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朱苏力
朱苏力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制度变迁中起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政治家和将领，同时
也是一个有远见和勇敢的人。朱苏力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其行动对当时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朱苏力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当明朝政
权岌岌可危时，他毅然决然地支持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积极组织人
民起义，并参与了多次重要战斗。在起义军占领了北京后，朱苏力成为明
朝遗臣战斗的领袖之一、他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为明朝政权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尽管朱苏力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色，他并不能阻止明朝政权的
灭亡。在明朝被推翻后，朱苏力毫不犹豫地与清朝政权谈判，最终接受了
清朝的统治。虽然这个决定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但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人们指责朱苏力出卖了明朝，并追求个人的荣华
富贵。然而，事实上，朱苏力的选择是出于他对中国大局的考量和对人民
福祉的关心。他希望通过接受清朝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居
乐业。
在清朝的统治下，朱苏力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被任命为东北地区
的统治者，并积极推进开垦、发展经济和建设军事防御体系。他注重治理，提倡居民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和修建堡垒城市以保护边疆安全。通过
他的努力，东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对外界侵略
的抵抗力。
朱苏力在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他还注重社会民生。他重视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通商口岸等地招揽海外商人、移民和技术人员，推进社会发展。他还积极推动议程，例如推广农田水利和改进农业生产方法，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举措为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总的来说，朱苏力在中国制度变迁中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他以其勇气、决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所做的选择和决策并不总是受到人们的认同，但朱苏力始终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他的努力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并对中国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学基本概念与理论 基本知识点：政治的概念以及君权神授观、治国说、权力观、政府活动说、马克思主义等政治观；政治的地位与SSP模式；中国古代政治学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况；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分；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的分配。 博弈的政治：博弈是分析利益冲突的框架，又叫对策论，指某些个人或组织作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使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本方的行动还取决于对方或他方的相应行动。政治博弈的要素有局中人（参加者有个人、团体和国家）、资源（人口、财富、声望、说服技巧以及职位等）、对策（基于自己的目标和资源以及分析对手而做出的以赢得机会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的行动计划）、规则、目标（政治博弈中所追求的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和认可度等）。类型有零和博弈（参加者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与非零和博弈（参与者的得失不相抵，赢家输家不相抵，博弈的局中人不是完全相互冲突的）。 政治博弈的规则：规则是政治博弈中最重要的要素。宪法规定了政治体系的基本框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决定则构成了相应的政治机制作为博弈的基本规则，习惯和传统作为被社会或社会的特定阶层广泛接受并实践的行为过程与模型也是一种政治规则。规则确定了博弈结果评定、局中人的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力与责任、参与博弈的限制、越轨者应受的处罚，而且规则具有适应性，往往在博弈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制度主义：即制度变迁理论.1制度的含义（政治-经济关系构成的硬约束机制和宏观政体论）2制度变迁的方向（由低级向高级）3变迁方式（阶级斗争导致的革命性突变，新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4制度变迁的诸社会关系（关注阶级关系和基于此的权力结构，影响了新制度主义对制度重要性的强调）5对于技术与观念的关系，在强调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把社会进步看成是一套复杂的关系系统互动，而非单纯的技术决定论6对于制度变迁中个人的作用，反对把个人偏好或信念看成是既定的，而把偏好和信念看作解释变量。 政治权力：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是政治关系的中介，是用来实现利益的，而目的能否达到则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结构，权力作用方向与方式、权力运行层次、权力运动的时间性、权力作用的结果。权力的三面，决策权力、影响议题设置的权力及偏好形塑。 权威：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自愿的服从与支持。权威是比权力更高一级的概念，权力迫使人服从，而权威对权力客体的安排则被认为是正当的、不应违背的，即权力客体对权威是一种自觉的认同。权威一般是以合法性为基础的，权力要转化为权威要满足合法律性、实际政绩以及执政者具备合法性的道德因素等条件。 政治权力的类型：1强制性权力，甲要求乙做某事，乙不愿但由于受到甲的威胁而不得不去做，关键在于权力主体对可信性威胁的运用，保持政治威力。2功利性权力，权力主体以许诺某种好处来换取权力客体的服从。3操纵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全部或部分改变权力客体的价值观以使其自觉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即重塑人的态度和信仰，如洗脑、宣传和社会化。