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证据制度
–（一）西周的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自西周起就强调审判要有事实依据，西周主要证据来源包括：
–第一，口供。口供是西周审案之首要证据。为了求得口供并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允许采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为了准确地把握口供，西周采取“五听”审讯方式，所谓“五听”，是审案过程中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观察方式，其依次为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从这五种察颜观色的讯问方式可以看出，西周已经开始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审理案件。“五听”审讯方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人证。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之证言。
–第三，书证。西周时有关土地、债务纠纷要有相关的契约文书作证。
–第四，物证。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建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
•秦朝注重运用证据进行审判，主要表现：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获取口供的程序。
–第二，规定了严格的采证与勘验制度。
–概括秦朝的采证手段可以看出，秦时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其中像有条件刑讯、重视现场勘验、强调各种证据的综合运用等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一直沿用至清末基本未改。
•汉代基本继承了周秦以来的证据制度。汉代以后，证据制度中最变化无常的要属刑讯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逼取口供，发明了一些新的刑讯方法。
•隋朝时，为了防止审判官滥用拷讯，开皇中期定制：“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
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刑讯程序。
–第二，唐律确定了据证定罪的原则。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罪证确凿、人赃具获的情况下，虽无口供，据物证亦可定罪；
»二是对法定不可拷讯，可又未取得口供者，采取“众证定罪”，即如有三人以上，
“明证其事”，便可定罪。
•宋朝不仅将唐之“五听”审讯、拷讯程序、据证定罪等证据原则全数继承，而且
制定了严格的检查勘验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
–一是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
–二是检验须严守基层报检、州县官府初检和上级或相邻州县复检的法定程序；–三是检验必须作详细笔录；
–四是检验人员须据检验范围和时间如实检验，否则治罪。
•宋朝对检验制度的重视和完善，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一批检验学方面的专著
相继面世，如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和宋慈的《洗冤集录》等。其中《洗冤集录》成就颇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自宋迄清数百年中一直被奉为法医检验经典。曾被译为荷兰、英、法、德等国文字，传入各国。另外，在宋朝的民事诉讼中起着决定性的举证作用。
•元朝在证据制度方面有特点的规定主要有二：
–一是拷讯囚徒必须按制度施行；
–二是规定了严格的勘验制度。
•明朝时，法律虽对刑讯有一些具体规定，但明朝在审判实践中，拷讯几乎是无所节制的。清朝亦把刑讯作为主要取供手段。
–（三）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证据制度
•清末诉讼法草案中规定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证据制度：
–刑事案证据的种类包括口供、检证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文件证据、物证等；
–民事案证据的种类包括人证、鉴定、书证、检证等。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以废止刑讯为核心的证据制度改革。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若有官员再行刑讯将夺职并治罪。•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证据制度中最大的特点是，采用“自由心证”的原则，即在诉讼过程中证据的取舍及证据之证明力不由法律预先作规定，而是据法官的理智和内心信念，即所谓“心证”来自由判断和取舍。
（四）人民民主政权禁止刑讯逼供、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
•人民民主政权三个时期的相关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坚决废止肉刑、禁止刑讯逼
供、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
论文题目：中外古代证据制度比较研究
证据制度是司法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证据制度都是为维护一定的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就阶级本质而言，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就有什么性质的证据制度。如果以阶级性为依据，可以将证据制度划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几种类型。但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即使是阶级性相同的国家，其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也会有所不同。 一、外国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证据制度曾普遍存在于亚欧各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达方式。 1、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并受其制约。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一是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二是因为全民族的科学文化了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 2、内容 对神宣誓：对神宣誓是神示证据制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即控告人、被告人以及证人都要对神盟誓以证明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他们相信神的力量，确认宣誓具有法律效力。对神宣誓的方法，在许多奴隶制国家以及欧洲封建制国家早期的法典中都有明确规定。 水审：水审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当事人接受水的考验，显示神意，并以此判定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是否真实，或者被控人是否有罪。水审又分为冷水审与沸水审两种方式。 火审：所谓火审，就是让被告人接受火或烧红的铁器的考验，显示神意，借以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或被控人是否有罪。火审与水审一样，都是比较重大的考验方法，一般用在大案、要案中。 决斗：将决斗的方法用于诉讼中，以判断当事人陈述是否真实、被告人是否有罪，是许多国家的习惯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决斗的证明方法也盛行于中民纪欧洲各国的诉讼中，它以双方当事人在决斗中的胜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凡是在决斗中获胜的一方，便认为是神使得他取胜，因而他的陈述是真实的，或者他本人是无罪的；如果一方不敢决斗或者在决斗中失败，则认定他败诉，或者他是有罪的。 3、评价：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便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奴隶进行残酷、野蛮的镇压和统治，在法律面前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对奴隶生杀予夺也无须任何诉讼证据。 神示证据制度以宗教迷信为其思想基础，法律把审查判断证据的，不是赋予法官，而同赋予神灵，因此，它所采用的各种证明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当
