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司法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发展-
一、英国证据制度概述
（一）历史沿革
证据是审判的基础，证据制度是制度的核心。19世纪初期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曾经说过：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公正的判决，即将有效的法律正确地适用于真实的案件事实；而这必须以相关的证据为依据。[1]然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英国司法审判受神示证据制度的统治，“神明裁判”与“司法决斗”成为中决定是非曲直的标准，证据在中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意义。具有实质意义的证据制度是随着审判方式的变化，随着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中世纪司法实践中积累的一些零星的证据规则基础上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至于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证据制度，则溯源于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司法审判中出现的以证据的种类、方法及采纳标准等为内容的比较系统的证据规则。[2]因此，英国虽然在较长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某些证据经验，但真正意义上的证据法距今不过三个世纪。”[3]
通过司法判例中确立的证据规则发展起来的英国证据法基本上不区分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但是英国从19世纪开始进行的一系列证据规则的编纂却“逐渐形成了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证据法在法律规范表现形式上的分立。”[4] 英国在民事领域的证据立法相对较少，最为重要的是1968、1972、1995年的三部《民事证据法》（Civil Evidence Act）。应当强调的是，英国于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的民事司法改革已经对其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施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为1999年4月26日开始生效的《民事诉讼规则》，并逐步通过《诉讼指引》的过渡性条款，对原有的民事证据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相对于民事证据法，英国在刑事证据方面的立法更为丰富。1964~1972年，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对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法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且将建议集中在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报告-第十一次报告-“证据（总则）”中，于1972年6月公开发表。在该报告中，委员会就刑事证据制度提出了一些大胆而影响深远的建议，并最终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及《1988年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88）。这两部法律的制定，标志英国的刑事证据立法进入一个高峰期。此后，英国又陆续制定不少专门的刑事证据法和其他包
（Criminal 含刑事证据条款的法律，如《1994年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 Procedure and Investigation Act 1996）、《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等。[5]
（二）基本内容
英国证据制度虽然渊源众多，规定复杂，但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规定如何在法院证明事实的规则”，[6]具体而言包括：（1）什么样的事实可以用作证据；（2）谁应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及如何证明；（3）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事实得到证明。
就第一个问题，英国证据法设立了相关性（relevance）和可采性（admissibility）规则，即要求为法院所接受的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的争点有关联，并且这些与案件争点有关联的证据必须是为法律所容许的。必须说明的是，英国证据法中所称的“事实”分为争执中的事实（fact in issue）和与争执点有关联的事实（facts relevant to issue）两大类。[7]所谓有争执中的事实亦称主要事实，是诉讼当事人必须予以证明才能使其请求或答辩得到胜诉的事实，即待证事实；而与争执点有关联的事实亦称证据事实，是指从中能推理得出争议事实的那些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英国证据法中的“证据”，是被作为一种事实并且是与案件争点有关联的事实来加以界定的。[8]
在英国现代证据制度中，证人证言（testimony of witness）、书证（documentary evidence）与实物证据（real evidence）是诉讼中最经常使用的三种证据形式。无论何种证据形式，能够被法院接受的前提是内容必须与案件的争点有关联，并且不属于相似事实证据（similar facts）或品格证据（evidence of character）之列。在相关性规则之下，所有被法院采纳的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争点有关，但并非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都可以被采纳，某些与案件争点有关甚至是对案件的解决关系重大的证据可能因为以下几种不同的原因而不为法院所采纳：（1）证据获取的方式或手段不合法，主要是指非法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2）通过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手段不合法，这样的证据一般是指意见证据（opinion evidence ）或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3）证明的事实不合法，例如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属于禁反言规则（estoppel）、先前判决规则（previous judgment）或公共政策规
则（public policy）所排除的可争执的事实之列。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与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问题。在英国证据法中，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的含义均有所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包括证据责任（evidential burden）与说服责任（persuasive burden）两个层面，前者指控辩双方都有义务就其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而后者特指公诉人必须负担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至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在英国系指诉讼当事人所承担的三种不同的责任：首先是指当事人证明在考虑案件全部证据之后其应胜诉的责任；其次是指证明争议中特定事实的责任；第三是指提交足够证据要求法院确定谁胜诉的责任。这三者分别被称为全面责任（general burden）、法定责任（legal burden）与证据责任，不过对全面责任和法定责任作出区分是否正确至今尚存疑问。至于证明标准是指证明应达到的要求，英国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适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证明标准，而民事诉讼则适用“盖然性权衡”（proof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的标准。
第三个问题在英国证据法上包括了证明方法及“证据以外确立事实的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通常说来，意图利用某一事实作为诉讼依据的当事人，必须运用证据向法院证明这一事实确实存在。以证据种类的不同为标准，证明方法可以分为运用言词证据的方法、运用书证的方法与运用实物证据的方法三种。另外，在英国证据法中有一些事实是不需要通过证据来加以证明的，例
如推定（presumption）、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和正式自认（formal admission）等。
（三）重要特征
除了上文提到的渊源众多、内容复杂的特点之外，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相比较，英国证据法在其长期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1.证据判断标准上的自由心证。以诉讼中法官（或陪审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为标准，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两大阵营。所谓自由心证，是指对证据的取舍、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规则等，法律不预先明文加以规定，而是由法官或民事纠纷的裁判者依据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最终形成内心确信。与此相反，在法定证据制度之下，一切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均由法律预先明文加以规定，法官无权运用自己的认识与思维判断证据。对于以英国证据法为代表的英美证据法的性质，我国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英美法国家存在大量的证据规则，法官审判案件必须遵守，因此其性质是法定证据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英美法国家存在大量形式主义的证据规则，但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仍有自由裁量权，所以其性质应定位于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第三种观点认为英美法国家的证据规则并不是对证据证明力、审查判断证据作形式主义的全面规定，而主要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与举证责任角度作出规定，因此其性质是一种与大陆法国家相比具有自身特点的
自由心证主义制度。[9]我们赞同第三种观点。在英国，确实存在大量的证据规则，但不能将其性质等同于法定证据制度。事实上，法定证据作为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历史范畴已经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而不复存在。因此，将英国证据制度界定为“与大陆法国家相比具有自身特点的自由心证主义”，是比较准确的。
2.证据规则的排除性。严密与科学的证据规则是英国证据法的传统特征与主要优势，其形成与英国陪审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在陪审制度下，陪审员全体一致的评决原则上不须说明理由，也不受上诉审的审查，享有绝大的权威或正统性。但是，确实了存在感情用事的危险……要回避这样的不利情况，就必须有一套在案件没有达到一定条件的场合下就不交由陪审团审理的法定要件，也就是避开陪审员的规则。”[10] 或许正是因为证据规则的目的是要保证“没有达到一定条件的场合下就不交由陪审团审理”，无论是在早期的判例还是新近的证据立法中，英国的证据规则主要都是由排除性规则构成，即宣布某些事物虽然会被其他主管调查者接受为事实的证据，但不会被法院接受为证据。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陪审制度之外，英国的证人宣誓规则与对抗制的诉讼形态也是其证据规则呈现排除性的两个重要因素。