4人格性权力，即影响力，权力主体以自己超凡的品质和魅力等人格因素来换取人们的支持和服从。 政治系统理论：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提出的一种政治观，即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方法运用于政治现象分析，将政治体系视为一个履行社会关键职责的系统，是进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体。政治系统一方面有自身的边界，内部有具体的结构，承担着分化了的特定功能，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整体的目标；另一方面政治系统又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通过特定的机制与文化意识、法律、经济等系统相互作用。政治系统从社会接受输入的支持与要求，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后向社会输出特定的政策产品，政策产品的执行效果又通过反馈机制再次输入政治系统。也就是说，反馈将输入与输出联接起来使政治成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图解见杨P8。 精英主义：源于古代能人治国的思想，在19世纪末理论化，代表人物有帕累托、莫斯卡、熊彼特等。精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来都区分为少数据有统治地位的精英与众多被统治的大众，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的，寡头政治是铁律。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具有被社会所推崇的才能和品质而成为精英，他们统治依靠的并不只是经济资源，军事力量、教士地位和管理专长都可能是其统治的基础。而且，与所谓阶级不同，精英基层是开放的，具有制度化的吐旧纳新的机制。古典的人民民主从来没有实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实现，人民至多拥有选择具体由哪位精英来统治的权利。因而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民主不过是在竞争环境中由民众定期选择政治精英的方式，尤其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般民众难以掌握复杂的政治事务，政党政治也确定了领袖群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政治过程只能是政治家制造政策产品而民众消费政策产品，民众至多有自主选择统治者的能力而已，人民的授权正是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多元主义：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代表人物有拉斯基、达尔等。多元主义认为一元国家观是一种想象，因为国家权力并不是集中在社会结构的某一点而是多元分散的，长期占据压倒地位的精英一般也是不存在的。因而，权力是多中心配置的，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中介团体都在力争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通过不断竞争和妥协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但都无法强大到能垄断国家权力，因而权力是由众多自治团体所分享的。国家作为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代表社会利益的政治组织，实际是中立性原则下调和社会利益冲突的均衡器，政治职能就是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且保障其竞争的公正和秩序。因而，国家就是公正的仲裁者，是社会整体的托管人和代理人，是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多元民主就是由多元的社会自治团体主导政治过程，权力安排实际是利益集团调价还价的结果，政策则是政府调和这些集团冲突的结果，民众通过各种利益集团实现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不过利益集团式政治也存在着加剧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和使议事日程不正常等问题。 古典主义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政治学都属于古典主义范畴，典型特征是1规范性活动，即强调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2关注对理想社会的描绘3关注政体设计。简而言之，古典主义政治学就是关于政治制度的价值性和规范性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更是直接改造了西方世界。出现于19世纪末的旧制度主义继承了古典主义传统，关注于对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描述和设计，其特征为1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统一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合一性2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3制度中心主义与制度决定论，认为良好的制度设计将对社会带来全局性的好处。 行为主义政治学：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在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如政治系统论、政治沟通理论等。反对古典主义的价值性研究而主张政治学的科学性。特征，1关注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拒绝机构研究法，强调研究个体行为和态度，关注政治过程的研究2.大量使用科学方法，把资料的量化当作重要目标3.强调社会科学的统一，大量引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4.主张价值祛除，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出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评价，1个体主义的微观研究视野使人们意识到了个人偏好选择对政治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力的跨学科研究也大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使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并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源泉2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过度强调数量分析而忽略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局限性，绝对的微观视角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着根本性错误。 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在反思行为主义中形成的，依然坚持行为主义的个体主义为方法论，而引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核心命题，认为政策产品是政治人在利益驱使下经过理性计算而形成的个体偏好选择集的互动结果。