•古代证据制度 –（一）西周的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自西周起就强调审判要有事实依据，西周主要证据来源包括： –第一，口供。口供是西周审案之首要证据。为了求得口供并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允许采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为了准确地把握口供，西周采取“五听”审讯方式，所谓“五听”，是审案过程中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观察方式，其依次为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从这五种察颜观色的讯问方式可以看出，西周已经开始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审理案件。“五听”审讯方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人证。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之证言。 –第三，书证。西周时有关土地、债务纠纷要有相关的契约文书作证。 –第四，物证。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 •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建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 •秦朝注重运用证据进行审判，主要表现：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获取口供的程序。 –第二，规定了严格的采证与勘验制度。 –概括秦朝的采证手段可以看出，秦时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其中像有条件刑讯、重视现场勘验、强调各种证据的综合运用等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一直沿用至清末基本未改。 •汉代基本继承了周秦以来的证据制度。汉代以后，证据制度中最变化无常的要属刑讯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逼取口供，发明了一些新的刑讯方法。 •隋朝时，为了防止审判官滥用拷讯，开皇中期定制：“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 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规定了严格的刑讯程序。 –第二，唐律确定了据证定罪的原则。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罪证确凿、人赃具获的情况下，虽无口供，据物证亦可定罪； »二是对法定不可拷讯，可又未取得口供者，采取“众证定罪”，即如有三人以上，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就是用一 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的形式把神的意志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全民族科学文化技术落后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1、对神宣誓 2、水审 3、火审 4、决斗 四、对神明裁判的评价 1、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 情况 2、提高了人类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4、不仅表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而
且表现为对人们的行为引导和规范能力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是法律 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 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 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 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封建社会专制度 三、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基本的证明方法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有利防 止法官主观擅断，维护法律统一 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 4、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 判断规则。 四、对法定证据制度的评价 1、积极性，比神示证据制度有进步 性 2、消极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 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 大小，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均由 法官根据自已的良心、理性进行 自由判断，关根据其形成的内心 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 度。 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产生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 1、资产阶级崇尚人的理性和良心， 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观点，要求 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束缚 2、资产阶级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只能 达到形式上的真实不能达到实质 上的真实。 3、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生平等有观念要求废除法定 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下马制度的理论和立 法 1、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1791
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了解： 1、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 2、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二、领会： 1、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2、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 三、掌握： 1、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和特点； 2、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和评价。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证据制度曾普遍存在于亚欧各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达方式。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又称为形式证据制度，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规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证据制度。它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否定。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获取证据的合法方式。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如防止法官专断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意义。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的特点。 4、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规则。 法定证据制度是适应封建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建立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运用证据上摆脱了宗教迷信，