3.证据法的民刑分立趋势。如上所述，英国证据法在判例法时期基本上是不区分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这种传统在深受英国法影响的某些英美法国家仍然保留着，时至今日，大多数英美法国家的证据法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也适用于民事诉讼，如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加拿大的《证据法》及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等。但是英国在进行证据立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对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别规定。1964年9月，英国首席大法官和内政大臣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据法草案分别提交给法律改革委员会与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从此，英国证据法民刑分立的趋势日益明显。时至今日，英国几乎已经没有共同适用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证据法了。[11]
二、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发展
（一）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当今世界，民事司法制度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是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危机。在改革前的英国，民事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尤其严重，这主要体现为程序的烦琐、审理的拖延与诉讼费用的高昂。鉴于民事司法制度日益严重的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英国终于痛下决心对其全面性的改革。1994年，组织细致而意义深远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在英国正式启动。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任命沃尔夫勋爵牵头负责这项改革。沃尔夫勋爵于1995年发表了题为“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关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民事司法改革中期报告，[12] 1996年7月又发表了最终报告。[13]这两个报告系统地分析英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论证了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指明了改革的内容与方向。1998年，建立在上述两个报告基础之上的新民事诉讼规则（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8）出台，并于1999年4月正式生效。
以上述的两个报告与新民事诉讼规则为基础，英国的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自它产生以来最为重大的变革：（1）统一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的诉讼规则。新规则将以前分别适用于高等法院的《最高法院规则（1965）》和《郡法院规则（1981）》中的“核心内容”重新拟定，形成了统一的诉讼规则，这样既便于法院、当事人以及律师进行诉讼活动，又可以增加审判结果的确定性；（2）加强了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控制。传统的英国民事诉讼采用当事人对抗制的模式，其诉讼的发动、继续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当事人，诉讼过程由当事人主导，法官仅处于一种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作为此次改革的重点，新规则引进了案件管理制度，将原先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掌握的诉讼控制权，改为由法院掌握，由法院对案件实行积极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规则实施后的任何诉讼都将至少出现“三方”当事人，其中，法院将作为新的特别一方“当事人”出现；（3）防止诉讼过分迟延。提高诉讼效率是此次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又一重点，并在新规则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在小额程序中严格限制案件上诉的可能性，在快速程序中制定了确定的时间表，要求当事人和法院严格遵守，并对时限的修改作了极严格的限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防止诉讼的过分迟延；（4）严格控制诉讼费用。在小额程序中鼓励当事人本人诉讼以及对诉讼费用采用固定制，这些措施对减少当事人诉讼费用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5）鼓励当事人采用ADR（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解决纠纷。新规则对于采用ADR解决纠纷的有效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规定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也可依职权决定中止诉讼1个月（如有必要可延长此期限），以便当事人通过ADR或其他方式达成和解。
2001年3月，英国大法官办公厅发表了《民事司法改革的初期评估报告》（Emerging Findings：An early evalu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s.）；2002年8月又发表了《民事司法改革的后续评估报告》（Further Findings：A continuing evalu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s），对几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成效进行广泛调查，并做出了评估。从总体上看，这项改革的前景为大多数法律界人士所看好。[14]
（二）英国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
根据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法院被赋予很大权力，包括有权排除可接受的证据、限制交叉询问等。新规则的实施对英国民事证据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限于篇幅，这里仅介绍专家证人制度的新发展。
新规则对民事案件中专家证据的可采性作了全面限制，实际上废除了普通法上当事人提出他们认为对已有利的专家证据的权利。新规则的理论基础体现于沃尔夫勋爵“接近正义”的最终报告中。沃尔夫勋爵认为，专家证据是造成民事诉讼中不必要的费用支出的主要根源之一。他同时重申了对专家证人缺乏公正的关注：“民事案件对专家证据的可采性的放任是一种严重的弊病，它造就了一批获取高额报酬的专家，他们根据聘请他们的当事人的需要出具专家意见，这种做法的代价就是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15]在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下，专家证人和律师一样，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武器，他根据当事人指示就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并服务于委托人。在实践中，专家提供的意见一般都有利于委托
人。[16]正如英国学者所评论的：“法庭所听到的不是专家的意见，而是有利于各自一方当事人的观点。”[17]作为改革对策，最终报告中的许多建议构成了新规则第35章以及与之相应的《诉讼指引》（Practice Direction）中新的专家证据制度的基础。
新规则赋予了专家证人对法院的优先职责，创设了限制专家证据数量的义务，并引入了有关专家证据的提出形式和预先开示的新要求。从总体来看，新规则通过把专家证人的职责定位为对法院负有优先职责，要求专家证人“应立足于客观事实，运用科学知识，为法院发现客观真实、进行公正裁判服务。”其最终目的在于，“力图通过反叛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而变革诉讼文化。”[18]改革后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对专家证据规定了以下新内容：
1.专家证人与法庭在限制专家证据方面的义务与权力
新规则第35.1条规定专家证据的使用只限于为解决诉讼中的问题而有合理必要时。为了保证专家的公正性，第35.3条规定了专家证人对法院的优先职责：（1）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就其专业知识领域内的事项协助法院；并且（2）这种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委托或聘任他的当事人的职责。
律师应当将专家对法院的优先职责告知其当事人，以使当事人明白专家证人将全面客观地分析有关事项而不会有意识倾向性地提供支持一方当事人的证词。[19]
专家证据是否为解决案件有关问题所必需的，这是由法院
（1）决定的事项。法院限制使用专家证据的权力体现在第35.4条：
未经法院许可，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也不得提出专家报告作为证据。（2）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传唤专家证人，需表明：（a）他所希望依赖的专家证据领域，以及（b）他希望传唤的专家在该领域内具有丰富经验。
2.专家报告
根据新规则，在适用快捷审理程序的案件中，如果专家证据被允许提出，那么它不能通过传唤专家到庭作为证人的方式，而只能以专家书面报告的方式提交给法院。
《诉讼指引》第35章对专家报告的形式与内容作了规定。专家报告应向法院提出，而非向委托专家的当事人提出。专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专家证人的资格；制作专家报告时所依据的文献或其他资料；概述专家报告所涉及的事项的各种不同观点，并为自己的观点阐明理由；概述得出的结论；表明专家证人理解其对法院所负的义务，以及他已经遵守了有关义务。[20] 如果专家报告的内容不符合上述规定，法官依自由裁量权可以禁止专家提供证据。同时，当事人也无权随意要求法院给予其一个宽限期，以便对不符合规定的专家报告进行修正。[21]
3.单一的共同专家
新规则打破了原来那种认为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希望引用专家证据时，就必然需要两位专家证人的观念。当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希望就某一特定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有关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正如英国司法实践中所看到的，当事人确实可能就共同的专家证人达成一致，对此法院将予以认可。
如果法院指示关于某一特定问题的证据只能由一名专家提供，而这一问题又牵涉到许多学科时，则应由主要学科领域的一位权威专家提供证据。他应准备报告中的概括部分，并负责在报告中并入或吸收其他学科领域专家的报告的内容。
在案件中，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能够获得关于专家证据所依赖的基础事实的有关信息，无法获得信息的另一方当事人将很难恰当地委托专家证人。因此，规则第35.9条赋予法院指示一方当事人将这样的信息提供给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力，规定：一方当事人能够获得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合理取得的信息时，法院可指示能够获得有关信息的当事人：（a）准备并提交记录有关信息的书面文件；并且（b）将该书面文件的副本送达另一方当事人。
如果法院作出这种指示，当事人所准备的书面文件应该详述组成该信息的任何事实，测试或实验的具体细节，以便另一方当事人能够评估并理解该信息的价值。
4.向专家提出的书面问题
在诉讼中，当专家证据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时，那么无论它是由单一的共同专家或是一方当事人委托的专家所提出，当事人都没有机会进行提问以澄清专家报告中的内容，也不能就专家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其意见的根据，他所依赖的任何专家著作，对立的专家意见等事项向专家提出质疑。因此，新规则允许在庭审前以书面形式向专家证人提问。如果当事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澄清报告的内容，他有权直接提出书面问题；但如当事人有其他目的，就只有在法庭允许或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提出问题。专家证人对当事人提出的书面问题的回答，构成专家报告的组成部分。如果专家证人对问题不作回答，根据第35.6条第4款规定，法院可以向委托该专家证人的当事人签发如下一项或多项命令：（a）该当事人不得依赖该专家证人提供的证据；或者（b）该当事人不得向其他方当事人收取应支付给该专家证人的费用。
5.专家证人之间的讨论