由经纪人假设展开的理性选择主义大大提高了行为主义的理论性，开启了人们的新思维，使人们理解了政治中的自利行为、腐败、政治失败等现实问题并看到个人偏好对于政治的影响，但还是忽视了制度、道德等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制约，而且只关注理论的推敲演绎而缺少经验论证，使用的假设违背常识，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难说正确。1社会选择理论，代表人物是阿罗。他假定个人是理性的，探求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以及社会作为整体是否有明确偏好，即民意问题。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综合人们的偏好，都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和均衡态势。但实际上，人的活动和选择常受到道德、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致使某些特定偏好顺序无法排列，这时部分均衡是可能出现的2集体
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朱苏力 礼失而求诸野 一、问题及其意义 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是符合我国法理教科书上所陈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观点。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由于其割断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内在、固有的联系，而过分强调法律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塑造作用，因此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其次，大量的实践也已经例证了这样一点，即这种模式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一些初看起来并不激烈的、甚至保守的法律制度变革却获得了成功。激烈的法国大革命尽管提出了《人权宣言》，提出了
一系列现代法治原则，然而，法国革命者的“成就远较……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尽管是“一切革命中最温和的”，却是“最成功的”。 19世纪初，边沁曾在英国大力倡导法典化，尽管他的努力产生了相当影响，然而英国却坚持和保持了其普通法的传统。欧洲大陆各国之所以能够法典化，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历史久远的罗马法传统和其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尽管近代法学界一般认为《拿破仑法典》创建了以个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私法体系，改变了以等级身份决定财产分配的封建私法传统，然而一个新近的研究表明，这只是后来一些自由主义法学家虚构出来的神话，“法国民法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20世纪以来，尽管几乎每个西欧国家都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引进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但没有一个国家建立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相反倒是出现了一种欧洲式的司法审查。 有人可能以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作为法律移植和理性设计的成功范例。但这种成功也许是一种迷惑人的表象。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尽管日本的司法组织架构是西方化的，但日本的法律的社会运作却是根植于其本土。正如一些日本教授所指出的，日本法律是一种“没有现代的现代化”（棚濑孝雄语），是“另一种现代”（北川善太郎语）。 因此，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似乎就可以提出本文的结论，同时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命题：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
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社会机制 本文把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这一个案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本文是一篇理论性专论,而非叙事性政治史。本文主体计四章。第1章“绪论”首先界定四个核心概念：政治变迁、政治体制变迁、社会机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指的是特定政治秩序的变动。政治体制可以化约为两个方面,即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实际运转,政治体制任何一方面的变动都意味着政治体制变迁。社会科学家为了解释社会过程需要构建社会机制,社会机制把各种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本文所研究的中国近代的上限是鸦片战争,下限是辛亥革命。第1章的后半部分是文献综述。本文从两个方面评述相关文献。第一,政治体制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本文首先把这些分析模式分为两大类：偏重于某些或某类解释性变量的分析模式；同时兼顾多种解释性变量的综合性分析模式。对于前者,本文重点讨论偏重结构变量的阶级分析、现代化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话语分析的制度主义,以及偏重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转型学；对于后者,本文进一步区分两类综合性分析模式：社会解释与政治解释。本文没有机械运用这些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本文的意义在于它们为具体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文献综述的第二方面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整体上概括这类文献的特点。就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而论,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且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构成诸多研究的出发点。就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而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三种转向：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这些学术转向从时段、
