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自“秦灭六国而定一统”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正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中国的封建法制也日益完备，有关于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逐渐定型，形成了独特的刑事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时代的证据制度，尽管在法律出现了个别法定证据制度的规则，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被告不合拷讯时“据重证定罪”，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法定证据制度。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证据制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法官个人决断。并且，历代法律都将讯囚和刑讯规定为主要内容。
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被告人认罪的口供是最诚实可靠的，并逐渐形成了“无供不录案”的惯例。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刑讯逼供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为逼取口供而实施的刑讯的手段尤为酷虐。当然，封建统治者也深知，毫无节制的刑讯必定会造成冤案，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朝的立法也在不断总结经验，试图对刑讯有所限制，由此而形成了“适度刑讯”的法律制度。
除了口供至上的证据思想以外,封建时期的法律制度还对“疑罪”、“诬告”等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对“疑罪”的处理上，封建法律继承了奴隶制法律“疑罪从铜赎”（《尚书·吕刑》）的精神，即疑罪惟轻和实行有罪推定；在对诬告和作伪证者的处理上，我国历代封建法律都加以严格禁止,和进行严厉惩罚。
2.《唐律》、中国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制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唐律》中的《断狱篇》,大体上可以看做是一部刑事诉讼法,其中总结历朝律典有关运用证据的经验,对于“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刑讯的条件。《唐律》规定:“诸应讯因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考讯。违者,杖六十。”《疏义》对这一条的解释是:“拷囚之义,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复案状,参验是非。'犹未能决',谓事不明辦,未能断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取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不以情审察及反复参验而辄拷者,合杖六十。”
二是刑讯的方法。«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持掠者,杖一百;杖过数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这条规定定的基本精神是拷
讯应有节制，以防拷掠过猛面使被拷问者立毙杖下。
三是刑讯的扩大适用。拷讯的制度不仅适用于被告人, 而且可扩大适用于原告人。为此规定: “诸拷囚限满而不承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其立法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诬告，因而在被告人的罪行无法证实时，原告就成了反拷的对象。当原告被拷打而不承认诬告时，便将原告与被告一起“取保并放”。至此，案件也就不了了之，是非曲直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四是拷打的部位。《唐律》为防止滥用刑具和滥施拷打,在《狱官令》中明确规定:“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拷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分受者,听。”决罚如不依此令者，即“不如法”，依法要对行刑的官吏予以轻重不等的处罚。
五是拷讯的杖具。《唐律》规定:“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 小头二分二厘。”如果使用的杖具,其长短、粗细不依令者,也视为“不如法”,依法要对行刑官吏子以处罚。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形成
清末以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阶级,为求生存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实行推进近代化的某些思想原则和措施,在这一近代化进程中,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清庭开明分子的积扱推动下，为了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具有浓厚模仿色彩的刑事诉讼法典草案轮番出台。但由于传统政治制度及法津文化的深重积淀，也由于清末国内局势的极度动荡,先后拟就的刑诉法律草案都未能颁行只有一些过渡性法规具体指导着各级新式司法机构的活动,但要遗留下来的法律内容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乃至国民统治时期的法制。成为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渊源和基础。
从清末到北洋时期,包含有证据法律内容的法律仅程序法即有六部,另外还有一部分证据,法律的内容见于民事刑事实体法及清廷最高司法机关大理院颁行的判例和解释例。上述几部法律,除《刑事民事诉讼法》一直没有实施外,其他五部法律都在近代时期生效。在上述几部法律里面,关子证据制度的法律条文的容量颇为可观, 尽管清末时期的《刑事民事诉讼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
内容还比较简单,因而关于证据方面的内容还不太丰富 ,但稍后颁行的《大清民
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内容已相当详尽。北洋时期的刑事诉讼条例及民事诉讼条例基本上仿照清末的两部诉讼律草案制定而成 ,因而关
于证据制度的规定同清末的两部诉讼律草案相差无几。
清末民同时期的证据制度作为中国传统证据制度近代化的初始阶段,其存在
的历史价值不容忽视,这种初始性在证明标准方面表现为立法没有就证明标准进
行正式的规范,甚至没有出现证明标准这一概念,但相对于封建时期的证据制度 ,近代的证据制度对司法官在认定事实方面毕竟出现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要求当事人用证据证明的主要事实必须要达到能够使法官产生强固心证的制度。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
属禁止刑讯文》明确提出废除刑讯和体罚, 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和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中国证据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上文所述清末修律中, 《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都有较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两部草案
还未来得及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清政府就已经灭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
建体制,推翻了帝制,意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大总统表明了修订
法律的计划, 但是根据当时的局勢,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有条件的援用了
清末的法律,自由心证制度也在被援用之列,但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时间较短,対自
由心证制度在法律和实践上的发展不甚明显。
1912年4月5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迁往北京,被称为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初始沿用清末修律得来的法律草案,后来成立“法律编纂会”,至1914年2月成立“法律编査会”, 1918年4月改设“修订法律馆”,在1921年
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修订后改称为《刑事诉讼条例》、《民事诉讼条例»,与上述四部草案相同,条例原则上也采用自由心证制度,
民事上也保留一定的法定证据为补充, 条例的颁行,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不仅仅,
是一个书面化的概念,还得以在社会中得到实践。
国民政府时期,极力仿效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诉讼法典.推行自由心证制度。其证据制度是形式上的自由心证与实质上的口供主义、刑讯逼供相结合的混
合体和大杂烩。北洋政府时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各项法律在实际上也没能够
得到统一适用,这种情况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改善,首要表现在立法上,国民政
府在1928 年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其第233条明确规定“证据由法院自出判断之”, 经过修订之后,于1935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 其第222条规定“法院为判决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査证据之结果,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同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也对自由心证制度作了规定,即“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之”,国民政府时期,在司法实践中对自由心证制度的运用较多,甚至形成了关于该制度的判例, 描不完全统计, 该时期在自由心证制度名下的案例多达数百个,内容渉及到运用自由心证制度过程中的诸多方面。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中国当代证据制度是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就是“现代”。因此，在中国“当代”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同时，从空间上看，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证据制度也属于我们研究的范畴,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大陆地区的当代证据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证据法律规范虽然不完整、不规范，但是它所确立的证据制度的的基本原则，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证据制度是在废除民国时期旧司法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创建工农民主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之时,就在诉讼活动中提出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诉讼活动指导方针。为了防止错捕销判,专门对审讯方法作出了规定，坚决废除肉刑,不得仅凭口供捉人,要求采用“收集确实证据”及“充分的证据”等有效的取证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这些规定有关证据法律并不规范、不系统、不完整但是,在工农民主政权创建初期,能够以实事求是作为中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和把口供视为“证据之王”的做法，其意义是重大的,它为我国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证据制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和决定中，始终强调办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等原则。除了上述外,特别强调这些证据原则同时适用被逮捕人, 甚至扩大到适用任何人。中央之所以三令五申反复重申审判采取证据主义, 不重口供,不准对逮捕人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等要求, 是与当时党内发生的错误路线斗争直接有关,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解放战争中,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各地人民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明确规定: “侦査的主要任务是: 收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若被