新规则为了节省法院时间和降低诉讼费用而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规定专家证人的讨论制度。在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被允许使用各自的专家证人，法院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指令双方专家进行“无偏见”的讨论，目的旨在要求专家证人确认诉讼中的有关问题，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法院可以指定专家必需讨论的问题，还可以要求专家在讨论结束后向法院提交一份声明，载明他们已达成一致的问题，并对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说明不一致的理由概要。要注意的是，除非当事人表示同意，否则专家证人所讨论的内容不能在开庭审理时提出；专家证人对特定问题达成一致时，他们的协议对当事人并无拘束力，除非当
事人明确同意接受该协议的约束。
三、英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与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具备总体性的改革目标，并呈现出强烈的组织性与细致性有所不同，英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近年来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改革。但是在“公正与效率”的司法理念的号召之下，随着几部重要的刑事法律的通过，英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发展。下文从刑事侦查、刑事公诉与刑事审判三个方面，介绍与刑事证据制度相关的改革措施。
（一）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强化
在英国，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全部由警察机关进行，警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构成了刑事侦查活动中的对抗性主体。在对抗制诉讼理念的影响之下，如何在警察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也就是说在赋予警察机关以从事侦查活动必需的权力的同时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刑事侦查立法的指导思想。传统上，英国法强调的是如何对警察的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以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如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从1999年开始，警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以保证警察取证的合法性与证词的可靠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英国近年来在刑事侦查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而言，其重心似乎已经转到强化警察机关的权力方面，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1.对沉默权的限制。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也是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一项重要保障。作为历史上最早提出并首先确立沉默权的国家，英国证据法上的沉默权，或称反对自证其罪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指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有“拒绝回答警察提问的权利，不作为证人经过口头宣誓提供证据的权利，以及不提供宣誓接受交叉询问的权利”。[22]为此，当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必须告知他：“你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不说任何话。”英国的沉默权产生于17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者们反对教会和国王、争取宗教和宪法自由的斗争中，它在刑事诉讼中也确实起到了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沉默权制度使不少被告人受到不适当的保护，并成为许多职业罪犯用以逃脱法律制裁的工具，在客观上造成了司法裁判的不公正。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出现是否应该保留沉默权的争论。《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生效之后，被告人传统上拥有的沉默权开始受到限制，他完全可能因保持沉默而受到惩罚。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沉默权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事实上“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作为原则还是存在的，变化是如其不回答则可能被陪审团作出一个对其不利的推论，从而引出一个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23]
2.逮捕权力的强化。论及英国刑事侦查制度的改革，不能不提到英国的逮捕制度。作为刑事侦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逮捕制度的新发展不仅是英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其刑事侦查制度改革的方向与幅度。
作为此方面改革的权威总结，英国1984年通过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就警察的逮捕权作出集中、系统的规定，其基本的趋势是通过强化警方的无证逮捕权，以加强国家对刑事犯罪的控制力。在英国传统的逮捕制度中，逮捕可以分为有证逮捕（arrest with a warrant）与无证逮捕（arrest without a warrant）两种。为确保公民的自由不受任意逮捕的侵害，在通常情况下，警察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需要向治安法院申请签发逮捕令才能执行逮捕，只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警察才可以在没有逮捕令时实施逮捕。也就是说，英国传统的逮捕制度是以有证逮捕为原则，无证逮捕为例外。但是在英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考虑到传唤制度在保证被告人出庭应诉方面的不足，英国法开始扩大警察的无证逮捕权。根据《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犯罪被分为可捕罪与一般犯罪，英国警察有权因过去发生的犯罪、正在发生的或者将要发生的可捕罪（无论是真实发生还是有合理根据怀疑其发生）进行无证逮捕。如果警察有合理根据怀疑已经有可捕罪发生，即使根本没有犯罪发生，逮捕也是合法的；如果警察有合理根据怀疑某人实施了可捕罪，无论被逮捕人是否实施了该项犯罪，警察都有权将其逮捕；更进一步，即使警察没有合理根据，他亦可以合法地实施即时逮捕，只要被逮捕人事实上确实实施了、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可捕罪。[24]另外，在英国普通法上，逮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即时地回答指控或涉嫌的犯罪而抓捕或拘禁某人”，但是根据1984年上议院Mohammed v Duke一案，警察为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而将其逮捕的合法性，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确认。
（二）刑事公诉中的检验标准[25]
在英国，刑事案件的公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皇家检察署负责，而其从事检察工作的基本依据是1994年6月颁布的《刑事案件起诉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其中与刑事证据最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关于起诉的检验标准问题。根据该规则第4、5、6条的规定，检察署在提起公诉前，必须从两个方面对案件进行检验：一是证据检验；二是公众利益检验。所谓证据检验，要求检察官必须审查所有的证据，看它们是否达到充分而又无合理怀疑的程度。为便于具体操作，规则第5条规定检察官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证据进行检验：（1）证据的合法性；（2）证据的可靠性；（3）证人的背景；（4）被告人的身份。证据检验是英国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的前提，如果检察官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法庭不可能给被告人定罪，不管案件的性质多么严重，社会影响多么重大，他都可以决定不起诉而终结诉讼。
在证据检验通过之后，检察官要提起公诉还要接受第二个检验：公众利益检验。所谓的公众利益检验，就是要从公众利益考虑，看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起诉。与证据检验标准类似，规则第6条从正反两方面对检察官提起公诉所必须考虑的公众利益因素予以列举。支持起诉的公众利益因素总共有14项，包括实施犯罪时使用了武器或以暴力相威胁、罪行是针对服务于公众的人员（包括警察、监狱官、护士等）、被告人处于有权威或负责任的地位以及有证据显示被告人是主犯或罪行是有预谋的等。反对提起公诉的公众利益因素有8项，包括法庭很可能会判罚很小的或象征性的罚金、罪行是因错误判断或误解而犯下、造成的损失或伤害较轻等。另外，根
据该规则第6条第6款，检察官在根据公众利益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并不是仅仅把支持和反对两个方面的因素简单相加，而必须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再作出一个总体的评估。
（三）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开示
在《1996年刑事诉讼与调查法》生效之前，根据英国法院的司法判例，检察署在审判之前必须向被告方开示其起诉的证据材料，而被告方只须提前开示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通知将要进行的专家鉴定。对此，1991年成立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应扩大被告人提前开示其证据材料的责任。而其理由主要是认为“如果辩诉双方都能提前公开其证据材料，不仅有利于更早更好地审查案件，也可使检察院根据被告人公开的证据材料撤回起诉，或早日确定审判日期。还有利于法院和诉讼各方更好地利用时间，并可将被告人希图在最后一刻误导陪审团，或规避对伪造的辩护证据进行调查的案件数量，控制在最低限度。”[26]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的上述建议后来为《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所采纳，建立了英国刑事辩护中的证据开示规则：首先，控方必须把与案件有关且未曾使用过的、准备在法庭审判中作为指控证据使用的材料开示给辩方，即所谓的“首次检控开示”（primary prosecution disclosure）。在“首次检控开示”的同时，控方还必须提供一份由控方掌握的但他们认为与案件的控诉关系不大的证据材料清单。在控方履行了必要的证据开示义务之后，辩方随后有义务将其在审判中提出的辩护理由和证据开示给控方；在辩方进行证据开示之后，控方有义务将新的、未曾使用过的证据材料
向辩方作第二次的开示，这就是所谓的“二次检控开示”（second prosecution disclosure）。[27]
有迹象表明，英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层次的改革。2002年7月，由大法官、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共同签署的政府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正式公布。该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对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包括加强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注重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改革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改革证据规则，改革陪审团审判案件的范围和治安法院的量刑权限等。其中，对证据规则的改革意见包括修改传闻规则、扩大证人书面证言的适用范围、被告人先前的定罪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作为证据使用等。[28]
四、启示与借鉴
