撤销等发生，也可因为当事人买卖、赠与等法律行为或国家的强制力的行使而发生。此类情况，基于责任财产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承继人应受既判力的约束，并不得以其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抗辩。 2、标的物被他人占有支配 在给付之诉中，请求给付的标的物可能被当事人或其承继人以外的人占有支配，比如财产保管人、资产管理人。在这种情况下，既判力应该及于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专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该物的，既判力扩张于其，既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实体利益，又不会侵害其程序保障权。 3、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于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如果相关权利人未登记为当事人，今后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先前的判决和裁定对其有效。也就是说，人民法院不必再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先前判决和裁定的既判力扩张于其。这种既判力的扩张，考虑到了多数当事人难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完全同步的现实情况。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一）执行力的范围 既判力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年的《奥地利普通法院法》就使用了" 既判力" 这一概念，19世纪中叶的" 潘得克顿"法学家又提出了有关既判力本质的实体法说，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学说与之交相辉映。相比之下，有关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理论研究却是近几年的事，但不可否认其发展的潜力。所谓执行力，就是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确定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的效力。而执行依据的作用力所涉及的范围，就是执行力的范围，它包括时间效力、地域效力、对人的效力和对物的效力。 （二）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情形
从既判力角度探析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 作者：安鹏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0年第04期 摘要：当前我国将民事诉讼类型明确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存在牵连和竞合关系。既判力扩张理论能有效促进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构建促进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衔接的既判力扩张制度需从主观范围、客观范围、示范性诉讼、预测性判决等方面着手。此外，还应构建配套程序，保障制度规范性以及个人利益。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民事私益诉讼既判力 既判力作为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之一，具有维护终局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有效避免滥诉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现代新型诉讼，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的特征，例如起诉主体并非实质权利义务主体等。固守传统既判力范围不利于发挥民事公益诉讼的效用，因此，对既判力进行扩张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联系与区别 （一）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联系 1.相互促进、相互弥补。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目的和宗旨都是为了救济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利益损失，二者具有相互弥补的功能，无论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私益诉讼都无法单独对所有利益损失进行救济，只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能够共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2.审理对象相通。关联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均由同一侵害行为引起，因此审理对象均包括原告和被告的当事人资格、具体的诉讼请求、案件争议焦点、权利义务关系等。可以说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在审理对象方面存在高度的重合。 3.同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均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民事公益诉讼发源于民事私益诉讼，当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没有独立的立法体系，依然被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之中，无论是立法实践还是理论基础，大量援用和借鉴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及理论，这也为两种诉讼制度的衔接和协调提供了基础。 （二）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区别
既判力概述 民事判决作出以后，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任意撤销或者变更，当事人不得再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就法院方面而言，一个确定判决作出以后，后来的任何裁判都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这种对于确定判决所赋予的拘束力，就称为既判力或者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均采用了“既判力”的概念，德文用语为Die materielle Rechtsktaft。对于既判力的含义的论述，日本有学者认为：“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一、既判力的根据 既判力根据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释明既判力源于何处及法院和当事人为何要受到既判力的拘束等问题。由于对既判力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人们对既判力诸多理论存在着差异。目前，国内外对于既判力的根据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一）民事诉讼制度的效力说即“制度效力说” 该学说认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效力，强调对法院判决权威的维护，从而实现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目的。