告人仅有嫌疑,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确有犯罪时, 即不能论罪判刑。”“有确实反证, 证明原判决根本错误者, 应予平反, 宣告无罪开释;判决时所采之证据,迄今未能证明其确实真实者,应改为无罪之判决;一部分罪行能确定,一部分罪行不能确定者,其不能确定部分应宣告无罪;因发现新罪行或因原审确系失出很大者，可撤销原判, 另行适当判刑。”
上述这些文件,进一步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也就使事实求是的证据制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1949年10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证据制度也经历了要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是我国证据制度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时期,它以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为标志。
然而,自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左”的指导思想抬头并愈演愈烈。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片面强调“大跃进”的速度,于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审査、判断证据的制度便不复存在,那种不重证据、轻信口供的错误倾向又盛行了起来。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民主法制遭到践踏,新中国成立初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实事求是的刑事证据制度都被冲垮了, 十年内乱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使亿万人民深受其害。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随后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并且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这次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随后, 1979年7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的法律,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新起步。
1996年3月,第八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对《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的增补修改。在《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定了“证据”一章, 这是对人民司法工作在过去几几十年中运用证据的经验总结,同时认真吸取了十年内乱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深刻教训,把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条理化、定型化,它标志着新中国的证据制度逐步成型和趋于完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 2012年我国立法机关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基础上, 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 特别是合理吸收和采纳了有关国际公约中的内容, 对《刑事诉讼法》
中对证据方面的规定进行了重大的补充和修改, 其中主要涉及证据种类、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制度、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保护制度等五个方面。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实。在运用证据上,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还是坚持主观唯心主义, 搞刑讯逼供、轻信口供、主观臆断, 这个问题已成为划分两种证据制度的分界线。我国长期以来秉持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证据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 要求侦查、检察、审判人员都“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具体来说,证据事实本身能够.证明什么, 就认定什么; 每个证据有多大的证明力,就确认它有多大的证明力。总之, 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 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客观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情况。例如, 在我国, 不允许法官仅仅根据被告人自白就确信被告人有罪。《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人民法院要判决被告人有罪,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 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轻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采用酷刑获取言辞证据是我国封建社会刑事证据制度的一大特征。在我国,其毒流甚广,尤其是政治上的左倾路线，最容易接受利用刑讯通供的方法, 推行其极左路线。因此,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以刑讯方法收集证据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十分必要。
第三,坚持依靠群众,深入调査研究。它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査明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就必须进行调査研究，全面收集证据, 进行系统的周密的分析。才有可能在准确判断证据的基础上，搞清案件的事实真相。特别是刑事案件,要查明其事实真相,认真调査研究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办案人员对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非亲眼目睹，事先也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使案件得到正确的处理,就必须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査研究,对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去粗取精、去伪取真,并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掌握其内部联系。这是査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科学方法,是贯彻落实我国实事求是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项根本措施。
第四, 证明标准具体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刑事案件的
证明标准是“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但该证明标准是对定案证据充足度在宏观上的要求, 如何具体把握和认定? 什么是“清楚”, “确实”、“充分”,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2012年修正的《刑事新诉讼法》第53条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作出了更加详尽的规定。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一份我国于2004年第一轮司法改革基础上的第二轮司法改革的决定，它是推进我国司法民主进程的行动纲领。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问题，该文件明确指出，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明确证据审查和采信规则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和保护制度，明确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
近3年来，在中共中央上述决定的指导下，中央各政法部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认真总结了适用刑事证据的经验，尤其是吸收一些错案的教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实施。在“两个规定”贯彻实施的基础上，按照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计划，对“两个规定”中的许多内容，立法者给予高度关注，其中多项涉及证据制度改革的内容已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达成共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力度和向前推进发展之势，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原则性的8条规定[1]相比，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展了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比较系统地初步建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的科学命题，实实在在地把刑事证据的适用程序法定化、条文化。这是全面准确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我