证据是当事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依法裁判的依据，因此，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十分重视证据立法和证据制度的完善。以英国为例，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已形成了一套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分立、成文规则与司法判例相结合、全面系统、细致缜密的证据法律体系，并且至今还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完善过程中。与之相比，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而且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困难，并因此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29]最高人民法院为适应司法改革的形势以及加入WTO的需要而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6日通过，自2002年4月1日起
施行，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但是，《民事证据规定》的出台决不意味着对包括借鉴国外民事证据立法成功经验在内的学术探讨的终结或冷却。目前，单独制定《民事证据法》成为我国学理界与实务界主流观点，但对于如何制定民事证据法，学术界对诸多问题还存在争议。[30]此外，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国外刑事证据制度的研究与借鉴。有鉴于此，下文以英国证据法的内容为参照，就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与意见。
（一）证据规则的适用
英国证据法奉行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并主要由陪审团裁决证据以解决案件的事实问题。为避免陪审团因缺乏法律常识而采纳那些有碍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在立法上设置了细密而完备的证据规则。这些证据规则来源于司法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判例和习惯做法，对证据的适用范围予以严加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司法程序的公正合理。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立法和司法实践“重实体轻程序”，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十分欠缺。仅有的若干证据规则因内容粗糙而难以操作，实践中往往导致法官对同一证据的认定各执已见，自由裁量余地过大，助长了法官的主观臆断，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同时也正是因为证据规则的缺乏，在当事人双方的举证相互矛盾、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难以确定案情辨明是非，只能亲自卷入调查收集证据的大量活动，产生了较强的“职权主义”倾向。因此，我国在证据制度上有必要借鉴和吸收英国的某些证据规则，以抑制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完备的程度保障机制，保证
英国司法制度概述及启示 2011年10月底，司法部地市司法局长英国培训团在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郑先红的带领下，赴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进行培训考察。通过培训考察，我们对英国的法律体制、制度，司法体系和运作方式，刑事民事案件办理和矛盾纠纷处理的渠道、方式等有了基本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法律教育、律师管理、律师事务所运行、法院的司法地位、对公民的法律援助和服务、社区矫正的执行、监狱管理、民事商事矛盾调解等与我国司法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结合国内工作实际进行了比较，加深了对英国法律制度的认识。这对于借鉴英国法制制度，更好地开展司法行政工作意义深远。 一、英国法律制度简介 (―)英国法律构成和法院体系 1、英国法律构成。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鼻祖，崇尚经验，注重实用，只相信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理论，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与大陆法各国不同的是，遇到新问题时，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回答“这次我们应该怎么办”而英国的法律则会找出“上次我们是怎么办的”。受信奉经验的法律思想影响，自13世纪开始，普通法亦即判例法便在英国生根发芽，并逐渐影响了大半个世界。
在英国具有约束力的法院判例分为四级。一是欧洲一审法院、欧洲司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和判例。英国作为欧盟和欧洲地方议会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洲司法法院对欧盟法律的解释和判例、欧洲一审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这些判例对英国的各级法院具有约束力。二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最高法院未成立前为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判例)，它们有最高约束力，除被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典取代外，英国的各级法院必须遵循。三是英国上诉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作出的判例对郡法院、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自身都具有约束力，但该判例可以被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推翻。四是英国高等法院的判例。对郡法院和高等法院自身具有约束力，但可以被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例推翻。 英国历史上没有成文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沉淀，英国法院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门类繁多，数量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普通人无力查询了解，即使法官、律师使用起来也极为方便。为此，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加快了成文法的制定。现在，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已经成为英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了解每年议会制定法律30~40部。议会立法的程序是：先由政府提出法律草案，经过下议院和上议院多次审议表决通过后，再经女王正式批准生效。而对成文法条款的理解，则由法院判例作出解释。两者互为交叉、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英国社会正常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另外，英国是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作者：陈瑞华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学者习惯上将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统称为“英美法”，对这两 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加细致的区分。但实际上，英国与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不少地 方存在着很大差别。如在被告人口供的可采性、非法所得证据的排除等问题上，英国的刑 事证据规则就具有其鲜明的特点。（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英国证据可采性问题 展开分析，而将论述的重点放在90年代以来英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四个问题上。）尤其是 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英国上诉法院对70年代判决的一系列刑事误判案件的重新审 理和纠正，英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成为人们议论、批评的焦点。（注：有关这些案件以及围 绕这些案件讨论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情况，参见john wadham:miscarriage of justice:pre-trial and trial stages,in criminal justice in crisis,edited by mike mcconvile and lee bridges,1994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从 1988年以来，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试图对一些诉讼程序进行较大的改革。1991年，英国成立了旨在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justice) 。（注：参见john hatchard,barbara huber and richard vobler: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p.179,1996 by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该委员会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和调查，于1993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就改革英国刑事司法制度问题提出了353条建议。 但在此后通过的几项重要的法律中，（注：参见comparative criminal justice,p.179.）英国刑事诉讼制度却发生了令人困惑不解的重大变化。如1994年颁布实施的刑事审判与 公共程序法(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对证人在刑事法院出庭作证 以及被告人的沉默权问题作出了极为重大的改革，允许控诉一方在辩护方不提出异议的情 况下以书面的方式提出证人证言，允许法官或陪审团在法定的情况下从被告人保持沉默这 一事实中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英国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 proce-dure and investigation act 1996)则对移送审判程序和证据展示制度作出了较大的改革，取消了在治安法院举行的言词预审程序，赋予辩护一方向控方展示本方辩护内容和证据的 义务，并规定了不承担这种义务的法律后果。这对于被告人的辩护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对英国近年来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发生的四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作一分析，并对 其实质和效果作出简要的评论。 一、移送审判程序 移送审判程序(committal for trial)，也可以称为交付审判程序或预审程序。举行 这种程序的目的在于，由治安法官对那些按照公诉书(indictment)起诉的可诉罪（注：英 国的犯罪若按照对审判方式的影响来分类，可包括简易罪(summary offences)、可诉罪(indictable offences)和可以选择审判法院的罪行(offences triable either way)三种。可诉罪是只能由刑事法院按照正式起诉程序进行审判的犯罪，对这种犯罪进行审判，必须 有陪审团参加。）案件进行审查，以确定控诉一方是否有充分的指控证据，案件是否有必
