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证据制度简介
一、证据制度的概念、种类、分类、作用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制度概念、种类、分类、作用
所谓证据制度，广义上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国关于证据的一系列的规定、规范的总和。而狭义上的证据制度是指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
证据的种类主要有以下9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笔录、视听资料。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据可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本证和反证等。
证据的作用：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和正确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证据是解决发生争议案件的事实基础，人称“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充分地说明了证据的地位和作用。另外，证据还是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二、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
（一）“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被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诉讼证据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要求司法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依据，准确的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要求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达到以下四项标准：（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而只有同时具备这四项标准，方能被确认为认定事实清楚，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这种证明要求，理论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之称为“客观真实说”。
然而将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的证据制定似乎对发展我国的证据理论和完善证据制度未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的实际，它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法官司法权的滥用；其次，它将严肃的、现实性极强的法律问题用哲学话语和原理予以阐述，替代了对诉讼证明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心证证据制度，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确立法官的心证自由。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1、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认为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同时，由于长期受“我国的司法队伍是一只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客观真实的队伍。”的思想的影响，法学界普遍认为所有定案的证据都是确切无疑的；所有的定案证据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加以排除的；且所有的证据都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确切无疑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为保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案件事实相一致，不管案件事实有没有查清的可能，也不管需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法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调查取证。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低下，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所以说，“客观真实说”虽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
但事实上却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片面强调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和可知论，而忽略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曲解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具体到诉讼案件中，作为个人的法官业务素质和道德操守是一定，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真理” 的程度。要求达到“绝对真理”是不符合诉讼实际和认识规律的。
2、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客观真实确实是最高的真实，是真实的极限。但把它作为诉讼证明要求并不合理。何为客观真实？客观真实就是现存的真实，但案件并非现存，而是已经过去了的现实。要求对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明达到像现存真实那样的真实，显然是不现实的，是无法达到的。由于有争议的案件事实无法原原本本地重现于法庭，法官只能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证据的提供有时是不完全真实的，甚至是与真实相背的。因此法官是在案件事实真伪难辨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的，因而不得不满足于法律上的相对真实。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判案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满足于法律真实。
2002年最高院公布的《证据规定》第6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自我国从七十年代走向法制化后，我国的司法制度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司法资源十分有限，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也有限，与国家法制化对法官的要求的差距相当大。若仍然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要求人们在诉讼中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以此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则不仅会给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司法负累，而且也易造成法官办案效率的低下，实质上是非正义的。正所谓“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经饿死。”“迟来的正义是一种非正义”，它事实上是牺牲了作为司法终极目标的司法公正的。所以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顺应证据发展规律的，是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的。
（三）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和标准
1、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从证据运用的角度看，纠纷的解决实际上是一个“提出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情——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一个过程。其中审查判断证据是法官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客观真实为标准。这种规定根源于法官职权极大化的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其指导思想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审核认定证据的原则，排斥和批判大陆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原则，认为自由心证完全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会导致法官判断的任意性，助长法官的自由臆断。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内容过于粗疏，内涵也不明确，事实上是赋予了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自由心证的臆断问题，反而产生种种弊端。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加剧了职权主义色彩和心证的隐秘性，客观上容易造就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因此，2001年12月最高院公布的《证据规定》第64条确立了明确的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照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标准和日常生活，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与结果。”规定强调了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应当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规定；也强调审判人员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即良知），对证据进行独立（即自由）地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即公开心证）。它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心证公开的原则，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一般规律。