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它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014年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契机下，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必然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纵观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笔者认为，新形势下我国对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更加注重程序公正。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无数次表现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更加注重程序公正无疑将对转变我国公安司法人员的诉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因为法律程序本身，比案件审理结果更重要。毕竟，每一个案件只是个案，审理结果错了还可以修改，而由于程序正义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公民因此对“法律神圣”产生的怀疑却难以修复。
第二，完善证据规则体系。我国目前证据规则体系还有待形成，缺少一部专门对刑事证据制度加以规范和统一的法律。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证据规则方面较为欠缺。“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及批复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弥补缺乏统一规范的证据规则。但力度还是有所欠缺。
第三，建立统一的证据法典。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提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当前影响司法的诸多因素并存的情形下，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制定统一的证据法典是完备和建立我国证据规则最有效的手段。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司法传统，并能较好的解决我国现有的证据制度在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及运用当中存在的一揽子问题。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法可依的前提。
[主要参考文献]
著作：[1]、刘万齐、《刑事证据学》、2012年10月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16-36页；
期刊：[2]、梁晓楠、《清末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法制与社会》、2011.04（中）、1-2页；
互联网资料：[3]、李常秀、《民国时期的自由心证制度研究》、https://www.doczj.com/doc/cf19082361.html,/p-3347346303261.html、当代。
中外证据制度比较 内容摘要：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我国，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但是，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较少得到关注。 关键词：证据，神示证据制度，制度史，证据种类 一、国外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神示证据制度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凭借神的各种启示来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制度曾普通存在于亚欧各国的奴隶社会，甚至在欧洲封建社会早期还保留神示证据制度的残余。 在奴隶社会时期，诉讼采取控告式诉讼程序，起诉权由私人掌握，原告、被告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对立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争执不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正确认识人类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那时人们信奉神灵，认为神是人类的主宰，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最公正的。因此，对于难以查明的案情，难以决断的争议，便求助于神意来判明是非和解决争议，并以此为基础对案件作出判决。 由于神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物，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十字形证明以及卜筮等，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具有代表性显示神意的方式。但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区域
中国的证据制度简介 一、证据制度的概念、种类、分类、作用及历史发展 （一）证据制度概念、种类、分类、作用 所谓证据制度，广义上是指规定证据、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国关于证据的一系列的规定、规范的总和。而狭义上的证据制度是指证据制度类型。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发展过程。 证据的种类主要有以下9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笔录、视听资料。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证据可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本证和反证等。 证据的作用：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和正确认定事实的依据，是司法人员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是迫使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的有力武器。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时，证据是解决发生争议案件的事实基础，人称“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充分地说明了证据的地位和作用。另外，证据还是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的工具。 二、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 （一）“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被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诉讼证据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要求司法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依据，准确的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要求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达到以下四项标准：（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以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而只有同时具备这四项标准，方能被确认为认定事实清楚，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这种证明要求，理论上从认识论的角度将之称为“客观真实说”。 然而将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的证据制定似乎对发展我国的证据理论和完善证据制度未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的实际，它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法官司法权的滥用；其次，它将严肃的、现实性极强的法律问题用哲学话语和原理予以阐述，替代了对诉讼证明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心证证据制度，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确立法官的心证自由。 （二）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1、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认为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认识论，同时，由于长期受“我国的司法队伍是一只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客观真实的队伍。”的思想的影响，法学界普遍认为所有定案的证据都是确切无疑的；所有的定案证据相互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也是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加以排除的；且所有的证据都应当是客观的、真实的、确切无疑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为保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案件事实相一致，不管案件事实有没有查清的可能，也不管需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法官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调查取证。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低下，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所以说，“客观真实说”虽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就是用一 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的形式把神的意志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全民族科学文化技术落后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1、对神宣誓 2、水审 3、火审 4、决斗 四、对神明裁判的评价 1、在一定情况下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 情况 2、提高了人类司法判决的权威性，有 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4、不仅表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而