使之服从法律。一方面限制了法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问题上的专横武断，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法官在采证问题上的专横武断。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良心、理性进行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法国，法国的杜波尔在1790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自由心证的原则第一次被提出来。自由心证是作为法定证据理论的直接否定物出现的，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为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理性是判断证据的依据，良心是真诚地按照理性的启示判断证据的道德保障。总之，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具体规定，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形成的信念就叫做"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叫做"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理性状态就是判决的依据。在自由心证理论中还有一?quot;盖然性"理论，认为法官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定证据的证明力，因而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他们对此做出的决定只能具有一定盖然性。即自由心证是有限度的。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取代封建时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的建立引起了诉讼结构的变革。 第四节我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1. 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 （1）奴隶制时期的证据制度 我国奴隶制时期的证据制度民刑不分，具有以下特点： a.法官认定案件主要依据审判时间经验的总结。 b.神示证据制度消失的较早。 c.除重视采用当事人的证词外，还重视其他证据的使用。 （2）封建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王朝的诉讼程序同样是民刑不分，具有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a.坚持口供至上的原则，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b.审讯是可以依法刑讯 c.诬告者反坐，伪证者罚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定型与成熟于唐宋，殆于进化于元明清，最终解体于清末。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粗疏且不成体系，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轻神判重人判。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按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各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一、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建立，从而标志着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奴隶制时期三个主要王朝——夏、商、周，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这些法律制度对于处理犯罪事件和财产纠纷的程序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同时其中也包含了与证据制度有关的内容。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已经有较为完备的证据制度。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奴隶社会的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曾有过“神明裁判”的断案方法，历史传说中就有““皋陶治狱用神羊”的说法，也就是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让被告人站在神羊面前，如果神羊用角去顶被告人，就证明被告人有罪，否则被告人就无罪。我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实行证据裁判，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种类很多，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还有勘验结果等等，其中当事人陈述是查明案情的主要证据形式，但同时也不忽略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奴隶社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有：1、神判方法适用较少、消逝较早，法官断案主要依据各种证据。2、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主要采用“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3、对疑罪的处理，遵循“疑罪唯轻”原则。 第一，夏商时期。夏商两代基本处于神权法时代，“天罚”、“神判”特色构成了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夏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当有限，人们的法制指导思想以表达神权法意志为宗旨，体现出“神判”、“行天之罚”的显著特色。夏朝尚处于朴素的自然神崇拜阶段，而商朝时已由较为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发展到将“天罚”与借占卜巫术进行“神判”相结合。夏商时代的统治者时常借助祭祀占卜活动领受神意，以“神判”的形式决定司法裁判和定罪量刑。 第二，西周时期。首先，创立了“五听”的审讯方式。所谓“五听”就是采用察言观色的方式进行审讯，进而判断受审者的供述是否属实的一种方法。一为“辞听”，即通过观察发现其言辞供述的虚假或矛盾；二是“色听”，即通过观察期面部表情的变化；三为“气听”，即通过观察其呼吸及心跳的反常表现；四是“耳听”，观察其听觉的失常之处；五是“目听”，即观察其眼神或目光的反应。在审理案件时，要善于察言观色，看说话人的神态是否从容不迫，精神是否恍惚，气息是否平和，眼睛是否有神，通过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心理活动的观察，从而揭露案件事实。“察听五辞”的判案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听取当事人陈述并注意观察其表情和神色，有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判断，案件得到正确处理；另一方面，“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其内容中不乏正确之处。但是，“察听五辞”制度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五听”过于强调司法官吏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对证据和案情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法官心证的客观制约；另一方面，“五听”对审理案件的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观察能力，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方法，但这种理想状态实际上在当时是很难实现