空间、民族等方面拓宽了近代中国的研究领域。接下来的三章从三个方面展开：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理论构建。第2章研究“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起始状态”,本文的着眼点不在于某一年(如道光十九年)中国的政局,而在于某个时期(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的样态。本章从五个方面勾勒19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的概貌。第一,政权的性质。满清政权属于征服王朝,这一政权有四方面特点：君主独断制、征服者一定程度的汉化、征服者对自身身份的敏感、征服者民族身份的构建。第二,政治权力的横向与纵向分配。对于政治权力的横向分配,中国古代的“分权制衡”与宪政国家的同类制度有本质差异。对于政治权力的纵向分配,本文考虑四个问题：国家权力体系内部行动者的等级分化；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省级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组织自治与乡村基层自治。第三,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本文把儒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夷夏之辨、正统观、差别原则、忠节观、群体本位的行动伦理、仁政观。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发挥四方面主要功能：儒学为各阶层成员提供理解政治所需的话语介质；儒学对社会成员发挥规训功能；儒学有助于特定的社会分化状态的巩固；儒学能够满足不同阶层成员的一些精神需求。儒学的长期盛行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统治者的支持与国家的提倡、有力竞争者的缺乏、农业社会的静止状态、行动者日常生活的心理需求。内在因素对于儒学的盛行同样重要,儒学本身对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很大吸引力,儒学具有很强的调适性与兼容性,这些都是儒学得以盛行 的内因。第四,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转。本文提出三种对政治学家有特
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 Paul J. DiMaggio Walter W. Powell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张永宏译 什么使组织如此相似？我们认为，理性化和科层制引擎已经从竞争性的市场转向国家和专业组织。一旦一群组织作为一个领域而出现，一个悖论就产生了：理性行动者在试图改变其组织时却让组织越来越相似。我们说明了导致这种结果的三种趋同过程——强制、模仿和社会期待。接着，我们详细列出了资源集中化和依赖、目标模糊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专业化和结构化对趋同变化的影响的具体假设。最后，我们指出了对组织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含义。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警告，由禁欲主义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除非有先知重生，否则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候”（Weber，1952：181-82）。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论述中，他再次转到这个主题。他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精神在组织中的表现形式，它作为控制人们的手段是如此有效和强有力，一旦建立，科层化的气势就不可撤销了。（Weber，1968）随着科层化速度的加快，铁的牢笼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就困扰着社会学家。但是，我们认为，在韦伯提出这个比喻以后的80年里，科层制在持续扩张中，组织理性化的引擎已经发生了转变。就韦伯而言，科层化是由三种相关的原因导致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增强了统治者控制下属和公民的需要；中产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的保护。在这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竞争性的市场。“今天，”Weber（1968：974）写到： 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首先需要经营管理中的公务上的职责能够得到严格地、毫不含糊地、持续不断地以及尽可能快地履行。通常来看，大型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严格的科层组织的无以伦比的原型。我们认为科层化和理性化的原因已经变了，公司和国家的科层化已经实现，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科层制仍然是普遍的组织形式。然而今天，组织的结构变迁似乎越来越少地受竞争或效率需求所驱动。我们认为，取而代之的是，科层化以及其他组织变迁的形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使组织相似的过程不必然是为了使它们更有效率的结果。我们认为，科层化以及其他同质化形式的出现脱离了组织领域的结构化（Giddens，1979）。相反，这个过程更多地受到国家和专业的影响，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下半叶强大的理性行动者。对于我们要解释的原因，高度结构化的组织领域提供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体理性地处理不确定性和强制的努力常常导致结构、文化以及产品在总体上的趋同性。 组织理论和组织多样性 许多现代组织理论都假定组织世界是多样和分化的，并寻求解释组织结构和行为上的差异（如Woodward, 1965; Child and Kieser, 1981）。汉南和弗里曼（Hanan & Freeman1977）在一篇重要的论文的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多种多样的组织？”。连调查技术（如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技术）也专门朝解释差异方面发展。 我们却要问为什么组织结构和做法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试图解释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在自身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组织领域会显示出通道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然而，一个一旦领域稳定地建立起来，便有一种向同质化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推力。 