英国司法制度史 篇一：英国司法制度 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发布日期：20XX-05-17文章来源：互联网（体制简介部分） 英国的司法制度渊源流长。19世纪末英国通过对其司法组织系统进行较大规模改革后初步形成了近代英国司法制度的框架，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英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司法机构，尽管它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英国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其中后两个地区的司法体制与英格兰不同。这是英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这里所介绍的英国司法体制仅指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一、司法行政机关 英国没有专门的司法部，司法行政事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由法务大臣和内政大臣行使，设有法务大臣办公室和内政部。 在英国，法务大臣是最高法院院长、上议院议长、内阁成员是全国司法部门的首脑，负有司法、立法、行政三种职务。法务大臣办公室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全国的法院系统；制定并监督执行司法方面的政策及行业标准；向议会提出修改法律的意见；管理全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录用、培训、考证及工资福利等；负责向全国司法机构的运转提供财政物资保障等。
内政部在司法行政方面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法律和秩序的管理，对刑法制度负有总体责任，同时负责警察、监狱和其他惩戒机关。其内部设有消防和警察司，刑事、缓刑和安置司，广播、社区计划、平等机会、移民和国籍司，监狱司，编制司、财政和综合司等多种机构。 二、律师制度 英国的现代律师制度是在经历19世纪司法改革后才最终定型的。目前所有的律师法都已由《1974年律师法》合而为一，该法是根据从1957年至1974年间与律师有关的法律和其他法律规定制定的。该法对律师资格的取得，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对律师的管理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英国律师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根据从业方式和从业范围，将职业律师划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两类。事务律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纽带。出庭律师是专门从事高级法院辩护业务的律师。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两种律师资格所要求的条件不同。英国律师的权利可分为基于当事人的利益而享有的权利与因律师身份而产生的权利。 英国事务律师的行业组织机构是法律协会，由上诉法院院长领导。事务律师自愿参加该协会。四大律师学院和律师协会理事会作为新的中央管理机构，对出庭律师统一行使各种管理职能。 三、公证制度 在英国没有统一的公证法，现在适用的公证法主要是1801、1833、1843年英国国会通过的三个有关公证人的法令，根据调整范围的不
浅谈英美法系的证据开示制度- 自罗马法以来，民事诉讼就一直沿袭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现代民事诉讼更是完全建立在证据的基石上，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必要的证据，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都采取不同方式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收集证据以及了解有关案件信息的权利与手段，并在程序上制度上给予保障。这种程序和制度就称为证据开示制度或证据披露制度。从内容上看，英美证据开示制度包含有两部分互为独立的程序，其一是discovery，一般译为发现程序，其内涵着重在于一方当事人可以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性权利积极的、能动的想方法去收集证据、发掘证据、调查证据；其二是disclosure，其英文原意为显露、揭发，它的基本含义是要求当事人在诉答程序后开庭审理前，分阶段的向对方展示自己将要在庭上使用的证据和其他信息，这更贴近于我们所熟知的证据交换概念。discovery和disclosure两程序一为被动性的，一为主动性的，两者叠加的证据开示制度其概念外延当然要大于证据交换，也就是说，当事人借助证据开示程序首先可以“获得”证据，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证据交换，这种逻辑顺序是颇具可采性的。英美民事诉讼法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沿革发展至今，其中蕴含和积累的诉讼经验可谓浩瀚如海，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是从纯粹的私权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纯粹的竞争哲学中生成而来的，最为直观的反映着现代化经济的基本要求，其系统性、具体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法学界所公认。因此，研究其证据开示制度，对客观认识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与例外 证据开示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涉及所有与案情有关的问题。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6条的规定，对“任何不属于保密特权范围而与诉讼标的有关的事项”均可进行调查。开示要求由当事人提出，无需法官的批准，如果原告以笔录证言质问被告，它只需向被告律师发出书面通知，指明进行笔录证言的时间和地点。同样如果想发现对方当事人所持有的文件，可向其发出书证清单，上面标明要对方交出的文件种类，这种要求甚至不必与案件有直接联系，例如在人身伤害案件中，被告可以调查原告以前是否受过伤，要求原告提交健康纪录，只要被告律师认为这对确定当前事故的伤害程度有关联即可。 当然，某些开示要求可能是不合理的，这就涉及证据开示的例外原则了。以英国为例，在其《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了证据开示的例外，包括（1）公共利益。规则第31.9 条规定，任何人皆有权以开示书证将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申请法官允许其禁止对某一书证的开示。（2）不相称。意指书证与案件不相符合，根据Dolling— BakerVMerrett一案确定的原则，大致指书证的证明力低下或不具备关联性或无益于公正审理等因素。（3）保密特权。意指被要求开示方有权保密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交流材料或信息、免于自我归罪的答辩以及医生对患者、圣职人员对忏悔者、会计师对委托人和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
2019年司法考试外国法制史：英国司法制度 1.英国的法院组织 (1)英国长期存有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两大法院系统，19世纪后 期司法改革取消了两大法院系统的区别，统一了法院组织体系。 (2)现行的英国法院组织从层次上可分为高级法院、低级法院;法 院包括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皇家刑事法院。法院包括上诉法院、高 等法院和皇家刑事法院三部分。依据2005年英国的宪制改革，英国将 原终审机构——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独立出来，改为联合王国法院，该 法院已于200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原法院一词所指的上诉法院、 高等法院以及皇家刑事法院改称高级法院。 (3)从审理案件的性质上分民事法院、刑事法院。 2. 陪审制度 英国是现代陪审制度的发源地。这种制度在英国历被长期作为一 种民主的象征广泛使用。陪审团的职责是就案件的事实部分实行裁决，法官则在陪审团裁决的基础上就法律问题实行判决。陪审团裁决一般 不允许上诉，但当法官认为陪审团的裁决存有重大错误时，能够加以 撤销，重新组织陪审团审判。 3.辩护制度 对抗制，又称“辩论制”，即民事案件中的原被告以及刑事案件 中的公诉人和被告律师在法庭上相互对抗，提出各自的证据，询问己 方证人，盘问对方证人，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辩论。法官主持开庭，并 对双方的动议和异议做出裁决，但不主动调查，只充当消极仲裁人的 角色。 4.律师制度
英国的律师传统上分为两大类：出庭律师、事务律师。出庭律师能够在任何法院出庭辩护。事务律师主要从事一般的法律事务，可在低级法院出庭辩护，但不能在高级法院出庭。近年来，英国律师制度实行了改革，两类律师的划在分已不再泾谓分明。
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一] 一、导言：证据与人类的理性发展 人类自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而来，纠纷的解决便带上了公力救济的特性，私力救济因此而消遁。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虽说是人类理性的一大进步，但在公力救济的源流中，人类理性得以呈现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证据作为人类解决纠纷的理性表征和实践依凭，其内在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也历尽了多种变迁。人们认识到，解决纠纷必然依靠事实，但事实究竟何在？纠纷的当事者不可能告知案件事实的真相，纠纷的裁断者也不可能知悉案件事实的真相，因而唯有依靠外在的证据。从证据中推断事实或猜想事实，始终伴随着纠纷解决的理性过程. 但对证据内涵的认识，人类经历了两个性质迥异的发展阶段。在最初的阶段，证据被视为是神明启迪的的工具和媒介，通过宣誓裁判、神明裁判以及决 斗裁判等等方式的运用，“神明”会告知纠纷的解决者案件事实的真相之所在，这便是被称为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的“告知真理”性质的证据.这种意义上 的证据，可以称之为“神证”。 莎士比亚在其剧本《理查德二世》（Richardll)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 故事：两个公爵被传唤到国王面前就他们究竟是哪一个人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 而互相争讼。纠纷的每一方都急迫地欲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证明对方是名单 中的叛徒。在他们被带到国王面前之前，国王问大臣高特(Gauant)，这起纠 纷是不是基于古代所言的预谋或恶意，他们是否有已知的叛逆的理由和事实。 高特（Gauant)回答说：就我从其论辩中所知，这起纠纷中不存在深刻的恶意， 但对国王显然是有危险的。国王听后这样说道：那么，就把他们传唤到我们面 前来吧，让他们面对面，眉头对着眉头，我们就开始聆听控告者和被控告者自 由地辩论。在他们听取辩论后，国王和其他在场者都没有被说服作出决定，然 后国王极不情愿地同意：对你们之间不断膨胀的分歧和仇恨，让你们的剑和刀 来作出栽断吧！就在他们准备战斗之时，国王在最后一刻骤然制止了他们的决斗，并对他们双方都作出了惩罚。这是人类致力于和平解决纠纷的一个不幸努 力的经典范例。 对莎士比亚描述的诉讼程序的精确细节我们并不关心，也不关注这种解纷模式是否已在政治的意义上或其他意义上涉及到“审判”。我们这里所须注意的是，这种被传统视为“非理性”的裁判程序中，己经包含了一些合符理性的因素：坚持对特定的指控进行审判；控告者和被控告者在权威者面前进行对质; 每一方都有获得听审的机会；对辩论的细查（两次）；致力于说服当事人和平地解决纠纷；合法的权威者对诉讼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最终的控制权，但诉讼程序的原始启动权和如何进行诉讼的某些决定权由当事人控制行使。这是一个正规的对抗制程序，权威者对此予以监督，在大多数的程序阶段都涉及到辩论和决定。这种纠纷解决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的“非理性”因素就是用武力来 进行证明，这是当事人可以利用的最后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诉诸上帝来为正当