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
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是指法官运用规则对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的结果所涉及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加以审查认定，确认证据的可采性及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与强弱并据此作出裁判的标准。证据判断标准是法官认定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定案根据时所必须
遵循的依据。我国《证据规定》第65、66、67、68等十余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法官审查判断的证据的标准。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审查判断证据标准：（1）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人们主观臆断的东西；（2）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定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客观的联系。有无关联性是一项证据材料能否成为证据的重要条件，同时证据的关联性也决定着证据的证明力；（3）合法性，合法性要求提供证据的程序、形式、内容必须合法。
3、法官心证
证据审查判断的原则与标准由谁来把握？——法官。尽管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自由心证，但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据审判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不知不觉都在运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司法实践表明，每一个案件的正确处理，都离不开实际上客观存在的法官心证。承认法官在诉讼中的自由心证，有利于法官及时裁判。但在承认自由心证的前提下必须保证心证能够尽可能的客观。现代诉讼中，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发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如何实现公正裁决，保证心证的客观，其前提条件便是法官必须处于中立地位。法官作为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国家法律面前应该是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和偏私的，但是法官也是人，他的性格、偏见、价值观念等常常会在其审判中起决定作用，影响法官自由心证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一定的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以制约法官的自由心证。
在国外，证据制度作为诉讼法的一项基础制度，广受关注。相较而言，我国的证据立法尚不完善，证据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步阶段。我国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逐步转变，公民的权利观念日趋增强，尤其是我国庭审方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已不适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市场观念、个人本位已深入人心。在此情况下，人们对行为的判断更为理性，从而对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要求更高。因此，司法实践迫切需要以科学、完备的证据规范排除诉讼过程中的意外因素。我国原则的证据立法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况。
其次，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诉讼制度有了较大的改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诉讼法体系。它以各诉讼法典为基础，辅以大量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各诉讼法律制度大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明显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想使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取得进一步推进，必须对作为诉讼制度核心的证据制度进行改革。
证据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首先从宏观上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内容粗陋是我国证据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我国，并没有对证据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有关证据制度的规范散见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典，有关司法解释以及个案批复中。其中《刑事诉讼法》占了8条，《民事诉讼法》占了12条，而《行政诉讼法》仅有6条。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虽然对某些证据问题作了补充，但因为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所作，其普遍适用性难免有所欠缺。所以，它也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据制度立法匮乏的局面。但是证据制度的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这就需要大量有关证据制度的操作细则加以规范，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第二，证据理论研究匮乏。
虽然学界近年来对证据理论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与证据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证据理论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应该明确的是，证据理论是证据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证据理论研究的匮乏对于作为社会存在的证据立法及证据运用而言，是一个灾难。同时，认识的客观规律也决定了证据的立法实践及司法实践需要证据理论研究加以指导。但我国的证据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性以及仍未摆脱作为诉讼法学，程序法学附庸的尴尬局面，使之成为我国证据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第三，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
证据制度的定位问题是证据立法和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主要是指该证据制度性质如何。在我国，实行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基本精神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普遍的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是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衍生义。这样的定位，对于操作性，实践性非常强的证据制度而言，似乎过于宽泛。当然，这符合我国证据理论研究肤浅的实际情况。但以模糊、宽泛的问题规避证据制度准确的定位问题，这在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环境中，极易使过于理想的证据制度模式“走样”。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打破旧观念，老框框，确立准确，科学的定位。
第四，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形成
一般说来，证据规则由取证、采证、查汇、认证等规则组成。但由于诉讼性质差异，不同诉讼之间而略有不同。刑事、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由于当事人地位，诉讼过程不同而各有其特点。但无论如何，赋予各类证据规则以体系化的特征是勿庸置疑的。科学规范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利于防止司法工作人员的滥权擅断，同时有利于确定各类证据的证明力，最大化地反映案件真实。从而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社会政治、经济有序、正常的发展。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证据规则的体系远未形成。
首先，在我国，无专门证据立法对证据规则加以科学的规范。同时各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太少。
其次，我国两高院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虽然也确定了一些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证人当庭作证规则等。但由于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一般是针对具体个案所作出，缺乏统一，规范的体系。同时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跨度较大，缺乏合理的协调，也没有形成体系化。
再次，尚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尚未确定，如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举证时限规则等等。这些重要的证据规则都是证据规则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否则难以形成科学，严密的证据规则体系。