且表现为对人们的行为引导和规范能力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一、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是法律 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 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 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 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封建社会专制度 三、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基本的证明方法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有利防 止法官主观擅断，维护法律统一 实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 4、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 判断规则。 四、对法定证据制度的评价 1、积极性，比神示证据制度有进步 性 2、消极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 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 大小，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均由 法官根据自已的良心、理性进行 自由判断，关根据其形成的内心 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 度。 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产生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 1、资产阶级崇尚人的理性和良心， 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观点，要求 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束缚 2、资产阶级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只能 达到形式上的真实不能达到实质 上的真实。 3、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生平等有观念要求废除法定 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下马制度的理论和立 法 1、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1791
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了解： 1、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 2、法定证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二、领会： 1、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2、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 三、掌握： 1、法定证据制度的概念和特点； 2、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概念和评价。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用一定形式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证据制度曾普遍存在于亚欧各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达方式。 第二节法定证据制度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又称为形式证据制度，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规则，法官必须据此作出判决的一种证据制度。它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否定。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点： 1、刑讯逼供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获取证据的合法方式。 2、法定证据制度的一些做法如防止法官专断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意义。 3、法定证据制度具有等级性的特点。 4、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点，法律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规则。 法定证据制度是适应封建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建立的，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取代了神示证据制度，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运用证据上摆脱了宗教迷信，
使之服从法律。一方面限制了法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问题上的专横武断，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法官在采证问题上的专横武断。 第三节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一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良心、理性进行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信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法国，法国的杜波尔在1790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自由心证的原则第一次被提出来。自由心证是作为法定证据理论的直接否定物出现的，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为法官的理性和良心，二是心证达到确信的程度。理性是判断证据的依据，良心是真诚地按照理性的启示判断证据的道德保障。总之，自由心证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具体规定，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形成的信念就叫做"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叫做"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理性状态就是判决的依据。在自由心证理论中还有一?quot;盖然性"理论，认为法官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判定证据的证明力，因而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他们对此做出的决定只能具有一定盖然性。即自由心证是有限度的。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取代封建时期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它的建立引起了诉讼结构的变革。 第四节我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1. 我国古代证据法律制度 （1）奴隶制时期的证据制度 我国奴隶制时期的证据制度民刑不分，具有以下特点： a.法官认定案件主要依据审判时间经验的总结。 b.神示证据制度消失的较早。 c.除重视采用当事人的证词外，还重视其他证据的使用。 （2）封建王朝时期的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王朝的诉讼程序同样是民刑不分，具有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a.坚持口供至上的原则，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b.审讯是可以依法刑讯 c.诬告者反坐，伪证者罚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演变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相关制度也在不断演变。在历史 的长河中，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完善，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制度的演变过程。 一、古代中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审查 在古代中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主要是由官员负责，而且审查的程序相对简单。在 《大义观》中，关于证据的收集和审查成为了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司法官员在审理 案件时，一般会对相关当事人进行盘问，以获取相关的证据和线索，然后根据这些证据进 行判决。在古代中国，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程序规范，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给 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清朝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制度。在《大清律例》中，对证据的收集和审查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提出了“翻案审理”的概念，也就是重 新审理和审查案件的诉讼程序。清廷还设立了专门的御史院，负责对各级官员的执法行为 进行监督和审查，以防止滥用职权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制度迎来了重大的革新和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我国开始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证据收集和审查制度，包括了刑事诉讼的原则、程序和程序规则等，对于证据的采信和排除方式也进行了具体的 规定，同时加强对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和制约。这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为我国的刑事 诉讼证据审查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活力。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审 查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对证据 的规范化收集和审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据链辨认和鉴定制度，提高了对证据的审查力 度和程序的公正性。还不断加强对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加大了对职务犯罪 和司法腐败的打击力度，不断提高了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质量和效率。 当代中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审查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证据收集的失真和不全面 仍然存在，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法行为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也对刑事诉讼证据审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证据的鉴定和认定机构仍然 存在一些不足，导致了一些证据的真伪难以辨别。公众对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理解和参与 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面对 前面提到的问题与挑战，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司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建立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我国在立法上正式建立了刑事证据制度，证据方面的内容主要规定在第一编第五章中，共七条。此外，还有一些相关规定散见于第二编第二章侦查、第三章提起公诉以及第三编审判。 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一条“指导思想”中开宗明义地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证据制度方面，则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与证据理论是普遍理论与部门理论的关系，即一般与特殊的关系。”