Coser, Kadusin和Powell(1982)描述了美国大学教材出版社的演变，从最初的多样化时期到现今，只有两种的控制模型，一是大型科层型的综合出版社，一是小型的专业出版社；Rothman(1980)描述了法律教育从几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到两种支配方式的淘汰过程；Starr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我国的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总结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 错误，尤其是“文革”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指导方针，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到现在，32年过去了，这篇讲话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篇讲话深刻揭露和分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 其产生的根源，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标志着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纲领的基本形成。 一、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讲话中, 邓小平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问题, 认为国家 不能干预社会事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不分,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两种主体 要分清自己的角色, 各自的运行要有一定规章。在邓小平看来, 两者 的角色和功能不清, 是以前多次分权改革失败的原因。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 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二分, 构建二者的规范关系。许多事务国家在政治上要松绑, 要让其回归社会并逐步培养社会。
二、开始探讨中国行政科层制的完善问题 在我国, 由于封建的沉疴较深, 现代科层制发育还不成熟。在改革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公务员制度不健全、现代行政科层制运行机制不规范问题。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性原则。不能用坐火箭、坐直升机的办法提拔干部。干部要顺着台阶上,就是说, 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他还开始思考建立干部分类制度和职称考试制度, 以实现公共管理的 功能分化和角色专门化。他提出了规范公务员的录用、晋升、发展、管理等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邓小平的这些思想, 成为我们现在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思考现代政治文化的培育问题 邓小平特别注意到政治体制的运行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认为数千年的封建文化, 使先进的政治制度难以运行, 二者的背离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通过对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邓小平提出了新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培养问题。按照他的理解,封建残余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产制结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以血缘和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社会构建方式,其内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政治和国家的落后。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的官僚主义是一种体制性的官僚主义。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既要从制度上做出努力,也要进行文化的提升。邓小平明确提
近代史纲要大学论文3000字以上参考范文 近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作为高等教育阶段必修课程，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近代史纲要的论文呢?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以上参考范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代史纲要论文3000字范文篇一：《浅谈戊戌变法的影响》摘要：本文通过《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对戊戌变法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戊戌变法;《上清帝第六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制度主义理论概述 新制度主义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他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并发现了制度与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与停滞中所起的作用，建立了一套“制度—选择—经济和社会结果”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该理论与方法在80年代被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士·马奇和伯根大学约翰·奥尔逊合著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被西方一些政治家看作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著作”。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已成为西方继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一种新的政治理论。 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对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结合基础上的扬弃与超越。它经历了一个兴起、运用与总结及反思的发展过程。从制度与作为政治主体的个体关系这一角度看,在政治学的发展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研究视角的转变，即古希腊城邦政治中人与制度的原始互动观--向中世纪神学政治中人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的观念的转变--再向近代政治观中强调个人对制度的设计主导作用的转变--最后向行为主义革命后现代政治学对制度的反思及制度与个体关系的重 新思考的转变。经历第三次转变后的个体与制度的关系，是一种多维的、立体的良性互动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清楚认识，有助于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1．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1)“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2)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3)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积累性本质。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4)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个结构。[5]