是民事诉讼制度自身为了保证权利安定的需要而必须设置的。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既判力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制度。然而，制度效力说忽视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剥夺了当事人的参与性权利，当事人得不到程序保障，通过这种程序所得出来的判决，仍然要强加生效判决以既判力，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正的，缺乏正当性。 （二）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说 该说也称为“自我责任承担说”。此说主要在日本，由掀起保障第三次浪潮的井上治典教授提出，并逐渐为一些年轻学者所接受。该说认为一旦当事人在前诉中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并提出相关证据，那么在该当事人方面就产生了前诉中应当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作为自我承担的表现，当事人应该主动接受既判力的拘束，不能再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主张。然而，民事诉讼活动是通过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既判力的内容包括了对当事人的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对法院的要求，仅仅以程序保障与自我归责来寻求既判力的根据，也存在偏颇之处。 （三）程序价值说 有学者认为，首先，程序安定价值是既判力直接的根据。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顺序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结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安定主要体现在程序的不可逆性和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其次，参与性统治价值是既判力的重要根据。从当事人角度而言，正是因为程序的参与性统治价值的存在，他们才认同生效裁判的约束力，既判力的作用得以发挥。最后，程序法治价值也是既判力的根据之一。程序法治价值又称为程序合法性价值，它要求建立确保能够被遵守的规则和程序机制，并且设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程序合法性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而在于提供一种来自法律而不是人的程序”。对既判力制度的违反，也构成了对程序法治原则的践踏。仅从程序的角度来分析既判力的根据，对于法院在该理论中的作用以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均没有涵盖，因此其也是一种不圆满的学说。
论述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既判力，是指生效民事判决裁判的诉讼标的对双方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即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相矛盾的主张，而且当事人不能对该判断进行争议，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简而言之，不允许对该判断再起争执的效力就是既判力。 既判力的作用包括：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 1）积极作用。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终局地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二是禁止就确定判决的既判事项为相异主张或矛盾判决。前者是既判力实体方面的积极作用，后者是既判力程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2）消极作用。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指在诉讼标的同一的情形，前诉判决对后诉判决的程序上的拘束力。具体体现为，“当后诉的诉讼标的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时，则在后诉中，应以抵触既判力为理由，认定该诉不合法而驳回诉讼，无需进行实体审理。”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个方面，两者都以禁止重复诉讼和重复审判为目的。 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体范围、客观范围、时间范围。
1）主体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受到既判力的约束的主体。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既判力主体范围的相对性原则和既判力主体范围的扩张。 2）客观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客体界限，是指确定判决中哪些判断事项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直接决定了产生既判力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确定了判决执行力的范围，居于既判力范围的核心地位。3）时间范围：又称为既判力的基准点，是指判决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状态的基准时点，意味着既判力以此时间点确认的权利义务状态对后诉发生作用。
浅析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精选范文） 既判力理论发端至今，在民事诉讼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与诉权论和诉讼标的理论共同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又重要的基本理论。[1]正如日本法学家兼子一、竹下守夫所言“如果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2]尽管对既判力理论的研究已源远流长，但学者和立法者各自有不同的解释，而既判力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屹立在民事诉讼理论殿堂之中。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最新发布的“二五”改革纲要中，已把“维护司法既判力”提上议事日程，更加体现既判力理论在我国已经日益得到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既判力制度的争议更多的是集中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因为这一问题与诉讼标的等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紧密相关，并直接涉及到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等诉讼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在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既判力客观范围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我国现阶段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一、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中所作的判断，以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的诉讼标的为限。