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强世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
编者按：
随着加入ＷＴＯ的临近，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全面实现与世界接轨。在中国迈向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许多创造性的实践需要用理论的方式凝固下来，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解决。本文作者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进行的对话，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立法、司法、社会变革等等我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编者选择与法律实践相关的部分，分两次连载，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法律与治理
朱苏力：关注“真实问题”是前些年关于法律学术研究本土化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即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必须以中国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家在解决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产物，而中国的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只有在把握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作出我们的贡献，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而这是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就能完成的。
强世功：如果将西方的历史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指标或维度，那么中国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因为我们要在近一百年内完成西方在近千年内完成的社会变迁。我们既要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同时性，也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与治理的关系。
在西方，从１２世纪罗马法复兴到１８世纪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法律在西方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以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共同体、法律机构等等这些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从１９世纪开始，法律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而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现代化推动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国家政权建设、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嫁家庭问题等等。由于没有强大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成熟的法治构成要素，所谓法律就简单地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我们近２０年来的法治建设，就是将法律逐步从这种治理工具中解放出来，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力量。如现在强调法律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进行司法改革等正是如此。
如果以西方法治的发展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法治发展似乎是一种逆转的西方法治历史。
朱苏力：你说我们与西方相比是一个压缩的、甚至逆转的过程，我同意前一种压缩的说法，倒不一定同意是个逆转的过程，我更倾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方现代法治的产生有很多支撑性的东西，而中国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可以说真正有法治的东西，以前即使讲法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没有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只是民法、刑法上稍微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许多其他的部门法，比如最初的科技法、经济法，
都缺乏细致的技术，更没有像反垄断法这种应用经济学分析的法律。因此，不能说８０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理了，那时也许只有“治”，没有“理”。因为治理需要一种专业化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缺乏这种能力。直到９０年代，随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法律要真正成为治理的工具，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福柯讲的ｇａｚｅ的概念，即“对目标的凝视”：知道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治理。
当然，这种互动会出现很多问题，尽管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社会还没有各种支撑力量（包括技术的、财政的、管理的等）来真正推进它，因此可能需要回头做补充工作，不光是知识上的，还有技术等一系列的调整。例如司法改革，我觉得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如今法院案件越来越增多，法院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部门，法院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就会是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话，法院也就不可能成为确认规则的部门。因此，要让法院成为法院，必须要有某种制度上的调整，实现纠纷解决的分流，包括民间自行解决、行政部门解决以及其他方式解决。而法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一切纠纷都“赶到”法院去。
强世功：正是在“治”与“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治理技术的转型。８０年代之前的“治理”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治理，但是，它有一套成型的治理技术，比如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说服教育等等。这种治理技术大多是针对“灵魂”的治理，是对“思想”的凝视（ｇａｚｅ）。现在，我们对这种治理的技术很少使用，而发现法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治理工具，甚至无论什么都似乎想通过法律来解决。这种对法律的误解、迷信有可能最终会破坏法律，因为法律承担了它所不能承担的任务时就会发生畸变。比如，用法律来治理“包二奶”的社会问题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法律要有所节制，有所为有所不为。
尽管法律的治理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效果，但是，正是在对法律的期望中，我们看到了对新的治理技术的探索和追求。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而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无法治理人的“灵魂”，只能治理人的“行为”，这正是法律治理的特征。管理一个复杂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很精致的技术，只有具备了成熟的治理社会的技术，我们才能构建治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技术。法治、宪政、民主也是一种技术，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法律治理混同于西方的法律治理，而要区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技术和作为治理社会的技术。
我前面所说的都是法律的社会治理。在西方，法律的社会治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完成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法治、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中国，仅仅强调法律的社会治理就忽略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治理。因此，我们不仅要谈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法制”，还要谈作为国家政治生活治理的“法治”。法律不仅要在法学传统中的法律技术的意义上来理解，也要在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意义上来理解。
法律家知识传统中的法制，与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法律就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您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近１０年来的主流观点，即法律就是法律，是一套解决问题的技术，而不必然与政治结合起来。
朱苏力：从当前法学界来看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努力在为更技术化、更治理化的法学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一个社会思想者和尽可能冷静的旁观者，来反思一些法治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不愿意为了法治牺牲像当代秋菊这样渺小的愿望。我觉得法律应当更具丰富性，特别是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复杂的情况。
强世功：您刚才说的似乎是一个悖论。首先要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法律，法律就是规则，要建立专业化的知识和法律共同体。但与此同时，如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建立法律共同体意味着知识垄断，“法盲”会更多，这种专业化知识背后又与权力、职业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法制的进程会牺牲象秋菊这样的人的感受。这是现代法制建设的很大的悖论。
问题在于法制所带来的问题是在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还是在非法制的基础上来解决？我想您也会主张前者，尽管不无遗憾。我倒觉得，现在问题是还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技术的积累，技术背后知识的积累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群体的积累。如果现代社会没有专业化的法律，没有法律共同体，没有良好的职业群体，那么，良好的法治不可能仅依靠政治变革或者意识形态建立起来。
朱苏力：也就是说作为普及的知识，经济学已经为所有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必须考虑，比如机会成本的问题、收益最大化的问题。而法律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法律职业者、政府官员和民众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法律技术的共识，尤其是法律技术中程序技术的共识。
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法制带来的问题只能以法制来解决。首先，法制带来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法制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的问题，因此必须眼界更开阔一些。其次，我的怀疑主义甚至会更重一点，有些问题是否一定都能解决？是否存在没有问题的社会？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问题对不同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对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会成为另一些人的问题，甚至对昨天的他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对今天的他就是该解决的问题了。例如，乡镇企业是解决农民贫困的办法之一，但对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出现污染问题。我不设想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一天，我们也许首先应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立法与司法