英国司法改革与证据制度的发展- 一、英国证据制度概述 （一）历史沿革 证据是审判的基础，证据制度是制度的核心。19世纪初期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曾经说过：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是保证公正的判决，即将有效的法律正确地适用于真实的案件事实；而这必须以相关的证据为依据。[1]然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英国司法审判受神示证据制度的统治，“神明裁判”与“司法决斗”成为中决定是非曲直的标准，证据在中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意义。具有实质意义的证据制度是随着审判方式的变化，随着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中世纪司法实践中积累的一些零星的证据规则基础上逐渐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至于现代意义上的英国证据制度，则溯源于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司法审判中出现的以证据的种类、方法及采纳标准等为内容的比较系统的证据规则。[2]因此，英国虽然在较长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某些证据经验，但真正意义上的证据法距今不过三个世纪。”[3] 通过司法判例中确立的证据规则发展起来的英国证据法基本上不区分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但是英国从19世纪开始进行的一系列证据规则的编纂却“逐渐形成了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证据法在法律规范表现形式上的分立。”[4] 英国在民事领域的证据立法相对较少，最为重要的是1968、1972、1995年的三部《民事证据法》（Civil Evidence Act）。应当强调的是，英国于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的民事司法改革已经对其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施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次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为1999年4月26日开始生效的《民事诉讼规则》，并逐步通过《诉讼指引》的过渡性条款，对原有的民事证据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相对于民事证据法，英国在刑事证据方面的立法更为丰富。1964~1972年，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对刑事案件中的证据法进行了全面审查，并且将建议集中在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报告-第十一次报告-“证据（总则）”中，于1972年6月公开发表。在该报告中，委员会就刑事证据制度提出了一些大胆而影响深远的建议，并最终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及《1988年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88）。这两部法律的制定，标志英国的刑事证据立法进入一个高峰期。此后，英国又陆续制定不少专门的刑事证据法和其他包 （Criminal 含刑事证据条款的法律，如《1994年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Justice and Public Order Act 1994）、《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 Procedure and Investigation Act 1996）、《1999年青少年审判与刑事证据法》（Youth Just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等。[5] （二）基本内容 英国证据制度虽然渊源众多，规定复杂，但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规定如何在法院证明事实的规则”，[6]具体而言包括：（1）什么样的事实可以用作证据；（2）谁应承担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及如何证明；（3）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事实得到证明。
大陆法与英美法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 的借鉴价值 「摘要」近年来，关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浪潮和人权观念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改革也颇受关注。其间，各种西方的证据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于正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因此作者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探询各种法律制度是否可以移植于吾国，以及其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证据制度，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次目录： 一、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二、证据采纳问题上的异同 1、采纳标准的问题 2、传闻证据的采纳 3、非法证据的排除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四、对中国的意义 1、为什么中国？ 2、以刘涌案件为中心的展开 3、何为出路？ 近年来，法律移植的潮流一直席卷着中国法学界，似乎文章中没有提到英美德法的理论就不成其为一篇合格的法学论文。在这种潮流中，就实体法而言其往往因为自然正义理念的影响而受到外国法冲击较小，而就程序法而言，此番影响颇为深重。程序法的理念往往直接体现在司法的过程之中，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抑或篡改着实体法规则的正常实施。在中国，法律的生长是靠理论与学说的推动，而这种生长之过程是在极小的精英范畴之内发生的，由于法律的职业化推进，这种生长并不会在民众的生活中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法（有的仅仅只是关于法律的理念甚至是某种印象）的移植，导致在司法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们感到意外的判决，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值得中国法律人思考和检讨。
基于上面的情形，本文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作一番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并试图在这种比较之中找寻某些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有借鉴价值的法律制度。本文的写作也将结合当前中国的案例予以展开，在基本生活模式转型和深刻社会思想变革的时代探究证据法的出路，至少是一些有益地尝试。 一、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法系，虽然按照一些比较法学者的观点还存在社会主义法系、伊斯兰法系、非洲法系、斯堪迪纳维亚法系、远东法系等法系。但是这些法系的法律制度大多仅仅只限于小范围内的规则系统，而不具有广泛的适用价值。因此，本文将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出发，来讨论问题。 大陆法和英美法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反映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彼此在处理案件中的差异。考察和研究这种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看待两大法系之间的特点，增强我们对于证据法本质和根源的理解，也易于我们对繁琐的证据体系进行逻辑梳理，提供研究的结构框架。两大法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具体地表现为： （一）、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的庞杂和具体，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证据规则都有其相对应的案件予以支撑；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相对比较简略，一般是通过国家制定法的形式予以颁布，虽然也有判例，但是判例并不是证据规则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英美法中的证据制度既要面对一个庞杂的证据体系，又要面对大量的司法判例。一般来说，每个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都体现在一系列判例之中，而且有些证据规则就是由判例所规定的。例如，有关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米兰达规则”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毒树之果”规则等。然而，研究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一般来说只要了解其立法中的有关规定就可以掌握其基本内容，而无需对于先前的司法运作做详细地研究。 （二）、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是在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构建起来的，因此其表现出庞杂性、零乱性和针对性等固有特征。普通法经由几百年的发展，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已经通过众多的判例形成了一整套具体而细微的证据规则系统。由于注重对于司法运作的考量，英美法国家的证据规则是在法律的运作中通过一个个法官的判决形成的，而这种“法官造法”的方式比较容易迎合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针对的是每一个当事人。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建构产生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强烈地受到同时代哲学发展的影响。证据法是由法学家们以整体设计的方式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虽然这种证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经过理论上的提炼和加工，特别是经过了立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 世界各国近年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或者酝酿着刑事司法改革，据笔者的考察，英国和俄罗斯联邦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在追究犯罪和保护人权上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令人瞩目，特作简要述评。 英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可以一直回溯到上个世纪中期。对如何改革传统的英国刑事司法体制，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司法体制的首要目标是查明事实和打击犯罪，而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不利于事实的查明，主张赋予警察更多的查明犯罪的权力，主张废除沉默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事司法体制的目标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保护个人的自由，而不是查明案件的事实，主张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和对警察权力的限制。 20XX年7月，英国由大法官、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共同签署的政府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正式公布，提出要进一步对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白皮书指出英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过于关注技术性和程序性问题，而忽视刑事诉讼的真正目标———查明事实和认定犯罪。文件强调：“我们将确保从犯罪发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围绕着准确追究犯罪、实现公正来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应当被调整为朝着这样的目标：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及时地判决犯罪人有罪，并且把任何防碍这个目标实现的机会减少到最小限度。”文件明确指出这样的重心转移将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因为目前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太少的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太多的被告人违反保释规定；太慢的程序将他们交付审判；太多的有罪的人被无罪释放；太多的人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 第二，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所有人的公正》关注的焦点，正如其题目所表明的，是纠正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不平衡。该文件主张刑事司法体制应当向有利于被害人和证人的方向重新平衡，确保在控辩双方的权利上实现公正的平衡，并且确保被害人和证人看到正义得到更经常并且更快地实现。 第三，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改革。基于对现行制度赋予被告人过多权利的批评，该白皮书主张对法律实践进行进一步改革。该白皮书主张改变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使更多的真正有罪的人被判决有罪。禁止双重危险是一种古老的原则，其内容是指人如果已经被判决无罪，则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再次受到审判。而政府白皮书主张建立一项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例外，即在严重的案件中，如果存在