论神示证据制度 刘侨 内容摘要 神示证据制度作为人类证据制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本文通过对其构成部分、历史轨迹以及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类证据制度的严格以及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神示证据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在现代证据制度的遗风往往被人忽视，本文将从神示证据制度本体及其价值方面予以揭示。 关键字： 神示证据制度宣誓神明裁判心理与道德规制社会秩序 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可以设想，当人类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初始状态”中，思想意识的滞后导致认识能力的狭隘性。他们很难估量出他们视野以外的事物的存在方式，没有先进工具的辅助也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周遭环境及自然小心谨慎的态度。神秘令他们不安，变化无常的天气、火山暴发、洪水的肆虐等激烈的自然现象使他们原本忐忑的心更加惶恐那些存在于他们感知范围之外的“生物”。这是“外界高等生物”的惩罚——智者们的猜测成了人们坚定的信仰，他们开始相信作为最高主宰者的神的存在，并无时无刻的监视着他们的行为。 而他们的想象却只能停留在他们的“所见所闻”，即他们所能掌控的生产工具，或许在此范围上略微有所拓展。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方式的不合理直接决定了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就诉讼形态来说，由于缺乏相应的裁判资源，他们不得不求助于神明的“裁决”。正如美国学者霍贝尔所说：“从法律这一方面来说，一旦其手段不能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来解决案件的争议时，它便总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1】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神示证据制度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是根据神明的启示来判断证据并进而认定案件事实，解决诉讼的一种证据判断。”【2】何家弘认为，“是司法活动中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 采取一定方式邀请神灵帮助司法官员判断案情，并且通过一定形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依据。”【3】由此，笔者认为，神示证据制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证明效力源于神明的意思表示。神示证据制度之所以在当时被世人所采信，在于人们对神的追崇，进而认为神的意思表示具有与法律相当，甚至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一点在古希腊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曾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就案件作出裁决，也是因为有神的帮助”【4】；第二，证据获取的方式为与神明进行假想性质的沟通。如宣誓即宣誓者与上帝或神进行心灵或灵魂上的沟通，火审水审等则是世人将当事人的身体送交神的一种托付；第三，其设置目的在于揭示案情“真相”，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途径；第四，与弹劾式诉讼制度密切相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处于消极的仲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诉讼的基础,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有诉讼开始, 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逐步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 定型与成熟于唐宋, 殆于进化于元明清, 最终解体于清末. 与其他国家一样, 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较为简单, 粗疏且不成体系,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并不具备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中国古代证据主要分为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先天不足,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冤案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简单谈谈中国古代书证和物证制度。 一、书证和物证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一，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统治者在思想上确立了“以德配天”的观点和“敬天保民”的统治政策。鉴于夏和商灭亡的教训，在刑法方面，周统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意应用。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有关财产的买卖行为出现了。为规范此类民事行为，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基于民间习俗，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二，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铲铸刑书，商鞅变法，李悝著《法经》；新兴地主阶级立法都使得该时期的法进入了封建制法。此阶段出现的儒法之争，最终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社会的科学技术有了发展。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视法治的时期，对证据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还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三，发展阶段：汉——唐 1、汉朝 汉朝统治者屏弃了秦朝的法家思想，自汉朝武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了独霸中国思想舞台的局面。儒家思想主张也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司法领域之中，极大地影响了汉代的司法原则与司法制度，其中以“春秋决狱”、“录囚”制度等最为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而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为“春秋决狱”。“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具体标准是“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司法黑暗。由此可见“论心定罪”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疻”“痏”（欧伤为疻，欧人成创为痏）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与痏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疻痏’。”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 2、三国两晋南北朝
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