强世功：后现代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有可能使我们找到解决现代性弊病的渠道。我们在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关注法律现代性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就中国的经验来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立法，中国法制进入了一个“立法时代”，大家对法治的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立法，要有规则。于是，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就是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出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制进程可以说进入了“司法时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开始从规则转向了审判。这个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将法律理解为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规则可能是无效的规则，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规则。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合理的。
因此，这２０多年来法治的进程不仅是制度上的逐步推进，而且也是法律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对法律想象的不断更新。其实，社会事实就是建立在想象之上的，当人们的想象发生
了变化，社会事实也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今天经常谈到西方的经验，谈到历史的教训，其实真正的西方是什么或者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谈论这些东西，人们是如何想象“西方”和“历史”的。这种想象构成了我们今天真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法律是什么”实际上依赖于法学家对法律本身的想象。
当我们围绕立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命令，就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工具。这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自然成了法制的原则。当我们围绕司法活动来想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是一种公正的判断，甚至是超越国家权力的公平裁判，它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渠道。在这种意义上，法制的原则就成了要求司法公正、要求程序正义等等。
朱苏力：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政府的规制，这次回去不是一般的立法，而实际上是执法，是另一部分执法。我们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但是为什么别的都不行了，让最后一道门承担那么重的社会责任？在法治社会中，绝大多数纠纷并不是到法院解决的，法院是确立规则，而真正的执行是在政府部门。司法诉讼要是这样膨胀下去，司法部门会被压垮。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制度下，绝大部分法律的执行应该是在政府部门，绝大多数纠纷则会由社会的各种机制依据相对统一的规则来解决。
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以来，中国就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纠纷如何在行政部门解决，而不是都推到法院去。比如警察罚款、许可证、执照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将来不进入法院，而是在政府部门解决。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会不会强化政府而损害司法？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把法院作为纠纷解决部门实际是把法院当作政府，这就表明法院还没有真正定位。将来法院的进一步定位就是要把法院作为规则的确认和调整的部门，把政府更多地作为纠纷解决部门。这就需要除了大量的严格执法的官员以外，政府内部重新调整战略，如许可制度等都会有重大变化，而且会更多受到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策科学等影响。要考虑效率问题，把纠纷逐步分流，使实际流向法院的案件减少。
法院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更清楚地意识到，通过提高诉讼成本，把大量案件转移到行政部门解决，不仅有利于公正，而且有利于效率。不能把过于沉重的负担压到法院，否则法院承受不起，而且必然会腐败，因为当法院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纠纷解决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差别不大时，寻租的可能性就增大。
此外，其他社会机制也应当同时发挥作用，在一些小的纠纷或不涉及基本权利或重大利益的纠纷上，人们通过其他的机制，包括相互妥协、信用、日常生活的合作与不合作等，可以获得一种秩序。现在不少人讲“为权利而斗争”，这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这种口号意识形态化，一丁点儿事也要对簿公堂，实际上就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哲学”。
强世功：这种从规制的国家向非规制的国家转化的过程，在西方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中国，由于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西方几百年中完成的建设我们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经历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完成。比如，西方人权的发展经历了１８世纪的经济权利、１９世纪的政治权利和２０世纪的社会文化权利的缓慢演进，而这些不同的权利类型以及这些不同的权利类型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对
当下的中国同时提出了要求。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能在一个有序的过程中进行，而总是在同时进行。一方面我们在放松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加强管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管制应当放松，那些管制应当加强，我们似乎不很清楚。因此，政府对于社会问题总是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中，今天基层工作出现了问题就加强基层的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明天财政税收出了问题就加强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的力度，后天市场秩序出现问题就加强工商管理部门的工作。其实，在这一点上，西方有些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在放松国家管制的同时，应当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充分依赖市民社会管理自身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几个关系问题，比如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等等。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要逐步确立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原来法律是政治暴力的工具，后来提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现在又强调司法公正，这些都反映了不断的寻找法律的位置。从立法的角度来讲，原来立法针对的是老百姓，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规制问题，就不仅要为社会立法，还要为政府建立规则。由此通过法律划定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彼此的界限，通过宪政这样的程序性建设为三者的互动提供支撑性基础和规则。
我同意您对法院的看法，法院应当成为确认规则的机构，而不是纠纷解决的机构。但是，我认为要区分高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前者作为规则确认机构，后者作为纠纷解决机构。我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是：建立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套体系来区分这两种功能。让地方法院承担起社会治理的功能，让中央法院担负起维护法律规则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变为中央法院，将基层法院变为地方法院。这样更主要的是可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正是要处理上述几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在提供知识和制度设想的可能性上很重要，即在复杂的关系中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在政府、社会之间建立比较恰当的关系。
朱苏力：其实，我们一直在借鉴外国，但是外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多种多样。因此，究竟借鉴什么，这就不是一个提倡不提倡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借鉴。这就有一个判断问题。判断不可能通过借鉴完成，而必须具体细致地研究问题。因此，问题又回来了，要梳理问题，研究现实，需要社会科学知识，而不是价值判断，至少不仅仅是价值判断。比方说，社会自治的问题。仅仅说政府放松规制让社会自治，从长期看无疑是对的，但是在短期可能出问题。广州潮汕地区，政府不管市场，假货到处都是，结果商店甚至打出“本店没有潮汕货”，外资撤出，结果政府不得不进来干预。又比如公民权利保护的问题，如果政府不保护或没有能力保护，那么许多人就不是“公民”，而是社区成员，他享有的权利就不是“公民权利”，而是随社区而变化的“权利”，甚至有时就是没有权利。
因此，不能把“社会”本身神话，也必须具体分析。美国内战、战后修正案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消除社会对人的“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保证自由、正当程序的联邦政府，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和政治框架的国家。中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因此，不是笼统地讲减少规制，其实法治的一个维度就是增加规制，但必须是清醒的，必须基于具体的分析，一旦当成运动来搞，就会出问题。
我不赞同建立两套法院体系，尽管我曾经看到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因为当我们看到两套体系之好处时，也必须看到其坏处以及成本。两套法院，机构增加、人员增加，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很难保证增加的人员都严格守法，国家和地方财政上能否支持，司法是否会进一步行政化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出现两套规则体系，也就是两套法律，会发生冲突法的问题，更多的程序法问题，律师的知识也都要整个发生变化。这甚至不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民众的预期问题，法律依赖问题，还有防止腐败的问题，因为两套体系有法律衔接问题，给人更多腐败可能。应当看到，规则统一化是大趋势，欧盟比较典型，还有北美经济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规则体系逐步统一。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两套法院体系的好处，有可能出问题。没有相当把握，社会不应当轻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但是，这个思路不错。我以为应当在司法系统内部进一步分工。