{1}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办案人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实践去发现证据和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努力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办案人员的认识“即具有真理性。”{2}人们认为，只要办案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正确的方法收集、分析证据，任何案件的事实都是可以查清的。{3}192 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建立的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证据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为目标。按照传统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理解，认为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并且是可以被正确认识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任务自然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4}114“司法机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只有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才谈得上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才可能真正做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保障公民合法权益。”{4}116 2.诉讼的进行与案件的处理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这一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的进行和对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不管在诉讼的哪个阶段，事实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提纲: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1.封建社会证据制度概述。 2.《唐律》封建证据制度的代表。 三、中国近代证据制度。 1.清末时期证据制度的发展 2.民国时期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四、中国当代证据制度。 1.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中国当代证据制度的特点。 五、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 摘要: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所在,是追求客观真实,实现审判目的,保护合法,惩戒违法的前提。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下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项法律制度趋于完备。刑事证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通过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历史与未来发展的探究，可以明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供参考方向。本文以时间顺承方式对从我国奴隶制时期到当代的刑事证据制度及其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新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刑事、证据、制度、历史、发展 正文： 一、中国奴隶制时期证据制度。 中国奴隶制时期所实行的证据制度与同时期其他亚欧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根据历史记载，在我国局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曾采用过神示证据制度的某些做法。但总体来看，神示证据这种证据制度在我国适用较少，消失较早。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我国奴隶制时期“法官”判断证据和认定案情，重要根据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 据《周礼·秋官·小司寇》和《尚书·吕刑》等史料记载，当时办案时，须“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所谓“五听”，是指“法官”在办案时，分别从言辞、脸色、呼吸频率、听到询问的反应以及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分析各方的证言真伪。 这种裁判证据的方式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司法经验总结的成果。其中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存在合理的因素。表明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注重对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当时所实行的“五听”，相较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的神示证据制度有其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二、中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与同时期其它亚欧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因而，刑事证据制度也同样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与西方国家有诸多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受到法定证据制度的影响，而是实行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证据制度。
第二章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P22 现代证据制度可以分为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以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为依据，参照欧洲大陆证据制度的发展模式，可以将证据制度划分为：〔1〕神示证据制度；〔2〕法定证据制度；〔3〕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一节神示证据制度 一、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P23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奴隶社会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 神示证据制度，也称神明裁判或神证。就是“借助〞神灵帮助裁断案情，并且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根据神意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证〞的方法通常包括“神誓法〞或“神判法〞。 二、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 1、政治上实行神权统治。 2、科学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缺乏战胜自然的力量。 三、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 神灵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一个虚拟的抽象之物，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的意志或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卜筮等方法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典型的神意表示方式，由于各民族、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的不同，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一〕对神宣誓：又称神誓法，就是当诉讼双方的陈述相互矛盾、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P24 对神宣誓的使用有两种方式。P24 〔二〕水审：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当事人接受水的考验，显示神意，借以裁定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是否真实、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水审又分为冷水审和沸水审两种。P25 〔三〕火审：用过一定的方式要被告人接受火或者烧红的铁的检验，显示神意，借以判定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以与刑事被告人是否有罪。 〔四〕决斗：盛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也被用在诉讼中，借以确定当事人双方对案情的陈述的真伪，以与谁是犯罪人。 四、对神示证据制度的评价 大约在12世纪末，“神明裁判〞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知识世界的怀疑论；二是社会环境的变迁。 神示证据制度是当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为维护剥削阶级服务的。神示证据制度的出现和长久的存在，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1、神示证据制度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能够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2、神示证据制度提高了人类司法判断的权威性，因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神示证据制度有利于维统治阶级的利益。 4、神示证据制度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XX者和犯罪人的惩罚，而且表现为在适用过程中对社会上一般人行为的引导和规X能力。
证据制度基本沿革