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毕业论文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
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是指古代中国所使用的承认和准许案件和 活动的法律手段。它的全部实践体系包括有关要求的法律规定、证据、访谈和调查、鉴定、审判和判决。自秦朝以来，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就以该体系为核心部分，结合各国家法、刑法以及民间仲裁等其它法律手段，形成了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基本特征 1、记载多样性。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在审判案件时，除了对言语记录的记录外，还包括对文字记录、图片记录、物品记录、人身认证等多种形式的记录； 2、理性性质强。从古代法律案件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古代中国用于审理案件的法律理性思维模式。古人运用法律手段来审查诉讼案件，特别注重以实证和法理为基础，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和理性判断作为审查的范围； 3、精准化认定。古代中国的诉讼制度掌握了人身认定的技术，在审查案件时能够进行非常准确的人身认定，以防止案件错误地提出或审理。 三、古代见证凭证及制度 1、凭证制度。在古代中国，法院、以及各种官方机构会发放凭证，凭证可以确认案件中双方参与人的身份和事实，可以作为审理案件时的证据。 2、见证凭证制度。在古代中国，见证凭证是关于案件事实的证
据。见证凭证的明确有效的发行，使得案件事实得到准确认定。见证凭证的认定，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确认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四、古代证据制度对现代的启发 1、实证观念。古代证据制度突出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了客观实际出发，以事实和理性判断作为审查的基础，从而使得案件审理逐步走向事实推理，这与现代法律审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共性。 2、及时救济。古代证据制度也显示出对及时救济的重视，为确保审理效率，古代法律将对案件进展监督系统化，并给予严厉惩罚，以保证司法公正，此一经验也可以用于现代法律的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在审判案件、审查案件事实、人身认证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特征，在现代法律审查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对现代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深入发掘。
古代证据制度 古代证据制度是古代社会在司法领域中的一种制度，它起到了收集、审查和评估证据的作用，从而保障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古代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古代社会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密切相关，充分展现了古代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法治理念的体现。 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公正、公开、公平和适法性。其中，公正指的是司法活动中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必须真实客观，不偏袒任何一方；公开指的是当事人和公众可以了解案件的证据，确保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公平指的是对待证据要平等对待，不因其来源、性质或形式的不同而偏袒或歧视；适法性指的是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否则将被排除。 古代证据制度的主要渠道是证人和书证。证人是指提供证据的人，通过其亲身经历和观察来说明事实真相。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其作证的内容和真实性对案件的判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古代，在刑事案件中，通常会采取拷打等方式来审讯证人，以保证其真实性；而在民事案件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会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可作为决策的参考。 书证是指书籍、文件、合同等书面材料，它们具有稳定性和可循证性。在古代，书证作为证据的使用相对较少，因为古代社会的文化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很多人并没有读写能力。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案件，书证被广泛应用，它们可以提供确凿的证据，并减少了争议的可能性。
古代证据制度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如物证、视证等。物证是指通过物品来说明事实的真相，如被害人身上的伤痕、凶器等物品作为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被告的犯罪行为；而视证是指通过将案件发生地的情况和现场重现来说明事实的真相，这种方式主要运用在被告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可以通过现场重现来辨别事实。 古代证据制度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化程度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确保案件的审理过程公正透明，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时也能提高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当然，古代证据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如证据收集和管理的不完善，法官的主观意识和个人偏见等，这些问题需要在后续的司法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总之，古代证据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司法制度，它通过收集、审查和评估证据来保障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在古代，证人和书证是主要的证据渠道，而拷打、文化程度等是评价证据真实性的标准。古代证据制度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古代社会法治建设的体现。
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 1、无明确系统的法定证据。法定证据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明力高低进行判断法定证据本质上是对法官审判权专制的限制和约束。中国古代可以说从未真正地从形式和内容上规定过法定证据，法官断案较多采用自由心证，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官员凭主观感觉进行断案(如五听断狱)不但延续未断，反而一直受到推崇。 2、极端重视口供的采用。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在中国古代，口供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口供至上”的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口供甚至成为“证据之王”，是给被告认定责任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除了法律规定的少数案件可以“据状科断”、“据众证定罪”外，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方能对其定罪处刑。所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形象地说明了被告人的口供是裁断案件的必要条件。同样，在民事案件中，判决生效大都以被告“心服”为必要条件。 这主要是因为古代物质条件的制约，限制了司法官吏认识、发现、搜集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因为中国政治上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事务，从调查、勘验、取证，直到审讯、判决，几乎全都由地方长官来负责，其审判诉讼事务极为繁重，“即使是才能一般的州县长官，其审判业务仍然要高于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位法官。”[3]在这种繁重的事务压力下，司法官吏往往更倾向于简单地以口供定是非曲直。