（二）从微观层次上。
由于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尤其是要确定科学严密的证据规则体系，必须对各项证据规则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要者进行分析。
第一、举证时限问题
举证时限，又称举证期限，或举证时效，一般指在民事诉讼中举证方必须对其所举主张在一定期限内提出证据，否则即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但即使在司法明确中涉及到举证期限问题，但因为没有规定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因而并不能达到设立举证期限制度的法律后果。可见，我国并没有设立真正举证期限制度。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当事人持有证据而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在对方无从准备时“突然袭击”，使对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这常使诉讼被拖延，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同时也使法院处于被动地位，常为某一证据的举证而无端增加诉讼成本。
第二、证明标准问题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证明案件要求达到的程度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141、16条之规定，证据确定，充分是司法机关提起公诉判决的标准，这就是我国在诉讼过程中所采取的标准，即客观真实标准。我国民诉法也是采用这种标准。如《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院的判决书应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No153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立即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或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必须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见，我国采用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且，各类诉讼之间，就证明标准而言，并无明显不同。我国这种证明标准曾对我国司法实践产生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显然忽略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之间的差异。而且，由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在庭审方式逐步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的今天，这已经不适应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状况。同时，证据问题具有操作性实践性非常强的特点。证明标准作为证据问题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当然需要其标准较为实用。而我国以确实﹑充分为特点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显得过于空泛。
二。完善我国证据制度之设想
本文从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两方面分析了我国证据制度的不是，对此，笔者对完善我国证据制度提出如下构想：
（一）、加强证据理论研究，培养人们证据意识
证据意识是以证据心态，证据观念，证据理论三个层次的心理活动的形成与结果存在的。
其中，证据理论处于证据意识的最高层次，对证据心态，证据观念，以及有关证据的诉讼实践活动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诉讼主体的证据意识均能达到证据理论这个高度。一般而言，只有一部分持定主体，如证据学家才能达到这高度。当然，一国公民好的证据意识状态对于证据理论的发展，对于一国证据制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意义。
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社会主义证据意识的政治，经济基础。证据意识作为社会主义范畴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必须以一定社会存在为基础，并决定于该社会存在。就我国而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培养我国公民证据意识的根本措施和最重要基础。
其次，进一步加强证据知识的教育普及工作，推动促进证据意识向高层次发展。我国国民素质参差不齐，法律意识相对薄弱，这对于我国证据理论的发展及证据意识的增强，起到了“瓶颈”作用。通过对全民进行证据知识的教育及完善，这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证据制度的过程，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证据意识向更深层次发展。
再次，鼓励法学专业人士从事证据理论研究。整个社会的证据意识的提高能为证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但证据理论研究作为证据意识中最高的层次，是普通公民所无法掌握的。要使我国证据理论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必须依靠法学专业人士。鼓励他们从事证据理论研究，从而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契机与动力。
（二）、加快我国证据立法的步法。
针对我国目前证据制度存在地问题，关键是要进行专门的证据立法。
1. 证据立法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我国的证据制度进行准确的定位
在现代，无论是法国的自由心证制度，还是英国以证据规则限制证据证明力的证据制度，或者是部分吸收证据规则的证据制度，其背景都是自由心证。从根本上讲，虽然我国不少学者将我国的证据制度定位于“客观真实”，但我国目前证据制度基本上也应归于自由心证的范畴。我国庭审方式以职权主义为主要特点，即使在庭审方式改革之后，一般也赋予法官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及主动权。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看，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进行认证的标准主要是内心确信，即通过法官个人的主观认识、逻辑性等去判断证据的证明力。这符合自由心证的基本特点。
其次，客观的讲，自由心证，即自由证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由心证最大的特性在于形式的主观性而本质的客观性。它虽然由法官主观上作出，但它依照的标准是客观的，如道德标准，逻辑规律标准，普遍规律标准等，而非主观臆断。尤其在现代人的认知能力空前提高，人类对自然规律及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大大增强。而且在重视社会本位的同时，个人本位作为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而为人们所认同。这给自由心证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空
间。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法官素质的参差不齐，受个体认知水平的局限及利益趋动的影响，不规制的自由证明往往是腐败的温床。正如有些学者批判自由心证时所说：“……自由心证主义太尚自由，不讲矩度，其弊也。衡证无方，骋意揣断……”1.因此，对自由心证进行规制是势之所趋，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我国，将证据制度定位于客观真实，虽然不差，但不免过于空泛，其对实践的指导性有限，并容易走向全盘否定自由心证的误区。这对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对于我国证据理论研究是不利的。笔者认为，将我国证据制度定位于以法官自由证明为基础，以体系化的证据规则为重要内容的证据制度，相对而言，比较科学
2.创设科学、严密的证据规则体系。笔者主张吸收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现有的证据规则基础上，设立有关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的一系列证据规则，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证据规则。在刑事上形成有罪证据由控方收集规则、辩方有权取证规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证人必须履行作证义务规则、令状主义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性规则及有关查证、认定案件规则等1.在民事上创立证据披露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自认规则、关联性规则及有关查证程序、采证程序规则。2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行政诉讼查证程序规则、行政诉讼适用的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及行政诉讼审查程度规则。（9）
3.对于证据立法的体例，有的学者主张将证据法分为，“（1）总则；（2）证据的种类；（3）证据的交换与举证时效；（4）证据的运作；（5）证据与证明；（6）证据的运用规则；（7）证据的排除规则；（8）特别规定；（9）付则（包括制裁、使用范围、实行）。”1
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证据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总则；第二部分中各种证据分列一章；第三部分为证明责任。”笔者认为将各类诉讼的证据运用规则混为一体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为此，将证据法分为：（1）总则，包括证据的概念种类；（2）刑事证据运用规则；（3）民事诉讼证据运用规则；（4）行政诉讼证据运用规则；（5）附则。相对更为科学。
（三）在证据立法中规定举证期限制度