三、外国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人类早期的证据制度 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审判模式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在人类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法庭也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所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明旨意”所设置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场所。 早期国家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个人问案的“东方模式”；另一种是集体裁决的“西方模式”。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无论裁判者是神职人员还是行政官吏，他们在断狱问案时一般都实行个人负责制。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采用的则是奴隶主集体负责的审判模式。 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有所不同。这在欧洲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11世纪以前，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样影响着欧洲大陆和英国，但在“神明裁判”消亡的同时，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审判实践也开始分道扬镳。前者实行了所谓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者则形成以陪审制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制度。 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诉讼制度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早在11世纪的爱德华国王时期，英国的法官就不再由深受教会法熏陶的教士来担任，而是由在王室法院中接受普通法训练的世俗律师来担任。但是在欧洲大陆，很多法官都是在意大利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大学中接受过罗马法和教会法教育的人。第二，从13世纪开始，英国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就以其自己的法律为基本内容，最初都由伦敦那四个（前殿、内殿、林肯、格雷）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律师协会负责。而在欧洲大陆，法律教育机构直到18世纪末还只能讲授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内容。第三，英国比欧洲大陆更早就确立了王室的中央权力，因此英国国王得以推行其偏爱的陪审团审判模式。而欧洲大陆的小国君主们则不得不在维护其统治时借助罗马法的力量，于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确立起来。 （二）普通法系国家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1、陪审团审判模式的历史沿革及其对证据法律制度的影响。 英国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陪审团审判模式的产物。英国的陪审制度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欧洲大陆传进来的。早在公元10世纪前，欧洲大陆诺曼底大公的司法官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就经常传唤24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进行询问，然后在其陈述的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这一做法后来被诺曼征服者带到了英格兰。 （1）做为邻里审判方式的“知情陪审团”。 在英格兰，陪审团首先被用于那些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之中。后来随着王室法院权力的增长，英国王又开始授予王室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早期的陪审团由12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组成。这些人被召到法庭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陈述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从现代审判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属于证人。他们既是证人又是裁判者。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于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不过，在英国的一些小村镇，这种陪审制度一直保留到19世纪的后期。 （2）“不知情陪审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上述陪审制度下，证据规则显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现代证据法中那大量涉及证人证言的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促使这种“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转变，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证据学家斯蒂芬（Sir James Stephen）通过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说明，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陪审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不足”的难题。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需要别人提供证言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陪审员了解案情与否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大，知情陪审员越来越难找，于是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时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为了防止陪审员带着事前的偏见参与案件的裁决，不了解案情又成了选择陪审员的基本条件之一。1352年，英国的法律最终确立了被告人要求知情陪审员回避
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在刑事司法中，证据是裁判官作出公正公平判断的基础和依据。因此，刑事证据的认定与运用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保证审判公正，不断完善和创新刑事证据法律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刑事证据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刑事证据法律制度完善的意义在于保证司法公正与权威，确保罪犯的有罪不被无罪；保护无辜被定罪的可能性，减少冤案的发生。同时，完善的刑事证据法律制度还能提升司法效率，保障案件的合理审理，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公平和高效的司法服务。 二、1. 证据收集方式的创新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对电子设备的调查和信息的解析，获取更多的证据。同时，刑事调查中可以运用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材料作为证据，提高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 对非法证据的规范处理 在刑事证据收集过程中，非法证据的存在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完善的刑事证据法律制度应当明确规定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运用。一方面，应加强刑事调查人员的执法素质培养，避免非法证据的产生；另一方面，对非法证据的运用应有明确的界定，避免不当的使用而导致错误的刑事判决。 3. 引入专家评估机制 为了确保刑事证据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引入专家评估机制是一种有效手段。在刑事审判中，对于技术性证据的鉴定，可以由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评估和解释，提
供专业意见。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证据的价值和可信度，还能够有效避免对证据的错误解读和误判。 4. 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刑事证据中，科学的司法鉴定是一项重要工作。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加强对鉴 定人员的培养和管理，提高司法鉴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同时，建立起科学、权威、公正的司法鉴定评估机构，规范司法鉴定的活动，并及时公布鉴定结果，以确保司法鉴定的公正和准确。 5. 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 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需要有专业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的司法人员来 执行。因此，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司法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必须通过规范培训和监督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感，保障他们正确运用刑事证据法律制度，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支撑。 三、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挑战和前景 完善和创新刑事证据法律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 如何平衡证据的真实性和保密性，如何防止滥用和独裁，以及如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等。但是，只要我们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动态，及时调整和完善法律，不断保障完善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相信未来的刑事证据法律制度一定会不断进步，为实现公正审判发挥更大作用。 综上所述，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通过创新 证据收集方式、规范非法证据的处理、引入专家评估机制、完善司法鉴定制度以及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等手段，可以使刑事证据的认定和运用更加科学、公正、准确。在不断解决挑战和改进问题的过程中，刑事证据法律制度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为构建法治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试论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证据种类基本上包括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以及早期的神示证据，本文逐一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比较法学的视野，探寻、梳理了古代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理清其优点和不足之处，以期有助于理论探究和当下法律实践的借鉴。 ：中国古代证据基本类别比较法学特点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核心所在，法律定纷止争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审判活动目的的良好实现，都离不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这都需要借助于证据制度的保障。尽管中国古代并非法治社会，但对证据制度的重视则毋庸置疑。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密切相连的证据制度也随之产生、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曾经对东亚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它历史悠久，留给进人很多值得继承的东西，饶有特色的古代证据制度就是其一。”[1]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基于比较法学的视野，通过与西方证据制度相比较，重点阐述中国古代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样态，并浅析其自身存在的特点，以期有助于理论探究和当下法律实践的借鉴。 一、中国古代司法中证据的基本类别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并非如现代法制那样对证据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分，也不存在专门的对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但是从既往事实上看，证据的分类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证据类别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发生变，同一朝代法律制度对不同的