审慎、知识与司法独立
强世功：对于西方的理论，我们不仅要在理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也要在制度的意义上来考察，比如司法独立。如果仅仅从思想史来考察，之所以实行司法独立是因为司法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是一个最不危险的部门，司法独立是通过分权来制约王权的重要机制，这些说法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从制度来考察，司法独立实际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的时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如果我们考察今天司法公正、司法独立，除了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权威或者国家能力不断削弱，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现在，我们都知道法院体系越来越变成地方政府的一部分，“地方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摆脱地方政府的干扰，使得司法的力量成为执行法律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就看不清某些制度的真实变迁。
我认为，应当将司法独立放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框架中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中央“放权让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的权威和能力越来越受到地方的制约，尤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央就出现了财政困难，由此导致司法机关甚至军队为解决“吃饭”问题卷入到经济领域中去，或者更加依赖于地方财政的支持，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因此，如果要树立中央的权威，中央就必须有必要的汲取财政的能力，其实税制的改革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司法改革不仅应当以司法公正为目标，而且应当以强化中央的权威为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中央的权威是不可能完成的。
朱苏力：现在越来越可以看出，司法是一个独立的确认、执行普遍规则的部门，它既脱离不了立法部门，也脱离不了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确立规则，行政部门执行规则。当然我不是说三权分立学说是错误的，但我们至少应知道，法院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在个案中判断执行哪一个普遍规则；在普遍规则与特殊规则发生冲突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当重申并坚持普遍的规则，而非特殊的规则。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司法独立就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能想象独立的法院就一定比独立的政府更清廉，而且即使清廉公正，这个法院或法官也只是一个“清官”，是政务官，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强世功：我们在理解三权分立时，即使从观念史意义上讲，还漏掉了重要的共和传统。共和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承认社会由不同阶层所构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代表了不同的品德或德性。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良好的政体不是一个阶层对其
他的阶层的统治，而是混合政体，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德性都要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
所谓的三权分立不仅是根据社会功能对权力的划分，而且是根据不同的德性进行的划分。比如，立法代表了大众的流行意见，这些意见是易变的，所以才有所谓“媚俗”的说法；行政代表了权威，代表了追求荣耀；而司法代表了均衡权利冲突中的一种审慎。所以，政治家的德性与法官的德性是不同的。这种共和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安排上，而且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比如，陪审团与法官的区分，就是要让法官代表专业化的知识和真理，而让陪审团代表普通人的健全的常识和理智。
朱苏力：许多人认为要让最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当法官。而波斯纳就说过，不应当让最优秀的法学院学生当法官，因为最优秀的学生常常都有些怪癖（比如知识上的怪癖），因此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远一些，更可能做出不合情理的判断。美国在７０年代任命Ｂｌａｃｋｍａｎ法官时，曾经提名过两名法官，其中一个在法学院的成绩较差，水平一般，因此许多人反对他，说他很笨。一个参议员替他辩护说：“是，他是很笨，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很笨的人需要在法院里有代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上个世纪初始终有一个犹太人的代表（法官），持续了很长时间，６０年代后有黑人代表，８０年代开始有妇女代表。这至少表明法院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完全是一个智力性机构，而是一个政治机构，而政治智慧未必就是法学院的学业的好坏。对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法律家恰恰不是法律上最优秀的，而都是政治家出身，比如马歇尔、沃伦、塔夫特等。
强世功：我想其中的关键在于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司法裁判面对的不是普遍的一般情况，而是面对具体的案件，要面对具体的人和特殊的事，而且在许多案件中，并不是对错截然的判断，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是经常所说的“疑难案件”。在诉讼中，当两种同样重要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均衡、判断、裁量。因此，法官需要具有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需要敏锐、有洞见，而不是纯粹的书本理论能力。我说过，优秀法官应当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够倾听时代的声音，感受时代的变迁，把握时代的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他同时应当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能够分析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分配与均衡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如果说议会或者政府中的政治决策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是通过直接的投票来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的话，那么，法院是通过司法判决中的法律推理来表现的。通过司法推理，不同的政治主张、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进行公开的、理性的辩驳和推论。这种辩论不同于议会或者政府决策中的辩论，后者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修辞的技术，追求在很有限的时间中打动人心，而司法判决中的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法律知识的基础之上，比如概念法学的传统或者普通法的传统。
所以，在政治设置上，尽管法院也是一种政治，但它是一种不同的政治，它更多依赖知识上的精英化。行政是一种上级命令下级，但是，法院上级就不能命令下级，只能通过判决来否决下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无论是否受过法律教育，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但是要想成为著名的大法官必须要通过司法判决做出法律知识上的贡献。大法官马歇尔尽管是一个政治家出身，而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中体现出一个法官避免将法院卷入到政治斗争中的明智之举，但是，马歇尔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大法官，并不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明智，而是因为他的一系列判决确立了司法审查、合同自由等法律原则。
朱苏力：但这种判决也是一种政治力量的运作。比如，一个法官知识很高，但是很孤傲，不能调动其他法官，那他就无法获得判决。因为这时知识上的优势并不一定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判断，比如是否到了需要废除种族隔离的时机，这种判决是否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做出这个判断以后，能否获得其他法官的支持等等，这些考虑就非常重要。而这些东西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强世功：的确，一个好的司法判决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或者时代的要求，而不仅仅在法律知识上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判决尤其需要法官的明智与判断。由此，我们可能触及到司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司法建立在独特的知识基础上，而且必须以强大的、成熟的法律知识传统为依据，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的独特性，司法独立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司法独立实际上是司法运作逻辑的独立，是一种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必须进行辩论、必须遵守程序等等。因此，我们才能将司法诉讼区别于上访、行政命令等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独立的、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的话，司法机关即使在制度上是独立的，但是，在司法的运作过程中无法起到司法本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司法过程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立过程，司法过程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书本上的理论推理。因此，书本上的法律知识必须要符合社会的要求。司法过程中的知识运用要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司法过程本身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部分。
强调前一个方面往往被称为司法保守主义，强调后者往往被称为司法能动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往往是在二者之间来回摇摆的。在一个社会稳定的时期，强调司法保守，而在一个社会变化的时期需要强调司法能动。
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的确是两面为难。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强大的法律知识传统，因此，特别需要强调司法的专业化和知识化，强调司法逻辑的独立性，由此为司法独立建构一个成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立法的后滞使得法官必须具有适度的发现甚至创造法律规则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法官对社会的发展作出直接的反映。