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朱苏力 朱苏力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制度变迁中起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政治家和将领，同时 也是一个有远见和勇敢的人。朱苏力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其行动对当时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朱苏力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当明朝政 权岌岌可危时，他毅然决然地支持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他积极组织人 民起义，并参与了多次重要战斗。在起义军占领了北京后，朱苏力成为明 朝遗臣战斗的领袖之一、他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为明朝政权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尽管朱苏力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色，他并不能阻止明朝政权的 灭亡。在明朝被推翻后，朱苏力毫不犹豫地与清朝政权谈判，最终接受了 清朝的统治。虽然这个决定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但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人们指责朱苏力出卖了明朝，并追求个人的荣华 富贵。然而，事实上，朱苏力的选择是出于他对中国大局的考量和对人民 福祉的关心。他希望通过接受清朝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居 乐业。 在清朝的统治下，朱苏力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被任命为东北地区 的统治者，并积极推进开垦、发展经济和建设军事防御体系。他注重治理，提倡居民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和修建堡垒城市以保护边疆安全。通过 他的努力，东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对外界侵略 的抵抗力。
朱苏力在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他还注重社会民生。他重视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通商口岸等地招揽海外商人、移民和技术人员，推进社会发展。他还积极推动议程，例如推广农田水利和改进农业生产方法，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举措为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总的来说，朱苏力在中国制度变迁中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他以其勇气、决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所做的选择和决策并不总是受到人们的认同，但朱苏力始终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他的努力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并对中国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的界定 杨光斌“制度性建构主义”，他认为国家及未来的正确走向取决于非常规时刻形成的制度。 他认为，观念作为政治制度的主轴，贯穿制度结构，既产权形式、交易方式、组织以及组织关系。在历史的关机时刻，观念和政治至关重要，他们共同决定经济的绩效。（中日的现代化运动）。 用结构的方法对政治治理进行研究，可以分为四个维度： ①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革命党执政党） ②中央——地方的关系（政治单一制、联邦制） ③政府——市场的关系 ④国家——社会关系（权利渗透、权威等） 肖滨认为，界定政治时有五个维度 1.政治生活的轴心——权力（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权力主体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控制和权利客体对权力主体的服从和接受。这体现了权力作用双方的非对称性。 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公共权力 国家权力是作为组织的国家所掌控和行使的以暴力为后盾、以合法性为外衣（基础）的公共权力和政治权力。（国内） 在国际上，战争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最高形式。 “公共权力”强调权力归属于公众，和适用范围为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领域。 “政治权力”其政治上的功能性：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权、财政权、人事任免权。 所谓政治以权力为轴心其实是以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的国家权力为轴心。 历史上对政治的界定分为： 权力说: 马基雅维利把政治归为夺取权力、掌握权力和扩大权力，即绝对权力； 马克思·韦伯主张政治分享权力或者权力分配，即相对权力。 国家说： 立国的政治 治国的政治 插入，杨光斌所述的国家学说分为： 1)国家起源上的阶级性 2)国家本质上的工具性和压迫性（马克思的国家工具性理论） 杨光斌所述，如果国家成为阶级的工具而丧失自主性，将直接决定国家建设的失败。 这相对于以社会中心主义的英-美模式来说，由于有着良好的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家强制力虽然一时会成为阻碍民主推进，但是在宪政政体的框架下会自主的巡回正确的路。 而相对于在第二波现代化以后的国家中，国家中心主义占主导（以及政党中心主义的次生形态）的法国、日本、德国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拥有权威的的组织来发展经济，这便是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和和贸易保护来发展经济，通过构建社会的秩序，最后在宪政的框架下，继续发展，这是亨廷顿开出的“权威-秩序-发展”的药方。