3、刑讯逼供较为泛滥。如上文所言，对口供的重视、物质条件的匮乏及司法事务的繁重，多种因素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泛滥。在古代司法官吏的心目中，刑讯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罪简便快捷的结案途径。特别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深，法定刑讯手段及其使用程度也呈现出不断加重的趋势，刑讯逼供的限制也不断放宽。在古代司法实践中，除了依法刑讯，法外刑讯不仅禁而不绝，始终存在，而且所用的方法、刑具，名目繁多，有的甚至十分残酷野蛮。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段时期，如唐朝时期，刑讯不单纯是获取口供的主要手段，也是获取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甚至物证的重要方法，而这也为法外刑讯、野蛮刑讯埋下了伏笔，冤假错案也伴随着频繁发生。 4、神示证据的过早消失。文明发展的程度和认识水平等原因，宗教迷信有其合理性。神示证据制度体现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具体的说是通过司法秩序的稳定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神示证据制度的适用赋予了审判宗教性的特点，它是司法与宗教相结合的典型。虽然这种模式无法与当代追求公正价值的司法体制相比拟，但它却毫无疑问的`在当时获得了社会普遍效力。由于是神意的表示，以此为审判依据的判决与人民心中的信仰产生共鸣，他们不能怀疑至高无上的神的旨令，自然也就不能与审判官的裁决相对抗。这样，司法权威便提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而当事人及其亲属乃至社会都会尊重并履行司法审判的裁决。无论多么复杂、严重的案件最终都会有个结果，原、被告双方终会有一方得到制裁，另一方得到补偿，事实上，即便是败诉的一方也难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上诉，同时他们往往也不会采取激烈的对抗行为，因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证据之神示性在古代中国的审判活动中消失较早，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意义 摘要： 一、引言 1.阐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 2.介绍现代借鉴意义的背景和目的 二、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概述 1.定义和特点 2.发展历程 三、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证人资格和审查 2.证人出庭作证 3.证人证言的采信和排除 四、中国古代证人制度与现代法律的联系和借鉴意义 1.法律证据制度的发展 2.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3.法庭审判程序的改进 五、现代借鉴意义的实践与应用 1.我国现行证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借鉴古代证人制度成功案例 六、结论 1.总结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价值
2.强调现代借鉴意义的重要性 正文：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证人制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探讨证人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特点、主要内容以及其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当时，证人作证是查明事实、惩治犯罪的重要途径。证人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概述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定义和特点 证人制度是指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依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及审判人员的询问，由了解案件事实的第三人（即证人）所作的具体陈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具有较强的封建性，证人通常需要遵循“亲亲相隐”、“尊尊亲亲”的原则，即亲属间互相为对方隐瞒罪行。 2.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起源于西周时期，随着法制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等朝代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 三、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证人资格和审查
中外古代证据制度比较研究
一、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自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形态，生产力发展极度缓慢，外在表现上刑事法律多于民事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分析封建社会的诉讼证据的特点：1、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具有强烈地纠问式特点，表现有证据规范上即十分重视当事人口供、证人，其他证据种类较少；2、审判的权限相当大而且充满着露骨的唯心主义，由于专制制度的原因决定了收集证据的极端野蛮性。画押是认定证据与收集证据的重心，刑讯逼供是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3、封建等级制度渗透进证据制度之中，体现在证言效力上。具体的表现形式：1．口供至上，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2．依法刑讯与法外用刑相互交织。 3．以五声听狱讼，验诸证信，自由推断。4．诬告反坐，伪证者罚。5．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6．物证技术发展较早。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尽管在证据理论方面，积累、概括了一些司法实践经验，反映了某些诉讼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还是以重口供和刑讯为其主要内容，因而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是法官个人决断。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虽然与欧洲大陆封建社会的法定证据制度不同，但在阶级本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法制那样明确的法律证据的分类，传统律学也几乎忽视了对证据的专门研究，但是事实上证据的分类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证据种类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所不同，同一王朝法律制度对不同的证据强调的程度也不同，但综观整个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证据的界限还是清晰的。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以下七种。 ㈠口供。口供又被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口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汉代曾规定，“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定之”，并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张。