此说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历来为通说。但由于诉讼标的理论本身的艰深晦涩，学者间对诉讼标的的讨论颇多，学说流派林立，观点繁芜，出现了旧实体法说、诉讼法学说之二分支说和一分支说、新实体法说等学说。[3]采纳的诉讼标的理论不同，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亦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一般说来，采纳旧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较小;采纳新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则较大。 对于我国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应当限于诉讼标的范围以内，学者们基本无异议。但对于如何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目前理论界没有统一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旧诉讼标的理论，目前此说为通说。按照旧实体法说，法院的裁判是以原告主张的具体的、特定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作为其诉讼标的，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也应仅仅及于这一项已经经裁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可见旧实体法说的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不容易产生争执，而且对于法院和当事人来讲都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但如果在诉讼中存在请求权竞合，旧实体法学说的理论缺陷就比较明显了。即在实际上明明是一个事件，但因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竞合而具有不同的诉讼标的，那么原告可以多次起诉，而前诉对后诉却没有既判力，这样当然会造成被告的多次应诉，法院重复审理同一案件，增加了法院的工作负担。 (2)新二分支说的诉讼标的理论。[4]二分支说从理论上较为有力地解决了旧实体法学说在请求权竞合问题上的理论缺陷，使旧实体法说在请求权竞合时出现
浅谈既判力的基准时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既判力基准时的概念及既判力基准时的确定 既判力的基准时，是指确定终局判决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状态和权利状态产生既判效果的特定时间点。既判力的基准时对于既判力效力范围的界定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前诉判决从何时起对后诉判决产生约束力。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只确认特定时刻的权利状态，而不是确认所有未来的权利状态……涉及实质既判力的时刻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能提起新的事实主张的截止时刻相同。”据此，既判力的基准时应当界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从民事诉讼理论的角度看，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和新事实的发生而不断发生变动，生效裁判只能是对特定时间点上的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的判断。因此，若要确定既判力的效力界限，首先必须确定既判力效力开始产生的时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法院经常遭遇当事人双重起诉的问题，需要运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处理问题，在判
断后诉中的“事”与前诉中的“事”是否为“一事”时，仅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的静态标准来判断是不够的，考虑到民事法律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必须参考既判力的基准时。 二、既判力基准时的法理分析 近年来，尽管我国学者开始重视既判力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于抽象的概念和宏观的制度介绍，缺乏细致的理论研究。对于既判力的效果，学者们通常将其简单概括为：“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既判力究竟包含哪些效果? 我国理论界鲜有细致论述。笔者认为，以既判力的基准时为视角，确定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包含以下三种具体效果。 (一)对当事人在基准时前已提出的主张，既判力表现为“确定力”。生效终局判决所具有的既判力首先表现为确定力，即对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即实体法律关系状态)加以确定的效力。确定力是生效终局判决产生的最直接的法律效果。生效终局判决对诉讼标的的确定力，对后诉发挥着消极和积极作用两个方面的影响。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对后诉发生作用表现为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与法院在标准时上作出的‘诉讼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是指在某一个司法程序中，对于已经经过审理和裁决的案件，在后续的法律程序中是否可以再次对该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的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中，既判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其确立原则旨在保障司法程序的廉洁、公正和高效，防止由于多次审理同一案件造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司法冲突。在法律领域，既判力一般分为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两个方面，下面本文将着重探讨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一、既判力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既判力的概念是指，一旦一个案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裁决，该裁决就具有不可再审的权威性和效力，即使案件中存在一些不当和错误的裁决，也不能再次通过司法程序来对该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决，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如新证据的出现或者是对于法律法规的更改等情况。 