证据类别重视的程度也不一致，但纵观整个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证据的界限还是清晰可辨的。一般来讲，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一下几种。 1、口供。据现有史料记载，中国古代口供制度至晚确立于西周时期，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与隋唐时期，强化于明清时代。口供又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其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汉代曾规定“会狱, 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并有“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张，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口供，可以用刑讯等一切方法。魏晋时期，也有用“测囚之法” 以得到口供的记录，说明口供在审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由此可见古代司法实践和司法官吏对口供的重视。 2、证人证言。证人在诉讼过程中就自己感知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出陈述，并据此来查清案件事实，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所重视。中国古代的证人一般由官员根据案情自己召集或者由当事人提供后官府召集。证人一般当堂作证，否则，按律治罪。同时，在我国古代诉讼中，各个朝代一般都严厉禁止诬告。反对、禁止诬告罪始于西周，直到秦朝规定的更为详细，秦律采用诬告反坐原则对诬告者加以处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许多关于惩处诬告的文字记录，如“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为隶臣。”自秦朝以后，古代中国的法律都以诬告反坐作为惩处诬告的基本原则。
刑事证据制度的现状与改革 刑事证据制度是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它保护了公民的 权利，保证了公正的司法判决。另一方面，它也防止了犯罪分子的逃避惩罚。 近年来，刑事证据制度的现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法律专家和公众人士提 出了改革的建议，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法律环境。 目前，刑事证据包括证人证言、文书、物证、视听资料等。证人证言是刑事证 据中最常见、最重要的证据形式之一。在证人证言的采纳和分析上，法院通常要考虑证人的人格、诚信、眼力、记忆等方面的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证人可能存在虚假陈述、忘记或故意避开某些问题等问题，使得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日益下降。 文书证据是指书面文件或记录，如合同、报告、登记、警方记录等。这种证据 通常反映了事实的真实情况，因此在法律上也很重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文书制作者的主观性和认知限制等因素影响了文书证据的准确性，使得文书证据的价值有时也不足以支撑刑事审判的判决。 物证是指可以作为证据提供的实物，如血迹、鞋印、指纹、武器、毒品等。物 证是刑事证据中比较客观、直接的证据之一，因此也被应用得比较广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物证的收集、保管、检验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使得物证的可信度也有所下降。 视听资料指视频、音频等在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审理的材料。随着现代科技的 飞速发展，视听资料在刑事证据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在视听资料的采集、保管、分析等环节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难以控制的因素，可能会影响视听资料的可信度甚至是真实性。 因此，针对以上的问题，一些法律专家和公众人士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其中， 最重要的建议之一就是加强证据认证和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证据认证部门，建立证据采集、保管、分析和审批的标准规范，将证据采纳的标准
我国证据的现状和发展 近年来，我国证据的现状和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司法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证据在司法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法官了解案件的真相，还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下从证据获取、证据保存和证据使用三个方面，展开叙述我国证据的现状和发展。 一、证据获取 证据获取是案件审判的基础，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我国法律规定了多种证据的获取方式，如询问、勘验、检查、鉴定等。同时，我国还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证据收集制度，加强了对证据获取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例如，对于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证据获取，我国法律规定了特殊程序，确保了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二、证据保存 证据保存是确保证据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环节。为了防止证据被篡改、销毁或丢失，我国法律规定了证据保存的具体要求。例如，在刑事案件中，相关证据必须由公安机关严格保管，确保证据链的完整性；在民事案件中，法院会对相关证据进行封存，确保证据的真实性。此外，我国还倡导电子证据的使用，加强了对电子数据的保存和审查，提高了证据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三、证据使用 证据使用是司法决策的核心环节。在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守证据规则，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我国还鼓励各方当事人提供有效证据，充分发挥证据在司法决策中的作用。此外，我国还积极推进科技与司法的融合，例如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证据的鉴定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司法效率和公正性。我国证据的现状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不断完善证据获取、证据保存和证据使用的制度，我们有效保障了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证据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证据收集的难度、证据保存的安全性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证据工作的研究和培训，提高证据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推动我国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进社会公正和法治建设的进程。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演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证据审查的方式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其 中包括证据的收集、保存、使用、排除等一系列环节。本文将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 演变过程入手，探讨其发展趋势及其对于中国法律体系的现实意义。 1. 传统审查方式 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主要依赖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在审判阶段，法 院仅仅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只要证据能够表现出某种形式并且看起来合理，就会被作为事实承认。然而，这种审查方式存在很多的弊端和缺陷，比如说证据获取的途径、证据的真伪性和证据的完整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清洁审查成为了常态化的审查方式。清洁 审查首先将证据的类型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哪些证据是被认为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在证据的采证过程中，清洁审查制度强化了对于采证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对于证人 证言的限制和审查，从而使得证据的真伪性和可信度有了更好的保障。 人权审查是在清洁审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新型审查方式。人权审查所关注的是诉讼 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强调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和自由。人权审查的实质是将证据证明的责任 转移到了检方上，即只要检方不能证明其指控的罪行的存在，证据就无法成立。人权审查 方式的出现对于司法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 逐步完善和发展。 4. 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在人权审查的基础上，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体系还引入了证据排除制度。证据排除 制度是指一种可以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它可以限制不正当的证据使用，同时保护被告人 的公正和合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施要求审判机关对绝大多数规范证据和“间接证据”的 判定和认定能够得到严谨和周全的法律程序保障，以便为被告人公平辩护提供充分的法律 保障。 总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审查的演变彰显了中国法律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的进步 和成就。随着证据评价标准逐渐规范化、证据收集方式逐步改进、证据质量评估逐渐严格，我们相信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将会更加公正、透明和具有全球性的荣誉。