证据制度基本沿革
三、外国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人类早期的证据制度 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审判模式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在人类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法庭也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所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明旨意”所设置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场所。 早期国家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个人问案的“东方模式”；另一种是集体裁决的“西方模式”。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无论裁判者是神职人员还是行政官吏，他们在断狱问案时一般都实行个人负责制。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采用的则是奴隶主集体负责的审判模式。 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有所不同。这在欧洲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11世纪以前，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样影响着欧洲大陆和英国，但在“神明裁判”消亡的同时，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审判实践也开始分道扬镳。前者实行了所谓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者则形成以陪审制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制度。 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诉讼制度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早在11世纪的爱德华国王时期，英国的法官就不再由深受教会法熏陶的教士来担任，而是由在王室法院中接受普通法训练的世俗律师来担任。但是在欧洲大陆，很多法官都是在意大利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大学中接受过罗马法和教会法教育的人。第二，从13世纪开始，英国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就以其自己的法律为基本内容，最初都由伦敦那四个（前殿、内殿、林肯、格雷）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律师协会负责。而在欧洲大陆，法律教育机构直到18世纪末还只能讲授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内容。第三，英国比欧洲大陆更早就确立了王室的中央权力，因此英国国王得以推行其偏爱的陪审团审判模式。而欧洲大陆的小国君主们则不得不在维护其统治时借助罗马法的力量，于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确立起来。 （二）普通法系国家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1、陪审团审判模式的历史沿革及其对证据法律制度的影响。 英国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陪审团审判模式的产物。英国的陪审制度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欧洲大陆传进来的。早在公元10世纪前，欧洲大陆诺曼底大公的司法官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就经常传唤24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进行询问，然后在其陈述的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这一做法后来被诺曼征服者带到了英格兰。 （1）做为邻里审判方式的“知情陪审团”。 在英格兰，陪审团首先被用于那些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之中。后来随着王室法院权力的增长，英国王又开始授予王室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早期的陪审团由12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组成。这些人被召到法庭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陈述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从现代审判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属于证人。他们既是证人又是裁判者。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于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不过，在英国的一些小村镇，这种陪审制度一直保留到19世纪的后期。 （2）“不知情陪审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上述陪审制度下，证据规则显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现代证据法中那大量涉及证人证言的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促使这种“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转变，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证据学家斯蒂芬（Sir James Stephen）通过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说明，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陪审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不足”的难题。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需要别人提供证言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陪审员了解案情与否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大，知情陪审员越来越难找，于是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时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为了防止陪审员带着事前的偏见参与案件的裁决，不了解案情又成了选择陪审员的基本条件之一。1352年，英国的法律最终确立了被告人要求知情陪审员回避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架构中的ADR(4)司法制度论文(1) 理论说明，在新规那么及其后续有关措施的推动下，晚近英国的ADR理论 获得明显的进展。上述?初步评估?认为，新规那么的施行使得英国诉讼文化中 的对抗性有所降低，而合作性有所增强。 比方，在使用快速程序审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说明，在新规那么生效 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诉的比例有着明显差异，即从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50%进步那么从33%降低到23%。不过，在使用多极程序审 理的案件方面，统计结果说明，在新规那么施行前后，此类案件开庭前实现和 解或撤销的比例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即仅从1998年7月至1999年7月的63% 进步 法院做出相关的命令是促使当事人采取ADR的重要措施。?初期评估? 对法律效劳机构的调查也说明ADR理论获得了明显进展。比方，Lovells 事务所中71%的诉讼律师成认，他们的客户如今把法律程序视为解决争议的最 后手段。 据统计，自新规那么施行后，商务调解的数量增加了141%。?初步评估? 预计，随着当事人对ADR方法的逐渐熟悉以及信任，以后运用ADR方法将更 为普遍。 〔四〕英国ADR理论的根本特点可见，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尽管立法与司法部门都大力支持开展ADR——这从新规那么第1条的规定 即可管中窥豹，从法院授权ADR组织〔如CEDR〕在特定情况有权指定调解人 也可略见一斑，但它们都不倾向于直接提供ADR产品〔但这不排除法院向当事 人提供有关ADR的信息，如提供ADR机构的清单〕，即设立法院附设ADR， 而主要试图通过经济杠杆，包括法律援助资金和诉讼费用促使当事人自觉地采 取ADR。这说明，由于仍然努力维持其作为裁判机关的纯洁性，英国法院不愿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一) 世界各国近年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或者酝酿着刑事司法改革，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据笔者所知【1】，英国和俄罗斯联邦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英国的改革旨在提高刑事司法体系对犯罪的有效控制，因而削弱了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加强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而俄罗斯则是在保护被追诉者权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本文拟对这两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作简要述评，以引起同行的注意，并供立法和司法部门参考。 一、英国的刑事司法改革 (一)刑事司法改革上的两派争论 英国近期刑事司法改革可以一直回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时，对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贯穿于始终的是两种对如何重构英格兰传统法律体制上针锋相对的派别【2】：“法律与秩序”派和“民权自由”派。【3】在英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每一个辩论中，这两派的冲突都有所体现。 “法律与秩序”派相信，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把审判变成了彻底丢失查明真实这一最终目标的‘板球游戏’”。特别是沉默权，被认为是“把法律变成板球游戏的重要因素之一”。该派认为，英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是“阻碍警察和保护罪犯的规则体制”。虽然该派也担心权力的滥用，但是他们更关注赋予警察更多的自由来实现其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努力。犯罪率的增长以及更多的职业罪犯的出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法律与秩序”派批评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帮助了屡教不改的罪犯和一个庞大数目的并且正在增长的成熟的职业罪犯，他们熟知其法律上的权利，并且在被抓获的时候，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来逃避有罪判决。 与“法律与秩序”派相反，“民权自由”派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在讨论“控辩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时，他们主张“刑事法律的宗旨不是作为控制犯罪的工具，而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保护个人的自由”。该派认为，那种把事实查明作为刑事程序基本目标的观点，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对英国法律体制的整体误解”。