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必知热点 党的“十六”大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回顾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我们任重而道远。 必背知识 一个概念：近代化（现代化） 两大任务：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三个层次：至1919年以前，中国近代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层次，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 四个阶段：起步阶段、整体发展阶段、曲折前进与新发展阶段、新中国的现代化阶段。 五条基本线索：经济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思想文化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实现近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是民族独立。 一、关于“近（现）代化”概念 近代化即现代化，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实现封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近（现）代化是一项涉及价值取向、社会秩序、政治规范、制度运作、伦理认同等的系统工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变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化具有明显特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非自发地开始的。表现为政治上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思想上争取自由、民主、科学；经济上向西方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努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二、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两大任务及其关系 （一）中国近代化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 随着加入ＷＴＯ的临近，中国的法律制度也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始全面实现与世界接轨。在中国迈向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许多创造性的实践需要用理论的方式凝固下来，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解决。本文作者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进行的对话，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了立法、司法、社会变革等等我们实际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编者选择与法律实践相关的部分，分两次连载，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关注。 法律与治理 朱力：关注“真实问题”是前些年关于法律学术研究本土化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即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必须以中国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家在解决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产物，而中国的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只有在把握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作出我们的贡献，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而这是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就能完成的。 强世功：如果将西方的历史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指标或维度，那么中国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因为我们要在近一百年完成西方在近千年完成的社会变迁。我们既要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同时性，也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与治理的关系。 在西方，从１２世纪罗马法复兴到１８世纪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法律在西方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以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共同体、法
律机构等等这些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从１９世纪开始，法律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而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现代化推动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国家政权建设、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嫁家庭问题等等。由于没有强大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成熟的法治构成要素，所谓法律就简单地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我们近２０年来的法治建设，就是将法律逐步从这种治理工具中解放出来，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力量。如现在强调法律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进行司法改革等正是如此。 如果以西方法治的发展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法治发展似乎是一种逆转的西方法治历史。 朱力：你说我们与西方相比是一个压缩的、甚至逆转的过程，我同意前一种压缩的说法，倒不一定同意是个逆转的过程，我更倾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方现代法治的产生有很多支撑性的东西，而中国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可以说真正有法治的东西，以前即使讲法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没有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只是民法、刑法上稍微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许多其他的部门法，比如最初的科技法、经济法，都缺乏细致的技术，更没有像反垄断法这种应用经济学分析的法律。因此，不能说８０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理了，那时也许只有“治”，没有“理”。因为治理需要一种专业化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缺乏这种能力。直到９０年代，随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法律要真正成为治理的工具，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福柯讲的ｇａｚｅ的概念，即“对目标的凝视”：知道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治理。 当然，这种互动会出现很多问题，尽管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社会还没有各种支撑力量（包括技术的、财政的、管理的等）来真正推进它，因此可能需要回头做补充工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次事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问题的重要反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20世 纪初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口逐渐增加。西安作为陕西省的首府和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城市治理的问题逐渐突出，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内部矛盾激化等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西安事变就是城市治理问题突出的一个例子。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在西安的国民党部队中，一些军官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认为他的政策偏向富人、地主和外国势力，忽视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这些军官借机叛变，绑架了蒋介石，要求改变政策。 西安事变的发生，反映了城市治理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一些军官对蒋介石政策失去信任，说明城市治理的合法性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军官绑架蒋介石的行为，也体现了城市治理中权力的分配问题。城市治理应该是权力合理分配的过程，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权力分配出现问
题，导致权力的滥用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引发了此次事件。 然而，西安事变也引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和城市治理的深刻反思。作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国民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改善城市治理和促进城市化进程。国民政府加强对城市建设的投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此外，国民政府还积极探索权力分配与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民间社团的合作，加强政策沟通与互动，形成更高效、更合理的城市治理模式。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问题的重要反映。城市化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城市治理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从西安事变中吸取教训，加强城市治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及其瓶颈 摘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曾经是全世界的超级强国。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敌侵辱，究其原因也就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落后于列强各国，无数先烈在追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殚精竭虑，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纵观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常常碰到荆棘，坎坷连连，灾难不断。如今的中国，还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什么样的未来，本文指出，中国的现代化首先要是公民意识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也正是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国家是由公民组成，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关键词：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思想（Modern thought），公民意识（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引言： 现代化常常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球性过程，历史地看，是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向西欧和北美地区等地国家学习以寻找新出路的过程。现代化包括了学术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等。伴随着现代化的进行，社会在各个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的是有益，有的是暂时的阵痛，有的则是有害，并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逐渐加深。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国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封建制度已经死亡一百多年，但在这个国度内，常常会发生一些蒂笑皆非的事件，让人叹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国民没有健全的公民意识、独立开放的思考习惯与批判思维，其他谈什么都是空谈。