设立举证期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降低诉讼成本。民事诉讼基本目的就是尽快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设立举证期限制度后，有利于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使当事人举证主要集中于某一阶段，从而既使双方当事人避免了长时间的讼争，同时也节省了法院重复开庭的诉讼成本投入，这对于实现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设立举证期限制度以后，使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由尽其可能地提供充分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从根本上保证了当事人能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当事人利用证据进行突然袭击。从而为双方当事人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当然，这有可能对实体公正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完全、绝对的实体公正本身也并非是否设立举证期限制度所能解决的，这是不同的问题。
（三）、在具体证据规则中，规定诉讼证明的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及诉讼阶段的不同，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分别赋予其不同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确定“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应确定证明优势的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标准。
第一，我国不应坚持一元制诉讼证明标准。
所谓一元制的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各类诉讼以及诉讼的各阶段中所采用的证明标准是同一的，我国就采用一元制的诉讼证明标准。其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应采取与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
其一，诉讼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其中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显然要大过惩罚犯罪。因此，为防止错案冤案的发生，必须以更高标准衡量刑事诉。而民事诉讼其基本上目的主要是尽快解决民事纠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相对而言，民事诉讼对成本，数量的追求要多，其证明标准也无须像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样严格。典型的案例如美国辛普森杀妻案，从刑事诉讼的角度而言，辛普森虽然权有可能杀亲其前妻，但是不排除某些合理疑点的存在，即辛普森可能并未杀妻，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即盖然性只是较高。但是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美国法官只能宣判辛普森无罪。但是，由于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相对于刑事诉讼而言较低。在民事诉讼中，辛普森败诉，并承担大额的民事赔偿责任。
其二，两种诉讼追诉原则不同，民事诉讼采用“民事自治”的处分原则，刑事诉讼则采用国家追诉为主的公诉原则。在举证责任主体中，前者是当事人，后者是执行控诉职能的公诉机关。这种不同的追诉原则和举证责任主体性质的不同，在证明的要求和标准上必然导致不同。
由此可见，民事诉讼应采用与刑事诉讼不同的诉讼标准，这对于准确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权。同时对提高诉讼效益，降低诉讼成本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已经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
所谓客观真实，即指司法工作人员所认定证据反映的情况与案件真实情况相符。简而言之，即主观认定与客观真实相符。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高度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为证明案件事实，人们的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存在相一致。笔者认为，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理想状态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将客观真实作为刑事，民事诉讼案件具体的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显得过高，过严，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是因为：
其一，从认识论角度看，虽然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但就某一阶段而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在一定期限之内，人们要100%的认识到案件事实，难度很大，甚至不可能。如果将客观真实定位于我国的证明标准，必定不利于我国的民事诉讼。
其二，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确定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并没有能完全消除错判现象。
要尽可能的减少错判误判，其关键在于要实事求是对待证据证明。而将客观真这实定位于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本身就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处理问题。
其三，在刑事涉讼中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及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悖。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性是指人类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真理的相对性是指在某一历史阶段而言，任何真理的认识只是对无限物质世界认识的一部分，一个片断的正确反映。人类所能达到的知识在某一阶段总是有限的。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指该证明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他自己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行事。’1而所谓证明的盖然性是指在诉讼证明中作出待证事实可能存在的判断。2高度盖然性也就指在诉讼证明中作出待证事实可能存在的概率非常高的判断。这样的证明标准是真理相对性在证据领域的反映，是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相反以客观真实作为我国诉讼证明的证明标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过于绝对、武断。
•古代证据制度 –（一）西周的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自西周起就强调审判要有事实依据，西周主要证据来源包括： –第一，口供。口供是西周审案之首要证据。为了求得口供并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允许采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为了准确地把握口供，西周采取“五听”审讯方式，所谓“五听”，是审案过程中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观察方式，其依次为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从这五种察颜观色的讯问方式可以看出，西周已经开始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审理案件。“五听”审讯方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人证。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之证言。 –第三，书证。西周时有关土地、债务纠纷要有相关的契约文书作证。 –第四，物证。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建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 •秦朝注重运用证据进行审判，主要表现：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获取口供的程序。 –第二，规定了严格的采证与勘验制度。 –概括秦朝的采证手段可以看出，秦时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其中像有条件刑讯、重视现场勘验、强调各种证据的综合运用等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一直沿用至清末基本未改。 •汉代基本继承了周秦以来的证据制度。汉代以后，证据制度中最变化无常的要属刑讯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逼取口供，发明了一些新的刑讯方法。 •隋朝时，为了防止审判官滥用拷讯，开皇中期定制：“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 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刑讯程序。 –第二，唐律确定了据证定罪的原则。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罪证确凿、人赃具获的情况下，虽无口供，据物证亦可定罪； »二是对法定不可拷讯，可又未取得口供者，采取“众证定罪”，即如有三人以上，