既判力的基本原则是既判力优先，即一旦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一个案件做出了判决，该判决优先于其他法院和司法机构的判决，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才能对该案件进行再次审理。 二、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法院对于一个案件做出判决后，该判决对哪些人具有约束力和限制力，即对于判决主体的范围做出界定。一般情况下，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原告和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原告和被告作出的判决，对于原告和被告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该裁决可以阻止原告和被告对于相同纠纷进行重复的司法争端行为。 2.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于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也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在向法院提起诉讼或作出被诉行为时，必须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的判决。 3. 其他参加诉讼人员 参加诉讼的其他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后，同样受到该判决的限制和约束。 4. 对外事项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还涉及到对外事项。通常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涉外案件的判决会对外具有法律效力，处理涉外经贸纠纷、涉外婚姻家庭等案件时，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作出对应的决定。 5. 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时，也具有较高的权威和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安全的案件，其判决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三、总结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是法律术语，意为已经被判决力。它是指一个裁判已经做出的裁决或判决已经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法律效力，即已经产生了执行的能力。既判力不是一次性的，因为它可以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变化。因此，既判力也具备了在诉讼程序中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通俗一点讲就是涉及的范围，反映的是此裁判所适用的法律、事实、证据、法律类别与范畴等存在的限制。具体而言，既判力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事实主观范围 事实主观范围是指在执行裁判之前，满足适用法律所需的既定事实范围。法院对裁判时所使用的事实范围必须遵循审查范围的要求，使得所有的事实必须符合法律和证据规定的标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裁判才能够获得可执行的地位。如果一方在诉讼过程中未参与，且最终的判决为“缺席判决”，在这种 情况下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当事人无法获得被告的事实，最终的判决往往只能得出小范围的结论。 二、证据主观范围 证据主观范围反映的是裁判中证据的可适用性。在进行证据审查时，法院将对证据的环节进行审查，如证据的适用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如果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不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也将受到影响。如果证据不可适用，则法院裁判无效。
三、法律主观范围 法律主观范围是指裁判中适用的法律范围，即审判时适用的法律规定和适用的法律类别与范畴。法律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否则判决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对于法官来说，深入了解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四、法律类别与范畴主观范围 法律类别与范畴主观范围是指在适用法律时所涉及的类别和范畴。在执行裁判时，必须考虑具体的法律类型和范畴。如果存在类别和范畴的错误，最终的裁判可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执行。因此，法律类别和范畴的准确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裁判适用的法律、事实、证据、法律类别与范畴等限制。如果在执行既判力时不考虑这些限制，将会导致无法执行的结果。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律师需要充分了解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以合理地决定诉讼策略和应对措施。只有在审慎地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获得可执行的裁决或判决。
浅析民事判决的既判力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指一件民事案件得出判决后，该判决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对法律主体产生的影响力。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民事案件判决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一、民事判决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对民事判决的效力规定得相当具体。民事判决需要经过法院的审判程序才能被确定，且对所有的法律主体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从而最终产生法律效力。同时，未经法院审判及判决的则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民事判决的效力是与民事判决产生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紧密相关。 二、民事判决的有效期限 民事判决的有效期限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被明确规定。法律规定中明确说明了，民事判决在生效后6个月内，与之相关的当事人可以自愿、自行执行文书所规定的义务，同时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司法程序。然而，在生效期限过后，如果依然未履行文书规定的义务，则判决从中断到此时，重新具有执行期限，从而之前的履行期限失效。 三、民事判决的限制