[思想、观念的重要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现代 化理论与现代化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拓和深入，是关于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划时代创造；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一个现代化中国的蓝图，是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贡献。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三个代表”思 想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深入探讨现代化 的一般意义和演进规律，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道路和正确方向，对于开创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21世纪中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 十分重要的。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战后以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 和深化，随着世界在冷战与竞争中压力加剧，现代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不同类型的国家 都得到了强烈表现，并在实践上演化为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不息浪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继续把现代化推到战略 高度，许多欠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拒绝落后、注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现代化在实 践上构成席卷全球的壮观景象，在理论上形成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的重新认识更加深刻。必须说道，仅从经验上体会现代化，还不能够掌控其实质，只有从理论上把握住这一概念，才可能将防止课堂教学上的偏转。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虽然存有千百种定义，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构成对于现代 化的通常重新认识，就是存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近代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并引起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在其中的主要特征，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从目前对现代化的理解 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显然动力和标志，而生产社会化所 表示的.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为现代生产力，就是区别传统的以小农、集中的生产及其水 平的。它就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显然的最为活跃的因素，就是同意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 因素。在相同时期所整体表现的生产力发展尺度上，又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相同水平。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必然 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即市场经济。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以不同国 度相区别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并且是 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戊戌变法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的启示 戊戌变法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次历史事件。这场事件发生在189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实施各种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法治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对其有长远的启示。 戊戌变法的背景 19世纪后期，欧洲列强开始对亚洲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包括 中国。在中国，清王朝上下感到来自西方的压力。同时，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民生不佳、腐败严重、财政困难等。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即所谓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目的 戊戌变法旨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实施改革措施来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推进教育改革。中国开始向欧洲寻求新的教育体系，并建立了各种教育机构。 2. 推进政治改革。成立了许多新的政府部门和委员会，并开始实施选举制度。 3. 改善土地制度。清政府试图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繁荣，实行颁
布土地法令，取消二十年限制和家族拥有土地的限制。 4. 推进科技进步。引进和普及新的技术、在上海设立机器制造局、设立贸易学校、全面推广洋务运动等。 戊戌变法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戊戌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下是戊戌变法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启示。 1. 推进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戊戌变法可看作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次尝试。在这一时期，清政府想要通过改革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种改革要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国必须有一个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好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承认一个规范行为的社会和商业环境的重要性。这给我们带来了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法治建设的启示，即法治建设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化。 2. 强调由上而下的改革 清政府在戊戌变法期间推进了许多改革措施，它们都是由上而下实施的，旨在推进整个国家的变革。同时，所有这些新政策都是由许多专家和智囊团队创造的。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强调必须从顶层传到底层，这样就可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意味着现代中国在实行法治建设方面必须强调由上而下的改革，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 值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政治变革。它发生在末清初民的时期，历时约六个月，自1898年（清朝戊戌年）6月11日至1899年1月20日，期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各个方面，如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等。 一、戊戌变法的现实意义 1、促进国家现代化； 戊戌变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在变法之前，中国面临着外族侵略、内社会动乱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变法以国家现代化为追求的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设立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建立法院、修撰新法律等。这些政策使得中国国家现代化进程成为可能。 2、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戊戌变法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设立银行、运用银本位法、提倡工商籍、保护民族工业、增设海关税盘等，这些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3、推进政治改革；
清朝政治制度一直以来都存在缺陷，出现了许多腐败现象。此次变法推进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废除科举制度、改革选官制度、设立宪政纲领等，这些政策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法制体系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为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二、戊戌变法的历史价值 1、开启道德思想的转型； 戊戌变法推进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恢复了维新派的期刊和报纸杂志，这些媒体对于觉醒中国社会意识，推动中国价值观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开启了新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的道德思想进行反思和重建，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2、为中国维新思潮提供了契机； 维新思潮是一种在19世纪产生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重要 表现为西化、近代化体系与科学化的人类价值观。19世纪末 至20世纪初，中国的维新思潮得以迅猛发展，表现为清朝政 治制度改革和社会变革等。戊戌变法为中国维新思潮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中国维新思潮的发展。 3、启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 戊戌变法推进了一系列法律机构的设立和法律改革，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文化进行了反思和重构，这为中国传统
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商业发展和市场经济改革的 启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变革，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差距，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商业发展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推进现代化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其中包括增加外资引进，完善国家经济政策，建立现代企业组织体系，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 一、增加外资引进，促进工商业发展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提出了“外资则是国家之富”“引进洋人 则是新路”等主张，这代表了当时民间对于外资的好感和期待，也是因为外资带来了技术、资本和市场等资源。外资的引进，对中国工商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戊戌变法的策略对于中国引进外资的方案适用，应该以现代化的思路进行引进外资，提高工厂数字化水平，通过吸收和改良外资先进技术，加强国内企业的创新体系并且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二、完善国家经济政策，打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 戊戌变法提出了“发展实业，建设基础设施，改革税制，清理 关税，保护民生”等经济政策建议，彰显了对中国现代化经济 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需要通过扩大利益主体的参与度，鼓励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系统构建。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刻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审时度势，根据市场需求，科学调整经济政策，制定出激发市场活