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新走向 刑事证据制度是现代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于公平公正地处理刑事案件、维护社会安定和法律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主要以《刑事诉讼法》为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逐渐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要想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刑事证据制度，需要不断进行立法新走向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新走向。 一、强化审查把关，规范证据获取 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关键在于如何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避免因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合法而导致的误判。为此，加强对证据获取的审查和把关，规范证据获取的程序和标准是当前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重点。我国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还存在一些争议和差异。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解释和适用，防止在证据获取或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当行为。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电子证据和科技证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证据形式。需要制定相关的规定，有效保护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防止科技刑事案件中出现证据捏造和伪造等不良情况。这包括对于证据的获取、存储、加工和展示等环节都需要进行明确的规定，确保科技纪录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实现证据共享，提高证明效力 刑事案件中，各类证据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往往是裁判人员考量案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立证据共享的机制和平台，可以有效提高证据使用的效率和效力，避免证据浪费和遗漏。与此相关的，还需要建立起一个彼此协调的刑事证据制度，在不同管辖范围、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证据之间实现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提高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判断和决策能力。 在这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可以建立起一个电子证据网，实现不同电子证据之间的交叉检索和对比分析，辅助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案件中出现的证据、目击者和嫌疑人等信息进行精确分析和比对，有助于发现证据之间的关联和重要线索。 三、建立公正严谨的证据审查机制 证据标准和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至关重要，是刑事证据制度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建立一个严格、公正和科学的证据审查机制，成为当前证据制度立法的重要方向。在实践中，需要对证据审查的标准和程序予以规范和制度化，确保证据审查过程中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此外，还应当建立不同层级、不同专业领域的证据审查机构体系，采取多元化、国际化的证据审查方法，从而确保证据审查体系的公正严谨。 总之，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新走向，需要从加强证据获取的审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分析论文 一、概念与起源 刑事证据展示，又称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了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它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辩护方可以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他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 证据展示制度最早源于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早期证据展示制度在英国是以司法判例形式存在的，即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将证据展示制度固化下来。然而，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展示证据的一项制度，证据展示正式发端于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因为在英美对抗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及法官消极的仲裁者地位，决定了证据展示极为必要，否则法庭审判将完全演变成一场纯粹的司法竞技，案件的客观真实难以发现，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相互突袭不可避免。美国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中首次确立了证据展示规则，以后各个州也相继进行了规定，并逐渐扩大了证据展示范围。建立在庭前交换证据为主线的证据展示制度成为必然。从1979年修订《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改变控方单方面出示证据成为控辩双方互相出示证据至今，美国大多数州都以成文法形式制定了专门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国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就陆续出现过证据展示的司法判例，及至本世纪90年代，又对证据展示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在皇家刑事委员会的努力下，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ProcedureandInvestigationAct1996）中以实体法典的形式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定。美国学者在论证《联邦行使诉讼规则》第16条时，指出这一规定中确立的证据展示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刑事政策：有利于使得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迅捷。因此，尽管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也存在过争论，但证据展示制度在英美刑事诉讼中无疑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制度。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上采用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形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摘要：证据开示制度是最早形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它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在诉讼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证据开示制度的主旨是使诉讼当事人能够在庭审之前得到与案件有关的必要的证据信息，为诉讼做必要准备。证据开示制度给予当事人双方平等的收集、掌握证据的时机，促进发现事实真相。同时也提高了诉讼效率，减少了庭审举证、质证的繁琐过程，减少了庭审的时间，以到达保证诉讼的公平与效率的目的。本文中，笔者就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问题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谈几点个人意见。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开示被告人 一、证据开示制度的起源、概念及意义 1、证据开示制度的起源 证据开示最早起源于16世纪末期的英国，19世纪英国在民事诉讼改革中形成。1938年美国确立了一项法定证据开示程序后，证据开示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诉讼法和证据法之中。 2、证据开示的概念 证据开示的根本涵义是指庭审调查前诉讼双方当事人从对方或第三方处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和收集证据的程序，它是一种庭前的程序和机制，是诉讼一方在庭审前获取另一方与案件有关事实和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制度。 3、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及意义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准备程序的一局部，之所以既能促进发现真实案情，又能保证庭审活动集中、顺畅的进展，主要是因为现今诉讼活动的特征所决定。在现今诉讼活动中，对抗性是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对抗性特征导致了诉讼双方为到达诉讼目的的相互采用各种竞技手段，在诉讼中，诉讼双方都尽可能的搜集、使用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同时诉讼双方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获知对方已掌握的各种证据信息，借以到达削弱对方的攻击力和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从而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诉讼双方的这种对抗性使诉讼双方必须在庭前严格保守自己已知悉的案件信息，以防止自己所知悉的案件信息被诉讼对方获知。鉴于这种对抗制度将导致诉讼双方交换证据的困难，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问题，也就随之突出出来。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提高诉讼的效办，就必须制定专门的证据开示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来说，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主要有：1、确立诉讼双方争议的事实，找出争议焦点；2、取得与案情有关的必要的证据信息；3、为庭审作必要的准备，获取一些庭审中可能难以取得的相关信息，证据开示制度的根本意义就是为了到达证据开示的目的，以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 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作了较大的修改，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开示做出了局部规定，与修订前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在证据开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它在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