“戏”谈法律 作者：苏晓丽赵丹梦娄亚婕 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2期 摘要：朱苏力老前辈自己说过的，要尽量以非学术性语言，用简单易懂的话却阐述复杂的法学理论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次数不仅仅是法律专业的人可以读，更是一种普惠。《法律与文学》通过中国传统的戏剧故事，将看似毫不相关的法律与文学连接起来，以戏说法，引人深思。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制度变迁；司法悲剧 导论的大标题为“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导论中主要回顾了这一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材料和方法等。导论是论述正文前概要论述全书的中心思想、创作思路、背景和创作方向的简单概括叙述，来指导帮助读者阅读理解的部分，本书导论用较为概括的语言来论述这一学科的基本和整体的思想，让我们对这本书有较为整体和系统的把握。 第一编，法律的历史变迁，通过文学材料考察了复仇与法律，制度变迁中的个体行动者，以及其中的法理问题。就拿复仇问题来说，复仇与法律选用的是春秋时期发生的故事——赵氏孤儿。从古至今，司法制度的基础动力就是人们的复仇本能。有人说，对于现在的法治社会来说，复仇这两个字眼似乎显得有些滑稽，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今天的复仇少了，并不是人们的复仇愿望减少了，弱化了，而是有了司法制度这个替代和制约，人们借此可以更有效的复仇。这便是复仇的社会因素。朱苏力前辈所说复仇可以视为广义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或许在未读此书之前，我会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可是通过对赵氏孤儿这一戏剧的层层剖析与解读，这句话便是十分合理的。报复与复仇这看似相近的字眼，却代表着不同的意思，从报复到复仇，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发展。复仇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因为有理智的参与，小心谨慎，自我约束，克制自己等等必要条件就是文明发展的表现之一。制度化的复仇就更是一种精制的文化，这其中，理智的参与便更多。复仇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有时甚至会涉及到群体。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它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弱点，就注定着复仇制度会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是名义上的消亡。人们将刑法视为当代文明的产物，但无论是对复仇功能的分析，还是从刑法制度的实践效果来看，刑法都是人类生物性报复本能的产物。 第二编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司法存在的问题，例如因技术能力不足导致的司法悲剧，司法者的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以及清官的司法技能及其局限。这一编所分析的是著名的元杂剧——《窦娥冤》。作为从小就熟知的故事，我们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少分析，只知道这是千古奇冤，莫大的悲剧。而正是通过此书，有了从法律层面上所考虑的问题。窦娥之冤是一个典型的审判上的悲剧。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条件都是不发达的，可以说裁判者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就比如说窦娥。若是放在当今社会，便是所谓的证据不充分，就更不用说罪名成立，随便判刑，甚至是死刑。证据的证明力从来都是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创造。证据本身并没有任何事实力可言，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对于证据，常常存在的就是“有罪推
新制度主义对改善政策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些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性继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对改善公共政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拓宽了学界对政策变迁过程研究的视阈,使对政策结果形成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对政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建构作用。 标签：新制度主义;公共政策;政策研究 一、新制度主义:制度主义的“重新发现” 《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制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开创了政治学领域内对制度研究的先河。直到20世纪前期,对制度进行研究一直是整个政治学科的核心内容,政治学家们试图通过找寻到一种完善的政治形式,实现各种政治原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曾是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学可以称之为“旧制度主义”,其中的制度多指实体性的组织与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之后,政权形式得到不断完善,政治制度也日趋稳定。与此同时,以静态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受到了行为主义公共政策研究范式的挑战。二战后,政治研究开始强调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行为主义理论因为过于注重政治形式,对政治实质的揭示显得不足;因为强调方法论,而轻视了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因为倚重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抛弃了历史方法。这些使行为能解释“所有政府现象”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行为必定发生在制度环境中,所以行为主义理论也必须考虑制度因素。1984年,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发表文章《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使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中被“重新发现”,进而诞生了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制度研究开始重回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 二、新制度主义对制度概念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并不是对旧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简单回归,它“不再强调政体对社会的依赖,而是主张相对独立的制度因素和社会间的互相依赖性;不再强调微观过程与历史效率性的首要地位,而是主张过程的相对复杂和历史的无效率;不再强调选择和分配的结果,而是主张行为的其它逻辑与意义、象征行为的核心地位” 。 ①新制度主义试图将其它的制度因素,解释为形成行政行为与公共政策的自变量。 作为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除了批判行为主义,对旧制度主义的合理处也进行了继承。它吸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内容,并采用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新制度主义将制度概念的涵义进行了新发展,表现为:第一,对制度概念的理解由静态转向了动态;第二,将制度的范围进行了相应扩展,从正式的