中国的证据制度简介 一、证据制度的概念、种类、分类、作用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制度概念、种类、分类、作用 所谓证据制度，广义上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国关于证据的一系列的规定、规范的总和。而狭义上的证据制度是指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 证据的种类主要有以下9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笔录、视听资料。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据可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本证和反证等。 证据的作用：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和正确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证据是解决发生争议案件的事实基础，人称“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充分地说明了证据的地位和作用。另外，证据还是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二、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 （一）“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被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诉讼证据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要求司法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依据，准确的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要求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达到以下四项标准：（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而只有同时具备这四项标准，方能被确认为认定事实清楚，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这种证明要求，理论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之称为“客观真实说”。 然而将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的证据制定似乎对发展我国的证据理论和完善证据制度未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的实际，它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法官司法权的滥用；其次，它将严肃的、现实性极强的法律问题用哲学话语和原理予以阐述，替代了对诉讼证明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心证证据制度，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确立法官的心证自由。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1、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认为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同时，由于长期受“我国的司法队伍是一只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客观真实的队伍。”的思想的影响，法学界普遍认为所有定案的证据都是确切无疑的；所有的定案证据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加以排除的；且所有的证据都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确切无疑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为保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案件事实相一致，不管案件事实有没有查清的可能，也不管需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法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调查取证。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低下，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所以说，“客观真实说”虽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
第二讲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 证据法是指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是法律界重要的一环。证据制度是 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下面我们将介绍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 证据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商代和周代，已有一 些对证据的认识和运用。但是，古代的证据法主要以经验和宗教迷信为依据，法律性质不明确，容易被滥用。直到唐宋时期，随着法治观念的兴起 和司法制度的健全，证据法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宋代刑事诉讼，就有 了要求证据真实、充分和合法的原则，并且规定了很多证据的种类和运用 方式。 近代以来，随着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证据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也开始更新。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清洁法式条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规定证据收集和运用的法律。此后，台湾、香 港等地也开始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发展了一些现代的证据法规则。 近年来，随着开放的进行，中国的证据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2024 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了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一规定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证据的使用和保护，提高了证据的法律效力。 总的来说，证据法与证据制度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古代的证 据法以经验和迷信为依据，发展较为缓慢。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法制建设 和法律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证据法不断完善和发展。目前，中国的证据
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规定了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这为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益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是指古代中国所使用的承认和准许案件和 活动的法律手段。它的全部实践体系包括有关要求的法律规定、证据、访谈和调查、鉴定、审判和判决。自秦朝以来，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就以该体系为核心部分，结合各国家法、刑法以及民间仲裁等其它法律手段，形成了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基本特征 1、记载多样性。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在审判案件时，除了对言语记录的记录外，还包括对文字记录、图片记录、物品记录、人身认证等多种形式的记录； 2、理性性质强。从古代法律案件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古代中国用于审理案件的法律理性思维模式。古人运用法律手段来审查诉讼案件，特别注重以实证和法理为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和理性判断作为审查的范围； 3、精准化认定。古代中国的诉讼制度掌握了人身认定的技术，在审查案件时能够进行非常准确的人身认定，以防止案件错误地提出或审理。 三、古代见证凭证及制度 1、凭证制度。在古代中国，法院、以及各种官方机构会发放凭证，凭证可以确认案件中双方参与人的身份和事实，可以作为审理案件时的证据。 2、见证凭证制度。在古代中国，见证凭证是关于案件事实的证
据。见证凭证的明确有效的发行，使得案件事实得到准确认定。见证凭证的认定，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确认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四、古代证据制度对现代的启发 1、实证观念。古代证据制度突出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了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和理性判断作为审查的基础，从而使得案件审理逐步走向事实推理，这与现代法律审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共性。 2、及时救济。古代证据制度也显示出对及时救济的重视，为确保审理效率，古代法律将对案件进展监督系统化，并给予严厉惩罚，以保证司法公正，此一经验也可以用于现代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在审判案件、审查案件事实、人身认证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特征，在现代法律审查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对现代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深入发掘。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摘要： 一、引言 1.阐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 2.介绍现代借鉴意义的背景和目的 二、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概述 1.定义和特点 2.发展历程 三、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证人资格和审查 2.证人出庭作证 3.证人证言的采信和排除 四、中国古代证人制度与现代法律的联系和借鉴意义 1.法律证据制度的发展 2.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3.法庭审判程序的改进 五、现代借鉴意义的实践与应用 1.我国现行证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借鉴古代证人制度成功案例 六、结论 1.总结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价值