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三、建立现代企业组织体系，探索企业管理创新 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破除传统观念，开展了许多企业管理方面的新探索。如禁止军官经商，推行机构改革，改革财政收支，制定规章制度，推进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等，这些举措为建立现代企业组织体系，创新企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把这些启示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创新中，通过优化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企业运营体系，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四、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体系尚不完善，是影响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为加快中国工商业现代化发展，必须加强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打造完善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体制。同时，也需要推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现智能化和高效化，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中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结语 总之，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本质上是以开发和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为核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步伐。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需要通过吸取戊戌变法的启示，继续推进工商业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体育治理的价值导向、现实问题及路径选择共 3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体育治理的价值导向、现实问题 及路径选择1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农村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具有深远的价值导向、现实问题和路径选择。 一、价值导向 农村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部分，其价值导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群众体育的普及和发展，不仅有助于居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增进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树立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农村体育治理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各类社会治安问题，建立健全和谐稳定的村庄社会治理体系。 （3）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农村体育治理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身体素质，而且可以丰富农村文化内涵，弘扬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和精神文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现实问题 在实践中，农村体育治理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问题： （1）基础设施不足。由于农村地域广阔，交通不便，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导致农村体育场馆建设缓慢，设施设备不完善。 （2）人才缺乏。农村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数量不足，专业 知识和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当前农村体育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3）社会保障不健全。由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相对滞后，移民、职业培训、住房保障等问题相对突出，使得农村青少年的体育健身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路径选择 为了解决当前的农村体育治理难题，国家需要采取以下方案： （1）政策支持。国家应该制定有关农村体育治理的相关政策，加大投资力度，优化农村体育场馆建设、人才引进等领域，促进农村体育发展。 （2）加强人才培养。国家应该加强对农村体育教练员和管理 人员的培训和支持，提升其素质和水平，以推进农村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
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历史地位的分析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重点讨论戊戌变法所发挥的历史地位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一、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政治改革，其历史地位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转折点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西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传统的旧秩序，大力推广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倡导民主自由，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先河。 （二）先驱者和开拓者，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推动了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最大贡献是在政治上推进了现代化、推行普选、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政治系统的现代化，并开始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战略转型开始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战略转型的开始。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近代史上中国屈辱的反思，为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向世界传递了现代化的声音，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思想与实践的基础，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全面审视和反思。 二、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 （一）推进政治现代化，奠定政治基础 戊戌变法的着重之处就是在政治领域推进了现代化改革。它推进了普选、议会、法制等制度建设，奠定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础。普选制度的实行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反帝、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中国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制度改革，还需重视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改变，但戊戌变法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二）推进科技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 戊戌变法在科技现代化方面的推进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变法兴办了洋务、矿业、铁路、邮政等事业，推广了各种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戊戌变法中推成新式学堂的建设，以及推动思想教育的改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全面的启发，对中国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繁荣、美学兴盛极具影响。 （三）推进思想现代化，文化自信心态的塑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变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城市化过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一、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过快 近年来，中国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迅速，这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压力。城市规模增长过大，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其中包括交通、水、电、气、道路等公共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设施也难以负担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另外，在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长的条件下，城市土地资源也面临着严重的压力，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占用、拆迁和排放也有可能造成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 二、城市建设质量存在问题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例如：建设品质低下，城市环境异常臭秽，空气质量也越来越差，城市垃圾污染严重，建筑质量不达标等等。这些都成了人们谈起中国城市化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的诱发因素主要在于缺乏规划能力、项目实施过程中各
部门之间协同不畅、监管不严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资金总投入的质量和成效。 三、城乡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城乡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阻隔与不平衡矛盾也逐渐加强。城市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带动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和改善，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群日益增多，乡村地区则出现了人口枯竭和资源匮乏的情形，城乡差距加大，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说不可忽视。 四、公共服务设施问题突出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在建设上显着滞后，很多城市缺乏公用设施，如：医疗、教育、文化、雨水排放热线以及儿童活动场地等，而城市的规划和公共设施建设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市民的需求，这也制约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五、土地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城市土地的需求量增大，城市土地的完备性和质量问题