民事判决的限制是一定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与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关系密切。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某个当事人对民事判决的真实性或合法性认为产生争议，该方面可以对判决提起上诉或者抗诉等司法程序，从而对判决的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上诉或抗诉等程序，法院将会重新审理案件，进而对判决是否真实合法进行重新的确认。 四、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 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是民事诉讼重要的一环，民事判决只有在被履行和执行之后才能真正地发挥它的约束力和保障作用。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民事判决的履行和执行程序，也规范了法院如何介入和监督执行过程，同时对未按期履行的当事人进行了法律惩罚。在此基础上，民事判决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落实。 总的来说，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不可少的，其约束力是对法律主体的约束和保证。判决的有效期限、限制、履行和执行是民事判决既判力实现的具体途径，也是民事判决能够真正落地的基础。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真贯彻落实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可能提高民事判决的既判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 1、什么是既判力？ 一般性描述：是关于诉讼终结的诉讼理论，（前提）在法院的终局判决确定以后，不论该判决是否存在不当，（条件）在未被依法变 更或撤销（通过审判监督或再审）以前，（表现）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当受到该判决的拘束，不得就该判决确定的内容进行讼争，不能 形成与该判决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 既判力的拘束作用：消极作用：当事人不得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有既判力的判断相反的主张；后诉法院也不得作出与前诉有既判力的 判断相反的判断；积极作用：后诉法院的裁判必须以前诉法院判决的内容作为前提； 关于既判力本质的两大对立学说： 实体法说：最初由德国学者保罗等人提出，认为既判力的本质在于确定判决所具有的创设实体法的效果；确定判决具有创设效力，能 使当事人之间真正既存的权利归于消灭，也能使当事人之间真正不存在的权利发生存在的结果； 诉讼法说：为德、日两国通说，由德国学者罗森伯格等人所建立，认为既判力与实体法律关系无关，确定判决的既判力纯粹是诉讼法 上的效力。确定判决之所以对后诉法院具有拘束力，是基于国家审判权及其权威性判断统一和安定的需要，这是法院确定判决在诉讼 法上产生的效力。 2、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什么是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前诉对后诉中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有拘束力的问题； 大陆法的理论：对终局判决中已经确定的诉讼标的有既判力； 可能的分歧：对于诉讼标的界定不同，导致既判力认定不同； 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识别诉讼标的是否同一的标准是，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请求权的个数，有多少实体法律关系或多少个实体请求 权就有多少个诉讼标的；（例：A诉B，要求返还C房屋；第一诉，诉B侵占，要求返还；第二诉，诉B租赁到期，要求返还） 新诉讼标的理论：不同原因的事实仅产生同一效果时，多个原因事实不能构成不同的诉讼标的。 3、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什么是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既判力不仅对诉讼标的有拘束力，也对某些主体有拘束力； 大陆法国家的理论：既判力只对提出诉讼请求及相对的当事人有拘束力；对当事人以外的人没有既判力； 4、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时间范围：已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作用的时间界限；（又称既判力标准时）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理论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中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民事案件日益纷繁复杂之当今中国作用日益突出。本文笔者拟就民事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概括。 一、既判力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民事诉讼当事人因私权发生纠纷而起诉到法院，进而展开了一系列诉讼行为，消耗金钱和大量精力，为的就是得到法院的一纸判决。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对当事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就判决本身而言，它所具有的在其生效后对抗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对判决的随意变更以及法院后来裁判的效力外，还有判决所具有的对特定范围主体的既判力。前一种效力指的是一个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与其他任何人、组织、法院都不得随意更改判决所确定的内容，这是一种对世的绝对的效力。而既判力指的是判决所描述的内容对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所享有的拘束的效力，在这种拘束力的影响下，特定主体需按照判决内容为作为或不作为，同时判决所确定的法律关系对特定范围内的主体产生遮断效力，在这种拘束力没被依法定程序撤销之前，特定范围主体亦不得申请公权力或运用公权力对该法律关系进行变更。 作为大陆法系基础理论之一的既判力理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原告提起的案件，一旦以某个诉为根据开始法庭程序或为争点事实，将因争点事实被消耗而不允许当事人再度提起诉讼”[1] 。罗马法这种一事不再理理论应该可以看做是既判力理论的雏形。经过后来很长时间的发展和丰富，逐步演变为今日的大陆法系较为成熟的既判力理论。 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并无所谓的既判力理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具备“既判力”这个法学概念所蕴含的实际效力。事实上，“尽管没有采用既判力这一术语，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不少实质上的既判力规范，构成了我国的既判力制度。”[2] 只不过和大陆法系较为完整严密的既判力制度比起来，我国显得比较零散和粗糙。