从历史的意义来认识梁祝悲剧 朱苏力教授在耶鲁大学的讲演（节选） 朱苏力教授。1955年4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归国。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阅读秩序》、《学问中国》（合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等。主要译着有《法律的运作行为》（合作）、《法理学问题》，《宪政与分权》 等。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它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我今天讲的是一部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至少在唐朝就有记载，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经大量进入戏剧，不仅作为单独的一个剧，而且在当时其它戏剧中也为剧中人物提起，由此可见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经典或大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改革，特别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使得这一戏
杭电读书笔记字数 【篇一：杭电的读书笔记】 关于人文社科书目课外读书活动读书笔记收交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应读人文社科书目》的文件规定：凡我校本科生均应利用课余时间参照《应读书目》（书目可以在人文学院网站/思政教育栏目查询到）和个人志趣，认真选读若干种人文社科文化名著。最低阅读量不得少于8种（文学名著2种，其它文化名著6种），所阅读的书籍应有读书笔记备查，按要求完成后获得2学分。未完成最低阅读量的学生应视为未全面完成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不予毕业。本学期读书笔记评阅工作已经开始，现通知如下： 1、本学期定于11月6日(周六)（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 30）上交读书笔记，地点为人文学院教学办（第九教学科研楼117），由专人负责核对、签收，过期一律不收。 2、各分院按自然班级收交，按学号顺序排列，并认真填写课外读书笔记登记表一式两份（见附件），以班级为单位上交，不接受个别学生单独递交。 3、根据文件规定最低阅读量为文2其6，文学类超过2篇，按2篇计，其它6篇，超过6篇，按6篇计，不能相互抵补。每一篇读书笔记要求注明所读书目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各年级同学的历史记录到各自所在分院查阅。 4、读书笔记不接收打印稿，否则以不合格处理。 5、请各分院把本通知发至各班级，让学生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2011届毕业生，本学期将不再另行组织。 人文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2010年10月25日 学生应读人文科书目 a、文学类 1、《诗经选》余冠英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年版 2、《唐诗选》（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宋词选》胡云翼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014 年第12 期 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 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刘志铭 [摘要]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以“适应性最大化”框架下忽视人类行动主体中心地位的制度变迁解释不同，坚持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奥地利学派关注企业家精神在制度变迁的核心角色。基于由门格尔提出、拉赫曼等人发展的制度理论，柯兹纳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以及哈耶克的知识观，可以构建一个企业家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框架下，制度变迁是由熊彼特式企业家所驱动并由柯兹纳式企业家跟进响应的，它是企业家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发现、学习和试错的互动演化过程。 [关键词] 企业家发现知识协调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91.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14）12-0077-06 一、引言 自从诺思和托马斯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以来，制度变迁理论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在早期，诺思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采用的是效率解释，即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构建更有效率制度的激励。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中，他放弃了以效率来考量制度的视角，取而代之以交易费用的解释，认为正是它的存在使得典型的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在后期的著作中，诺思（1990）将行为假设、技术、企业家和组织纳入模型中，修正了他对无效率产权持续存在的解释。诺思明确指出，从事有目的活动的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在其分析框架下，这一主体是作为对内置于特定制度框架下的激励做出反应的“最大化者”而出现的，变迁的源泉是变化着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用他的话来说，制度变迁的大部分源泉“反映了企业家（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持续的最大化努力，并进而引致制度变迁。”[1]虽然诺思试图将相对价格等变迁的来源内生化，但是企业家的行动并非制度变迁的根本源泉，而只是变迁的催化剂。就制度与企业家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看，一方面，作为适应性的最大化者，企业家只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从而渐进地改变了制度；另一方面，制度约束影响了企业家潜在的财富最大化机会。显然，这里的“企业家”只是一个以预期成本和收益为基础进行决策的“最大化者”，是一种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这样，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方面的内容被完全忽略了。 诺思将制度变迁来源内生化的努力对此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内生化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变迁的宏观分析奠定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但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他们没有将人类主体置于分析的中心，企业 作者简介刘志铭，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