他们认为，审判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控诉方是否能够证明针对某人的一个具体的指控。所以，对抗制的观念必须贯彻于刑事司法体制的始终。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不断增长的冤案以及警察腐败。 (二)前期的刑事司法改革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改革的呼声中，英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程序皇家委员会，由它们代表政府分别提出司法改革的报告。【4】 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是保守党内政大臣于1959年设立的，于1972年提出了第一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报告。【5】该报告是第一个基于法律与秩序派观点，重建传统的证据规则的文件。该报告认为，“由于刑事审判的目标是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那么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所有的相关证据都是可采的，只要能够证明有罪无罪的问题的任何事实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报告提出了对传统证据法的根本性的变革的建议。首先，他们主张放宽传统的严格的“非自愿性”陈述排除规则。第二，该委员会提出了英国刑事法律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建议，即严格限制沉默权。第三，该委员会建议对嫌疑人权利的告知应进行修改，并且只有在嫌疑人被起诉或者正式通知其被起诉时才进行。 刑事程序皇家委员会是1979年工党政府在下台之前设立的，于1981年提出第二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面对国家和个人利益之间“达到根本性的平衡”这样的挑战，皇家委员会1981年的报告意在“同时加强警察权力和嫌疑人权利，而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可以说，皇家委员会是对法律与秩序派和民权自由派的折衷，没有主张对传统的法律体制进行大的变革。首先，该委员会反对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建议把加强监督和严肃内部纪律，以及完善民事损害赔偿程序作为减少警察不当行为的更好的措施。第二，该委员会认为“自愿性”标准过于模糊，主张如果嫌疑人受到“暴力、以暴力相威胁、酷刑或者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供述应当自动排除。第三，反对废除沉默权。
英国脱欧的司法挑战与法律变革近年来，英国脱欧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 体和欧盟成员国，英国脱欧不仅对英国自身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欧 洲及全球格局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在这一进程中，司法挑战和法律 变革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首先，英国脱欧对司法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作为欧盟成员国， 英国司法体系受到了欧洲法律体系的约束和影响。但随着脱欧的进行，英国需要建立独立且可持续的司法体系。这意味着英国法律体系需要 重塑，并与欧洲法律体系进行割裂。法庭的权力和职能重新定义，司 法体系的运作和法律条款的适用需要重新构建。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辩论，旨在保护司法独立和权威。 其次，法律变革也成为英国脱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旦脱欧 完成，英国将不再受到欧洲法律的约束，有机会重新制定和修改国内 法律。这将对英国法律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需要 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以应对从贸易、劳动力市场到知识产权等各个 领域的法律变化。法律变革需要考虑到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要求，同时也需要保障公正和合理的司法制度。这对于英国来说是一次 重大机遇，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此外，英国脱欧还对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司法合作产生了影响。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非常紧密，包括引渡协议、证据互 助和司法订约等。这些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欧洲内部的法律秩序和社 会稳定。然而，一旦英国脱离欧盟，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合作
将面临一系列挑战。这需要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协商和重新制定 相关合作机制，以确保司法体系的顺畅运作。这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在平等、公正和互惠的基础上进行。 最后，英国脱欧对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的关系也带来了挑战。作为 欧洲法律和国际法律的一部分，英国脱欧可能会导致一些法律领域的 重大调整。这涉及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和冲突处理。在制定新的 法律框架时，英国需要考虑到与国际法的一致性，以维护国际形象和 合作关系。适应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 在与国际伙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下进行。 总之，英国脱欧的司法挑战和法律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充 分的讨论和合作。它涉及到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法律框架的重塑、司 法合作的重新调整以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英国脱欧是一个历史 性的事件，对英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司法和法 律的变革将起到关键作用，决定着英国未来的走向和法治的发展。
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 （四） （一）文书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 在古代各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中，“文书审”是颇具“理性”味道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书审”是古代审判模式中最具有现代审判特征的一种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一旦某件文书被用做确定法律权利的依据，即使对“神明裁判”情有独钟的法官也会觉得他在认定当事人权利时不能忽视该文书的存在。古时候，制作文书是知识阶层的人特有的技能。所谓“文书审”，就是由诉讼当事人把有关的文书提交给同属于知识阶层的法官，以便裁定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在该文书中有足够的依据。法官在查阅该文书时要解答一系列问题，如该文书是否本案被告人制作的：上面有没有被告人的印章等。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而且一般都要以对被告人印章的比对作为判决的依据。 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文书审”就是理性的审判模式，因为它是与“神明裁判”相关联的，它身上难免会带有“神明裁判”的痕迹。首先，“文书审”的核心就是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前在庄重形式下制作的文书内容就是对日后诉讼争议的裁定。法庭的任务并不是做出裁判，而是让文书做出裁判。顾名思义，“文书审”就是由文书进行的审判。因此，这种审判绝不能没有文书，就像“神明裁判”不能没有神明一样。如果根据某文书提出诉讼主张的人把文书丢失了，或者意外地把它毁坏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其诉讼请求的终止。如果他掌握着该文书但是不愿意提交给法庭，那么他就会败诉。一言以蔽之，没有文书，就没有裁判。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掌握了理解现代英美法律中文书证据规则的钥匙。例如，现代英美证据法规定诉讼当事人一般都必须提供原始文书作为证据，只有当法庭确认了原始证据已经遗失或损毁，当事人才可以提供复印或复制的文书作为证据。这些规则实际上都是古老的“文书审”模式的变型。诚然，现代法律已经给旧的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要求，因为一味地墨守陈规会束缚证据调查人员的手脚，影响司法证明活动的效率。 其次，由于制作文书被视为一个人事前通过特定的正式程序来处理自己权利的行为，所以要证明文书的效力，就必须证明该程序的存在。这一证明只能通过传唤那些亲眼目睹该程序的证人来实现。在“文书审”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严格
2021年司法考试法制史重点考点：英国法（一）英国法的形成与发展 1.封建法律体系的形成 （1）英国法的源头：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 （2）普通法的形成： ①普通法指的是12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由普通法院创制的通告于 全国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它的形成是中央集权和司法统一的直接后果。 ②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改革对普通法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过颁布《温莎诏令》、《克拉灵顿诏令》等一系列法令确立了陪审制，并将巡回审判制度化。 ③体现王权的令状制也与普通法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要求 原告只有在申请到特定的以国王名义签发的令状后，才能向法院主张 实体权利的保护。令状成为诉讼凭证，无令状就不能起诉。"程序先于 权利"的普通法特点与此相关。 （3）衡平法的兴起。 ①因为普通法自身存有缺陷，为适合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衡平 法应运而生。它是根据大法官的审判实践发展起来的一套法律规范， 号称以"公平"、"正义"为基础，故命名"衡平法"。15世纪正式形成了 衡平法院，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于普通法的衡平法体系。 ②衡平法重内容而轻形式，诉讼程序简便灵活，审判时不需要令 状也不采用陪审制。凡普通法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大法官均予接受。衡平法适合社会的发展，创制出信托、禁令等很多新的权利和救济方法。一般认为衡平法受罗马法的影响较深。 ③普通法的实施领域广泛；衡平法仅在普通法难以救济的方面发 挥作用，是对普通法的补充。17世纪，确立了衡平法优先的原则。
（4）制定法的发展 制定法即成文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或个人明文制定并颁 布实施的法律规范。122021年的《大宪章》是制定法发展的重要进程，根据它的规定逐渐形成英国国会，随着国会立法权的增强，制定法的 数量逐渐增多，地位也逐渐上升。 2.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的变化。法律敎育网 （1）国会立法权得到强化，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制定法地位 提升。 （2）内阁成为行政机关。 （3）普通法和衡平法在内容上得到充实，并被赋予资产阶级的含义。 3.现代英国法的发展。 （1）立法程序简化，委托立法大增。 （2）选举制进一步完善，基本确立了普遍、秘密、平等、公正的 选举制度。 （3）社会立法和科技立法活动增强。 （4）欧盟法成为英国法的重要渊源。 （二）英国法的渊源 1.普通法。 普通法是英国法最重要的渊源。从法源的意义来看，普通法是指 由普通法院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一套法律规则。"遵循先例"是普通法最 基本的原则，指一个法院先前的判决对以后相对应法律处理类似案件 具有拘束力。普通法最重要、影响的特征是"程序先于权利"。 2.衡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