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口供，可以用刑讯等一切方法使。魏晋时期，也有用“测囚之法”以得到口供的记录。说明口供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唐律》规定，如果被告人属于议、请、减、老、小、废疾等范围，只有在不得拷讯获取口供的情况下才能“皆据众证定罪”。《明律》也规定“鞠问刑名等项，必据犯人招草，以定其情”。为了强化皇权统治而设立的“厂”“卫”等特务机构在审讯时更是不择手段地获取口供，《清史稿•刑法志》中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说法，说明“口供”这一证据形式在中国古代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㈡证人证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证据，早在西周时期即有“凡民讼，以地比正之”之说，意为“民讼，六乡之民有争讼之事，是非难辨，故以地之比邻知其是非者，共正断其讼”。 ㈢书证。书证是古代官员在解决民事纠纷时最为推崇的证据之一，一般有表明买卖、借贷、租赁、典当关系的契约，用以证明土地、坟山归属的房契、地契和官册，以及较多的反映婚姻、财产关系的庚贴、婚书、遗嘱等等。 ㈣物证。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物证也早已广泛使用，并且成为定案的重要根据。 ㈤勘验笔录。中国古代官吏非常重视勘验案件现场。在刑案中，勘验主要是对犯罪有关场所和物品进行勘察，对身体进行检验。 ㈥检验与鉴定。主要是鉴定文书、买卖契约、婚约等真伪的报告，或者对物品价值、地界进行检验、估定等。 ㈦神示。“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事实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试析中国古代证人制度 论文摘要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由于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我国古代在对证据的搜集及调查取证方面受到限制，因此证人证言在诉讼制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证人证言的阐述，具体分析了中国证人资格、证人提供及对作伪证者的惩治，从而总结出中国古代证人的地位低下；折射出我国封建社会律条的制定，根本在于对伦理纲常的维护。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证据制度证人制度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概述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办案人员所作的陈述。对证人证言制度，早在秦代的史料中就可以找到确切的记载。发展到唐代，从唐律的具体规定中我们更可以看出，证人证言在当时已经是制度化、法律化的。《云梦秦简》中就记载了当时司法官员办案的相关内容。当时的司法官员认为自杀的人必定有其原因，于是就询问与其同住的人员以了解案情，追溯因由。从《云梦秦简》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秦代开始，司法官员在审案过程中便以询问证人的方式获取证人证言。至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规定更为详尽，此种说法也在《唐律》中得到了确切的印证。《唐律》中明确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有疾病、残疾的人，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作为证人对案件进行作证。此外，《唐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还反映出了古代诉讼中擅断专横的特点。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官员可以对证人进行刑讯。比如《唐律》中就规定犯诬告罪，判流罪以下的，“若前人已拷者不碱，即拷证人亦是”。即如果被告人经过刑讯不供认罪行的，可以拷问证人。不仅如此，《唐律》对证人证言的效力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一般来讲，由三人以上作为证人提供的证言，才能够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在沿用。 二、证人制度的内容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吏很早就认识到了证人证言的作用，在经过长期的立法完善过程和司法实践积累之后，证人制度都已相当完备，对证人资格、证人的提供、证人的地位、伪证的责任等各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一）证人资格 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具有作证的义务，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证人资格是受到法律限制的。 证人资格受限制的有以下三类人： 1.证人与被告人有容隐关系的 我国古代法律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这一规定中所折射出来的便是儒家思想中“亲亲相隐”的原则。孔子最初提出“亲亲相隐”时的范围仅仅主张父子相隐，并未入律。随着“春秋决狱”等儒家经典入律，汉宣武帝在地节四年下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至此，“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至唐朝，《唐律》不仅在其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亲亲相隐”的原则，更扩大了其范围，甚至将“同居相隐”也入了《唐律》，扩大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至此，中国古代刑法体系确定了“亲亲相隐”原则的重要地位。这
证据制度基本沿革
三、外国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人类早期的证据制度 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审判模式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在人类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法庭也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所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明旨意”所设置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场所。 早期国家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个人问案的“东方模式”；另一种是集体裁决的“西方模式”。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无论裁判者是神职人员还是行政官吏，他们在断狱问案时一般都实行个人负责制。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采用的则是奴隶主集体负责的审判模式。 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有所不同。这在欧洲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11世纪以前，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样影响着欧洲大陆和英国，但在“神明裁判”消亡的同时，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审判实践也开始分道扬镳。前者实行了所谓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者则形成以陪审制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制度。 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诉讼制度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早在11世纪的爱德华国王时期，英国的法官就不再由深受教会法熏陶的教士来担任，而是由在王室法院中接受普通法训练的世俗律师来担任。但是在欧洲大陆，很多法官都是在意大利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大学中接受过罗马法和教会法教育的人。