2.强调现代借鉴意义的重要性 正文：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证人制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探讨证人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特点、主要内容以及其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当时，证人作证是查明事实、惩治犯罪的重要途径。证人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概述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定义和特点 证人制度是指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依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审判人员的询问，由了解案件事实的第三人（即证人）所作的具体陈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具有较强的封建性，证人通常需要遵循“亲亲相隐”、“尊尊亲亲”的原则，即亲属间互相为对方隐瞒罪行。 2.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随着法制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等朝代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 三、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证人资格和审查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P22 现代证据制度可以分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以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为依据，参照欧洲大陆证据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将证据制度划分为：〔1〕神示证据制度；〔2〕法定证据制度；〔3〕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P23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就是“借助〞神灵帮助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证〞的方法通常包括“神誓法〞或“神判法〞。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科学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 神灵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虚拟的抽象之物，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的意志或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等方法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示方式，由于各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的不同，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一〕对神宣誓：又称神誓法，就是当诉讼双方的陈述相互矛盾、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P24 对神宣誓的使用有两种方式。P24 〔二〕水审：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当事人接受水的考验，显示神意，借以裁定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是否真实、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水审又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两种。P25 〔三〕火审：用过一定的方式要被告人接受火或者烧红的铁的检验，显示神意，借以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以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 〔四〕决斗：盛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也被用在诉讼中，借以确定当事人双方对案情的陈述的真伪，以与谁是犯罪人。 四、对神示证据制度的评价 大约在12世纪末，“神明裁判〞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知识世界的怀疑论；二是社会环境的变迁。 神示证据制度是当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为维护剥削阶级服务的。神示证据制度的出现和长久的存在，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1、神示证据制度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2、神示证据制度提高了人类司法判断的权威性，因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神示证据制度有利于维统治阶级的利益。 4、神示证据制度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XX者和犯罪人的惩罚，而且表现为在适用过程中对社会上一般人行为的引导和规X能力。
试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证据种类基本上包括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以及早期的神示证据，本文逐一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法学的视野，探寻、梳理了古代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理清其优点和不足之处，以期有助于理论探究和当下法律实践的借鉴。 ：中国古代证据基本类别比较法学特点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核心所在，法律定纷止争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审判活动目的的良好实现，都离不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这都需要借助于证据制度的保障。尽管中国古代并非法治社会，但对证据制度的重视则毋庸置疑。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密切相连的证据制度也随之产生、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曾经对东亚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历史悠久，留给进人很多值得继承的东西，饶有特色的古代证据制度就是其一。”[1]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基于比较法学的视野，通过与西方证据制度相比较，重点阐述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样态，并浅析其自身存在的特点，以期有助于理论探究和当下法律实践的借鉴。 一、中国古代司法中证据的基本类别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并非如现代法制那样对证据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分，也不存在专门的对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但是从既往事实上看，证据的分类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证据类别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发生变，同一朝代法律制度对不同的
证据类别重视的程度也不一致，但纵观整个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证据的界限还是清晰可辨的。一般来讲，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一下几种。 1、口供。据现有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口供制度至晚确立于西周时期，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与隋唐时期，强化于明清时代。口供又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其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汉代曾规定“会狱, 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并有“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张，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口供，可以用刑讯等一切方法。魏晋时期，也有用“测囚之法” 以得到口供的记录，说明口供在审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由此可见古代司法实践和司法官吏对口供的重视。 2、证人证言。证人在诉讼过程中就自己感知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并据此来查清案件事实，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所重视。中国古代的证人一般由官员根据案情自己召集或者由当事人提供后官府召集。证人一般当堂作证，否则，按律治罪。同时，在我国古代诉讼中，各个朝代一般都严厉禁止诬告。反对、禁止诬告罪始于西周，直到秦朝规定的更为详细，秦律采用诬告反坐原则对诬告者加以处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许多关于惩处诬告的文字记录，如“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为隶臣。”自秦朝以后，古代中国的法律都以诬告反坐作为惩处诬告的基本原则。