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位一体” 作者：暂无 来源：《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年第1期 冯颖红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文化工作部主任、教授）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就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国家。新中国成立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朝着现代化目标奋勇前进的进程中，对治 理国家的理念、制度、实践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三位一体”的布局。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问题，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系统总结，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研究，彰显了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高度统 一和不可或缺的关系。 一、“中国之智”引领“中国之治” 所谓“中国之智”是指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 “中国之智”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中国之智”彰显了理论自信。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智慧是方 向盘、是旗帜、是指路明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举旗 定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了新 的境界，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引领着“中国之治”的新航程。中国智慧是顶层设计、是伟大蓝图，它通过“中国之治”来得 以实现，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正确指导和引领“中国治理”，推进“中国之治”迈向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境界。 二、“中国之治”呼唤“中国之制” 把思想变为行动，把宏伟蓝图变为治理实践，中间需要建设一套更加完备、更稳定、更管 用的制度体系。当中国治理从蓝图变为实践的关键时刻，“中国之制”呼之欲出。全面深化改 革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它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 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就更重。“中 国之制”承担着把“中国之智”转化为“中国之治”的重任，它彰显的是制度自信。这是新时 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准确理解和把握十九届四种全会 精神意义之所在。 “中国之制”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制度管不管用、有没有效，这是观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重要视角。不是制定的具体制度越多越好，好的制度体系从来就不是以制度的多少 为标准，关键在于制定的这些制度能够管用。尤其是能够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使之成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坐标。
戊戌变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改革的启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改革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推进新法律体系建设 当时的清朝封建法律体系已经严重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戊戌变法提出了六项新法，其中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海关与税务法等，这些法律成为了中国近代化法律制度的基础。可以看出，推进新法律体系建设是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当前，中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但也面临改革的挑战。应当在中国的现实需求和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民法和刑法等基础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建立司法独立制度 戊戌变法所提出的新法律重视司法制度的改革，认为建立司法独立制度是加强法律保障的关键。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司法体系改革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法官不独立、审判程序不规范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改革，建立更加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将司法从政治操控中解放出来，为法治化进程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加强法律实施和监督 戊戌变法所提出的新法律追求法律实施和监督的完善。中国当代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法律执行和监督不力的问题。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实施机制，加强对于法律的监管、执法力度和制度约束力度，提高法律实施的效率和公正度，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四、弘扬法治精神 戊戌变法倡导的法治思想表明，法治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法治精神强调的是权力受法律制约，公民享有平等权利，这将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加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应当加强法治教育，培养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弘扬和推行法治精神，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戊戌变法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很多启示。当前，中国应当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加强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司法独立制度、强化法律实施和监督，并且弘扬法治精神，使法治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支撑。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才能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迅速的现代化进程，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财政制度的变迁。财政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权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探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期，中国财政制度所经历的变迁，旨在深入分析这一变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与启示。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财政制度主要受到国家控制和计划的影响。国家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财政制度也被明确规定为政府控制的工具。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制定经济计划和政策，实现了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绝对控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税收和国有资源的出售，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中央政府决策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 这一时期的财政制度特点是高度集中、政府主导，市场因素较弱。财政收入和支出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残留的财政自主权较少。此外，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资源配置不均衡和效率低下，财政制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市场经济时期的财政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相应的财政制度也迎来了变革。中国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财政制度变革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 财政收入结构的转变 市场经济时期，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的依赖国有企业利润和资源出售的模式，转变为更加多元化的模式。税收逐渐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而且税制也经历了多次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此外，其他收入来源如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也逐渐增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多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政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税制改革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 2.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在市场经济时期，财政支出结构逐渐优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提高全民福利水平。此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政府支出的重要方向。 市场经济时期的财政支出变革，为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公平性的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的投资和支出不再仅限于经济建设，更多地关注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财政制度变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财政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模式下的财政制度改革优化了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财政收入的多元化也为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力支持，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财政制度变革促进了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财政支出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建设转向了社会公共事业的提供，人民的