第二，从13世纪开始，英国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就以其自己的法律为基本内容，最初都由伦敦那四个（前殿、内殿、林肯、格雷）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律师协会负责。而在欧洲大陆，法律教育机构直到18世纪末还只能讲授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内容。第三，英国比欧洲大陆更早就确立了王室的中央权力，因此英国国王得以推行其偏爱的陪审团审判模式。而欧洲大陆的小国君主们则不得不在维护其统治时借助罗马法的力量，于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确立起来。 （二）普通法系国家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1、陪审团审判模式的历史沿革及其对证据法律制度的影响。 英国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陪审团审判模式的产物。英国的陪审制度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欧洲大陆传进来的。早在公元10世纪前，欧洲大陆诺曼底大公的司法官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就经常传唤24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进行询问，然后在其陈述的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这一做法后来被诺曼征服者带到了英格兰。 （1）做为邻里审判方式的“知情陪审团”。 在英格兰，陪审团首先被用于那些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之中。后来随着王室法院权力的增长，英国王又开始授予王室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早期的陪审团由12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组成。这些人被召到法庭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陈述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从现代审判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属于证人。他们既是证人又是裁判者。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于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不过，在英国的一些小村镇，这种陪审制度一直保留到19世纪的后期。 （2）“不知情陪审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上述陪审制度下，证据规则显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现代证据法中那大量涉及证人证言的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促使这种“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转变，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证据学家斯蒂芬（Sir James Stephen）通过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说明，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陪审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不足”的难题。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需要别人提供证言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陪审员了解案情与否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大，知情陪审员越来越难找，于是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时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为了防止陪审员带着事前的偏见参与案件的裁决，不了解案情又成了选择陪审员的基本条件之一。1352年，英国的法律最终确立了被告人要求知情陪审员回避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P22 现代证据制度可以分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以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为依据，参照欧洲大陆证据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将证据制度划分为：〔1〕神示证据制度；〔2〕法定证据制度；〔3〕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P23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就是“借助〞神灵帮助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证〞的方法通常包括“神誓法〞或“神判法〞。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科学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 神灵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虚拟的抽象之物，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的意志或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等方法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示方式，由于各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的不同，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一〕对神宣誓：又称神誓法，就是当诉讼双方的陈述相互矛盾、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P24 对神宣誓的使用有两种方式。P24 〔二〕水审：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当事人接受水的考验，显示神意，借以裁定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是否真实、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水审又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两种。P25 〔三〕火审：用过一定的方式要被告人接受火或者烧红的铁的检验，显示神意，借以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以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 〔四〕决斗：盛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也被用在诉讼中，借以确定当事人双方对案情的陈述的真伪，以与谁是犯罪人。 四、对神示证据制度的评价 大约在12世纪末，“神明裁判〞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知识世界的怀疑论；二是社会环境的变迁。 神示证据制度是当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为维护剥削阶级服务的。神示证据制度的出现和长久的存在，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1、神示证据制度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2、神示证据制度提高了人类司法判断的权威性，因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神示证据制度有利于维统治阶级的利益。 4、神示证据制度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XX者和犯罪人的惩罚，而且表现为在适用过程中对社会上一般人行为的引导和规X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