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1. 概念定义 法定证据制度是指国家法律对于证据的获取、保存、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在诉讼中对于证据的要求和效力等进行明确规定和限制的一种制度。它是一种重要的诉讼原则，旨在确保诉讼公正、合法和有效。 2. 主要内容 2.1 证据的获取和保存 法定证据制度首先规定了如何获取和保存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收集相关证据，例如调取文件、书面记录等。同时，为了确保证据真实可靠，法律也规定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证据的完整性和可信度，例如封存、鉴定、勘验等。 2.2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在诉讼过程中，法庭会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与认定。首先，法庭会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即判断其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例如，是否属于违反隐私权或保密义务收集的证据应当排除；是否属于非法获得或伪造的证据也应当排除。 其次，法庭会对证据的真实性、充分性和可信度进行审查。例如，法庭会评估证据的来源、证人的信誉度、证据的一致性等因素，以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说服力。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可以要求各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或辩解。 2.3 证据的运用与效力 法定证据制度还规定了不同类型证据的运用和效力。根据法律规定，某些特定类型的证据具有更高的效力，例如书面文件、公共文书、公告等。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证据，则需要经过进一步审查和论证才能确定其效力。 此外，法定证据制度还规定了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证明规则。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能提供某项事实所需的必要证据时，可以请求法庭推定该事实存在；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认罪供述。 3. 关键概念 3.1 法律约束 法定证据制度强调了法律对于证据获取、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约束作用。它明确了各方在诉讼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定，保障了诉讼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 一、法定证据种类 法定证据制度，是指法律直接规定各种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或者应用的法律制度。其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律对证据种类的规定。不同的国家对于证据种类的规定不尽相同。目前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种类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 二、证据收集与保全 证据的收集与保全，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律师根据法定的取证范围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技术，发现、提取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工作过程。由于收集和保全的证据材料是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基础，因此，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律师进行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时，必须针对具体案件选择合适的收集与保全方法。对于已经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应妥善保管，防止其损坏或散失。 三、证据审查与判断 证据的审查与判断，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律师对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进行审查和鉴别，以确定其真实性和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判断证据是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只有经过审查判断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是对各种证据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办案人员依据法定程序和要求进行，根据证据材料本身的特征及其体现的案件事实加以分析，并对收集到的各种证据进行审查和鉴别。审查判断证
据的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查所有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否真实可靠，即查明每个证据材料的来源和可靠程度；二是审查每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客观联系。只有经过认真审查和综合分析，才能确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法官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公诉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并依法作出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五、证据规则与程序 在诉讼中，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和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遵循一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是办案人员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的结晶。办案人员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和正确处理。在诉讼中应当遵循的证据规则和程序包括：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
古代证据制度 古代证据制度是古代社会在司法领域中的一种制度，它起到了收集、审查和评估证据的作用，从而保障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古代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古代社会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密切相关，充分展现了古代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法治理念的体现。 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公正、公开、公平和适法性。其中，公正指的是司法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必须真实客观，不偏袒任何一方；公开指的是当事人和公众可以了解案件的证据，确保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公平指的是对待证据要平等对待，不因其来源、性质或形式的不同而偏袒或歧视；适法性指的是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否则将被排除。 古代证据制度的主要渠道是证人和书证。证人是指提供证据的人，通过其亲身经历和观察来说明事实真相。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其作证的内容和真实性对案件的判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古代，在刑事案件中，通常会采取拷打等方式来审讯证人，以保证其真实性；而在民事案件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会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可作为决策的参考。 书证是指书籍、文件、合同等书面材料，它们具有稳定性和可循证性。在古代，书证作为证据的使用相对较少，因为古代社会的文化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很多人并没有读写能力。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案件，书证被广泛应用，它们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并减少了争议的可能性。
古代证据制度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如物证、视证等。物证是指通过物品来说明事实的真相，如被害人身上的伤痕、凶器等物品作为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被告的犯罪行为；而视证是指通过将案件发生地的情况和现场重现来说明事实的真相，这种方式主要运用在被告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可以通过现场重现来辨别事实。 古代证据制度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化程度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确保案件的审理过程公正透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也能提高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当然，古代证据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如证据收集和管理的不完善，法官的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等，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的司法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总之，古代证据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司法制度，它通过收集、审查和评估证据来保障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在古代，证人和书证是主要的证据渠道，而拷打、文化程度等是评价证据真实性的标准。古代证据制度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古代社会法治建设的体现。