中国现代化从19世纪中叶被动发轫,到21世纪中叶预期成功之时,历时约两个世纪。其间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中界分为两大阶段,由于重新确立了国家独立,实现了从被动的现代化到主动的现代化,从依附型现代化到赶超型现代化的转变。本文对涉及新中国成立前早期被动的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略作分析。 一、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外在影响与内在因素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发生在西欧,然后再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根据现代化起步时间的早迟,现代性因素主要起源于内部还是外部,可以把现代化分为早期内生型现代化与晚期外生型现代化两种基本类型。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属早发内生型,起步时间早,主要是从本国社会内部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由于现代化因素主要起源于传统,两者关系较为和缓,且经历时间长,变革较为平稳,即使使用暴力也是有限的。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属晚发外生型,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起步以后而产生的外部刺激下,在西方殖民侵略的外部压力下,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回应,是对外来的异质文明的接枝移育,由于现代性因素主要来自外部,因而与自身内部的传统性因素关系较为紧张,现代化进程会有更多的暴力和震荡。中国早期现代化属于后一种类型。 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是不可忽视的。西方殖民侵略、西方文化的输入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重要契机、源点和动力。鸦片战争前夕,经历了数千年发展、并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已走向停滞,当时虽已萌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由于一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靠自身因素积累而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将是十分缓慢的,赶不上西方现代化的确立及其扩张的速度;换句话说,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确立后,必然迅速地向非西方后发展国家扩张,要求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为工业文明、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准备好市场和地盘,“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①,不能容忍它们继续游移于“文明制度”之外、继续在传统的古道上运行。因此,没有外来的影响也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说法,只是一种历史的假设。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以外来的推动力把中国推出了中世纪,成为中国走向被动 现代化的纪元。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被迫中断自己历史的正常发展程序,从外部接纳、移植或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法权体系和文化要素,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从“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到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实践;从戊戌维新运动以俄日为榜样试图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努力到辛亥革命时期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实践;从向西方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些变革都是对外来模式、异质文明的移植。因此,应充分估计到外来影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 但估计外来影响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又要注意把握好分寸。 首先,不仅要看到“外来的影响”有客观上积极的推动作用,更要看到其负面因素。应该认识到西方殖民征服不只给东方落后国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生产力要素、现代文化要素及其他新的社会因素,更带来了灾难和枷锁。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惨案就有火烧圆明园、旅顺大屠杀、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南京大屠杀等数起。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人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经济、文化都仿效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侵华利
中国现代化法制建设思考 ——从《平凡的世界》中读出 内容提要：从《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中让我们看到中国法制的发展背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里,法制有着它独特的发展过程，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一种现代化的法律制度，这种现代化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 的意义。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中国现代化法律制度，和谐社会。 一、中国法律制度思考 世界上有没有应然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有没有一个应然的世界存在？人类能不能创设一种制度？并用这种制度去规范社会生活？人类可不可以有理想，并用这种理想去作为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是不是就是决然的势不两立？诸如此类大问题，人类讨论了很久，那么现在我们再次来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现代化法制建设的问题。我们由《平凡的世界》中来引出并讨论这个问题。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小说，它描述了上个世纪中后期中国西北城乡的历史变迁过程，刻划了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深入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事件，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过程中所走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本文讨论的并不是这段复杂的感情哲学，而是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解，对中国现代化法制建设的思考。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真实的刻画了当代中国法制的现状，用文学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在客观历史背景下客观思考法律制度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法律制度，我们就应该把这种法律制度放在当时的环境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 随着中国不断加快现代化步伐，政治改革也成为了提高国家治理水平、适应新形势的必要手段。政治改革不仅关乎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更影响着人民的福祉和未来。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 一、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1.适应时代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然而，旧有的政治体制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政治改革势在必行。政治改革需要和时跟进时代变化，积极适应国际环境和社会发展。 2.提高国家治理水平 政治改革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国家治理水平不仅要求政府机构、权力机构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更要求决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 3.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政治改革可以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正、公平、公开的法制环境，调整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去除政府和社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因素。 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1.扩大参政范围 扩大参政范围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现代民主制度要秉持“公民平等、参与平等”的原则，推进多种形式的全民参与和强化政治民主的制度安排，促进全体人民积极参政、直接参与、有效参与。
2.完善法制体系 完善法制体系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抓手。法治化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要 使政治机构、公民民主权益都在法制范围内管理，保证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为现代民主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新型政治文明建设 新型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改革的深化内容。现代民主必须遵循新型政治文明建 设的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心灵和谐、勇于创新等，调动全社会力量，凝聚人民力量，使民主制度更加有效地推进。 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改革现状 1.媒体公开化 媒体公开化是中国政治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生动范例。通过媒体公开化，政府 可以更广泛地了解公众意见，民主意识不断提升，政府也能及时了解到自身问题的外部反应和后果。 2.民主协商制度 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民主协商制度不仅是民主决策 的渠道和内容，也是民主理念和文化的构建方式。适时运用民主协商制度，将可以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提高中国社会的稳定性，保持和谐的发展态势。 3.司法体系逐步法制化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司法体系也逐步推行法制化改革。通过加强相关法律建 设和法官人才培养，推行司法公正、申诉灵活、多渠道、多方式的制度建设，有效地消除社会现象的不公和腐败。 四、政治改革的难点和挑战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首先进行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起民族独立的国家。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承担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但对于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走过来的新中国来说，对于一个现代工业仅占10%的落后农业国来说，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它已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等文中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把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详尽阐述了发展工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并强调“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 的基础”(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09页、132页、439页。)。中国共产党在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即把“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其总任务之一。因此，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从1953年起，中国便进入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