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作者:王娣(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王德新(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生 文章来源:《时代法学》第 2008-4期 【内容提要】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既判力的效力范围是通过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和时间范围来共同加以界定的。其中,对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我国学者尚缺乏深度的研究,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较为混乱。为此,有必要以既判力的“标准时”为视角,对生效终局判决的既判效力进行细致分析,对民法形成权的行使、预测性判决等领域中判决的既判效力的特殊性问题加以探讨,不断深化和丰富我国关于既判力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标准时既判效力形成权的行使既判力时间范围的扩张 [Abstract]In the theory of civil procedure , the boundary of res judicata includes its objective boundary , subjective boundary and time boundary. In respect of the time boundary of res judicata, the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have not done much study and the courts could not always deal with it corect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deeply in the view of its time boundary.Some special problems in this field , such as the excution of editor's subrogation , predictable judgment , etc. , should be discussed under the view of the time boundary of res judicata. And this will enrich the theory of res judicata in our contry. [Key words]the time boundary of res judicata; the time of creterion; the effect of res judicata;the excution of editor's subrogation; the expanding of the time boundary of res judicata
论判决理由的既判力 判决是司法裁判机关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司法裁判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和 法律适用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中国，判决是裁判机关最高的权威表现，其作用 在于维护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中，判决理由是构成判决的一 个必要元素，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作用。 一、判决理由的作用 判决理由是判决结论的基础，是存储在判决文书中的解释、阐述案件事实、适用法律 的书面说明。判决理由中，既有对案件事实的阐述，也有对法律适用的说明，同时还包括 了对证据的审查和分析、当事人的主张等。判决理由具有以下作用： 1. 明确案件事实 判决理由可以阐述案件的原委，从而帮助当事人和社会各界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确保 判决能够与事实相符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公正。 2. 明确法律适用 判决理由可以阐述法律适用的理由和范围，确保判决的法律适用合理、精准，从而保 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保障审判程序公正 判决理由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以帮助当事人和社会监督裁判机关的工作过程，保障审判程序的公正性，保证裁判工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判决理由的对案件的影响 对于一个判决，其判决理由的好坏对其整个判决的影响都非常大，因为判决理由涵盖 了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部分，如果判决理由存在问题，那么整个判决的正确性和合法性都存 在问题。 判决理由可以阐述案件的事实，如果判决理由中对案件的事实阐述不清或者主观性太强，那么可能导致判决出现问题。比如对证明材料的审查不够严格，没有揭示证据之间的 关联，或者是分析不够全面等，这些都可能导致判决的正确性问题，影响当事人的利益。 判决理由可以阐述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如果判决理由中对法律的适用存在问题，那么 也可能导致判决出现问题。比如，裁判员对适用法律条款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是适用了 错误的法律规定，这些都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
民事判决理由的既判力 大陆法系的主流观点和通行制度认为, 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仅限于判决主文,判决理由（除了抵消抗辩外）没有既判力。判决理由是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 认定纠纷性质, 确定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当事人的何种请求予以确认, 何种请求不予确认。学界对判决理由有无既判力的问题观点不一, 笔者做一归纳和评析。 一、全面否定论 法院的使命在于确定系争权利关系,彻底解决纠纷, 因此必须维持被确定的权利关系将来的安定性。策纳认为, 当前诉判决主文所确定的法律效果,将因后诉判断而实质上受到侵害时, 为防止发生矛盾判决, 当事人对前诉判决理由中的判断不宜争执; 此外,应当考虑不得争执的判决理由的限度,即不能超出当事人合理的预测范围。认为确认判决理由具有既判力是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笔者认为一味地承认判决理由既判力, 会使当事人在后诉中绝对丧失了对前诉某些事实的辩论权。 二、全面肯定论 该观点认为, 如果承认前诉判决理由中的先决事项有既判力其后果将使当事人作为诉讼资料而提出的事实被绝对地确定, 使当事人丧失了对在本次诉讼中提出但未经
认真辩论的事实在今后别的诉讼中展开争执的可能性, 造成对当事人的突袭裁判。 但有笔者认为该观点存在一定缺陷,因为对前诉后诉中出现的某些事实的重复争讼,会有损诉讼效率。为弥补这种缺陷, 德、日等国家允许当事人提起“中间确认之诉” ,将诉讼标的前提问题明确转换为另一诉讼标的,此时既判力的效果及于该前提问题。如果当事人没有提起中间确认之诉,则不必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 条也规定了中间确认之诉, 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 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三、预决效力论 该理论认为:援用者无需举证,但允许对方以相反证据推翻。即,如果法院生效裁判已经确认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则主张该 事实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但是如果对方当事人反对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并提出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又不能充分证明该事实成立,审理后诉的法院就可以作出判决推翻前诉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采此意: “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