我国证据制度的特点 我国证据制度的特点 我国证据制度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规定了在诉讼过程中如何获取、保护和运用证据，以确保公正、公平和合法的司法判断。在我国，证据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宪法赋予了证据制度法律地位。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地位高于一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法律。证据制度在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领域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遵守证据制度是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 第二，我国证据制度注重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在我国，当事人在案件中收集证据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有权提出证据请求，法庭也有责任保护当事人的证据权利。此外，我国还设立了临时性的保全措施，比如查封、扣押、冻结等，以防止证据被销毁或者篡改。 第三，我国证据制度倡导增值免负债原则。这种原则强调证据的价值大于成本，即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时，他们不需要承担过多的成本。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简易程序，以节约时间和成本，并通过打破传统证据形式的束缚，鼓励当事人提供各种类型的证据，如音像资料、电子数据等。
第四，我国证据制度实行竞争性的原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双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法庭在审理中对不同证据的认可和使用不偏袒任何一方。这一原则既体现了公正公平，也激发了当事人提供更多、更有力的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 第五，我国证据制度注重真实性和确凿性。我国法律要求证据必须是真实、可靠和确凿的，以确保司法判决的准确性和公信力。为此，我国设立了严格的证据收集、保管和调取规定，以及相关专门人员的参与，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确凿性。 总的来说，我国证据制度具有法律地位高、注重保护当事人权利、倡导增值免负债、实行竞争性和注重真实性和确凿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确保了司法判断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为公正、公平和合法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法定证据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证据制度，与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相比，是审判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然而法定证据制度归根到底是一种唯心主义证据制度，机械而脱离实际。特别是法定证据制度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造成了刑讯逼供泛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又称为形式证据制度,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评断标准,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的内容(基本规则): 法律预先规定了证据的形式,根据证据的形式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 第一,被告人的口供(自白) 第二,证人证言 1.有了完整的证明就必须做出判决,没有完整的证明就不能做出判决. 2,最好的完整证明是两个可靠的证人,其证言内容的统一是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性证明. 3,无论多么可靠,一个证人证言只能构成1/2的证明,而且其本身永远不足以作为判决的依据
4,如果除证人证言外还有一个1/2的证明,那就足以作为判决的依据. 5,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个人信誉有瑕疵的证人证言是1/4的证明,而受到对方有效质疑的证据的证明力减半. 6.任何两个1/2的证明相加都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明;任何两个1/4的证明或者四个1/8的证明相加都可以构成半个证明. 第三,书证 (三)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1.法定证据制度的出现是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对司法经验总结的结果,法定证据制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联系在一起,是中央集权君主制的产物. 2,等级制度是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 3,崇拜权威的思潮是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 (四)对法定证据制度的评价 作为司法证明的基本模式之一,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作为一种极端的法定证明模式,其缺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优点: (1)这种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决得规范性 (2)这种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决的可预见性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有诉讼开始, 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 定型与成熟于唐宋, 殆于进化于元明清, 最终解体于清末. 与其他国家一样, 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 粗疏且不成体系,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冤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简单谈谈中国古代书证和物证制度。 一、书证和物证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一，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统治者在思想上确立了“以德配天”的观点和“敬天保民”的统治政策。鉴于夏和商灭亡的教训，在刑法方面，周统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意应用。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有关财产的买卖行为出现了。为规范此类民事行为，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于民间习俗，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二，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铲铸刑书，商鞅变法，李悝著《法经》；新兴地主阶级立法都使得该时期的法进入了封建制法。此阶段出现的儒法之争，最终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社会的科学技术有了发展。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视法治的时期，对证据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还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三，发展阶段：汉——唐 1、汉朝 汉朝统治者屏弃了秦朝的法家思想，自汉朝武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了独霸中国思想舞台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张也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司法领域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司法原则与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决狱”、“录囚”制度等最为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而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为“春秋决狱”。“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司法黑暗。由此可见“论心定罪”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疻”“痏”（欧伤为疻，欧人成创为痏）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与痏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疻痏’。”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 2、三国两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